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壮大成长
30年代初，在残酷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斗争环境极其险恶。国民党反动派采取种种手段，对我们党、团及一切革命群众组织进行破坏。我们的同志不断有人被逮捕、监禁甚至杀头。还有些同志的工作刚有眉目，就被敌人盯上了，因而不得不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也有的中途不干了。这就使得我们的组织变化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不断地发展团员、建立新组织，补充和壮大共青团的队伍。
一 发展组织
正如全团做宣传工作一样，组织发展工作也是依靠全体团员来做。每个共青团员都肩负发展组织的重任。在日常工作和斗争中，必须注意培养和考察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发展团员的对象。
由于政治环境的险恶，迫使我们对拟发展的对象必须进行认真的了解、严格的审察、长期的培养和考验。因此，当时团员数量虽不太多，但质量却很高，均与党员标准差不多。团员年龄增长后，只要一贯表现好，即可经过简单的手续转为共产党员。当时在国民党眼中，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是没有什么区别的。被捕后，对党、团员判刑是用同一个标准。
发展团员的手续，从形式上看比较简单，因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既不能填表、写自传，在介绍人应做的工作完成前，上级领导也不能公开与之进行谈话。但具体进行发展工作却要非常细致、极其慎重。对于拟发展的对象，首先必须了解其家庭情况、社会关系、本人历史和本人政治思想状况。现在公开发展组织，当然比较容易，而在那时却是异常困难的，我们必须先用“旁敲侧击”、“迂迥曲折”、“巧引善诱”的闲谈方法，了解自己想要了解的对方情况，同时又不能暴露自己的政治身份，让对方看出我们的目的和意图。这样做无疑是很费时间的，往往谈上几个小时，也得不到几句有用的想要了解的情况。除此之外，又无其它捷径可走。谈话后，要在支部会上汇报谈话的具体情形，包括谈话对象的反应和谈话的结果，然后再研究下一步谈话的内容和应注意的问题等等。总之，发展组织的工作要求极其慎重，稍有疏忽，就会出问题，甚至会发生危险。例如，王振世同志（共青团员，现已去世）在工作中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
当时王振世同志也拉洋车，做洋车夫的工作。他选好了一个青年洋车夫作为对象，对他进行工作，想发展他入团。对那个人进行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工作后，王振世同志认为工作已基本成熟了，就直截了当地问他愿不愿意加入共青团。没想到那位青年车夫回答说：“小王，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不入团，我劝你也趁早退出来，不要干了，这很危险……”接着，他就对王振世同志谈了他自己的身份，说国民党如何用金钱拉拢他为他们做事，他如何接受了国民党的津贴，公安局又如何给他布置任务等等。这突如其来的谈话，使王振世大吃一惊。多亏这个人并非真正的国民党特务，他尚未丧失阶级本性，只是贪图金钱，答应为国民党做事。他与王振世相处时间较长，个人关系不错，青年人多少重些感情、讲点义气，因而没去告发，才没造成大的损失。
入团的仪式比较简单，当然不能像现在这样挂党旗，挂马列像，唱国际歌，而只能秘密进行。但整个过程却是严肃而激动人心的。在会上，首先由介绍人讲话，介绍新团员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个人历史及思想发展过程等情况，还要讲一下介绍的经过。接着是上级团委的代表讲话，上级团委或是市委、区委，或是支部书记，代表共青团组织向新团员表示欢迎，并对新团员提出一些希望和要求。最后，由新团员本人宣誓、讲话，表示决心。
二 支部生活
那时，支部生活当然都是秘密的，也是非常严肃认真的。
每个单位，有团员三人的便可建立支部，由上级指定支部书记。为了避免损失，每个支部一般只有三、五人，六、七人的大支部是不多的。倘若一个单位团员人数增至十来人，就要另建立一个支部。同一单位内的两个支部，称为“平行支部”，平行支部间不发生横向联系，彼此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样，万一有人被捕、叛变，遭受损失的机会就会少些。即使是一个支部被破坏，另一个支部还能照样存在，继续活动下去。
尽管如此，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一个单位内不可能、也不适宜大量发展团员。因而有“平行支部”的学校和厂矿是很少的。
共青团组织有严格的纪律，每周一次支部会，除有特殊情况，必须按时召开。团员没有无故不参加的。支部会程序差不多是固定的：先由上级代表或支部书记做时事报告，再由每个同志汇报自己一周来的工作，未完成任务的要说明原因。汇报后，同志间要展开批评自我批评，特别是对任务完成得不好的同志，大家都会帮他分析原因，进行必要的批评，绝不姑息迁就。最后，支部书记提出下周的工作计划，交同志们研究讨论，并将任务落实到每一个团员。
支部会有时是为专门问题召开的。如发展团员，处分团员，组织调整以及秘密工作问题。凡属共青团组织的重大问题，都要在支部会上进行讨论。
支部会上的气氛通常是热烈的。共青团员们小则十五、六岁，大则二十出头，正在朝气蓬勃的年龄，政治热情很高。支部会上人人畅所欲言，无论是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能以诚相见，这正是共青团组织的强大的战斗力所在。
支部活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地点也是经常变换的。通常是在条件方便的同志家中开会，如朝阳门内小牌坊胡同小黄同志家，宣武门内绒线胡同胡传仲同志家，都是当时有关的支部开会的地方。有时也在同志们租住的民房中开会，当时的会议都是三、五人，或五、六人，不开大会。有时会开得长，结束太晚，街上行人已很少，为了避免警特们的注意，于是不论男女同志，大家便挤在一起凑合度过一夜。有时，我们到郊外去开支部会，男女同志在一起，俨然是一伙郊游的大学生，漫步在蓝天白云之下，苍翠旷野之中，尽情地发表意见，讨论工作。有一次，曾让男三中的小冯同志借他们校长（也是他的同乡）放在北海公园中的私人游船，我们荡舟于公园的荷花丛中开支部会，在湖上无数游船中的游客看来，我们也只是一群兴致盎然的赏花游客，然而待到“兴尽晚回舟”时，各项工作都已讨论完毕。在开会的过程中，我还得到了额外的收获，那就是我从此开始学会了划船。
三 派遣和打入
北平是一座文化古城，当时，大工厂不多，我们的工作基础主要在学校。我们依靠学校做阵地，发展组织，培养干部，从学生支部调出人来，加以秘密训练，然后采用“内线打入”的办法，派遣到工厂、兵营、农村去开展工作，发展组织，领导群众斗争。
例如，我们曾把艺文中学十四岁的女生赵翠娣同志调出来，拟进行派遣，先要她秘密地住到平大工学院女生宿舍杜宁远同志处，由杜对赵进行建团、革命气节和秘密工作技术等方面的教育训练，准备把她派遣到西郊女子挑花工厂去开辟工作。当时为了使她不受家庭的牵制，要她与家庭断绝了联系。家里以为她失踪了，曾到处寻找。后来，有一天在街上偶然被她妈发现了，把她强拉回家去，结果没有派遣成。
“九·一八”事变后，我们团市委还曾把中法大学支部的夏尚志、中国大学支部的张木夫和燕京大学支部的张文藻三位东北籍的同志，秘密地派到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满州国”去，要他们到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去工作。还有北平师范大学支部的小邵（山东人）和小郭（河南人）二位同志，也曾通过傅作义部队的炮兵团兽医官辛润田先生的关系，派他们到傅作义部队去作瓦解白军和建党建团的工作。我们还派小梅到长辛店火车站去开展工作。派师大的学生郝德青到通县农村去，以串村小贩为职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
派遣和打入是我们当时开辟工作、发展组织常用的办法。
四 团内教育
共青团组织虽处在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环境中，但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仍非常重视对团员的政治教育。首先强调革命的实践，即在阶级斗争的环境中通过具体的工作，来教育团员和青年。此外，还很重视经常性的时事政治、团纪、斗争策略、革命信念和革命气节教育，以及秘密工作与马列主义基础理论的教育等等。
秘密工作教育和革命气节教育除在支部会上进行外，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个别教育，即经常利用一些正反两面的具体事例教育团员，这样比较生动，收效也更大一些。
秘密工作教育，是为了打击敌人、破坏敌人而教育团员如何隐蔽自己的政治面貌和活动，如何躲过敌人的追捕而保存自己，保存组织，积蓄革命力量；革命气节的教育，是教育团员在敌人的法庭上、刑场上，在严刑拷打下坚贞不屈，在金钱、美女的引诱面前经得住考验，毫不动摇。并且能够利用一切场合和时机进行革命宣传，即使在临刑面前的一刹那，也要表现出共青团员的英雄气慨，喊几句使敌人闻声丧胆的口号。
