冬 夜 战 歌
武 光 △ 著
地下斗争难万千，
日日夜夜闯险关，
共青团员英雄汉，
视死如归不畏难。
作 者 简 介
武光，1912年生，河北省深泽县人，
汉族，1930年参加革命。
曾 任：
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1931年）
中共直中特委委员，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1932年）
中共乡吉特委书记（1937年）
延安马列学院马列主义研究室研究员（1940年）
中共平北地委副书记（1942年）
中共冀察区党委城工部长（1944年）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1945年）
中共察哈尔省委组织部部长（1946年冬）
中共晋察冀二地委书记（1947年）
中共晋中区党委副书记（1948年）
中共湖南省委委员、长沙地委书记（1949年夏）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书记（1951年）
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委员、粤西区党委第一书记（1952年）
中共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院长（1954年）
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自治区人委（政府）第一副主席（1963年）
中共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1979年）
中共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人大常委副主任（1982年）
曾坐监狱：
国民党监狱五年（1932年12月11日—1937年10月底）
四人帮监狱七年半（1967年11月—1975年5月）
流放三年半（1975年5月—1978年12月）
内 容 简 介
本书包括三篇：
一、《冬夜战歌》。描写了三十年代初期，在北平市的地下革命活动及在敌人监狱中的斗争生活。还有附录。
二、《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技术》。
三、《日本投降前后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记叙了我党为接管北平所做的种种努力和斗争。
本书所涉及内容广泛，史料丰富，是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有益读物，对纠正当前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是一本有益的教材。
序（原版）
刘绍棠
我知道武光同志的名字，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上大学的时候。那时，武光同志是北京航空学院的院长。我的几位中学时代的同学，考入北京航空学院学习，向我谈起他们的院长都眉飞色舞，引以为荣。三十多年过去，他们回忆武光同志当年的礼贤下士、爱惜人才，仍旧充满深厚的思念之情。我喜欢阅读老一辈革命家的回忆录。从一些过去在北京从事地下革命活动的老同志发表的文章中，我又了解到武光同志曾任“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北地委副书记，抗战胜利时期的中共北平市委副书记。因此，在我结识武光同志之前，我已经对这位革命前辈非常敬佩。
阅读武光同志的《冬夜战歌》的手稿，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武光同志要我为这本书写序，更使我激动不已。
武光同志的整个革命生涯，在北京的时间最长。他把自己在北京的革命活动写成文字，丰富了北京的革命史料，同时也对北京青少年学习、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起到教育和推动作用。武光同志的这部革命回忆录，写出了一个从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中觉醒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不屈不挠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千锤百炼的战斗历程。它虽然不是一部文艺作品，却可以和杨沫同志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相映成辉。
这几年，不少描写地下革命斗争的文艺作品（小说、戏剧、电影、电视），不顾时代特点，违背历史真实，更不懂党的地下革命斗争的纪律和策略，胡乱编造荒诞不经的情节，以耸人听闻来哗众取宠，以廉价的戏剧效果赚取高额的票房价值，是对烈士鲜血写成的革命历史的亵渎，是对革命者形象的歪曲和丑化。因而，应该纠正文艺创作中的这种不正之风。武光同志长期担任地下革命活动的领导工作，他的回忆录以科学的态度，准确的记述，严格的存真、朴实的描写，为文艺家们提供了一本具有权威性的参考书。
武光同志年事已高，退居二线；但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发挥余热，写成此书，武光同志仍像在第一线上战斗。
满目青山夕照明，霜叶红于二月花。年愈古稀的武光同志，以老骥千里的步伐，行进在四化建设的革命前程上，有如当年在推翻三座大山的征途上进军。
后来者，跟上他的脚步！
1986年6月
序（再版）
一部难得的革命教科书
── 读武光老《冬夜战歌》再版感言
肖衍庆
武光老已是96岁高龄的人，可是，他仍然和青年人一样，上班在办公室学习思考。同他一个办公室的其他人，先后都走了，他仍然坚守着岗位。办公室墙上挂着头戴八角帽的毛主席像，凝聚着老人一生的理想、信念和最美好的情操。
“七一”前夕，老人让司机同志给我送来他的一部书稿，要我帮他审阅修改。我一看，是他曾经出版的《冬夜战歌》。这次修订，去掉了《奔赴敌后》一章，增加了《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技术》一章。单就这个修订，我已看出老人是想将抗日斗争和地下革命斗争区别开来，这样，在书的内容结构上才显得协调一些。
读罢书稿，我掩卷长思，这实在是一部难得的革命教科书啊！
说它难得，首先就在于它不是一般的回忆录，不是固守在民主革命的高度回忆（炫耀）自己的革命历程，而是站在社会主义继续革命的高度有选择地回忆自己的革命历程。凡是有这个觉悟的同志，读这部书都会产生这样的感言。
书中充满了革命的理想、信念和革命情操。这大概和在继续革命的历程上的坚定步伐分不开。试想，一个刚满17岁的小学生，居然当上了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并利用这个职位，办起了店员工人学习班，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当敌人发现后，他毫不吝惜月薪40块白洋的优厚待遇，只身秘密地跑到北平（今北京），在大革命失败，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政治形势下，经千难万险找到地下党组织，以拉洋车作掩护，走上了以革命为职业的道路。读者读到此，能不为这位老人少年时代的惊人选择而震撼吗？
敌人的监狱是共产党人的特殊学校。在监狱里，把自己的信念用自己研究成的，敌人看不懂的符号（新文字）写在用玉米粥糊成的一把纸扇上，挂在床边墙上，天天看；他甚至做起了类似宗教的仪式，每夜在入睡前，躺在床上先将双手紧握，举过头顶，心中默默念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主义必胜。”说：“我觉得这种举动并不可笑，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对党的忠诚，对马列主义真诚信仰的表现。”试想，有了这样如钢似铁的信念，敌人能摧毁得了吗？
在革命阵营能否经得起一时的委屈，对革命者的考验也是很严峻的。从北平出了监狱，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以完整的身躯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经介绍到党中央办的青训班学习。他要求到延安去，因一时无人证明他在监狱的表现，连曾经给他做过假妻子的同志，都没法证明他在狱中的情况，他竟被给了一元钱，要他离开青训班，是死是活一概不管。他面对这一元钱，心如刀割，周身凉彻。但革命的信念，又一次使他鼓起勇气去找党。他说：“青训班对我的冷遇，更加坚定了我的决心。你们这里不相信我，无人证明我，我要到抗战的火线上去，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让铁和火来证明我是不是党的忠诚的儿子。”他挥泪告别了青训班，到山西抗战前线去了。
每每读到这些地方，我不但自问：自己会是什么表现，还联想到老人在文革中因王光美问题被错打成“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大特务”，关了7年半监狱，流放了3年半，而老人始终信念不变；新时期，面对私有化浪潮，又能写出广为传播的《公字诗》（附后），传抄在南街村的墙壁上，这一切，难道不是信念的一以贯之吗？
说它难得，还在于它真实可信。和有些人的回忆录不同，它不是捉刀代笔，充满渲染和编造。正如在原版《后记》里说的，他是抱着“但写真情与实境，任它埋没与流传”的态度来写这部书的。而且是在革命胜利以后才动笔写成的，虽经文革砸抄，几乎丢掉，所幸又回到手里，几经修改，“真情与实境”依然保留着。
书中充满了真实可信的场面。现在人们都说革命者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很难。可是，读了书中在北平听组织安排，为革命去做拉洋车工人的工作，甘做一名“祥子”，和洋车工人一样奔波在北平街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把部分洋车工人组织起来，跟着共产党闹革命。
监狱生活在笔下也写得楚楚动人。一群共产党人在敌人的囚笼里，为了生存用绝食的办法和敌人斗争；为了迎接胜利的明天，学习各种知识；为了开展狱中活动，创造了利用暖气片“打电话”和“打电报”的办法，互相传递革命者的心声。为了秘密记载自己的思想和事情，又使敌人无法破译，费尽心思创造了一套“速记法”（新文字）。特别是书中写了一些和叛徒以及叛徒哲学的斗争，把革命者的革命气节写得凛然动人。在狱中，也有个别同志提出：“只有出去才能革命，不出去怎么革命。”只要出去就好的错误主张。大家一致主张：“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宁可坐穿牢底，坐到日月无光，”在阶级立场上，在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上决不能后退分毫。在大街上，遇到叛徒，瞧其眼神，可看出她将羞愧一生。这些描写，都使人看后，心魄为之一动。
总之，这部书既有崇高的革命理想信念的感召力，又写出了当年地下革命活动的做法，借以说明地下革命斗争的艰难险阻，非同一般。它充分说明了一个从小就决心献身革命的人，只要树立起唯物辩证法指导下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他就会变得无比强大，就像老人现在光彩照人那样。
2008年7月14日
附
“公 字”诗
武 光
不越长城非好汉（注）
坐穿铁牢志弥坚
八十不老仍展翅
九十敢比青壮年
誓除私魔净宇内
定教公宇统人间
2002年7月1日
注：1941年，从延安出发，历经四省，历时一年半，冒千难万险，九死一生，昼伏夜行，抵达长城外延庆县以北的大海陀山。
读 后 感
——这还可能吗？
时 迈
1927年至1937年，是蒋介石背叛革命之后，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相对稳固的十年，现在的一些右派历史学家称之为“黄金十年”。这十年里，蒋介石使用打、拉、封官许愿等各种手法将原先各地的旧军阀笼到一起，都换上国民党的军装。而共产党呢？用英国作家特里尔的话说，他们是已经被打败而且没有胜利希望的一派。
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始于五四运动，又经过俄国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后来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的两个总司令，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创始人，一个是李大钊，于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被反动派杀害了；另一个是陈独秀，因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过程中指导革命不利，致使中国共产党陷入灭顶之灾，被驱逐出党的领导核心，从此萎靡不振。
1927年至1937年这十年，反动派占领着中国各大城市，粉饰太平，蒋介石还假惺惺地掀起所谓“新生活运动”；广大劳动人民穷困潦倒、勉强为生，无声地忍受着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真可谓“长夜难鸣赤县天”。
在这漫漫长夜，在敌人占领的大城市里，有这样一批青少年，有的二十多岁，有的还不到二十岁，他们有的出身贫苦，有的却出身小康，他们多数都是学生或职员，在社会上虽比不上大官大款，但个人生活也还算过得去，然而他们不屑于享受那种还算过得去的小资生活，他们怀着旷世救国的远大抱负，他们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们是一群敢想、敢干的共青团员，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的有生命危险的白区地下斗争。
虽然没有枪林弹雨，但是他们随时可能被逮捕、被杀头。他们在工人中、在市民中开展工作，教育群众、发现骨干，默默无闻；他们写标语、撒传单、搞集会，胆大心细。一旦被捕，他们巧妙地与敌周旋，不怕敌人的威逼利诱，不受敌人的蛊惑收买，更不怕敌人的严刑拷打，他们坚贞不屈。当然，他们当中也有少数的叛徒，由于叛徒的出卖，有时候造成组织被破坏。但是这支队伍始终没有垮、这杆旗帜始终没有倒、这批勇士始终在战斗……
这不是传奇，这是真实的故事。你要了解这些故事吗？请阅读武光同志的回忆录《冬夜战歌》。
《冬夜战歌》的主人公武光同志16岁时在老家河北省深泽县高级小学开始革命活动，17岁时被老师们推上国民党县党部宣传部长的职位，每月工资40块大洋。国民党背叛革命的行为日益严重时，他毅然放弃了这个职位及相应的待遇，只身一人来到北平寻找共产党，他要实现的不是个人升官发财，而是实现崇高的理想和信念。来到北平之后，他被革命组织派去拉洋车，以之做职业掩护，在洋车夫中开展工作。拉洋车的工作又苦又累，赚不到钱，还要挨骂挨白眼、甚至挨打。但是武光没有丝毫后悔。像他这样刚十八岁，个子不高、十分稚嫩的小青年，学拉洋车真够困难，但是他横下一条心，拼足全身力气，硬是适应了拉洋车的生活。正如他当时所写的一首诗所言：
不怕酷暑热汗浇，
任凭胖佬高声嚎；
天大困难能克服，
万般辛苦也能熬；
为党当好洋车夫，
个人艰危抛云霄；
佯为富人做牛马，
实为中华红旗飘。
一个不足二十岁的青少年，抱定理想信念，不怕艰苦危险积极从事革命工作，而且这不是在部队里、不是在轰轰烈烈的解放区，而是在白色恐怖里，单线联系、秘密工作，这对于当今的青年人来说，可能是不可思议的。
人的崇高理想信念是从哪里来的？毛主席曾经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
有的人经过曲折的人生道路，最后掌握了真理、走向了进步，这样的经历当然是宝贵的。在电影《开国大典》里有这样一幕：章士钊对毛主席说：“我这一辈子，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斗争，又跟随段祺瑞镇压过学生运动，主张过抗日救国，又跟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我这一辈子，左一脚、右一脚，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干了些什么！”毛主席说：“你现在走向进步了，所以呀，像你这样的人，我们视为国宝啊！”
是的，一个人有着曲折的经历，特别是这些经历与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联，当他走向进步时，他确实是国宝。然而，一个人在青少年时代就抱定革命理想，为了理想而不怕艰难困苦，而且长期坚持斗争不妥协，这难道不更加宝贵吗？《冬夜战歌》里所描写的像武光这样的一群早期共青团员，更是新生人民共和国的国宝，更是战斗着的共产党的宝贵财富啊！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靠什么胜利的？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极不平衡，可以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局部突破、打破坚冰，争取局部胜利。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就是列宁主义这个原理的一次胜利。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在1949年10月取得胜利，这并不是宿命的、不是历史注定的。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除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矛盾之外，还有中国一些特殊的主客观原因。客观上，中国的买办资产阶级内部不团结，军阀混战，加之日本侵略之后中国更处于四分五裂状态，这是中国的红色武装割据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主观方面，我们平时讲得比较多的，就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有了毛泽东这样一位伟大、成熟的领袖人物，有了毛泽东集中全党智慧形成的毛泽东思想──这样一套完整的政策策略体系和思想方法体系。“一战”和“二战”之间的不少其他国家，他们在“一战”之后同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共产党，“二战”胜利时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着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但是他们没有出现自己的毛泽东，所以他们的革命没有胜利。
中国革命之所以较快取得胜利，在主观方面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有一大批如《冬夜战歌》里所描写的像武光他们那样的革命志士，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他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他们矢志不渝、奋不顾身。有了这样一大批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了革命的骨干力量，才有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和胜利。否则，毛主席一个人思想再伟大、再光辉，没有人去执行，会起什么作用呢？当然，毛主席的思想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从血与火的实践中提炼出来的。只是靠了一大批这样的先锋骨干分子，才发动了人民群众、感动了“上帝”（毛主席在《愚公移山》一文中说，我们的“上帝”不是别人，就是中国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当时的白区工作，是红色武装割据的重要侧翼，是不可缺少的“第二条战线”。通过“第二条战线”，向解放区和部队输送了大批物资，更输送了大批干部。
毛主席1937年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这篇报告中说，我们的革命依靠干部，要作为一种任务，在全国发现许多新的干部和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这些人不要自私自利，不要个人英雄主义和风头主义，不要懒惰和消极性，不要自高自大的宗派主义，他们是大公无私的民族的阶级的英雄，这就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的领袖应该有的性格和作风。我们死去的若干万数的党员，若干千数的干部和几十个最好的领袖遗留给我们的精神，也就是这些东西。我们无疑地应该学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得更好一些，把自己提高到更高的革命水平。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研究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像欣赏京剧一样，在知道其结局的前提下欣赏剧的某一段。可是那时的革命者，作为当时革命的“剧中人”，他是不知道革命的前途如何的，特别是在1927至1937年这段革命低潮年间。他们不知道革命何时胜利，甚至不知道自己能否看到革命胜利。但是，他们始终在顽强地坚持斗争。这是一种什么力量在支撑呢？
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走向低潮，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遭到重创。毛主席开创的革命事业能否再度复兴？如果要复兴，靠什么？
有的朋友说，靠群众起来斗争。可是，列宁教导我们说，即使是产业工人也是不可能自发产生革命思想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人民靠我们去组织。无论是欧洲各国近现代的革命史，还是当代亚洲各国的运动史，都一再向我们展示一个铁的事实：如果共产党人不去主动发挥作用，而任凭群众自发地斗争，那么即使群众起来了，群众斗争的成果也会被资产阶级所利用。要做好群众工作，必须具备《冬夜战歌》及其附录《白区的秘密工作技术》中所描述的那样一种耐心、经验和技术。现在一些“左派”朋友想象有一天群众会自动斗起来，或者自己振臂一挥，群众就会拥上来，这简直是一种幼稚的蒙昧。凡是想要深入群众、做群众工作的进步青年，我建议你们，阅读《冬夜战歌》吧！
有的朋友说，中国革命目前没能再度复兴，是因为还没有出现新的毛泽东。这话很对，这话也特别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对年轻一代的殷切期望。但是，毛泽东这样的人物怎样才能诞生？这要求我们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当代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甘于寂寞地做好调查研究工作，而不能靠夸夸其谈、粗枝大叶。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式的人物，其实只需要少数。更多的，需要像《冬夜战歌》里所描写的像武光他们那样的共青团员。一切真诚愿意投身未来中国革命事业、想要指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的进步青年们，你们可能有过要做当代列宁、当代毛泽东的雄心，可是我要首先问你们一句：你是否想过要做当代武光？你有没有武光他们那样的信念？有没有武光他们那样的勇气？有没有武光他们那样的恒心？有没有武光他们那样的情操？
毛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要再度复兴，最重要的是需要像《冬夜战歌》里描写的武光、王振世、刘泽如等那样的一大批革命青年。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又分为两种不同时期，一种是帝国主义争霸的时期、战争时期、风云激荡的时期，另一种是帝国主义暂时结成一个总同盟的时期、各种矛盾积累的时期、政治沉寂的时期。从历史长河看，这两种时期是交替出现的。武光同志青年时代，正赶上帝国主义争霸和战争时期，我们今天则是矛盾积累时期、政治沉寂时期。列宁说，不能等待伟大日子的到来，而是要着手造就伟大的事变。这里所说的“造就”，不是随心所欲地、脱离实际地为所欲为，而是积极地创造条件、积累革命力量。尽管我们今天面临着与过去不同的具体问题和具体任务，但是武光精神仍然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甚至可以说在今天的和平年代，在今天大家都是凭着自觉性单兵作战的情况下，武光精神显得更加不可缺少。
毛主席1937年给“陕北公学”题词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与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地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批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
现在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能够造就一大批革命先锋分子，那么未来中国革命的复兴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否则，未来即使发生社会变动，也将如列宁所预测的那样，是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自私自利的革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并没有力量对事变的进程刻上自己的无产阶级独立性的标记，而且非常软弱，甚至最终可能“溶化”于资产阶级民主派之中，未来的“革命”将同十九世纪在欧洲发生的几乎一切民主革命的结局多少有些相似，而真正的革命者及革命组织就会循着困难、艰苦、漫长、但已为我们所熟悉、为前人所踏平了的道路行进。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境地！如果是这样，中国革命的再度兴起，将被推后一代人、两代人。如果是这样，当代中国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一切毛主义者，将向历史和后代谢罪！
二十世纪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根据列宁主义的原理，认为现实的资本主义世界发展极不平衡，可以在资本主义体系的局部突破、打破坚冰，争取局部胜利。但是中国革命是否在1949年10月取得胜利，这并不是宿命的、不是历史注定的。当时革命的胜利，除资本主义世界的一般矛盾之外，还靠中国的主观原因，一个是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再一个是靠一大批“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志士。在未来，如果中国再度打破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坚冰，再度局部胜利，这是符合列宁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主观力量不到位，不能够驾驭未来的斗争，如果我们将来失败了，那么如上所述，也符合列宁主义。好比毛主席在延安整风时所说，如果我们不能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实践很好地结合，那就难于应付时局困难，就要哇哇叫，鸡飞狗跳，那时候，“诸子百家”就都会出来的，将来的光明也就很难到来，即使到来，也掌握不了它。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的口号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学习《冬夜战歌》、学习武光精神吧！《冬夜战歌》所刻画的群英图谱，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先驱者的群像，其中也有落伍者、半途而废者，但是其中多数人是不甘于寂寞、不怕危险，沿着革命道路一路走过来了。