在党的领导下，共青团的教育是很成功的。我们被捕的同志，绝大多数在野蛮残暴的敌人面前，都表现出了革命的坚定性，他们宁愿坐牢、杀头、长期住反省院，忍受非人的待遇，也不向敌人屈服。在生死关头，能置个人生命于度外，保持共青团员的革命气节和革命英雄气概。我们大批壮烈献身的革命先烈和曾受到国民党监狱长期摧残、折磨活下来的同志就是这样。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丧失了革命者应有的气节，如当时曾经担任过团市委书记的吴正廷就害怕危险，可耻地叛变了革命。在他的反革命破坏活动中，致使中共直中特委书记李耕田也成了可耻的叛徒，为国民党立了大功。
共青团员们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令人感动，就连看守所和监狱里的各种刑事罪犯，对这些“政治犯”也都十分敬佩，甚至个别看守也在暗中帮助我们。在共青团员们面前，凶残的敌人往往无技可施，暗自认输。
共青团组织对团员的学习抓得很紧。同志们都懂得，为了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必须学习革命的理论，来武装自己的思想。当时，我们的同志都是自觉地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看社会科学的书，看马列主义的书，看革命的小说。如《共产党宣言》、《共产国际纲领》、《史的一元论》、《政治经济学》和高尔基的《母亲》、《夜店》，小林多喜二的《没有太阳的街》，辛克莱的《屠场》，还有《石炭王》、《煤油》以及关于苏联革命斗争的小说《震动世界之十日》、《一周间》、《夏伯阳》等等，都是很好的教材，大家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去寻找真理，去吸取革命力量，有的同志为此曾被国民党逮捕，有的同志甚至牺牲了生命。
五 共青团员的个人生活
现在，每当我看到快乐的年轻人幸福地学习、工作和生活，尽情地享受着青春的快乐时，便不禁想起我自己的青春年华，想起五十多年前的那些并肩战斗、甘苦与共、生死相依的青年同志们的生活情况。
社会动荡和民族的灾难催人早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我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这些十几岁、二十岁左右的青少年，早早地离开家庭，踏上人生的征途，肩负起民族和阶级解放的重负。那时我们的生活是清贫、艰辛、危险和动荡不定的，然而我们却自认为走在革命道路上是幸福的。
我们既要独立谋生，又要从事革命活动，并尽力从经济上帮助组织，因而我们常常是衣着俭朴，食无保证，居无定所。但艰苦的生活却炼就了坚忍不拔的革命毅力。
我们每天不但为革命而冒险奔波，还要为谋生而辛劳，我们没有也从未想过节假日吃点什么，更谈不上什么业余生活，不能像现在有些青年人那样，工作之余看电影、溜马路、逛公园、谈恋爱。我们是每天冒着危险早出晚归，披星戴月自谋生活、开会、写标语、撒传单，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发展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我们随时可能被捕，随时准备在敌人的法庭上、监狱里、刑场上做最后的斗争。今天是学生，明天就可能被派去做工人、店员，到另一个地方，从事另一种职业。个人的志愿绝对服从组织，组织的需要就是我们的理想。这种动荡不定、艰苦危险的生活，使我们无暇顾及家庭和个人婚姻问题。我们虽不是军人，思想上却是“一切行动听指挥”的革命战士。
我们也有幸福！那就是在青少年时期就找到了人类解放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于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共青团组织是一个团结友爱的大集体，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事业，使我们结下了亲如手足的革命情谊。我们之中的许多人，自觉自愿地抛弃了原来安定舒适的生活，离开家庭，走上了革命这条艰难险阻的道路。我们的青春和生命能紧紧地与中国人民及全人类解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这种幸福与快乐是当时尚处于迷途中的年轻人所难以得到的。
我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物质生活上都是在极端艰难困苦中度过的。靠拉洋车挣的血汗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经常饥一顿、饱一顿地过日子。有时一天到晚只吃两个馒头，有时甚至一天还吃不上一顿饭。一个冬天的早晨，我从地安门内的住处油漆作去德胜门内羊房胡同刘泽如同志家，刚一进门就两眼发黑，腿发软，晕了过去。刘泽如了解我的情况，知道我一定是由于冻饿所致，于是赶紧扶我上床休息，自己很快去煮了一碗挂面汤给我端来。我吃了挂面汤，才慢慢恢复过来。
有时，我不论到哪个同志的公寓，只要赶上吃饭，就饱餐一顿。那时，同志之间真是有饭同吃、有衣共穿，在物质生活上不分彼此，情如手足。当时在生活上对我帮助最大的是刘泽如同志。若没有他不时地在经济上援助我，使我能勉强维持生活，也就很难设想在白色恐怖极端严重的北平，我能坚持两年多的地下斗争。
有一段时期，我在德胜门内羊坊胡同东头租了一间小屋，有时自己做饭。这样既省钱，又比东一顿、西一顿、冷一顿、热一顿的生活好一些。有一次，我要想吃红薯玉米面粥。当时，边切红薯边想工作，不小心，一下子切到手上，顿时鲜血直流，刀、案板、红薯上全沾上了血，我赶紧找破布包上手，心里又气又笑。当时红薯切不成了，我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想出几句顺口溜：
菜刀无情，红薯更硬，
咕噜一声，鲜血澎澎。
鲜血澎澎，为了革命，
坚持不懈，革命必成！
当时我们不仅吃饭难，穿衣则更难，吃饭可以凑合，穿衣却不能过于破烂，必须能遮挡敌人的眼目才行。因此我常到天桥夜市去买旧衣服、旧鞋子穿，或者穿其他同志的旧衣服。在北平的两年多时间，我从未添过一件新衣。1932年冬，我在石家庄被国民党逮捕时，身上穿的是胡乔木同志送给我的一件很薄很薄的旧棉袍，下身穿的是刘泽如同志送我的一条很旧的夹裤。这时已是十二月中旬，寒气逼人，我就是这样，穿着同志们的单薄的难以御寒的衣服，进入敌人的监狱的。
爱美是人的共性，尤其是青年人。然而我们的青年时代，已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却无暇也无条件去考虑这些，只要勉强过得去，并且不致引起敌人注意就可以了。
住的地方尽管是斗室陋屋。为了安全，我从不在一个地方久住，两年多，我换过五、六个住处。为省钱，我总是尽量租小房、破房。每换一个住处，就重新报一次户口，换一个假名字。那时，国民党的户籍工作很乱，随便报一个户口是很容易的。搬走了，也不用去销户口，警方根本不去调查你的来往去向。
我初来北平时，从东城到西城，从城区到郊区，我外出工作全凭两条腿跑路，又拉了一个时期的洋车，练就了腿上的硬功夫。后来工作越来越多，活动范围越来越广，我开始觉得走路太费时间，工作受影响太大，刘泽如知道了这种情况，给了我十几元钱，我到德胜门内晓市上，买了辆勉强能用的旧自行车，从此，我以车代步，工作方便多了。没想到，有一天却发生了这样一件不愉快的事：我骑车去东城参加军医学校和兽医学校的联合支部会，到鼓楼东大街时，一个流氓（当时人们称这种人叫“车匪”）骑自行车从我后边飞快地追了上来，他超过我之后，突然用后轮拨到我的前轮上。当时我正想着开会的事，没有精神准备，提防不及，“啪”的一声，将我摔到马路旁的高牙子上。待我爬起来，寻找那人时，他早已逃之夭夭了。再看我的衣服，肩膀处摔了一个大口子，鲜血也渗了出来，将衬衣染红了一片，幸好自行车还没有摔坏。我早就听说北平街上有“车匪”，没想到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如此猖狂，心里非常气愤。但因那时我做地下工作，在公开场合是不能显露锋芒的，否则，会因小失大。我只好把气憋在肚子里，骑上车回去洗去血渍，换了衣服，又赶去参加支部会。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生活确实是很艰苦，并且是非常危险的，但我们却无任何个人考虑，也从无半点畏缩不前。生活虽苦，但精神是愉快的。因为我们有革命的理想和信念支持着。那时我们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我们每每想到，为了子孙后代和全世界劳动人民永不受苦，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也在所不辞。
在北平两年多的时间，我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地下秘密工作中，割断了与工作无关的一切社会关系，连自己的父母也不通音讯，不再考虑个人的事。当时在工作中难免要接触一些女同志。有一段时间，我在户口上报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于是我就把住房布置成一个不爱学习的浪荡学生的卧室，墙上挂着各种姿态的女明星照片，枕头下压着色情小说，与我工作有关的女同志，有时来我的住处有说有笑。在周围人的眼中，这样的学生是不会对政治感兴趣的，更不会是共产党人。后来为了互相掩护，我还和朱、黄两位女同志组织过“家庭”，冒充夫妻和妻妹的关系报户口，在一起居住。那时我们共青团员，在男女关系上，心是纯洁美好的，在密切的接触与共同生活中，并无一丝邪念。男女同志间情深而不乱，是一种亲如兄妹又胜似兄妹的手足之情，是生死与共的同志关系。
然而爱情并非不能启动这群舍生忘死的年轻人的心扉。尤其是女同志，并不因参加了革命就失去了温柔，有的女同志对爱情往往表现得更直率。我在北平两年多的时间里，也曾不只一个女同志对我表示过爱慕之情，翊教女中就曾有一个姓潘的女同志，在紧张的地下工作中，还邀我同她去看过一场电影。可惜她不了解我那时的心境，我的心已全放在了工作上。看电影，对我是一种难却的精神负担，因而电影刚开演不久，我便因工作疲乏而呼呼入睡了。
第六章 难忘的战斗
1930年至1932年间，北平地下共青团除了作好经常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外，还组织过不少次群众性的对敌斗争。由于当时政治形势的要求和“左”的思想指导，群众的经济斗争，我们作得很少。这里我介绍的，仅是我亲自布置和亲身参加过的几次主要的政治斗争。
一 怒打《万人敌》
《万人敌》，又名《天昏地暗》，是当时新上映的一部电影故事片的名字，这是一部十分恶毒的反动影片。该片把我党领导下的煤矿工人大罢工，描写成乌七八糟的强盗影片。我们团省委的一个同志曾在上海看过这部影片，看后非常气愤。1931年夏季的一天，报纸上登出广告，《万人敌》将于某日在宣武门内绒线胡同影院上映。团省委认为，为了维护工人阶级的尊严，应该抵制它，不能听任这种反动影片上演。于是我们团市委决定：要组织一次有计划有准备的打击行动，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白色恐怖十分猖獗。在这种形势下组织这样的群众斗争，是要冒风险的。然而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能制止《万人敌》的上映呢？写文章批判它，哪家报纸敢登？写信向绒线胡同影院老板提出抗议？谁理你，人家不但不会听我们的，说不定还会招来祸害，只有组织一次有实力的革命行动，才有可能制止这部影片的上映。
于是我们立即开始了秘密的准备工作。为了确保不走漏一丝风声，使斗争能够达到预期目的，我亲自到和平门外师范大学操场去布置这项任务。
我化装成师范大学的学生，混在出出进进的学生中，来到师大校内的操场。我像其他学生一样，一到操场就随意翻翻双杠，玩玩吊环，同时用眼睛的余光观察操场上的各个角落。我发觉一个前来接受任务的同志已经来了，正在操场一角的沙坑边练习跳远，我便装做跑步的样子，沿跑道通向沙坑的方向跑去。那位同志显然是看见了我，也仿佛是练完了跳远，改练跑步。我们就像是碰巧相遇的同学边跑边谈。那位同志接受任务后，继续活动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操场。
那天先后个别接受任务的四位同志是四个不同支部的，也是这次四个行动小组的组长。他们互不相识，先后分别接受任务后，便各自分头去准备了。
《万人敌》在北平首次上演的那天，我们的各项准备工作均已齐备。离开映时间还有半小时，绒线胡同影院门前已挤满了人。共青团员们带着各自动员来的进步群众，混夹在普通观众中间，三三两两结伴而来。我也在这个时候来到影院，和一般观众一样，各自买票进场，我装做找座位的样子，暗中观察同志们的动静。
第一组的同志负责割电话线，我看见组长坐在“太平门”附近，他们进场后先观察好了电话机的位置，身藏锋利的铁剪，只等时机一到，便冲上去把电话线剪断。第二组的同志负责砸电灯，他们坐得比较分散，组员们都分好了工，每个人砸距离自己最近的电灯。第三组的任务是破坏银幕，他们的座位都比较靠前，每人的衣袋里都装满了鸡蛋和一些零星食品。不了解内情的人看了，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些电影迷，连饭都顾不得吃就来看电影了。他们哪里知道，衣袋里白花花的鸡蛋其实都是“秘密武器”，鸡蛋里的清和黄早已被抽出，空壳中有的灌满了浓黑的墨汁，有的灌满了鲜红的墨水。它们是用来投向银幕的“炸弹”。这些携带“武器”的战士们，有的嘴里吃着东西，有的同旁边的人谈着影星的新闻趣事，俨然是影院的常客。第四组的同志是这次行动的主力军，任务最为艰巨。他们负责捣毁放映机，烧掉拷贝，使《万人敌》不能再上映。此刻，他们心里可能有点紧张，但表面上看来却很平静，暗中紧握铁器和火柴，眼睛里含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现在“万事俱备，只待熄灯”了。
不多一会儿，电灯熄灭了。我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一场激战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约定《万人敌》片名的出现，就是我们的行动信号。只要银幕上一出现这三个字，电话线将被割断，电灯将被砸碎，银幕将被污染，放映室内将有一场激战……，场内混乱的情景可想而知。
很短的新闻加片演完了。当我屏息凝神，等待激战开始时，银幕上出现的却不是《万人敌》的片名，而是《万人敌》因故停演，改演另一部片子的通知。“怎么回事？”“为什么停呢？”“谁知道呢，管它呢。”一时场内议论四起，我和同志们虽然也感到意外，但心里却一下子轻松了，互相交换着胜利的微笑。为了不暴露身份，大家将“兴奋”藏在心里，真的看起电影来了。
事后估计，停演的原因可能是影院老板临时听到了什么风声，吓坏了。于是决定改演其它片子。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是胜利了。后来反动影片《万人敌》再也未在北平上映过。
二 轰打艾迪博士
艾迪是个英国传教士，思想很反动。1931年夏末，他从欧洲途经苏联来中国。一天，北京大学国民党的学生组织贴出布告，说×日×时邀请艾迪博士到北大三院礼堂讲演，题目是：介绍苏联的概况（大意）。希望同学们踊跃参加。
我们共青团的组织得到消息后：料定狗嘴里吐不出象牙。艾迪关于苏联现状的讲演，不可能是客观的、真实的情况介绍，肯定是歪曲苏联现状的胡说八道。当时苏联是世界上仅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全世界上反动阶级都卷入了反苏大合唱，不遗余力地用种种恶毒的语言咒骂她；各国共产党人则将她视为工人阶级的祖国、革命的圣地。总之，革命与反革命两大营垒，在对苏联的态度上泾渭分明，在这种形势下，我党也曾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那时，在我们共青团员的心目中，苏联这个革命圣地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团组织当时决定：不能让这个反动教士打着中间派的幌子，肆意进行反苏反共宣传，毒害和欺骗青年学生。要发动团员和进步青年，在讲演会上搞一次行动，破坏这个帝国主义走狗的反动宣传。
时间很紧迫。决定之后，我们立即刻写传单、印传单，动员、组织团员和进步青年群众，在讲演之前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讲演的日子到了。那是个阴沉沉的雨天，清风阴凉。离讲演开始还有一小时，北大三院大门前不断有人出出入入。我和北平大学工学院的女生杜宁远同志，装成一对亲密的恋人，边走边轻声交谈，从容地混在三五成群的学生中间走进了北大三院的礼堂。
我们不慌不忙地挑选了后边一个角落站下，在这里可以望见整个会场。
礼堂未设座位，在这里我看到稀稀落落的听众中，有不少是我们来执行任务的同志和赤色群众。他们都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传单早已被他们带进来，厚厚的一摞一摞地放在地上，听任到会者自己取阅，人们看到地上的传单，连忙去取，但有的人一看内容，便紧张起来，连忙丢下。
临近讲演时间，礼堂里的人多了一些，又有不少我们的同志混在听众中走进来。他们有的手里拿张报纸，有的双手插兜，分散在各个角落。他们并不是来听讲演的，而是来执行任务的。我知道，他们的衣兜里都装着战斗的武器──注满墨水的鸡蛋、石头、砖块……
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原来是艾迪博士出现在讲台上。我离得远，看不清他的面孔，只见一个身穿黑色西服的瘦高个子外国人，在讲台上连讲带比划，他身旁还站着一个中国翻译。他叽里哇啦地讲了一会儿，翻译就结结巴巴地翻几句。我站在最后，只能听到断断续续的词句：“布尔什维克暴政”……“苏维埃极权制度”……“大英帝国的民主”……
站在前面的同志，开始还静静地听着，渐渐地越听越气愤，简直难以忍耐了。突然，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从一个角落里发出信号，于是，立即响起了“打倒帝国主义走狗”的怒喊声，场内立刻有些混乱，接着，就有人跟着喊起来：“不准帝国主义走狗污蔑苏联！”“艾迪滚下台来！”“滚下来，不准他讲！”……随着口号声，石头、砖块、鸡蛋、一齐飞向讲台，刹时间，石头、砖块砸在讲台上的“呯呯”声，墨鸡蛋砸在艾迪身上的“扑哧”声，群众的喊打声，此起彼落的口号声，响成一片，乱成一片，整个礼堂沸腾了！
群众中有人高兴得大喊：“打得好！”“打得痛快！”
再看艾迪，头上淌着墨水，狼狈地硬撑着继续讲着，大概他不是第一次受到这样的待遇，而是经受过这种“锻炼”了，所以他还坚持着没被打下台来。然而听众们却三三两两地退场了，我们的同志打完了准备好的“子弹”，也陆续退了出来，眼看人要走光了，艾迪无可奈何地只好捲起讲稿，灰溜溜地收场了。
三 砸国民党市党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攻占我中国沈阳的炮声，震憾和唤醒了全国亿万爱国人民。在北平，一个以青年学生为先锋的抗日救亡高潮很快形成了。