《冬夜战歌》在《共青团员的个人生活》一节中是这样描写的：
社会动荡和民族的灾难催人早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中，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少年，早早地离开家庭，踏上人生的征途，肩负起民族和阶级解放的重负。那时我们的生活是清贫、艰辛、危险和动荡不定的，然而我们却自认为走在革命道路上是幸福的。
我们既要独立谋生，又要从事革命活动，并尽力从经济上帮助组织，因而我们常常是衣着简朴，食无保证，居无定所。但艰苦的生活却炼就了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
我们每天不但为革命而冒险奔波，还要为谋生而辛苦，我们没有也从未想过节假日吃点什么，更谈不上什么业余生活，不能像现在有些青年人那样，工作之余看电影、溜马路、逛公园、谈恋爱。我们是每天冒着危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自谋生活、开会、写标语、撒传单、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随时可能被捕，随时准备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做最后的斗争。今天是学生，明天可能被派去做工人、店员，到另一个地方，从事另一种职业。个人的志愿绝对服从组织，组织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这种动荡不定、艰苦危险的生活，使我们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婚姻问题。我们虽不是军人，思想上却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战士。
我们也有幸福！那就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共青团组织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集体，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使我们结下了亲如手足的革命友谊。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原来安定舒适的生活，离开家庭，走上了革命这条艰难险阻的道路。我们的青春和生命能紧紧地与中国人民及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这种幸福与快乐是当时尚处在迷途中的年轻人所难以得到的。
今天，如能有一大批进步青年，扎扎实实地学习武光精神、实践武光精神，他们将成为中国的脊梁，那将是民族的大幸，将带来新时代的曙光。
仰望苍天，慨然发问：这还可能吗？
我相信，一定是可能的！
目 录
一、《冬夜战歌》
写在前边的话……………………………………………………（30）
上 篇
第一章 黑夜探索光明…………………………………………（33）
一 雨 露…………………………………………………（33）
二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35）
三 出 走…………………………………………………（39）
第二章 地下革命斗争的开端…………………………………（40）
一 刘泽如…………………………………………………（40）
二 寻 觅…………………………………………………（42）
三 试 笔…………………………………………………（43）
四 参加红色革命互济会…………………………………（44）
五 回 乡…………………………………………………（46）
六 爱 情…………………………………………………（48）
第三章 “洋车夫”和“大学生”………………………………（51）
一 化 装…………………………………………………（53）
二 考 验…………………………………………………（55）
三 新车夫的困难…………………………………………（58）
四 一块银元险惹风波……………………………………（60）
五 街头惨景………………………………………………（63）
六 洋车夫的贫民窟………………………………………（65）
七 打警察…………………………………………………（67）
八 做洋车夫工作的困难…………………………………（69）
九 “洋车夫”听汇报………………………………………（71）
十 “洋车夫”的一天………………………………………（72）
第四章 让劳动人民知道共产党………………………………（75）
一 粉笔生辉………………………………………………（75）
二 传单天地………………………………………………（78）
三 飞行集会………………………………………………（80）
四 巧组游行………………………………………………（82）
五 星 火…………………………………………………（85）
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壮大成长………………………（87）
一 发展组织………………………………………………（87）
二 支部生活………………………………………………（89）
三 派遣和打入……………………………………………（91）
四 团内教育………………………………………………（92）
五 共青团员的个人生活…………………………………（94）
第六章 难忘的战斗………………………………………… （100）
一 怒打“万人敌” …………………………………… （100）
二 轰打艾迪博士……………………………………… （103）
三 砸国民党市党部…………………………………… （106）
第七章 抗日怒涛…………………………………………… （111）
一 南下示威之前……………………………………… （111）
二 “示威”和“请愿” ………………………………… （113）
三 车站斗争…………………………………………… （113）
四 特务破坏…………………………………………… （114）
五 南京政府的恐慌…………………………………… （116）
六 各地抗日学生汇聚南京…………………………… （116）
七 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的战斗……………………… （117）
八 要求释放被捕的同学……………………………… （119）
九 捣毁国民党中央日报社…………………………… （121）
十 蒋介石下野………………………………………… （123）
十一 押送回境………………………………………… （124）
十二 薛声豫…………………………………………… （124）
十三 “九·一八”革命抗日的火种不灭…………………（125）
第八章 营 救……………………………………………… （127）
一 紧急转移…………………………………………… （127）
二 探 监……………………………………………… （128）
三 营 救……………………………………………… （130）
四 假夫妻……………………………………………… （134）
五 除夕之夜…………………………………………… （136）
下 篇
第一章 被捕入狱…………………………………………… （139）
一 佈置保定第二师范的斗争………………………… （139）
二 被 捕……………………………………………… （142）
三 初入牢笼…………………………………………… （147）
四 难忘的除夕夜……………………………………… （154）
五 囚所偶会…………………………………………… （158）
六 审 判……………………………………………… （162）
第二章 在铁牢中…………………………………………… （167）
一 酝酿斗争…………………………………………… （167）
二 斗争就是生活……………………………………… （172）
三 为着明天…………………………………………… （178）
四 战斗堡垒…………………………………………… （183）
五 党的关怀…………………………………………… （186）
六 狱中新闻…………………………………………… （187）
七 芦沟桥的炮声……………………………………… （190）
第三章 苦寻母亲…………………………………………… （191）
一 小鸟出笼…………………………………………… （192）
二 逃出虎口…………………………………………… （197）
三 济南告急…………………………………………… （200）
四 “一元钱”驱之天涯…………………………………（202）
五 归母怀抱…………………………………………… （204）
六 继续走上新的革命战场…………………………… （205）
附录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
北平共青团组织的变动情况………………………… （208）
附录二 有共青团员参加领导的
各革命群众组织……………………………………… （219）
附录三 在狱中研究成功的拼音新文字……………… （221）
附录四 高等法院的判决书…………………………… （227）
二、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技术
一 白区（敌区）的秘密工作……………………………（233）
二 在白区领导群众斗争的原则……………………… （261）
说 明…………………………………………… （276）
三、日本投降前后，党在北平的地下工作
（一）…………………………………………………… （278）
（二）…………………………………………………… （281）
（三）…………………………………………………… （288）
四、后记
冬 夜 战 歌
──共青团北平地下活动片断──
冬夜苦奋斗
争得春光来
写在前边的话
《冬夜战歌》所写的，虽然只是北平地下共青团在一段时间里，在白色恐怖下进行隐蔽斗争的一些往事，但我希望这些往事，能够对今天正在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青年同志们，起一点积极的、有益的作用，能够使青年们在追求理想、幸福的人生道路上得到一点启迪。这也许是我的奢望。
所写的都是50多年前的事情，时间相隔得太久远了，且在地下斗争时，为了保密，不准留下文字的东西，所以现在手头上没有一点过去的历史资料，全凭脑子里的记忆。因此，在某些个别细节或具体时间上，可能会与当时的情况稍有出入，但总的情况和具体事实是真实可靠的。
本书所写的那个历史时期，我们的革命活动无疑会受到“立三路线”残余的影响，表现出某些左倾情绪和盲动倾向，如举行飞行集会等。但我回忆的是历史事实，就应该当作历史来看待，而不是在宣传“立三路线”。这本来是无需声明的。
这本书的初稿，是于1958年写成的，当时因大跃进很忙，所以脱稿后就锁进柜子里。不幸，在“文化革命”的十年运动中，被打砸抢分子抄走了。经过十几年的时间，在党组织的帮助下，费了很多周折，这份稿子终于找了回来。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现在拿出来发表，有些地方又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和补充。
最后，诚恳希望读者，尤其是了解书中所写的那个时期共青团活动情况的同志，不客气地提出批评指正。
作 者
1985年10月
上 篇
在奋斗中
冶炼意志
第一章 黑夜探索光明
一 雨 露
1926年，我十四岁，在河北省深泽县高小读书。
一天傍晚，我在课堂自习。朋友李清汉（他是我的邻村人，当时在外校任教）来找我，还带来一个瘦高身材的陌生人。
在晚霞照耀下，我们走到校外一个僻静的地方。李清汉说：“这是翟少池老师，我的好朋友。翟老师见多识广，学问比我强，你有不明白的事可问他。”他向我递了个意味深长的眼色，又说：“我找吕松涛老师有点事，你们谈吧。”说完就走了。
翟少池打量了我一下，和蔼地笑笑，关切地问起我的学习、生活、家庭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一边回答，一边猜测他的来意。我想起不久前曾问过李清汉关于“共产”的事，他给我讲了一些，我仍不满足，又向他提过一串问题。他答应以后再给我详细讲。
我想他介绍翟少池来，莫非是……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便试探着问：“国民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同？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翟少池告诉我：国民党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党，共产党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党。这两个党目前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要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官僚、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他还把国共两党不同的最终目的向我作了解释和说明，他讲的这些新道理和新名词，有的我过去曾隐隐约约听说过；有的则是第一次听说，感到非常新鲜。又急忙向他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如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共产主义……他一一向我作了解释。他讲得通俗易懂，简明扼要，仿佛像一缕阳光，透过心灵的窗口，照到我的心上，刹时使我的心亮堂了许多。待我们谈完话，已是深夜了。
分手时，他拿出几本报刊递给我，说我可以从这些报刊中进一步学习革命道理。但是，这些都是“禁品”，读时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人看见，否则有杀身之祸。我心领神会，连连点头。
这是一个初夏的夜。灾难深重的祖国正在沉睡。人们经过一天的劳累奔波已进入梦乡。街道上寂静无人，只有天上的繁星和地面上阵阵的凉风伴着我，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悄悄回到了学校。摸到教室，点上蜡烛，我急不可待地打开那些报刊一看，其中有当时共产党的地下刊物《北方红旗》、《向导》等，还有几本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小册子。这些闪耀着革命光辉的书刊，使我如获至宝，欣喜异常，恨不得一下子都把它们看完，记到我的头脑中去。