在党中央指示未及下达之前，河北省党团两省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政治形势和任务。当时认为，日本侵占沈阳是侵占整个中国的开始，它一旦在东北站住脚，必将全力进攻华北，进而实现其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迫在眉睫。我们必须号召全省各界人民联合起来，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会后，团省委要团市委印发党、团两省委《告河北全省人民书》。我们通过组织系统，将这份重要传单，迅速地散发到了广大市民群众的手中。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进攻采取的是不抵抗政策，下令不准东北军抵抗。在日军的凶焰面前，我国军队一溃千里，不到五天时间，就失去了辽、吉二省，使祖国的大片国土沦丧于日寇的铁蹄之下。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深深激怒了广大的爱国同胞，人民的愤怒终于汇成一泻千里的滚滚洪流，猛烈冲激着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的堤防。
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首先是由学生们掀起来的。运动声势越来越大，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凝聚着无穷的能量，随时可能喷发出冲天的火焰。
在这种形势下，党、团组织决定，将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激情变为有组织的自觉行动，去砸国民党北平市党部，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投降主义的罪恶行径，孤立投降派，推动国民党出兵抗日，鼓舞广大群众的斗志，扩大我党在群众中的政治影响。
面对群情激愤的爱国群众，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慌，市面警戒森严，如临大敌。为了在敌人的眼皮底下顺利地集合群众，当时我们想了一个很巧妙的办法，即在宣武门内国会街法学二院礼堂（即原国会礼堂，现新华社所在地），由剧联负责组织一次演出，动员爱国群众，主要是青年学生以看戏为名，汇聚一堂，演出结束后便整队出发。这种方法既能麻痹敌人，又便于集合队伍，而且还能通过演革命戏时对团员和群众进行一番战斗前的宣传鼓动工作。
十月的一天，法学二院的礼堂门前熙熙攘攘，热闹非常。男女学生们三三两两说说笑笑地进入礼堂，他们都是共青团员或赤色群众。礼堂大门两旁有持教育枪的女学生站岗，她们肃然挺立，在男同学的协助下，认真询问和观察每一个进入会场的观众，严防宪兵、警察、特务及捣乱分子混入。
一进入礼堂，舞台正上方高高悬挂的两面大幅中共党旗赫然映入眼帘。鲜艳的红旗上是铁锤镰刀图案，它像烈火，像闪电，像雷鸣，使我们这些备受白色恐怖摧残折磨的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的心一下子沸腾起来了！
礼堂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令人振奋的标语：“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武装抗战收复失地！”、“誓死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反对国民党进攻苏区！”、“武装保卫苏区！”、“调转枪口一致对外！”、“反对国民党屠杀自己的同胞”，“拥护工农红军！”、“拥护苏维埃政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一切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苏维埃政府万岁！”，同志们心情激动地读着这些标语，似乎来到了另一个天地──一个红彤彤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天地。这满墙的标语也似乎变成了震耳欲聋的春雷，响彻云霄。
能容纳一千多人的扇形礼堂不仅座无虚席，而且连过道上也挤满了并肩接踵的人群，全场洋溢着庄严而热烈的气氛。有的同志久久地注视着主席台上方的党旗热泪盈眶，有的人则环视着四周的标语，欣喜地读出声来。认识的、不认识的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个个精神振奋，互相交换着喜悦的目光。
演出开始了。
第一个剧是《工厂夜景》。这个剧是描写一个铁工厂的工人不堪忍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和非人的生活待遇与工作条件，要求资本家增加工资、改善劳动条件，资本家不答应，工人们遂宣布罢工，进行了激动人心的斗争。
第二个剧是《到明天》。剧中描写一个贫病交加的失业老工人病在床上，他的儿子──一个失业的青年工人，焦急地守护在父亲床前。由于失业，父子俩不仅无钱看病，而且无钱买粮。家中仅有的一些家什全都卖光了，父子俩早已断了炊。为了奄奄一息的老父，儿子强忍悲愤，出外要饭，好不容易要到一个窝头，自己舍不得吃，赶快捧回家来给病危的父亲。但老人已经不行了。他用颤抖的手把窝头推给儿子，只说了句“你还年轻……，要挣扎，熬到明天……”便含着满腔的悲愤离开了人间。最后是老人的儿子走上了革命道路，参加了地下革命斗争。
话剧刚结束，我们预先指定的同志便登台讲演。大意是，国民党不但像剧中表现的那样残酷剥削劳苦大众，而且不准士兵抵抗，将祖国的大片河山拱手让给日本强盗。我们应该到国民党市党部去，质问他们为什么不打日本，专打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自己不抗日，还不许百姓抗日？现在，我们中华民族到了生死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不能坐等国家灭亡，甘当亡国奴。同胞们！要团结起来，与日寇决一死战，誓死不当亡国奴！
演说不长，铿锵有力。本来话剧已将人们的革命情绪激发起来，这简短的演说犹如火上加油，一下子把全场点燃了！这时，会场里不少激动的听众高喊：“到市党部去，要求国民党出兵抗战，收复失地！”话音刚落，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接着，人们怀着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深仇大恨和对国民党的义愤，怀着战斗前特有的激情涌出礼堂，很快自动地排成四路纵队，唱着雄壮的歌子，喊着口号，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了法学二院的校门，浩浩荡荡地朝市党部街（位于原石驸马大街附近）奔去。
群情激愤。党团员和进步青年们一个个憋足了劲儿，眼睛里燃着一团团怒火，恨不得一下子砸开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大门，把那些卖国害民的党棍推倒在地上痛打一顿。队伍一到市党部大门口，小伙子和姑娘们便一涌而上，把门口站岗的两个武装警察围在中间痛打一顿。两个警察一看寡不抵众，便窥测时机连滚带爬地逃进大门，气急败坏地将大门关了起来。
院内更多的武装警察闻讯早已爬上了房顶，用枪口对着门前示威的群众。但他们没有长官的命令，谁也不敢开枪。
被关在大门外的学生群众，并不理会房上持枪荷弹的警察，眼见砸不开关闭着的大门，心急如火。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不停地喊着，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学生，搭人梯摘下了挂在大门口的“中国国民党北平市党部”的木牌，扔在地上，学生们蜂拥而上，叮叮噹噹地砸了起来。一些女学生也拼命地往前挤，在砸坏的木牌上吐唾沫用脚踹，以发泄她们对国民党不抵抗主义的愤怒。更多的学生群众则一面高呼，一面用力砸市党部的大门。双方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群众没能攻进大门，警察也没敢开门出来，市党部的党棍们更没一人敢露面。
我们估计时间长了敌人会调集军队来镇压，于是总指挥便下令撤退，大队人马由东向西转移。
那天我为了检查斗争实际执行的情况，骑着自行车，跟在示威队伍的后面，缓缓地前进着。当群众队伍刚刚撤离市党部大门不远时，两扇红漆大门突然打开，一群全副武装的警察、特务疯狗般地窜了出来，向群众队伍的尾部猛扑过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袭击，群众又紧张起来，队伍有些混乱。
我在大队的最后，这时首当其冲，看到猛扑过来的警察和慌乱的群众，心里也有些急。这时道路都堵塞了，幸亏我在这一带拉过洋车，熟悉大街小巷，于是我骑车飞快地转向南边的头髪胡同。因而摆脱了敌人的追捕。指挥者尽管设法紧急疏散，但仍有一些人被捕。
第二天得知，我们共有几十人被捕。不几天，在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这些人就分别由各自所在的学校保释了。
第七章 抗日怒涛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性轰轰烈烈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是在“五·四”之后，“一二·九”之前，中国历史上可歌可泣的最伟大的青年运动，应该载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册。特别是中国青年运动的史册。
这里，我仅记录了“南下示威”一段，它是这次学生抗日运动的高潮。材料的来源，是根据当时我们团市委派去参加领导的共青团员薛声豫和王锦佩两位同志回北平后的汇报，凭我记忆如实地写出来的，时隔五十五年了，细节上可能会有出入。但我认为粗线条地写出来也是很有意义的。
一 南下示威之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的抗日救亡运动汹涌澎湃地开展起来了，其势如大海的浪涛，一浪高过一浪。绝大多数学生都投入了运动之中。他们不顾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压力，怀着满腔爱国热情，走出课堂，在古都的大街小巷，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在那些日子里，街头讲演、街头戏剧、街头歌咏、街头漫画竞相媲美。北平的繁华街巷成了宣传爱国主义的大课堂。学生们自编自演的歌曲和戏剧，字字血，声声泪，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屠杀我同胞的滔天罪行，回肠荡气的激动着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心。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继续奉行媚日反共的政策。国民党政府教育部重申“各校学生不得因抗日活动停课”的训令，开除了一批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的学生，并企图用收买和打进的办法控制学联。抗日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继北平学生砸国民党市党部之后，全国其它省市的学生也奋起砸了本省市的国民党党部。国民党反动派的逻辑是爱国犯法，抗日有罪；而人民的逻辑则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9月下旬，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三千多人到达南京，联合举行了示威活动。激愤的学生们打伤了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王正廷。10月底，抗日学生同卖国政府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成千上万的抗日学生，从全国各地继续潮水般地涌向南京，到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在地示威游行，强烈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动员全民抗日！这次“南下示威”，是“九·一八”后“一二·九”运动之前，这段历史时期抗日救亡运动的最高潮，也是这次运动中最为波澜壮阔的画面。
二 “示威”和“请愿”
北平的“南下示威”运动，是在我党、团组织领导下，由学联出面组织的。我们团市委派去参加南下示威党团领导工作的是王锦佩和薛声豫同志。
在我们组织南下示威的同时，国民党反动派也在各校学生中积极进行反动活动。他们看到学生中要求抗日的势头很猛，知道正面阻挡不行，便用偷梁换柱的方法，组织一派学生提出“南下请愿”的口号，来对抗“南下示威”，他们拼命在学生中进行煽动，散布对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妄图改变学生南下斗争的性质。
我们当即揭穿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并发动群众坚决和国民党的这一阴谋进行斗争，绝不上他们的当。
三 车站斗争
11月下旬，“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成立了。12月初，浩浩荡荡的学生示威队伍开进北平前门车站，准备乘火车南下，到南京直接逼蒋介石出兵抗战。
反动政府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恐慌，立即下令北平铁路局，不准给学生开车。当时数千名示威学生挤满了站台，就是走不了。反动政府的阻挠更加激起学生的愤怒。他们决心突破一切阻力，不到南京誓不罢休。
在“南下示威团”的秘密领导核心──联合党团的领导下，学生们一方面派代表向铁路局据理力争，交涉车辆，一方面则有组织地在火车站卧轨，阻挡客货车的开动，给反动当局施加压力。同时，还在铁路工人中做工作，争取铁路工人同情和支持学生南下示威，并帮助寻找司机和铁路工作人员。
经过几天几夜的斗争，“示威团”终于争取到一部分铁路工人的同情。这些爱国的工人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挡，勇敢地站出来，同铁道学院的几个高年级学生一起，把火车开动了。当时，车站上一片欢腾。学生们叫着、跳着、笑着，抗日的口号声响彻车站的上空，没过多会儿，列车发出了一声雄浑悲壮的长鸣，载着代表华北人民抗日救国决心的“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出发了。
四 特务破坏
列车在初冬的原野上隆隆奔驰。凛冽的寒风穿过半敞着的车门吹入车厢，使车内更加寒冷，但车厢中的气氛却暖人心腑。有些人在大声谈论到南京后如何行动，有些人在唱着抗日救亡歌曲……，在这满载着南下示威学生的“专列”里，洋溢着一种战斗前特有的热烈而紧张的气氛。尽管登车前几天的车站斗争已使人十分疲乏，但此刻却很少有人在隆隆声中安然入睡。每个人脑子里都有一根崩紧的弦：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行，而是一场慷慨激昂的战斗，试想几千名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闯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南京，面对荷枪实弹的武装卫队与国民党要人进行斗争，除了一颗颗忧国忧民的赤诚的心和年轻人沸腾的热血，还有什么可以凭籍呢？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在准备为民族生死拼搏的时刻，每个人的心头都燃烧着一团熊熊的爱国之火。
列车将到济南车站时，一节车厢里突然响起了一声怒喊：“说！你到底是什么人？”同学们立刻循声围了上去，只见几个小伙子正把一个学生模样的人围在当中，厉声责问。原来那个学生模样的人是被国民党收买的特务，他混在南下示威团中，一边听同学们谈话，一边偶而说两句背时的话，给同学们泄气，企图将“南下示威”引向“南下请愿”的轨道。有两个同学察觉了他的阴谋，当场把他揪住审问，那个人在愤怒的学生面前，吓得浑身发抖，他只得承认了自己的特务身份。
当时同学们将这个特务捆绑起来，接着便七嘴八舌地谈论怎么处理他。有的说：“把他从车上扔下去，让他自己爬回北平找他的上司领赏去！”，有的说：“这样太便宜他了，不如带他到南京，召开大会公审他，让他去找他们的蒋委员长诉委屈去。”同学们同意了后一条意见，决定将这个特务带到南京，以便当场揭露国民党政府破坏学生抗日的罪行，激励同学们同仇敌忾，与对日亲善的国民党政府斗争到底。可惜的是，列车刚到南京，一群国民党警察、特务便冲上这节车厢，将狗特务给抢走了。
五 南京政府的恐慌
在载着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火车正行驶在途中的时候，南京国民党中央为商讨紧急对策已经吵作了一团。以特务头子陈立夫、陈果夫为首的死硬派大骂爱国学生是“乱党”，说学生南下示威是受共产党指使的，主张不惜一切代价进行残酷镇压；以蔡元培、吴稚晖为首的“元老派”则主张明宽暗严，对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人避其锐气，以柔克刚，主张用安抚、劝慰的方法将这次风暴平息下去，同时暗中追查共产党在其中的活动。当“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大队人马已浩浩荡荡地开抵南京时，国民党政府内仍未拿出统一的对策，因而他们对学生也未采取一致行动。在慌乱中，国民党中央首先请元老派出马，到车站去“迎接”学生队伍，假意安抚。而死硬派则对学生队伍怒目而视，蓄谋相机镇压。敌人的内部矛盾，客观上对我们有一定的好处，使我们好有时间整顿队伍和联络全国各省市学生齐聚南京，壮大示威队伍，以争取斗争的胜利。
六 各地抗日学生汇聚南京
北平南下示威的学生在中央大学住下后，一边休整队伍，统一思想，一边向全国其它省、市的学生团体联络，电请他们速来南京，为挽救民族危亡，共同行动。
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要求抗日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南京城。南京的一些报社记者纷纷前来采访。南下学生便慷慨激昂，痛陈曲衷，把答记者问变成宣传抗日的讲坛。