一连几天，夜深人静时，我秉烛攻读。每夜读完，就把它们藏到教室里那个笨重的木制讲台下面，次日夜深人静时再取出来接着读。读完一遍，我渴求真理的心已深为共产主义理想所鼓舞，在兴奋和激动中又读了第二遍、第三遍……并摘记下精采的段落。在那些日子里，我似乎沉浸在崭新的人生境界中，仿佛插上了理想的翅膀漫游。就连睡前、睡后、吃饭时，共产主义的道理依然不断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终于明白了穷人祖祖辈辈受穷受苦的原因，明白了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救劳苦大众，解放全人类。同这些新思想相比，我觉得自己的脑子里太空虚了。
我猜想翟少池就是共产党员，盼着他能再来找我，然而他却再没有来过。但是通过同他的那次谈话和阅读“禁书”，共产主义思想的种子已在我心中萌芽，我独自在暗中开始了在同学中进行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
我在本班同学中选择了一些可靠的小伙伴，利用各种时机，向他们宣传革命道理。我常常在熄灯后钻进他们的被窝，躲过老师的巡查，悄悄地给他们讲共产主义社会的幸福美景。我还将从“禁书”上摘抄的片断传给县立女校的一个学生（无极县人），由她在女生中去传播。
在那些又激动又兴奋的日日夜夜，我觉得自己一下子长高了，长大了，已经由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学生长成一个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战士了。
（注：后来得知，翟少池是当时中共顺直省委的特派员）
二 党外的“布尔什维克”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上海等南方各地进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使胜利进行着的北伐战争半路夭折。
1928年夏，国民党单独进行“二次北伐”，打到北平、天津，代替了封建军阀对北方的统治。县城里一下子热闹起来了。县衙门、县议会、县商会的旗杆上降下了红黄兰白黑五色旗，换上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关于“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的高谈阔论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这时在县里，国民党的反共面目还未暴露。县里的学界、商贾人士都以“革命”为时髦，争着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深泽县党部就在这一片喧嚣声中诞生了。
我校的一些老师成了新成立的国民党县党部的大员。由于他们的推荐，我这个刚满十六岁的小学生，居然当上了县党部执行委员和宣传部长。当时北方不像南方，国民党的势力发展很慢，临时拚凑起来的国民党还没有多少党员，尚无“清党”的主客观条件。而且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便于我用合法的身份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是我当时之所以接受老师们的推荐的想法。
一个小学生一下子成了全县有权有势的人物，这成了深泽县的头条新闻。我那时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同一大群成年人（其中多是我的老师）共事，并不感到有什么不自在。同一切初出茅庐的少年一样，我用纯真、热烈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我暗地里废寝忘食地干着红色工作，深信美好的社会一定会实现。
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在县城里掀起来了。我亲自带领宣传队活跃于街头，演出反帝剧目，检查日货，动员妇女剪发、放足；组织群众抗盐税，领导农民打倒土豪劣绅……
我虽当了国民党县党部的宣传部长，内心里却自认为是共产党员。为了便于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用国民党县党部的名义办了一个店员工人学习班。地点设在县城中心的宣讲所。为了活动方便，我不让其他人参加这个学习班的工作，一个人包下了全部课程：语文、算术、唱歌、体操等等。我找到机会就给他们讲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们只有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军阀官僚、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才能翻身解放。店员、工人们对这些新道理很感兴趣。我从他们中间选了一个出身最贫苦的学徒工（城内南大街聚义油坊的）小刘做为我的第一个重点工作对象。没想到刚跟他谈了一次有关共产党的事，第二天他就吓得不敢再来上课了。因为这时国民党在南方屠杀共产党的消息已经传来，人们对这些传闻感到非常恐惧。
北方新建立的国民党，也逐渐由反帝反封建转为反共产党了。国民党省党部从天津发来的宣传品，越来越猖狂地把矛头指向共产党。省党部还不断地发来指示，要县党部到书店查禁进步书刊。我经常秘密地烧掉国民党省党部发来的那些反共宣传品，扣下要查禁的书单，听任书店继续出卖这些进步书籍。
国民党的反动本性在北方也彻底暴露了。我与当时不少热心投身革命的青年一样，万分愤慨。我在县党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中物色了几个关系好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没有名义、没有组织形式的秘密反国民党的小组织，成员都是青年国民党员，其中有贾振丰、彭思明、刘兆瑞，还有文庙小学一位姓范的教师。我们曾在偏僻的文庙小学聚会，分析政治形势的发展，探讨国共两党分裂的原因以及青年应走的道路。我们这些人都倾向共产主义，恨不得一下就能找到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我戴着白帽干红事，虽然十分保密，但别人看我表现的总还是与县党部其他领导人有所不同，可能对我有怀疑了。
在县城，土豪劣绅们的反共气焰甚嚣尘上。深秋的一天早晨，我正在办公室读书，忽听门外人声鼎沸。出门一看，县党部大门外挤满了闹闹嚷嚷的县立女校学生。见我出来，有人领头高呼：“张青甫是共产党！”“打倒张青甫（我原名叫张青甫）！”“打倒……！”女生们瞪着眼，挥舞拳头叫喊着，气势汹汹，如临大敌。对此情景既可恼又可笑。我心里清楚，她们是受反动校长操纵的。我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待她们喊够了，我即耐心地规劝她们不要上坏人的当，赶紧回去好好读书。她们见我泰然自若、理直气壮，没有丝毫畏怯的样子，便泄了气，向后躲闪着走散了。
县里的土豪劣绅受反共浪潮鼓舞，秘密串联到北平去，联名向国民党在北方的最高领导机关张继和李石曾主持的“北平政治分会”告我的状，说我太年轻，思想左倾，很可能就是共产党，要求将我清出县党部。
此时，南方国民党新军阀正在进行激烈争夺权利；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倒蒋战争”也在酝酿之中。时局越来越黑暗、动荡、混乱。
1929年的冬天到来了。我目睹国民党日渐反动、腐化及土豪劣绅的猖狂，认清了三民主义不过是他们的幌子。我自己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茫茫黑夜中摸索。我经常想到翟少池，他在哪里？有时，夜不能寐，望着群星闪烁的夜空苦苦思索：到哪里去找共产党的组织呢？……猛然心头一亮，想到了贾振丰。从我和他的书信来往中感到，他可能是共产党员。不久前，他因闹学潮被保定二师开除了，后又转到通县河北省立第十师范。我何不到北平去？对，到李大钊率先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地方北京去找共产党的组织！
三 出 走
决心下定，我开始暗暗地为出走进行各项准备。
县党部宣传部有个叫张玉华的女干事，是保定女师毕业的，为人热情、善良。她的男朋友刘泽如，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平时她待我像大姐姐一样，她和男朋友来往的信件常给我看，她对我的思想倾向也早有觉察。当我婉转地把自己出走的想法告诉她时，她立即答应托刘泽如照应我，并在次日为我写好了拜托刘泽如的信。
我在县党部每月的薪水是四十块白洋，除自己用和补贴家庭外，还积攒了一些。我把这些钱和刚拿到的一月份的薪水带在身上，备好一些简单的生活用品，等待时机出走。
白天，我若无其事地在县党部工作，除张玉华外，任何人都不知道我有要出走的打算。为了保密，我甚至没透一点儿风给自己的父母。
1930年刚过元旦，神不知鬼不觉，我悄悄离开了深泽县国民党县党部，坐马车到定县踏上了北上的列车。这时，我是去寻找光明，丝毫没有那种感伤的离愁别绪，而是极度兴奋。我深信自己选择了一条唯一正确的光明大道。别了，县党部内的几位同志！别了，生我养我的父母！别了，亲爱的故乡！我就要走向崭新的生活。我去寻找光明；光明在等待着我！
第二章 地下革命斗争的开端
一 刘泽如
火车在晨曦中到达了北平前门车站。我一下火车，映入眼帘的是人声鼎沸、万头攒动的人群，像一条黑色的河，缓缓地向出口流去。我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我已进入新天地，精神格外振奋。
出站后，雇了一辆洋车，直奔德胜门内羊房胡同三十六号刘泽如的寓所。
坐在洋车上，我无心看马路两旁的街景，心里只想着见到刘泽如说什么？说到北平来干什么？……
我很顺利地找到了刘泽如，他一点儿也不像我原来所想的那样──典雅的学生模样。相反，他衣着朴素、举止稳重，宛如一位和蔼可亲的兄长。他的老家在农村，北平只他一人。我在他那里住了下来，很快就同他处熟了。他为人老实、正派，平时不多讲话，对党派没兴趣，不多谈政治。当时他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工作。有时谈到他的业余研究题目则滔滔不绝。那时，他正业余研究“爱情心理学”，每有所得，便喜形于色，侃侃而谈，两眼发光，神采飞扬，没有我插嘴的余地。
我刚到北平时，刘泽如一心钻研学问，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不想多了解。他热情接待我，完全是由于张玉华的介绍。可是不久，我们俩也成了朋友。他知道我在北平举目无亲，对我很是照顾。后来，渐渐有人来找我了，而且越来越多，特别是有个他过去的学生，当时在北师大学习的余志远有一次来找我；他早就怀疑余是共产党员，因而他也就猜到了我的政治身份。但他并不因此疏远我，反而为我提供方便。他独身一人，住三间北房。院子的大门口住着一位卖纸烟、花生、糖果的老太太。刘泽如出钱，老太太供给他开水，双方关系处得不错。这里比较僻静。后来，在我离开北平以后，刘的寓所就变成了团中央和团省委的联络点。
我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最艰险的日子里，刘泽如始终像一位慈爱的大哥哥，常常从生活上关心我，经济上补助我，工作上帮助我。没有他的帮助，在那样艰险的环境中，我能坚持两年多的地下革命斗争，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我的影响下，刘泽如于1932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即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研究课题和报酬优厚的工作，被党省委派往束鹿县，后来又调到山东省工作，在那里被捕入狱。他忠贞不屈，经受了严酷的狱中生活考验，1937年芦沟桥事变后才出狱，去了延安。建国后，在陕西师大校长的岗位上去世。
二 寻 觅
我一到刘泽如家住下，就立即通过他托人寻找职业，同时秘密寻觅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1930年初春的北平，政治动荡，经济凋敝，失业人员很多。一般人要在这里找职业是很不容易的。刘泽如为我四处奔波求告。他曾托过绒线胡同小学教师刘墨珠，也托过医学院的教师郭植三，还托过孔德小学的教师朱迈伦……求他们帮忙为我找个抄写或打水扫地的杂役工作，结果都是四处碰壁。眼看时间一天天过去，带来的钱也快用完了，党组织没有找着。找工作的希望仍然十分渺茫，我焦急万分，饭吃不下，觉睡不好，愁闷不快，思绪万千。尽管我放弃了难得的权势和每月四十块白洋的美差到北平，来受洋罪，但我并不后悔。回顾自己十八年来走过的道路，我确信自己的选择仍然是正确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关键处却往往只有几步。我既不愿意像父辈那样默默忍受剥削与压迫，怯于反抗地生活，也不愿为个人名利去浪费自己的青春，我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我深知这条路坎坷不平，漫长而又曲折，充满艰险，甚至可能牺牲生命，然而唯有它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唯有它才能唤起我的青春活力，使我生活得更有意义。
尽管找不到职业，但我仍然继续积极地冒险找党的组织。
三 试 笔
初到北平时，我急于寻找党的组织和社会职业，因为没有职业，就不能报户口，也就不能存在。每日无心游览，没事时便在刘泽如的屋子里看书。有时想写点东西，又怕自己太年轻，缺乏阅历，文字水平低，不敢动笔。于是我便留心从报纸上读别人的文章，发现报上的一些小品，自己也能写得出来。在一天夜里，我鼓起勇气，决心试一试。当即写出了第一篇文章，寄给了北平当时的一家民办小报《实权报》。为了不暴露我当时的真实情况，寄稿时没用自己的真实姓名，而是用了“情夫”做笔名。这是我原名“青甫”的谐音，同时也内含我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事业的爱慕之情。当时为了保密我也未将我的住址告诉报社。
我的试作很快就在报上发表了。我大受鼓舞，每隔几天就写一篇寄去，也都陆续刊载了。五十六年后的今天，我也记不清当时写过的全部文章的篇名，也记不清确切的篇数。只有《母女对话》一篇尚有较深的印象，内容是写一个悲惨死去的工人的妻女，因生活无着，挣扎度日，深夜不寐，互诉曲衷。对话表现了穷人对生活的绝望以及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当然，表现手法是隐讳的。这样既表达了我的思想意图，而又不致招来横祸。其余文章的主题含意也都是诱发读者思考当时社会的黑暗现象，暗示那个吃人的社会终将要被埋葬，人类光明的前途必将到来。
这种因试笔而进行的宣传工作，多少给我带来了一些安慰。后来由于我忙于红色革命互济会和共青团的工作，同时也怕写稿多了，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利于地下革命活动，因而写了一段时间后，就适可而止了。后来“实权报”因久不见我寄稿去，特地在该报上刊出一封给“情夫”的信，感谢我为他们写了不少文章，还希望我能继续给他们撰稿呢。
四 参加红色革命互济会
我终于找到了党的外围组织──红色革命互济会。那是我到北平后最愉快的一天。
我是通过同乡的关系找到了贾振丰同志。他把我介绍到了红色革命互济会。贾振丰是我小学的高班同学，1928年暑假也曾在深泽县国民党部工作过一段时间。他思想激进，热情果敢，曾参加过我在县党部内组织的秘密反国民党的小组织，从那以后，我们成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朋友。过暑假不久，他就回保定省立第二师范继续上学了。后来，因从事革命活动被学校开除，遂转入通县省立第十师范。这时他名为学生，实已成为职业革命者。当时他住在北平骡马市大街的直隶会馆。自从他离开深泽县后，与我时有一些通信联系，但因他无固定住址，我来北平后，费了很多周折才找到他。
二月里的一天，贾振丰领我到宣武门内法学二院第一次见到红色革命互济会的负责人小孙。他是法学院的学生，东北人，头发、眼珠都显得微黄，圆脸上常挂着和蔼的微笑，说话一口浓重的东北腔。贾振丰事先已将我的情况向他作过介绍，因此我们一见面，他就热情地握着我的手表示欢迎，并且代表互济会组织接受我为红色革命互济会的成员。然后他同我进行了谈话。他说，红色革命互济会是党的外围组织，任务是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设法援救被捕的同志，并从经济上救济他们的家属。互济会的领导和骨干都是共产党员或共青团员，因而红色革命互济会也是敌人严厉镇压和破坏的对象。他嘱咐我要学会秘密工作，严格遵守秘密工作的纪律，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求得生存和发展。
我被编到宏达学院支部。记得宏达学院在辟才胡同或者附近，是一所私立学校。宏达支部的成员多是宏达学院的学生，有五、六个人。支部的负责人是郑雅民同志，热河人，他是宏达的学生，共青团员，为人稳重、成熟；董旭生同志也是宏达的学生，河南人，共青团员，品德高尚，对同志热情，斗争坚决。抗日战争时他改名董天知，曾任山西抗日决死队第三纵队的政委或政治部主任，百团大战时牺牲在太行山上。
宏达支部的同志还有：刘景明，是宏达的学生，河南人，性格开朗，不修边幅。一九三○年他曾同我一起拉洋车，做洋车夫的工作，现在武汉某中学教书；小吴，江浙人，宏达的学生。此人文静，服饰修整，是个白面书生，当时他的母亲在清华大学任教。
互济会除做营救和救济工作外，还经常做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前者主要是写粉笔标语，撒传单；后者主要是发展新会员、建立新支部。我曾任互济会区委。记得互济会成员还有蚕桑学校的张桂英，妇女职业学校的李秀清。幼稚师范的周崇思。翊教女中的小潘，光华女中的张桂敏。为了发展更多的青年入会，1930年暑假我还专门回了一趟故乡。
贾振丰同志曾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后被国民党逮捕，关在南京监狱，“七·七事变”后出狱，参加抗战，后来在山东反扫荡时，被军区政治部诬陷为“托派”错杀了。（此案已经中共山东省委评反了）。
五 回 乡
一个闷热的伏天，我带着红色革命互济会的章程，以满怀希望的愉快心情，乘上了平汉线南下的列车，返回我离别了半年多的故乡。
我在定县车站下车，换乘骡子车到深泽县城。一下车，便带着满身征尘和汗水直奔县教育局。去找我的高小老师──教育局长吕松涛。
吕老师见到我先是一愣，旋即大声喊着我的名字，用慈爱的眼光上下打量我：“真是你啊！半年多不见，你瘦了，也黑了。”他听说我去了北平，所以并不询问我的去向，而是把话题一转，问到我的几个同学：“见到贾振丰了没有？他是不是去通县师范上学了？……马健民还在不在北平？……”我一一做了回答。
吕老师是一个和蔼可亲，秉性刚直的旧式知识分子。他像能工巧匠珍爱自己的作品一样，珍爱自己的学生。他真诚地希望自己的学生将来成才。我是他的学生，然而一九二八年在深泽县国民党部工作时我曾是他的上级：我任宣传部长，他是宣传部的干事。当时他已年近三十，我则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我觉得吕老师和我的这种上下级领导关系不合适，于是我便将他介绍到县教育局去当局长。他对我的思想倾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相信他绝不会出卖我。
关于往事的交谈告一段落，我便向他提出了要求：“吕老师，我想在这里印一份东西，不知是不是方便？”
他踌躇片刻，答道：“方便，可以。”说完便出去把铁笔、蜡纸、钢板和油印机一起全给我找了来。
我连忙称谢，并立即动手。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完成了翻印《红色革命互济会章程》的任务。
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将印好的“章程”小心地藏在书包里，告别了吕老师，大踏步朝城东约十华里的武羊铺村中的家走去。
掌灯时分，我突然出现在父母弟妹们面前，全家人又惊又喜。半年前，我是秘密离开县党部的，这次回来也是秘密的。父亲对我抛弃了有权有势的职务到北平去谋事，不太理解，但事已过去，也就不再多问。母亲陪伴着我，似乎怕我再走掉。我看到父亲额上新添的皱纹，不由得一阵心酸；但我想，我出走，是为参与解放全人类的事业而离开父母家庭的，可说是对得起他们，因而思想上也还是愉快的，未感到有内疚。
第二天，我请父亲把我小学时的几个同学找到我家。晚上，他们陆续都到了。其中有彭思明、范文兴等。学生时代，这些同学都有远大的志向，都曾想为国为民干一番事业。如今一见面，大家亲热异常，热烈地谈起了学生时代的往事，年轻人禁不住热血又沸腾起来。我乘机告诉他们，我已经找到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接着又拿出《红色革命互济会章程》，当场发给他们。他们看后十分高兴，表示愿意参加互济会，我代表互济会组织接纳他们入会，并约定了我回北平后的联系方法。
这样，我顺利地完成了回乡发展组织的任务。
六 爱 情
由故乡返回北平时，我绕道正定去上火车，为的是会见正在正定省立女子师范读书的袁俊竹。我们相爱将近两年了。
她有十六、七岁，身材面貌就像她的名子那样美，勤奋好学，为人正直，话不多，是个十分引人爱的女孩。
一路上我心绪不宁：她现在怎样了？会放弃学业，随我到北平去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吗？不去又怎么办？对于一个女孩子，出走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的！
到了正定，不便直接去学校找她，我就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客店住下，托人送信给她。
她看到信后，喜出望外，心砰砰跳，心想：终于等到了今天，难得的“见面啊！”没再多思考，她立刻就来了。一见面，我们都有些腼腆拘束。我们虽然相爱两年，早已“私定终身”，但两人面谈却还是第一次。以前她在深泽县立女校读书时，我曾远远地见过她几次，当时的社会风气还不允许我们相会。两年来，我们之间的感情信息都是用书信传递的。经过长时间的甜蜜通信，双方的感情已达到渴望结婚的程度。
想当初，我的班主任老师吉佑民曾亲自出马为我做媒。谁知老师一到她家，就被她那开杂货铺的父亲给顶了回来。那小业主一心想向上爬，根本看不起我这个光杆政治家。他想把女儿嫁给殷实富户，指望靠女儿的婚姻给他带来荣华富贵、生意兴隆。然而，她父亲的拒绝并未能动摇她的决心，她继续同我通信，而且仍和以前一样，每封信上必画上她心爱的花朵。有次，不小心，她把给我的信掉到了大街上，不巧，让县公安局的人拣到了，一下子，这事成了全县的头号新闻：“女校的一个学生爱上县党部宣传部长张青甫了。”她父亲听到这个传闻，觉得脸上不好看，态度就更坚决，不同意他女儿和我结婚了。她要我想出对付她父亲的办法。我出走北平后，她考到了正定省立女子师范，离开了她父亲的监视。现在，她是自由的，只要她坚持……，想到这里，一股幸福的激流涌上我的心头。
在短暂的幸福回忆之后，我充满期望地对她说：“……跟我到北平去吧。到那里咱俩一起干革命。国民党的日子不会太长了，眼前这个黑暗的社会也注定不会太长。跟我一起加入共产党的队伍，去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新社会共同奋斗。我是特意绕道来正定接你，去吧！我们一起……”。
她沉默了片刻：“我没有想过这些。我只想上完学，当个老师，教好学生，也算为大众尽一份力量。你也别在外边受苦了，多么危险。回来吧！我们一起读书，‘结婚’，将来……，我希望你……”她有点痛苦不安的样子。
一盆凉水猛地泼到我炽热的心头。出乎意外，我惊呆了。我的心虽然凉了半截，但我仍然热情而耐心地给她讲青年人应为真理献身，苦难的祖国急需我们去奋斗的道理。她听完了我的话，一言不发，有点发呆的样子……
经过一段难捱的沉默，我对她说：“我是铁了心在外边干革命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把我动摇，你既然不愿去，我也不勉强你，咱俩也只好各走各的路……”
“你说什么！？”她哭了。
“除非你跟我一起走”。
“不，你回来！”
此时，她两眼满含娇嗔和怨恨凝视着我，我背转身去，斩钉截铁地说：
“我绝不能回来，除非中国革命成功。”
沉默良久，她哭着走了……
我的心剧烈地震荡，久久不能平静。我想起了曾背诵过的那首名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写下这首不朽诗句的匈牙利革命诗人，想必也曾为革命牺牲过爱情。对于一个随时准备为革命献身的人，男女之间爱情永远不能与革命事业相比，爱情应当居于从属地位。
在白色恐怖统治下，由于地下秘密工作纪律的需要，不允许同与革命工作无关的人保持通讯联系。从那以后，我和她虽心有余情，但再也没有通过一封信，直至永远，留下纯真的回忆。
第三章 “洋车夫”和“大学生”
参加红色革命互济会后，组织上决定派我去拉洋车，以此为职业掩护，开展洋车夫工作。
当时，互济会的负责同志对我说，在北平产业工人很少，洋车夫倒有好几万。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压迫最深，反抗性最强，对革命来说，在劳苦大众中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党历来重视洋车夫工作，曾在洋车夫中发展过组织，建立过党、团支部，还组织过赤色洋车夫工会。1929年10月，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几万名洋车夫举行过罢工，不幸惨遭国民党政府的镇压。许多洋车夫被捕、被逐，有的被杀，党在洋车夫中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急需派人去重新开展工作，发展组织。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
他还说，对于像我这样稚嫩的小青年来说，这可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拉洋车不仅是又苦又累，还常受警察的欺侮打骂，遭市民们的白眼。因此，去作洋车夫工作必须忍辱负重，为革命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
最后，他让我好好想一想再答复他。我说：“我早就考虑好了，怕苦、怕累、怕死我就不来北平找组织了。只要革命工作需要，叫干什么我都愿意。”
当洋车夫困难是很多的，一要有铺保，才能在洋车场租上车；二要有家眷，才能在街道上租到住房，到派出所报上户口。铺保、家眷我都没有。后来总算找到一个洋车夫同志给我做保，勉强在西南城角太平湖附近的一家车场租到一辆破车。家眷问题则无法解决。最后，我只得以北京大学学生的名义在辟才胡同租了一小间民房住下，到公安派出所报了户口。这样一来，我就不得不“一身二任”，既当洋车夫，又充大学生了。
我的新居位于西城辟才胡同一家临街的成衣铺后院，是一间极简陋的斗室。我每次出入都要经过成衣铺的门面，颇为不便。然而小后院却还僻静，除了我租住的那间小屋，仅在东南角有另一间小屋，不常住人。
我把自己的小屋布置成典型的“不正经”穷大学生寓所的样子。桌上摊放着讲义和几本应景的书籍、用具，床上铺着极简单的被褥。为着迷惑敌人，墙上贴一些性感的书画和女电影明星的照片，枕头底下还放上几本见不得人的“黄色书刊”。
一 化 装
为适应双重身份，每天我都要化两次装。清晨，我从自己的小院走出来时，身穿蓝布大褂，迈着轻快的步子，俨然像是一个大学生。走出成衣铺后，我便由大街到小巷，出一个胡同进另一个胡同，一边串游，一边瞧机会进行第一次化装。先把蓝大褂脱下来搭在肩上，若无其事地走着，等没人注意时迅速将大褂拧成麻花状围在腰里，藏在短褂底下，照样往前走，拐进另一个胡同。审视远近没人注意，又从衣兜里掏出带子，扎上绑腿。最后，再从腰里取出毛巾拿在手里，趁没人注意时包在头上。这样，“大学生”就变成了“洋车夫”。甩开大步直奔车场，拉出洋车，走上街头，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我总是天刚亮就起床，上街。趁街巷里行人稀少，进行化装，不然，在大庭广众之中化装，就容易惹人注意，带来意外的危险。
夜晚交车后，在回寓所的路上，我又开始了一天中的第二次化装。将早晨的化装次序颠倒过来，回到住所门口时，我又变成了一个“大学生”。
夜幕是很好的掩护。所以，晚上这次化装，不像早晨那样精神紧张。然而，北平的夏夜是迷人的。居民们有在街头纳凉的习惯。吃完晚饭，三个一群，俩个一伙，带上木制小板凳，拿着蒲扇到胡同口或路旁闲聊，有时直到深夜。此外，这时巡警、便衣特务也更频繁地出入街头巷尾。这第二次化装虽有夜幕的掩护，也绝不能掉以轻心；谨慎小心仍是必要的。