尽管南京政府拼命实行新闻封锁，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很快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上海、四川、南京等各大中城市的学生，纷纷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挡，风尘仆仆陆续来到南京，与北平南下学生汇合到一起。而未到南京来的全国爱国学生的心也都飞向这里。
学生示威队伍更壮大了！中央大学成了抗日学生们的营垒。这里从早到晚都是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一伙伙、一行行、一队队来来往往的青年学生；一幅幅标语、一张张漫画，一支支战歌……，形成一片热烈的抗日救国景象，又像滚滚洪流，时刻准备冲堤而出，一泻千里。在整个阵营里“联合党团”的同志们日以继夜地忙碌着：分析形势，制定斗争方案，进行各种组织安排。
北平南下的学生，像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时刻准备上阵，在整个示威学生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
经过几天的调查研究，周密准备，一场暴风雨般的群众抗日示威斗争开始了。
七 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的战斗
清晨，雄壮的口号声和嘹亮的抗日歌声，划破了南京上空的寂静。北平学生南下示威的队伍潮水般地涌出中央大学，奔向国民党中央党部。
示威队伍沿途吸引了大批南京市民。马路两旁许多市民都对示威学生投来赞许的目光，有些人竟一直跟随队伍来到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
在预定的时间，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人声鼎沸，口号声震天动地。在党部大门口的对面，“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大幅旗帜迎风飘扬，仿佛在对国民党反动派宣布：北平的爱国学生为挽救民族危亡，历尽艰辛，冲破了重重障碍，终于胜利地到达目的地！这鲜艳夺目的旗帜，使同学们的自豪与愤怒之情更加炽烈。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团”的大旗并立的，还有其它省市来南京示威的学生们高举的旗帜。同学们手中还各拿一面小旗，上书各种抗日标语。这些五颜六色的小旗伴随着口号声，上下挥动，左右如流，形似大海的怒涛，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汹涌澎湃。
在愤怒的学生们高呼“反对不抵抗主义！”“武装抗战收复失地！”“要求见蒋介石”口号时，据说蒋介石正在中央党部召开紧急会议，听说学生们来找他算帐，便赶紧从后门溜走了。代表国民党中央出来接待学生们的，是教育部长蔡元培和交通部长陈铭枢。
虽然蔡元培当时是很有威望的教育家，然而此时他是代表国民党中央说话的。愤怒的学生那管许多，雷鸣般的口号又响了起来。北平南下示威团的副总指挥薛声豫同志走上台阶，代表示威学生向蔡元培递交了质问书，质问国民党政府为什么不抵抗日寇的进攻，还禁止人民的抗日活动？蔡元培看了质问书，在上万双眼睛的怒视下有些惊慌，支支吾吾地说：“不抵抗是东北军决定的，中央政府并不同意。”又说：“北平禁止抗日的事，不太清楚，要回去查问查问。”
这样回答，激起了示威学生们的愤怒，无数面小旗又挥舞起来，“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的口号声立刻又响成一片。在混乱中，一群学生冲了上去，架起蔡元培、陈铭枢便走。原来他们认定国民党一定会抓人，故决定先抓人质，最后，好同国民党交换“俘虏”。正在这时，陈立夫、陈果夫亲自率领三、四百名打手，杀气腾腾地冲了出来，用桌、椅、凳向示威的学生们乱砸。学生们一见国民党撕掉伪装、凶相毕露，动起了手，于是更加愤怒，立刻拣起桌、椅、凳回击。双方对打了十几分钟，敌人见打手不能取胜，后边便开了枪，手无寸铁的学生只好散开。这时，到手的“俘虏”又被抢了回去，薛声豫等一些同学也被敌人逮捕了。敌人凭借武力，暂时占了上风。然而，这只是南京斗争的第一个回合，国民党当局的血腥镇压不仅没能扑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反而激发了他们更坚决地与卖国政府作斗争的勇气和决心。
八 要求释放被捕同学
当天下午，南下示威的学生们又聚集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高呼口号，抗议国民党迫害学生的暴行，要求立即释放被捕同学。
国民党当局怕事情闹大不可收拾，便派元老派的吴稚晖、于佑任二人去看望被捕的同学，对他们进行劝诱和拉拢。吴稚晖和于佑任来到关押被捕同学的小屋，做出一副慈祥长者的模样，劝说被捕的同学不要受共产党利用，“误入歧途”，要他们相信政府对抗日定有安排，回去好好读书。被捕的同学当即责问：“我们抗日有什么罪？”，“爱国犯了什么法？”，“你们不抗日，为什么还不许我们抗日？”，两个元老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可对。最后，他们假装爱护青年，把薛声豫同志除外的其他同学都释放了。薛声豫同志因为斗争特别勇敢，被敌人视为眼中钉，被扣留下来。
当被释放的同学走出中央党部大门时，凶神恶煞的陈立夫、陈果夫上前挡住，狂叫道：“不许放走！拖回来！”这时，中央党部门前的大街上，四周的房顶上、窗口旁，以及党部门口通往四处的街道上都挤满了南京市民，人山人海，人们争看二陈的丑恶表演。示威学生亲眼看见二陈的狰狞面目，怒从心起，学生和市民们的口号声震天动地般地响了起来：“立即释放被捕同学！”“爱国有理，抗日无罪！”
被捕的同学们看到这万众沸腾的场面，不由得露出胜利的微笑。二陈则心虚的溜走了。同学们冲上去同被释放的同学握手、拥抱、簇拥着他们回到住地。南京的市民们也纷纷向被捕学生示意赞扬。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人民的心是相通的！北平南下的学生们虽然远离学校和家庭，却感到自己的斗争不是孤立的，得到了安慰，更鼓起了战斗的勇气。
九 捣毁国民党中央日报社
经过一天的示威斗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学生们斗志正旺，又有社会舆论支持，感到众怒难犯，便施展阴谋诡计。他们妄图先将这次学生运动说成是“共产党的阴谋”，然后以“反共”为名，置爱国学生运动于死地。“联合党团”识破敌人的阴谋，对此早有准备，处处警惕，使敌人抓不到一点他们所需要的证据。
示威次日的早晨，刚刚出版的《中央日报》，刊登了南下学生在中央党部门前示威的大幅照片。照片上有个学生举着的一面三角旗上写着“拥护共产党抗日”。《中央日报》便蓄意说，这张照片就是证据，证明北平学生南下示威是共产党操纵的，共产党抗日是假，捣乱是真。
报纸传到学生们手中，引起了爆炸性的反应。因为旗子上写的标语明明是“拥护国民党抗日”，国民党特务用偷梁换柱的手段改成“共产党”几个字，其险恶用心昭然若揭。很明显，敌人制造伪证，是作为大规模镇压的借口，他们迫不及待地要对学生们下毒手了。
敌人的无耻行径，使示威学生的愤怒达到新的高潮。值此国难当头之际，学生们为争得抗日救亡的权力，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来到南京；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丝毫不为学生们的爱国热情所动，反而千方百计地设下陷阱，迫害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伪造照片的报纸成了新的大规模斗争的导火线。学生们当即集合队伍，冲进中央日报社，吓得报社工作人员慌忙逃窜。愤怒的学生捣毁了报社的所有机器设备，又乘胜锯倒了报社门前的大旗杆，欢呼着把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踩在脚下。然后，学生们又冲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将悬挂在大门口上的木牌（上书“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摘下来砸碎了。
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门内，一个官员用阴险的眼睛注视着学生们的动静。这时，他认为时机已到，便下令军警开枪。一个学生当场倒在血泊中，当他的战友们不顾危险地扑到他身边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战友的鲜血更加激起了对敌人的无比愤恨。这愤恨使人变得勇敢无畏，使昨天还害怕流血的人决心以死拼搏。反动派的枪声仍在响着，烈士身边的人越聚越多。最后，哀悼又变成了示威：学生们举着死难烈士的血衣，迈着沉重的步伐，在南京的大街上游行，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爱国学生的罪行。这就更激发了南京市民同学生们一起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