我拉洋车的那些日子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一天两次化装必不可少，是一件很费精力的事。化装时每一动作都不能让路人产生怀疑，上一个动作和下一个动作要有时间间隔，不能连续作，以免暴露，即使有人看到了，也不能慌，必须镇静、沉着，从容自然。
在房东面前，我是一个穷大学生。只有简单的行李、生活用具和一些书籍、讲义及一件旧蓝大褂。这样，既符合我的实际经济状况，又便于化装──穷大学生和洋车夫在穿戴上差别不是很大的。
拉洋车歇班时，我便挟着讲义去大学假装听课、找人，或去阅览室看报。为了迷惑敌人，装成一个真大学生的样子。我弄到了好几个大学校徽、讲义。到哪个学校，就戴上哪个学校的校徽，拿上哪个学校的讲义。那时候，各大学管理上很松，出出进进没人过问，挂名的学生很多，学生缴了学费，几个月不去听课是常有的事，教师也不过问，校方也不检查。我就利用这个客观环境来掩护了自己的革命活动。
二 考 验
我永远忘不了开始拉洋车时的情景。
一个暖融融的春日。我一大早就到洋车场，架出洋车，兴致冲冲地拉了起来。为省钱，租的是一辆破车，拉起来自然很吃力，好像是后边有人拖着我的车。我学着其他车夫的样子，躬着身子，用力向前拉。笨重的车身却不听使唤，忽而猛向前冲，忽而又向后拽，忽而左右摇摆。我好像拉着洋车在马路上扭秧歌，险些翻了车。这时，我心慌了。
汗水从我涨得通红的脸上流淌下来，贴身的衣服潮湿得如沾在身上一样。我在西单，看车水马龙，行人繁多，后边跑来的洋车夫一个个从我身边过去。看他们驾着洋车那么轻松自如，我心里又急、又气、又担心。急的是自己空车都拉不稳，若有客人坐在车上，如何是好？气的是自己满十八岁了，在县党部时吃的那么好，现在身体还这样不争气；担心的是怕露了马脚，引起敌人的怀疑，那就糟了。
我暗暗地安慰自己：对于我这样稚嫩的小青年来说，拉洋车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万事开头难，只要有恒心，有毅力，没有闯不过的难关。想到这里，我的劲头又鼓起来了。
离我不远，有个洋车夫正同顾客讨价还价。我把车停在路边，默默观察着。正看得出神，忽听有人对着我喊道：
“喂，洋车！到绒绒胡同多少钱？”
我一看，叫车的是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心里不由得一阵喜悦，又有几分紧张：绒绒胡同离这里不远我知道，这老太太作为我的第一个乘客，倒满合适的，但我没有把握能顺利地把她拉到她要去的地方，一边想着，一边同她讲价，很快便讲妥了。我拉着她小心翼翼地上了路。
开始，我很紧张，越想拉稳点儿，车越晃得厉害。我真担心翻了车把老太太摔下去，心好似堵到了咽喉上。幸好这老太太很善良，看我出了一头汗，忙叫我慢些跑。我渐渐也就不那么紧张了，车子也平稳了一些。好不容易把她拉到了绒绒胡同，我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有次，在西单商场出口处，停着好几辆洋车。一个年轻健壮的洋车夫正低头侍弄他那辆崭新的洋车，其余的洋车夫有的缩在车上晒太阳，有的在天南海北地聊天。好！这是个观察、接近洋车夫的好机会，我便拉车过去，旁听他们聊天。
正在这时，又来了要车的顾客。一个身穿艳丽的缎子旗袍的阔小姐，身后跟着一个肥胖的老妈子，径直朝我们走来。她们大概刚从商场出来，老妈子手里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说是要到宣武门外XX胡同。小姐用眼扫了一下几辆洋车，一下看中了停在我旁边的那辆新车。那个年青健壮的车夫赶紧直起身子，紫膛脸上绽出了笑容。没怎么讨价还价，阔小姐就坐上了他的新车。
提包的老妈子当然也得要一辆洋车。我一看有伴儿，是个好机会，赶紧搭讪，也顾不得多讨价，便让老妈子坐上了我的破车。
大包小包刚在老妈子脚边放好，小姐坐的那辆新车就已出发了。我顾不得浑身疲乏，拼命追赶他们。
那健壮的车夫好似一匹高头大马，跑起来又快又稳。锃亮的车轮飞快地转动，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一道耀眼的白光。我租的那辆洋车本来就破旧、沉重，坐上了一个肥胖的老妈子，还压了一堆东西，拉起来就更吃力。每跑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力气。我才开始拉车，不认路，只得拼命追赶人家。两辆车一新一旧，一前一后；两个车夫一壮一弱，一大一小，从西单向宣武门方向跑去。
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吃力的一次“负重赛跑”。论条件，我处于绝对劣势。我几次被那健壮的车夫远远抛在后边，又几次拼死力追了上去。不一会儿，我就累得气喘吁吁，肺部像是要炸开一样，心慌、腿软，似乎再也跑不动了。然而只要一看到那锃明瓦亮的新车渐渐远了，心里一惊，便又拼命赶了上去。
从西单到宣武门外，路并不算远，我却觉得漫长，没有尽头。跑着，跑着，全身似乎都麻木了，两条腿好像不再是我自己的，仅仅是机械般的运动着。只有顺颊而下的汗水流到嘴里，尚能感觉到又咸又涩。
当时心想：“盯住，决不能掉队。”脑子里只有这样一个念头，因为我不认识路，万一掉了队，老妈子找不到小姐，就会暴露了我人地两生，如果被人怀疑追根究底，那就糟了！
那辆新车终于在两扇红大门前停了下来。我也跟着停了车，两手刚一放开车杷，只觉得天旋地转，两眼冒金星，脚下打了个趔趄。若不是我一把扶住了大门口旁边的那座石狮子，真会一头栽倒，那就会暴露我是个“假洋车夫”，给自己惹祸了。
我镇静片刻，揉了揉眼，定了定神，那年轻健壮的车夫、阔小姐和老妈子都不见了，只见车上有老妈子给我留下的车钱。我吃力地拉起车，慢慢离开了那座红漆大门，又向前走去……
三 新车夫的困难
我最初拉洋车，除累得筋疲力尽外，还遇到过一些其他的困难。
首先是搞不清北平成千上万个小胡同的名称和位置。人称北平“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无名的胡同赛牛毛。”简直是胡同的王国。各胡同的大小、长短悬殊很大。如南北小街或南北河沿都是长几里地，宽能走开大车，几乎同街道差不多；而门框胡同、鸟枪胡同……长不过几十米，狭窄得几乎仅能通洋车或只能容行人通过。大多数胡同两旁都是青灰色的平房和大小不一的门洞，雷同得使初到北平的人难以辨认。我初拉洋车时，常被这些数不清的胡同搞得晕头转向。最头疼的是顾客要去找我没听说过的胡同，那就必然要问路。很怕弄不好碰上特务，暴露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为此，我尽量不单独揽座儿，遇到单人顾客要去找我不认识的胡同，我就漫天要价，把他气走。若遇同时要二、三辆车的顾客，我就主动招揽，价钱低些也不在乎。这样一来，虽然我每天很累，收入却少得可怜。但为了长期隐蔽，求得生存，以利于开展工作，我又必须这样做。
记得第一天拉车，由于我对洋车上各部分的功能全无所知，差点儿漏了馅。那天天黑后，我看见别的洋车上都亮起了电石灯，于是我也想把自己车上的灯点上。谁知我摆弄了半天，怎么也打不开灯罩，找不到点灯的地方，急得我满头大汗，围着车灯转来转去，也不敢去问别人。无奈，只好提前收车回场。
老板娘如数收了车份（车租），很奇怪地盯了我一眼，怀疑我为什么这样早就收车。大概由于我是第一天租她的车，人不熟，因而她什么也没说。
转眼到了仲夏时节。一天，天刚擦黑就下起雨来。阴云密布，电闪雷鸣，看样子短时间雨不会停下来。我把车停在路旁，想支起车上的雨蓬，左拉右拽，怎么也支不起来。摆弄半天，我全身都淋透了，车座儿也湿漉漉的。拉座是不成了，只好冒雨收车。
回到车场，刚把车放下，老板娘开腔了：“下雨天正是叫座儿的好时候，你怎么反倒早收车了？”我只好推说肚子疼，搪塞过去了。
当然，无论收车多早，车份儿是一个子儿也不能少缴的。
没过多久，我大体上记清了北平主要胡同的名称和位置，学会了点电石灯、支雨蓬，还学会了怎样均匀地使用力气拉车，再也不像最初，拉不了多远就上气不接下气了，也不再拉着车在马路上扭秧歌了。我也学会了如何同那些有钱的顾客和油滑的小市民讨价还价，以及如何对付挑疵的老爷、太太、小姐。春天的风沙，吹粗了我的皮肤；夏天的太阳晒黑了我的脸。我每天披星戴月，早出晚归，汗流夹背地奔跑在大马路和大街小巷。工作和生活，使我熟悉了北平市民们的生活和心理，尤其是那衣衫褴褛的社会最底层的苦力──洋车夫。这些都为我做地下革命工作创造了条件。表面看上去，我活像一个真正的洋车夫，使我能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应付自如。艰辛的生活磨炼了我、教育了我，使我更加成熟了，更坚定了解放全人类的信念。
四 一块银元险惹风波
旧社会，拉洋车是为人当牛做马，被人瞧不起。我拉洋车时，常遇到市民们鄙夷的目光。他们有时无端猜疑，认为洋车夫是不守本分的受苦人。一次，为了一块银元，就险些惹起一场风波。
那是一个秋老虎的天气。我由于一门心思做洋车夫们的工作，一个上午也没挣到几个钱。中午的太阳越发显示它的威力──光是毒辣的。我浑身燥热，饥渴难忍。从早起来，滴水未沾牙，我决定到宣武门内马路边的饭摊上吃顿午饭。
我把洋车停在马路边，一边朝饭摊走去，一边不自主地将手伸进裤袋，摸到上午挣的几个钱。显然，这点钱不够吃顿午饭。我又把手伸进内衣贴身的口袋，那里面藏着刘泽如同志给我的一块银元，是我带在身上以防万一时备用的。我用手攥住那块汗渍渍、湿热的银元，心里犹豫了一会儿，才下了决心：“必须吃饭。再不吃饭，下午拉车就跑不动了。”当时，我根本没想到用银元买饭吃会引起麻烦。
宣武门内马路两旁是北平饭摊较多，小商业繁华的地区之一。这里，五花八门的货摊、饭摊连成一片，熙熙攘攘的顾客川流不息。摊贩们的叫卖声抑扬顿挫；讨价还价的吵嚷声此起彼伏。两种声音混合成杂乱无章的合唱。正午时分，最吸引人的不是那些花花绿绿的货摊，而是散发着家常饭香味的饭摊。他们的灶具都很简单，往往一辆手推车就能放下，或一付担子就能挑起，每到一处，支起布棚，搭起简易炉灶升起煤火，架上铁锅，摆上矮条桌、条凳，现做现卖。饭摊还都生意兴隆。他们的饭菜大众化，比饭馆便宜实惠。每个饭摊都围着一群吃饭的顾客──大多是苦力和城市贫民。
这些饭摊虽然灶具简陋，但经营种类却很齐全：大饼、油条、小米粥、豆腐脑、面条、馒头、花卷、馅饼等等。每个饭摊的主人，往往只有一、二人，或夫妻，或父子，或师徒，一个人边做边叫卖，一个人照顾顾客。我饿极了，径直走到一个最近的饭摊前，买了大饼和小米粥，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
热乎乎的大饼和小米粥下了肚，额头上顿时滚下汗珠，饥饿感被一种饭后的舒适感代替。我站起身，从衣袋里摸出那块银元，递给老板，等他找钱。
那老板是个精干的中年汉子，见我起身，便过来熟练地报了帐。一见我递过去的是一块银元，小眼睛眨了几下，接了过去看了看，掂了掂，却并不立即找钱，而投向我的却是一种怀疑的目光，好像在说：你一个臭拉车的，哪儿来的银元？会不会是假的吧？然后他拿起银元，“啪”地一声把银元摔在案板上，再捡起来拿到耳边听声儿。他这样摔了听，听了摔。然后又将银元放到嘴前，憋足气猛力一吹，迅即放到耳边细听。这样又反复了几次，同时一对小眼睛不停地转动，一会儿盯着那块银元，一会儿又从头到脚打量我。他的举动引起了周围顾客们的注意，许多人凑上来，一边看，一边悄悄议论，有人还对我指指点点，那神情分明是渴望看一出好戏。
我看到这情景，内心有些紧张，怕因这一块银元引起麻烦，暴露身份，悔不该拿出这一块银元来吃饭，脸上却没流露出一丝一毫惊慌。“沉住气，千万不能慌。”我暗暗对自己说，很快就镇静下来。
那老板把银元摔了好一会，又听了好一会，他大约耳不聋，确信银元是真的，才慢腾腾地给我找了钱。他的举动使我憋了一肚子气，但也只好装成一副老实、厚道、逆来顺受的样子，我接了钱，在众人的议论声中离开了饭摊。
我很庆幸没闹出更大的麻烦。在那种严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下，北平国民党的特务、暗探满天飞。倘若遇上一个，肯定会刨根问底、追查银元的来历。那时，一般的洋车夫每天挣的钱填饱肚子都困难，有多少人能有一块银元呢？
当时我回想：在县党部时，一个月我是拿到四十块银元，很轻松，没有任何困难，只有足够的享受。现在在马路上当牛马，紧跑一天，累死累活，连一顿饭钱都挣不上，到北平来后悔吗？不，绝对不！为革命头可断，血可流，受这点罪算什么呢。
五 街头惨景
北平的洋车夫大多数是北平附近的破产农民、失业工人和小职员，以及城市无业贫民、退伍军人、逃兵……，这些人被生活所迫，无其它出路，不得不到街头当牛做马，卖苦力。他们每日在街头忍受严寒酷暑，收入微薄，食不果腹，度日艰难。二十年代末，北平有了公共有轨电车。它夺走了洋车夫的大量乘客，谋生更加艰难了。连年的军阀混战又使大量农民破产，逃兵大量增加，他们潮水般地涌进了洋车夫的行列。洋车场的老板乘机提高了车租，洋车夫的生活就更加痛苦不堪。他们往往拉一天座，流许多汗，挣的钱除交车租还不够填自己的肚子，买两斤杂合面养家糊口的愿望常常落空。有时运气不好，拉一天车挣的钱甚至不够交车租，吃饭的欲望只有在睡梦中满足了。大凡无其它收入的洋车夫，都是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活，挣来钱就吃一顿，挣不到钱就饿一顿，胃病是洋车夫中最常见的“职业病”。
牛马不如的生活，使许多年轻力壮的洋车夫早早失去青春，未老先衰；又使多少老、病、弱的洋车夫沦为乞丐，或在带病拉车时惨死街头。许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诸病缠身的洋车夫，无钱看病，无钱充饥，无钱养家，被迫带病到街头当牛马，挣扎在死亡线上。街头常有这样的惨景：面容憔悴不堪的洋车夫，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弯着腰，吃力地拖着洋车往前跑。跑着跑着，只听“扑通”一声，洋车夫油尽灯灭，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这样倒下的洋车夫，有病死的，有饿死的，还有晒死、累死的……
没人统计过，当时北平街头这样突然惨死的洋车夫究竟有多少，黑暗的旧社会，所吞噬的穷苦大众的人数也是无法计算的。革命者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冒着风险，含辛茹苦，做牛做马，为的是早日砸碎这个吃人的旧世界，使穷苦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也正是为此，每月四十块白洋的优厚报酬和县党部宣传部长的职位打不动我的心。拉洋车奔命北平街头，做地下革命工作冒生命危险，我甘心情愿，从未反悔过。回想当年，洋车夫在马路上奔驰流汗，与命运搏斗的惨景，写下了一首诗，只此一点，即可见一斑。
夏日炎炎似火烧，车上胖佬把扇摇；
马路晒得软如泥，车夫赤脚拼命跑；
胖佬吼叫“快！快！快！”车夫大汗如雨浇；
忽听喘声变惨叫，车夫扑倒命终了！
我这个“洋车夫”，当然也受到同样的苦难，但是我：
不怕酷暑热汗浇，任凭胖佬高声嚎；
天大困难能克服，万般辛苦也能熬；
为党当好“洋车夫”，个人艰危抛云霄；
佯为富人做牛马，实为中华红旗飘。
六 洋车夫的贫民窟
一次，我去找一个新发展的共青团员洋车夫同志谈工作，来到西南城根太平湖附近的洋车夫聚居的贫民区。它在民国大学北边不远的地方。这里是颓倾的破屋，肮脏的小巷，横溢的污水，嗡嗡叫着的苍蝇群……一幅贫穷破败的景象。蓬头垢面的女孩和赤身露体的男孩从我身边走过。他们正是应该受教育的年龄，却不得不挎着破篮子去拣煤核、拾破烂。这些不幸的孩子，从来到人世间的第一天起，就同父母一起在饥饿的死亡线上挣扎着。
洋车夫的小屋低矮、阴暗，冬天难挡严寒，夏天不蔽暑热。有些人口少、体力壮的洋车夫，家里还勉强看得过去。大多数洋车夫家没有什么像样的家俱，没有完好的被褥，只有一些最简单、最粗糙、最陈旧、最必需的生活用品，如灶具。我去找的那位洋车夫同志家，连灶具都没有，名副其实的“一贫如洗。”
这位同志是单身。一个人住在一间透风的小屋子里。屋子也就是三、四平米，进门就是土炕。炕上既无炕桌，也无铺盖，甚至连张炕席都没有。光秃秃的泥土炕上，只有一端放着一块砖头。小屋的主人说，这砖头是他的枕头，他每晚都是躺在土炕上，枕着砖头睡觉的。躺在炕上，可以从屋顶的缝隙中看到天上的星光。冬日的寒风，夏日的雨常常穿隙而入，搞得人睡不好觉。尽管如此，这比露宿街头到底好些，但有的地方又不如露宿街头。他说，一天劳累回来，就指望枕着砖头睡个舒坦觉，然而这炕太小，伸不开腿，一年四季当“团长”。说到这里，他露出苦笑，把话岔开了。
过一会儿，我又打量这间小屋：土炕三面都顶着墙，另一面直冲着门。这位同志中等身村，直躺在炕上还伸不开腿，这哪里是住人的房子，简直是一只侧面开口的木箱子。这位同志长年累月住这种地方，他接受革命思想是很自然的。整个旧社会正像一只闷人的大箱子，不打碎它，劳苦大众就不可能直起腰来过人的生活。
望着箱子一样的小屋，光秃的土炕，我深深体会到中国革命的伟力所在：这些在非人处境中过着悲惨生活的劳苦大众，一定会觉醒，一定会在党的领导下，汇成一股冲毁黑暗社会的强大洪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
谈完工作，在回住所的路上，我禁不住思潮澎湃，想了很多。后来，我还常常想起那间小屋和土炕，曾写过几句顺口溜表达自己的心情：
权将斗室当炉膛，破屋土炕炼纯钢；
横竖直躺难伸腿，头枕“堪察”①脚“好望②”；
仰望星空心难静，战胜黑夜迎曙光。
注：①堪察──指苏联的堪察加半岛。
②好望──指非州的好望角。
这两句话的意思是指头在东北角，脚在西南角，即躺成对角线。因直躺难伸腿。亦有身居斗室，胸怀世界之意。
七 打警察
旧社会，警察是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工具之一。他们同洋车夫之间存在着矛盾，有时还很尖锐。当时，旧社会许多人看不起洋车夫，警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不是说他们破衣烂衫有碍市容，就是说他们到处妨碍交通。遇有顾客同洋车夫发生争执，警察往往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先将洋车夫劈头盖脑地训斥一顿。洋车夫如若申辩，立刻就会遭到一顿痛打。洋车夫是两头受气，有苦无处诉，有理无处讲。时间长了，洋车夫们的怨与恨越积越深，同警察的矛盾也就越加尖锐。
有时，洋车夫忍无可忍，便串通起来，乘警察不备，瞅准时机一踊而上，将某个警察痛揍一顿，然后迅速四散，待挨了打的警察吼叫着聚众报复时，洋车夫们早已无影无踪了。正是：
车夫弟兄巧安排，你一拳来我一脚；
打得鼻青脸又肿，警察无奈苦求饶；
待到“救兵”扑来时，车夫四散影难找。
洋车夫人多，流动性又大，往往在东城打了警察便到西城来拉车。车夫行动迅速，警察猛然挨了打，过后无法辨认打手是谁。洋车夫们这种迫不得已的自卫，“打了就跑”的战术，往往使蛮横的警察也无可奈何。
洋车夫们没有文化，一般来说政治觉悟很低，认识不到他们真正的敌人是国内剥削阶级和国外帝国主义，他们所直接看到、感到和所痛恨的只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这些警察。因而，要启发洋车夫的阶级觉悟，组织他们同阶级敌人作斗争是一件极其艰巨而困难的任务。
国民党政府对洋车夫的态度是伪善的。当时曾有一条法令：禁止十六岁以下的少年拉人力车。理由是少年身体发育尚未成熟，过早拉车会影响他们的发育。这法令表面上看是爱护少年，好像很讲人道，实际上是极虚伪骗人的。因为那时千千万万的贫苦少年生活在无衣无食的赤贫家庭中，就业无门，谋生无路，成百上千甚至上万的少年被冻死饿死，对他们的死活政府却无动于衷，还谈得上什么禁止十六岁以下少年拉车。车夫说这个法令是“放屁”“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敢情是吃饱了，喝足了，我们不拉车吃什么，难道叫我们活活等死不成？”这种虚伪的、吃人的人道主义引起了洋车夫们的愤怒。
八 做洋车夫工作的困难
我拉洋车不久，就逐渐熟悉了环境和工作，开始有步骤地接近洋车夫，做洋车夫的工作。
工作很不顺手。洋车夫们虽然苦大仇深，但教育他们，组织他们却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谁干革命都要冒生命危险；另方面，则如前面谈过的，洋车夫成份复杂。他们既有接受革命思想的基础，又有各自多方面的弱点：散漫、狭隘、自私、地方观念、愚昧、落后……犹如一盘散沙，很难捏在一起。
洋车夫中无形和有形的帮派团体也比较多，大多以地方乡土和江湖义气为基础，带有封建性质。洋车夫们政治觉悟较低，又为生活所迫，往往相互间视为竞争对手，有时为争顾客吵骂不休，甚至动手。
洋车夫散漫的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劳动方式。他们不像产业工人，能集中作业。相反，他们分散在许多大大小小的车场中租车，分散在全城数千个大街小巷拉座儿，每个人都是独立作业，几乎时时都在游动。当时北平的洋车场规模都很小，大多数只有十几辆车，有的只有几辆洋车。有几十辆洋车的车场是很少的。这就是说，不仅洋车夫的劳动方式是单干的，而且他们具体的斗争对象也是分散的。这一点特别不利于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不利于组织他们的共同斗争。
此外，国民党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的特务工作几乎渗透到社会一切阶层和角落，洋车夫中自然也不例外。国民党除了公开破坏我们在洋车夫中的工作，争取和控制洋车夫，以便稳定他们的统治外；同时，他们还暗地用金钱收买洋车夫和派特务化装成洋车夫拉洋车，来窥测、侦察我们在洋车夫中的活动。例如，王振世同志就曾遇到过这样一个乔装小特务，他就是被公安局收买的，专门破坏共产党在洋车夫中的工作。
以上说的诸多困难也锻炼了我们，使我们在工作中更加耐心、小心，特别讲究工作方法和秘密工作艺术，针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对症下药。常常有这样的情况：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选中了一个培养对象，刚正式谈上几句话，恰好来了顾客，他就立刻拉上车跑了，再见到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很可能几个月甚至一年，或更长时间再也见不到他。
晚上要到洋车夫家做工作，一般来说是不行的，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洋车夫往往拉到深夜才回家，一天下来已筋疲力尽，有的独身的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吃完饭便迫不及待地上床睡觉了。要在这种情况下，你到他们家去做工作，还会引起反感。
要培养一个洋车夫积极分子，需克服许多困难，化费许多心血。当时北平团市委还组织过以做洋车夫工作为主的青年工人工作委员会，由当时团市委书记吴正廷（后在白色恐怖下叛变）兼任书记，我曾在青工委员会任委员。我们经常互相交流青年工人工作的经验，总结工作，其中当然也包括研究开展洋车夫工作的切实有效的方法。
事情总是有两面性，做洋车夫工作还是有有利因素的。洋车夫们受压迫、受剥削、受侮辱的悲惨处境是一样的，阶级敌人是共同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是一致的。他们之间虽有矛盾，一旦提高阶级觉悟，同生共死的阶级友爱还是深厚的，这是我们开展洋车夫工作的最大的有利条件。洋车夫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决定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有仇有恨，对共产党若亲若友，内心深处渴望共产党来搭救他们。只要一旦认清共产党、团是为他们的翻身解放工作的，他们就会亲近我们，信任我们，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
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工作局面终于打开了，洋车夫共青团支部和洋车夫赤色工会小组又重新建立起来了。新发展的洋车夫同志们，继承了1929年罢工斗争中牺牲的洋车夫烈士们的革命精神，带领洋车夫们跟着共产党继续奋斗。
九 “洋车夫”听汇报
1930年冬，我加入了共青团，即由互济会转做共青团的工作，仍继续以拉洋车为职业来作掩护。到1931年，共青团的工作越来越多，后来，我就没时间每天上街拉洋车了。当时组织决定，让我专门做团的工作。然而为了工作方便，有时我仍化装成洋车夫，拉着洋车去检查工作或听汇报。
那时，从外表看，我同真正的洋车夫已经没有区别了。除装束相同外，我拉起车来动作已经自然、熟练、敏捷，一溜小跑，又快又稳当，即便是内行人也看不出我这个洋车夫是假的。有时，为了躲过特务的眼睛，我听下级工作汇报时，就让汇报工作的同志坐上洋车，我拉着他一边跑，一边听他向我汇报。刘景明、王振世同志都曾用这种方法向我汇报过工作。有一次，在六部口中央电影院门口举行飞行集会，我就是拉着洋车等在电影院门口，检查艺文中学团支部举行飞行集会的情况。56年后的今天，回想当年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当时在路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洋车夫在等着拉座儿，谁想得到这是一个不寻常的“洋车夫”，在检查工作或在听一个不寻常的乘客向洋车夫汇报工作呢？就连受过特殊训练的极狡滑的特务，恐怕也想不到这演的是一出革命“戏剧”呢！
十 “洋车夫”的一天
我拉洋车时，每天黎明即起，深夜方归。晚上回寓所，还要编写、刻印“青工之友”和“洋车夫”等油印小报。生活异常紧张，精神也异常振奋，下面就是我一天生活的写照：
（一） 化 装
强驱睡魅迎曙光，走街串巷巧化装。
人不知来鬼不觉，学生改扮车夫样。
（二） 出 车
驾起洋车走出场，招揽乘客跑街巷，
车夫流汗为糊口，我为革命红旗扬。
（三） 吃 饭
天到中午冷汗淌，腹空腿软心发慌。
窝头大饼吞几口，接着拉车奔跑忙。
（四） 收 车
精疲力竭肚肠饿，回场交车好话说；
车夫再次变学生，边走边思夜工作。
（五） 夜 战
深夜编写精神旺，铁笔做枪胜似枪。
字似枪弹射敌人，苦战寒夜迎天亮。
第四章 让劳动人民知道共产党
30年代初，由于连年军阀混战，官僚政客大发横财，造成经济萧条，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加深，南方在共产党领导下，城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村农民暴动时有发生。红军日夜奋战，苏区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对此政治形势，国民党十分害怕，严密封锁，千方百计不让人民群众知道共产党和苏区的一切真实情况。新闻界实行了严密的检查制，报纸时常出现天窗；私人信件也要受到检查；饭馆、澡堂到处贴着醒目的“莫谈国事”的大字戒语；特务便衣无孔不入。人民怨声载道，但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统治下敢怒不敢言，此时情景，正如鲁迅先生在30年代初诗中所写的那样：“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共青团的任务，就是反封锁，使广大人民群众能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使他们认识共产党为人民和国民党反人民的本质和区别，使他们懂得求翻身解放不能等待，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团结斗争。为此，我们曾采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开展宣传工作。
一 粉笔生辉
写粉笔标语是共青团最经常的宣传方式之一。当时北平的白色恐怖很厉害，写标语不能用纸、墨，因用纸墨写，不但费时费事，而且还容易暴露。用粉笔写标语，携带、藏匿都很容易、方便，一旦遇到敌人，可以立即丢掉，使敌人抓不住把柄。因此，当时一般都用粉笔书写标语，写在小胡同的墙壁上或马路边的电线杆上。
写粉笔标语一般是两人一组，一个人写，一个人放哨。若有人来，放哨的同志便咳嗽一声报警。写的同志听到警报，就立即收起粉笔，装作一般行人若无其事地走开。写粉笔标语经常是利用黄昏时的有利时机，这时行人较多较乱，同时可以借昏暗的夜幕隐蔽。尽管如此，但也丝毫不能粗心大意。敌人常常乘黄昏和黑夜到大街小巷搜捕我们的同志，一不小心，就可能被捕。记得我关在天津国民党的法院看守所时，曾遇到从保定押来的两个同志，一个叫聂元典，另一个名字我忘记了。他俩都是保定育德中学的学生，因在保定西关写粉笔标语时没安排人放哨，结果一条标语还没写完，就被警察逮捕了。当时手里还拿着粉笔，不承认也不行了。
一天夜晚，我到德胜门内的一个胡同里写粉笔标语，给我放哨的是一个进步的家庭妇女辛太太。她的丈夫叫辛润田，束鹿县人，是刘泽如的同乡，当时在傅作义部队的炮兵团当兽医官。我通过刘泽如的关系认识了她，对她做了一些工作，使她成了革命的同情者。
那天傍晚很黑，很冷，呼啸的北风吹到脸上如同刀割一般，小棉袄一下子就被冷风吹透了。我们俩一前一后保持一定的距离，各走各的路。每选中一个地方，我就急速书写标语，她则观察细听四周动静。连写几条，都没发现意外情况。正当我拿着粉笔头，在一根电线杆上写一条标语的最后几个字时，忽然听到远处有隐隐约约的脚步声，我立刻警觉起来。声音越来越近，我赶紧藏起粉笔，像过路人一样从容不迫地走开。辛太太站的地方与来人不是一个方向，她还一点儿动静也没听到呢。我走到她跟前，同她并肩往前走。不一会儿，一队巡夜的警察“嚓嚓”地从我们身边走过。真险啊！多亏我听力好，保持了高度警惕性，才化险为夷。不然，说不定要被敌人捉去！