那天，整个南京市都笼罩在一种森严阴暗的气氛中。每个爱国人民的心中都燃烧着一团悲愤的烈火。其他省市的人民也很快知道了南京中央党部门前的惨案，抗议和吊唁的电报像雪片般不断传来。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愿望相反，他们的武力镇压不但没能吓退爱国学生，反而使自己在全国人民面前处于更加孤立难堪的境地。越来越多的人识破了国民党政府不抗日，只反共的真面目，于是就更加坚决地参加这场示威运动。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一连几天，“抗日无罪、爱国有理”“严惩凶手、一致抗日”的口号声在南京城上空回荡，强大的舆论压力使独夫民贼蒋介石也不由得大伤脑筋。
十 蒋介石下野
流血事件发生的第三天，蒋介石被迫也通电下野。南下示威学生们欢腾雀跃，南京市民们也为这一喜讯奔走相告。
国民党政府派人找南下示威团谈判，虚伪地答应抗日，要求学生们立即回原省市去读书。学生们分析，蒋介石下野不过是迫于形势，虚幌一枪，这个流氓成性的老反革命决不会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一旦形势稳定，便会卷土重来。于是学生们认为不能轻易撤兵，必须逼迫国民党政府答应学生们提出的几项具体要求。
国民党当局本想以蒋介石下野来哄骗学生们回校，平息这场风暴，现在一看学生们没有上当，便恼羞成怒，暗暗准备用最恶毒的手段对待示威的学生。
新的游行示威高潮又掀起来了。南京中央党部门前，终日响彻着震耳欲聋的口号声。学生们的抗日热情经受了重重考验，大批学生骨干在斗争中锻炼了意志，增长了才干，变得越来越坚强了。斗争在继续着……
十一 押送回境
在国难当头的时刻，国民党政府不派军队去东北战场抗日，却调集大批的武装警察向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们下了毒手。一场经过周密策划的血腥镇压又开始了。
敌人用军警布置了三道防线。对付赤手空拳的游行示威的学生；第一线对学生拳打脚踢，第二线对学生用木棍抽打，第三线则使用枪托和刺刀。他们把学生一个个捆绑起来，像载运猪羊一般抛上卡车，运到火车站，押上火车。被捆绑的学生挣扎着、叫着、骂着，武装军警则挥舞着木棍、枪托、刺刀和绳索。经过长时间搏斗，有的学生被打得鼻青眼肿、头破血流，有的学生被追赶到江里淹死。目睹这激烈悲壮场面的市民们，虽然敢怒不敢言，但内心却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蔑视和愤恨。最后，各地来京示威的学生们，终于被国民党强用武装给押送回原地。
这次在南京爆发的空前的学生示威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广大青年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并未因此而停止，他们坚决要求抗日的爱国思想和英勇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激励着全国民众迅速掀起了“反对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抗日救国热潮。
十二 薛声豫
北平南下学生被押回北平时，几次游行斗争中被捕的同学也被释放押回，只有薛声豫同志仍被敌人扣留在南京。
薛声豫，即薛迅，河南人，北平艺术学院的学生。这位仅二十岁出头的女同志，性格倔强，有似男性，被敌人视为最危险的人物。在南京短短的十几天中，曾先后三次被敌人逮捕。最后一次，她虽然化了装，同学们把她夹在中间掩护她，但因她脸上有麻子，在敌人强迫学生列队后，她仍被从同学中认了出来。
她虽是年轻姑娘，却胜似小伙子勇敢泼辣、精明强干。那里斗争最激烈，那里就有她在，那里就有她那富有感染力的声音。她不但言辞锋利，善于演说，在与身强力壮的敌人搏斗中也从不示弱。一次，在中央党部门前，她当场打了蔡元培一个耳光。在与敌人的激烈搏斗中，她抡起椅子，一个人砸伤了好几个敌人。被捕后，她表现得最坚强，曾把前来劝降的国民党元老骂得狗血淋头，下不来台。她被敌人视为顽固分子，就是不放她回北平。
后来，薛声豫同志的姐夫，通过国民党要人罗嘉伦出面活动，费了很多周折，南京政府才同意把她放出来。不过有一个条件，就是释放后不准她回北平，只准她回河南老家。但是过了不久，薛声豫同志便由河南老家冒着重新被捕的危险又回到了北平，继续进行地下革命斗争。
十三 “九·一八”革命抗日的火种不灭
数以千计的学生从全国四面八方奔赴当时的首都，到国民党中央政府门前游行示威，要求出兵抗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世界学运史上也是罕见的，是我国抗日救亡运动史上光辉的一页。爱国学生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头，不辞艰辛，不畏强暴，敢闯国民党反动派的巢穴，向权倾一世的蒋介石示威抗争，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谱写了一曲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颂歌。学生们的斗争虽被镇压了，其革命精神却在全国人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正是这次斗争，对促成上海“一·二八”抗战起了很大作用。
南下示威斗争还为我们党团锻炼、培养了一批骨干，发展了革命力量。有些学生被迫离开学校后，又转到了工厂、农村和国民党军队中进行抗日宣传和发展组织工作。有些同志被派到东北，参加了那里的武装抗日斗争；有许多参加南下示威的普通学生，经过这次斗争的锻炼，提高了思想认识，加入了党团组织，有的还成为后来“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骨干。“九·一八”的学生运动起到了“啟后的作用”。四年之后暴发的轰轰烈烈的“一二·九”的学生运动，就是接受了“九·一八”学生抗日运动的经验，继承了“九·一八”学生抗日运动的革命精神，继续把学生抗日爱国运动推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又一个新的高潮。
第八章 营 救
一 紧急转移
一九三一年七月，王德同志由团中央从上海调来北平，任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他的爱人朱凝同志任团省委秘书，负责机要工作，保持与团中央的秘密通讯联系。
当时的秘密工作纪律，不准有更多的人知道负责同志的住址，王德同志的住址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一天清晨，我去王德同志家谈工作，走到他家附近时，我照例仔细观察了预先规定的暗号，暗号告诉我没有发生什么异常情况，我才去敲门。朱凝同志给我开了门。我一进门，便发现她神色异常，她关好门，立刻焦灼地说：
“小张，你来得正好！王德昨晚一直没回家，我急得一夜没睡，准是出事了。”
“糟糕！”我一听，心里一沉，意识到事情不妙。根据地下工作的经验，一夜未归，十有八九是被捕了。情况紧急，特务随时可能闯进这所住宅，必须立刻转移。想到这里，我顾不上安慰朱凝同志，马上催她收拾文件，立即转移。
我到窗前观察了一下外面的动静。还好，没有什么可疑的迹象。我想，王德同志在对付敌人的审讯中，一定会编造一个假地址蒙骗敌人，为我们争取转移时间。
屋里，朱凝同志动作敏捷地收拾着文件，挑出必留不可的藏在身上，其余的全部烧掉，并处理了烧过的纸灰。
此刻，时间就是生命，必须赶到敌人到来之前离开这里！
处理完文件，朱凝同志还想收拾一些日用品带上，我制止她：
“什么也别带了，快走吧！”
我们带好文件，一前一后离开了这个小院。我在胡同口等着朱凝同志，准备先带她到刘泽如家暂避一下。我看出她在拐弯时好似想回头望一眼那熟悉的小屋，却强忍着没有这样做。她面部严肃，内心悲愤紧张。她是在默默地向那间小屋告别，向王德同志告别。当时，我想：这对恩爱夫妻，曾在那里过了一段紧张而幸福的生活，从此将天各一方，不知何时才能够团聚了。
我和朱凝同志带着沉重的心情，急匆匆地向着羊房胡同走去，表面上我们仍像常人一样，没显出一点惹人注意的表情。街上的人、景、物我们都无心去注意，径直来到刘泽如同志的住处。
我带一个生人，一个女同志突然出现在刘泽如同志面前，他感到突然，不待他发问，我便立即向他做了说明，并且希望他能让朱凝同志在他这里暂住，他欣然同意了，并且还说了一些安慰朱凝同志的话。
二 探 监
我把朱凝同志安顿好后，一连几天都在打听王德同志的下落，终于打听到王德同志被捕后，已经由公安局转送到法院。我决定到法院看守所去看望前些时候被捕的雷任民同志，以便从他那儿了解王德同志被捕后的情况。雷任民被捕时是团市委的成员。我去探监是冒着很大风险的，然而在紧急关头，个人安危已经置之度外了。
那天下午，我化了装，带着临时买的一些食品，来到法院看守所（现在的人民大会堂西侧），冒充雷任民的表弟，要求会见他。我办好了手续，等了好一会儿才隔着铁窗见到雷任民同志。他一见我，目光惊奇，好似说：你怎么来了，太冒险了！我赶紧亲热地喊着：“表哥！”立即拿出带来的东西。一个穿制服的看守将东西检查后，才交给雷任民同志，然后就站在角落里盯着我们。我忙说出一套事先编好的家常话迷惑敌人，果然，那看守没发现破绽，便不再注意我们了。
我乘机用暗语询问他，是否听到王德同志被捕的消息。他也用暗语给我肯定的答复，并说详情由他表弟郝德青同志（是师大的学生，共青团员）转告我。又聊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铃声响了，会见时间结束，我被赶了出来。