我从在互济会时起，曾无数次上街写粉笔标语，因小心谨慎，从未被敌人发现过。
写粉笔标语是每个共青团员经常的任务。团市委、区委、支部对这项工作经常检查，对完不成任务的人要进行严厉批评，毫不迁就。检查的方式是：每人在自己写的标语后边都写上自己的代号，如“A3”、“B4”、“C1”……等等。全市每个区的所有支部都用一个英文字母做为自己的代号，每个支部的团员则用阿拉伯数字编号。例如，A是北京大学支部的代号，A3是代表北大支部的吴×；丹化火柴厂支部的代号是B，B4是该厂支部的王××。区和支部的负责同志只要走上街头看，哪个支部的哪位同志写了多少条标语，是否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就可检查清楚了。这样，对支部和团员的批评与表扬也就有事实根据了。
二 传单天地
撒传单与写粉笔标语一样，也是每个共青团员要经常做的工作。我们北平共青团，在长期艰险的地下秘密斗争中，创造了灵活多样的撒传单的方法，常使敌人堵不胜堵，防不胜防。例如：邮递员们开邮筒时，经常会发现邮筒中有我们的传单，居民早晨开门时，常会看到门缝中塞进来的共产党的宣传品。他们乍一发现这些“危险品”，往往大惊失色，但内心却又不能不为传单的内容所吸引。国民党对我党的诽谤越厉害，人们就越想知道我党的主张。有人发现传单后怕别人看见，先偷偷地藏起来，找机会再细看。也有个别人胆颤心惊地看过后，赶紧烧掉。北平图书馆和各大学阅览室的报夹上，也是我们传单经常出现的地方。一些勇敢的大学生偷偷阅读后，还把内容讲给同学和自己的亲友听；更大胆一些的，还把传单藏起来带走。这样，一些被国民党严密封锁的消息，如红军胜利、各地工人罢工和学生斗争的消息，常常很快地传播开来。
后来，利用一般人贪财和好奇的心理，我们研究出一种巧妙的方法，即将传单叠成小包，利用黄昏人们急于回家的时机，丢在马路上或其它场所，让人们去拾起来看。一般说来，这种撒法损失率很小。几乎所有丢下的小纸包，都有人拾起来拆看。
我到东交民巷去撒给外国人看的英文传单，就是用这种方法。那时东交民巷使馆区，是外国人的天地。中国老百姓，甚至所谓高等华人都宁肯绕路，也不愿从这里穿过。因此，这条平平整整的柏油马路总是冷冷清清的，这就更增加了我撒传单的困难和危险。一天我先将传单叠成小包装在大褂两侧的暗兜中，两手插兜，大模大样地从西往东去。路旁的建筑大都是尖顶狭窗、十分坚固的洋房。路上的行人不多，大都是黄发碧眼的西洋人。我目不斜视，一边从容不迫地走着，一边用手拨动衣袋里的纸包，像羊屙屎似的，传单稀稀拉拉地落在我身后。我内心很紧张，但表面上却若无其事，既不四处张望，也不回顾丢到地上的传单。使馆的外国士兵岗哨，未料到我们竟敢到他们眼皮底下撒传单。灯光的昏暗，夜幕的掩护，敌人没能发觉我的行动。
撒传单的方法越巧妙越好。一次，我爬上前门劝业场（今新新服装店）最高一层的阳台，把一大叠传单放在阳台的女儿墙上，借助风力将它们吹向附近的大街小巷。警察看到空中飘落的传单，匆匆赶到劝业场时，我早已混进熙熙攘攘的顾客中走出劝业场，进入马路上的人流中去了。
还有一次，国民党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我们派军医学校小刘同志的小弟弟去会场上撒传单。那时他才十来岁，人虽小，却很机灵。带着传单在人群的缝隙中挤来挤去，很快就把传单散发完了。不待敌人发觉，他早已溜出了会场。
标语、传单对人们所能起的作用，从外表上是看不出来的，但它可以点燃和诱发人们的革命思想。如在保定，有人看到墙上写着“到苏区去”！“踊跃参加红军！”的粉笔标语，便在下面填上几个字：“苏区在哪儿？”有一次，竟有一个国民党士兵，竟敢到当时号称“小苏区”的保定二师门房，打听红军在哪儿，想要参加红军。
这些标语、传单宣传了党的主张，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虽然敌人总是很快地毁掉它们，但希望的火种却埋在人们的心中。人们在暗中常传说着共产党活动的消息，并且越传越神。劳动人民受到了鼓舞，看到了革命胜利的希望。
三 飞行集会
飞行集会，是偶尔采用的公开向群众进行讲演的一种宣传鼓动方式。具体做法是：在群众集中的地方，选定时间，由个别同志突然站出来公开向群众发表演说，三、五分钟便结束。在敌人尚未来得及调集军警镇压之前迅速撤走，使敌人捕捉不到鼓动者的踪影。“飞行集会”这种突然袭击、速战速决的宣传方式，在立三路线的残余影响下使用过一段时间，不像写粉笔标语和撒传单那样经常搞。这种做法违背地下党隐蔽的工作方针，容易暴露自己的力量，使组织遭受损失，是一种被批评的冒险的宣传行动。当然它也能起到一点扰乱国民党社会治安的作用，能给受苦受难的人民心中播下革命火种，燃烧起对革命前途的希望。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曾给艺文中学（现在的市立二十八中）团支部布置过一次这样的任务。带头人是艺文中学的团支部书记赵杏村同志，成员都是艺文中学的学生团员。
一天晚上，我拉着洋车来到六部口中央影院门前，将车放在离影院门口不远的地方，坐在洋车上，好像是在等散场时揽座的，实际上是等着检查艺文中学支部组织的飞行集会，观察进行的情况及结果，也准备处理意外发生的事件。影院门口的灯光昏黄，空地上停着一、二十辆洋车。车夫们有的聊天，有的坐在车上打盹，灯光下他们显得格外憔悴、疲惫。不一会儿，散场了。熙熙攘攘的观众潮水般涌出来，久候在门口的洋车夫们，立刻一窝蜂地走过去：“先生！您上哪”？“两毛！”“一毛五！”……
“同胞们！”突然，一个青年人清脆有力的声音像春雷一般炸开。人们吃了一惊，嘈杂声立刻停下来，人们纷纷用目光寻找这大声疾呼的青年人。
那个青年利用短暂的寂静，连珠炮似地大声宣讲：
“国民党压迫我们，不叫我们活下去！……他们用从我们身上剥削去的钱，买了飞机大炮，不去打日本强盗，却专门在南方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围攻苏区！反对他们惨无人道地屠杀人民！反对他们不抵抗主义！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日，收复失地！拥护中国工农红军！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万岁！……”
突如其来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使有的人如遭雷击一般站在那里发呆，但大多数人顿时活跃起来。因为当时反动的政治空气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骤然听到有人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不由得喜形于色。尽管有些人迫于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淫威，似乎全无表情，但心里却很高兴。当然，也有的人吓得左顾右盼。恨不得立即从人缝中钻出去，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两腿已不听使唤。
演说者话音刚落，六部口巡警阁子里跑出来两个警察。他们恶狼般地向听众们扑去，气急败坏地喊着：“散开！散开！”听众虽又受了一次惊吓，但大多数人反而没有走开。巡警气急了，凶狠地抄起洋车上的坐垫，向人群中乱扔，刹时，空中飞的，地下踩的，到处是车上的坐垫。洋车夫们怒骂着，拼命冲撞着人群，追寻自己的车垫。经过一阵骚乱之后，人们终于被警察驱散了。
两个巡警在人群中东找西找，而那个讲演的同志早已不见踪影了。我忙架起洋车，心里乐滋滋地离开了现场。路过六部口的巡警阁子时，只见里面射出耀眼的灯光，一个满头大汗惊恐万状的巡警，正在使劲儿地摇电话机，嘴里不停地骂骂咧咧。走过好远，我还能断断续续听到他怒骂的声音：“……共产党！……赶快来人，……跑了！……赶快！……”
我不由得回头朝巡警阁子里轻蔑的一瞥：“你叫吧！喊吧！搬救兵吧！救兵来得越多越好，反正你们无可奈何。”
四 巧组游行
游行示威是一种群众集体的宣传方式。通过游行示威，公开揭露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罪恶，借以扩大党的政治影响，训练群众、教育群众、鼓舞群众的斗志，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
30年代初，从每年2月的“二七”大罢工纪念日，到12月的“广州暴动”纪念日，差不多每逢革命纪念日，我们都要发动和组织群众游行示威。在一些重大事件发生时，也常常组织群众性游行示威。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即今联合国）派李敦调查团来中国调查。当时，国际联盟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派调查团来中国调查，目的就是为了经过调查，证明“事变”是由中国挑起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有理。对此，我们就发动了游行示威，反对李敦调查团来中国，帮助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
国民党反动派摸到了我们的规律。每当革命纪念日的前一天，军、警、特、宪便遍布大街小巷、十字路口和交通要道，其势如临大敌。尤其是各大、中学校的校门口，更是他们特别注意的地方。这里有全副武装的军警把守，校外人不准进入，本校师生也只许一两个人零散出入，而不准集体出校门。全城到处是便衣特务，搞得北平全城没有一点儿自由的地方。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反动派越是疯狂镇压，严密防范我们集会示威，我们就更加采取灵活的斗争方式，巧妙组织游行。我们在革命纪念日前的两、三天，就把示威游行的总指挥、纠察队、旗手及示威游行的集合地点和游行路线都规定好。纪念日的前一天不露声色，按兵不动，迷惑敌人。次日一早，在指定的时间、地点，总指挥发出一个“集合”的信号，立刻掌声四起，一支游行队伍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般，迅速地出现了。队前是用两根手杖高高举起的红色条幅，上书“纪念××革命纪念日”或“××节万岁！”后面紧跟着是四人一排的游行纵队，步伐矫健，歌声嘹亮，沿着预定的路线大踏步前进！纠察队负责前后联络和维护游行秩序。与此同时，还派出若干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宣传小组，跟着游行队伍，在马路两边对行人进行口头宣传。
游行队伍一般是先由小变大，再由大变小，也就是化零为整，到化整为零，最后分散结束。这是游行队伍变化的一般规律。游行开始后，一些大胆的进步群众，不断地在中途加入我们的队伍，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反日游行，常常引起过路群众的共鸣。有一次，我们游行经过西单大街时，曾有两个东北籍的国民党士兵，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来，一边参加游行，一边诉说他们的亡家之恨和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满腔义愤和控诉。
我们每次游行示威，都毫无例外地要遭到国民党的破坏镇压。他们除派特务暗中破坏外，还公开调动武装军警，用皮鞭、木棍、枪托、水龙头等进行武力镇压，成批地逮捕示威群众。总指挥总是密切注视着敌我斗争情况的变化，在敌人捕人之前，适时用暗号命令结束游行。
每次游行，我们都要安排第二、第三总指挥。这样，预防万一第一总指挥被捕了，第二、第三总指挥便会自动接替他们指挥队伍。记得当年任总指挥的老郑（即工学院的学生林枫同志），当时是反帝大同盟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每次游行通常他总是担任总指挥。游行前他都亲自做各种组织工作。他是东北人，面色微黑，个子高大、健壮，处事机警、干炼，游行中无论遇到什么意外情况，他都能从容应付。（最后，在中央党校校长任上去世）
游行示威是很能考验人的。当时有的赤色群众，甚至个别共青团员，平时能讲许多革命道理，但逢革命纪念日，却往往因害怕而佯称有病请假，躲过游行这一关。绝大多数共青团员在游行示威中，经受住了考验，有些赤色群众往往在经过多次游行示威考验后，被吸收入团。
当时，为了保证组织领导力量不被破坏，以利长远斗争，一般不许党、团主要领导同志亲自参加游行。在砸国民党市党部的那次行动中，为了检查工作进展的情况，我亲自跟在队伍后边，参加了行动，后来还受到了组织的批评。
五 星 火
30年代初，北平地下共青团以青年为对象的出版物，主要有《北方青年》、《工农兵小报》、《洋车夫》、《青工之友》等。前两种是铅印的单张报纸，由胡乔木同志主编，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中国大学的学生陈荫藩同志等。后两种是油印的，各只有一张蜡纸那么大，是我拉洋车时，利用晚上交车后的时间编写、刻印的。
此外，还有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刊物《小朋友》、《红孩儿》。这两种刊物都是铅印的。类似现在的小人书，每册页数不多，不像现在的小人书有那么多图画。这两种刊物是由艺术学院学生薛声豫等同志组稿编辑的。
在当时主、客观的条件下，创办革命刊物有许多困难：既无经费，又无印刷条件。只好由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同志们你一点，他一点地凑些钱，做宣传费。由于经费没有保证，因而印数很少。印刷也是很危险的事。有时我们出高价找私人印刷局给印，有时则由我们在印刷工人中的团员同志，利用夜间车间无人时，冒着危险印刷。记得当时北京大学印刷厂工人中的共青团员小刘同志，就曾这样印过我们的传单。
印刷完毕的刊物或传单，便交给负责发行的同志，由他给各支部分好，再交给负责交通的同志分别送到各支部。各支部的同志冒着危险，通过各种渠道，用各种方法，把这些印刷品散发到群众手中。
当年北平共青团的这些出版物，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却像漫漫长夜中的星火，给劳苦大众指出了光明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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