没过几天，郝德青同志找到我，送来了雷任民同志在看守所中写的字条。告诉我：王德、马辉之、平杰三和王秋亭四人一起被捕，并大略介绍了他们四人被捕后各自的口供和到看守所后的表现。不久，郝德青同志第二次又给我送来王德同志经雷任民转给我的简信，信中说明了他们四人被捕的经过。他们是由于胡敬民的叛变出卖而被捕的。那叛徒曾由河北省委派赴陕北联系工作，途经山西时被阎锡山的人抓住，经不住敌人的威逼利诱，当了叛徒。他半途折回北平后，假称自己已从陕北回来，要向省委汇报工作，实际上他已与敌人串通，设下陷阱。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马辉之、委员平杰三、共青团河北省委书记王德和委员王秋亭等四人一齐落入敌人的圈套，在北河沿京华公寓被捕了。
我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朱凝同志，由她用密信向上海党、团中央做了紧急报告。
三 营 救
团中央回信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四位被捕的同志，所需经费中央立即筹措寄来。我接信后，立即为营救他们而四处奔走。
在那个社会，办什么事都讲私情，都需要拉关系，都需要钱。个别的一般同志被捕，送送礼、行行贿，或是托托关系，有高官说情，也许就能释放出来。然而王德等四位同志是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他们的政治身份非同一般，且已经完全暴露，人情和行贿已无济于事。只有找律师辨护，争取轻判这一条路可走。但是，到那儿去找肯为“共产党要犯”辨护的律师呢？
正当我焦躁不安的时候，猛然想起京津地区有名的大律师黎炳文。他是我的同乡，也是张玉华的公公。1930年我初到北平时，端阳节那天，我曾在他家作过客。他的十四、五岁的小女儿黎青竹成熟较早，待我很亲热，恨不得将节日一切好吃的东西都端到我面前，要我吃光。黎炳文的四姨太太还是我们村的人。我有急事求他，他也许会讲一点情面，答应出庭为四位同志辩护吧？
我这样想着，心中升起一线希望。和团市委的其他同志商量后，也认为可以试一试。于是我决定乘火车去天津，同黎炳文大律师面谈。
这天，我赶到前门火车站时，已经来不及买票，便立即登上了已经徐徐开动了的去天津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坐下后，我盘算着，到了大律师的家怎么同他谈，同时，也想起年前的往事：
我是通过张玉华认识大律师一家的。张玉华已故的丈夫，是大律师的长子。1930年我离开深泽县时，张玉华除给了我刘泽如的地址外，还托我到北平后代她看望一下她的公婆。黎炳文在京津两地都有房产，当时他和二太太，三太太住在北平，大太太在老家，四姨太太则住在天津。黎炳文虽然已是京、津闻名的大律师，但对本乡人却很热情。他在日本留过学，所以家中的气氛也较一般有钱的绅士家开明、活跃。黎青竹是他的爱女，只有十四、五岁，是一个聪明、活泼的小姑娘。我第一次去过她家之后，她便不断地到羊房胡同刘泽如同志的住处来和我闲谈，给我唱歌，慢慢地我和她也就熟了。
黎青竹从小在家中跟着家庭教师读书，她特别喜欢文学作品。为了做她的工作，我把高尔基的《母亲》等进步书籍借给她看，给她讲我所知道的苏联的情况，她总是很感兴趣地听着。她对英语也很感兴趣，常常在街上跟在外国人后面听人家讲话，因而英语学得不错。我发现这个出身富家的小姑娘不但聪明好学，而且有一颗追求进步的纯洁的心。特别是她对我那样信赖，使我更增加了争取她进步的决心。
后来，她随父亲去了天津，就读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附中，临走时给我留下了地址，要我给她写信。一年多不见了，她变成什么样了呢？能帮助我动员她父亲出庭为我们的同志辩护吗？
我想了许多，不觉火车已到天津车站了。下车后我才想起自己未曾买票，奇怪的是路上也无人查票。以为这路车白乘了，庆幸节省了两块钱，不料在出站口时被挡住了。
“票！”穿铁路制服的收票员对我喊道，“什么？没票？坐车不买票？！到那边补去！”说完还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为了不暴露身份误大事，我只好交出了几倍的罚款，然后才如释重负地走出车站。
到了黎炳文家时，恰巧张玉华也在家。她这时已辞掉国民党深泽县党部宣传干事的职务。我们正互相询问别后的情况时，黎青竹也放学回来了。
一阵谈笑之后，我向他们讲明来意，并请她们从旁帮助。张玉华听了，沉吟不语，黎青竹却把头一扬，一口应承。看来这个阅世不深的小姑娘并不懂得这不是一般的官司。她把问题想得太简单太天真了。
果然，黎炳文大律师得知我的来意后，脸上客气的笑容顿时消失了。黎青竹在旁边再三要求父亲帮我的忙，黎炳文慈爱地对女儿笑笑，搪塞道：
“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谈。”
饭后，黎炳文将我让到书房中，听我细谈了王德同志等一案的详情。我讲完了，他仍低头在纸上写着，良久，才抬起头，对我说：
“这个案子不比寻常，个人是办不了这个大案的。若办，需要一批费用去进行活动，打通关系。你能不能先交××××元，否则，事情不好办。”
我一听，吃了一惊！如此巨款，还要立即交付，真比登天还难！我本想请他通融一下，但一触到他那冷漠的目光，我立刻意识到他是借故推脱。由于是熟人，不便当面回绝，便想出了这个办法。我明白了，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肯冒政治风险，公开为“共产党要犯”辩护呢？
我与张玉华、黎青竹略谈片刻，便准备告辞。黎炳文可能看出了我不满意的表情，也可能觉得这样对待客人不太妥当，于是他把写好的一封信交给我，说：“北平有个李镜湖大律师，他的名望比我高，路子比我宽，这案子他办起来困难可能小些。这是我给他的信，你拿上去找他，他会接待你的。”我接过信，说了声“多谢”，便要离开他的家。黎青竹对我仍怀有热情，要求我住下，次日再回北平，她想，这样可以有时间多谈谈心。我谢绝了她真心善意的挽留。
我很清楚，我与李镜湖素不相识，他更不会冒政治风险为共产党辩护了，我何必去找他多此一举呢！
一线希望破灭了，我怀着忿恨的心情回到了北平。将天津之行报告了团中央。后来国民党终于依照专门为镇压共产党制定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王德、马辉之等四位同志各判处了有期徒刑三年半。关在了北平第一监狱。
四 假夫妻
王德同志被捕后，敌人从叛徒口里清楚了他的政治身份，为此朱凝同志也受到敌人的通缉，时刻处于危险之中。刘泽如同志处不能久住，必须想一个保护她安全的长远之计。经团市委研究，决定由我和她暂做假夫妻，租房同住，二人互相掩护。原与她联系的一个女同志小黄（南方人，其夫在上海团中央工作），也与我们同住，假称是朱凝同志的表妹。那时她们两个均已身怀重孕。
我们在地安门内，北海东边的油漆作胡同租了一间房子，购置了一些简单的生活必需品，三个人便搬了进去，安下了“家”。我用北大学生“刘志”的名子报了户口，朱凝自然报的是刘太太，小黄也用了一个化名。这样，三个革命者组成的“小家庭”便诞生了。
我们的“小家庭”是十分和睦的。同志间真挚的友情，使房东看不出一点破绽，丝毫不怀疑我们，把我们看成了是真的恩爱夫妻。我每天早出晚归，当时虽已不再拉洋车，却有许多工作等着我去做：开会、听汇报、谈话，布置工作、检查工作……北平不少的大街小巷几乎都有我的足迹。我骑着刘泽如资助我的那辆旧自行车，几乎走遍全城不少的角落。朱凝和小黄虽然都有很重的身孕，却尽心尽力地在生活上照顾我，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热心、周到。因而我每次深夜归来，虽然精疲力尽，走进我们的小屋时心里总是觉得暖烘烘的。
小黄同我们一起住了不长时间，便由组织决定，让她回上海生产去了。我整天在外面奔忙，“家”里只剩下朱凝同志，她受通缉不能外出，一个人整天呆在屋子里未免感到寂寞。她很想念王德同志，却又不能亲自外出打听他的消息，更不能亲自去看守所探望他。她心里很难过，开始时常暗自哭泣。但她是个坚强的女人，后来我就很少见她伤心落泪了。我每天回“家”，她都急切地向我打听外边的消息，敌我的情况，恨不得让我把自己一天所看到的，听到的新鲜事都讲给她听。我尽量忍受一天的疲倦，满足她的要求。我知道她的心情很不好，只能用我们的党、团工作和抗日运动的开展情况来安慰她，帮她解脱苦闷。
日子过得很快，组织决定也让朱凝同志去上海生产。于是我们这对假夫妻，就此分手，“小家庭”也就结束了。
一天清晨，我们怀着依依难舍、惜别的心情到了前门火车站，我送她上了火车。她坐在车厢里，通过窗口，用泪眼向我告别。我们都知道，那时革命同志的分别，也许就是永别。一切难以用语言表达，惟有我们同志间的真挚友谊永远留在心间，它鼓舞我们继续坚持新的革命斗争。
半年后，朱凝同志在上海生下一个小女孩，尚未出满月，团中央又派她带着孩子回到了北平。这时，我已离开北平，去直中任共青团特委书记。两人未能见面。不久，她也在北平被捕，解往南京监狱。将女儿交北大一工友养育。这样，他们这一对革命夫妻，便一个在北平坐监狱，一个在南京监狱做了国民党的女囚。
五 除夕之夜
冬去春来，转眼间我在北平已经秘密战斗了两年多了。
1932年的春节就要到了。除夕之夜，北平城万家灯火，爆竹声声，大街小巷笼罩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平时车水马龙的街巷，此时变得冷冷清清。街上不多的行人，个个都来去匆匆，想必他们的父母妻儿正在翘首以望，等待他们回家团聚。除夕之夜，千百年来就是我国人民团聚的良时佳刻。但是，在那个社会，这一天却同时又是“几人欢乐几人愁”，“地主逼债，穷人上吊”的时刻。
我们这些在白色恐怖中战斗的共青团员──余志远同志、胡乔木同志和我等等，都是不只一次地独自度过除夕的了。此时此刻，我们这些人自然也不会有份外的欢乐，但也没有丝毫的悲伤。
这年的除夕之夜，我们是在刘泽如家度过的。刘泽如当时虽然尚未加入组织，但是由于我和他住在一起，思想上他受到我的影响，已经十分倾向于我们党了。在我们心目中，他如同一个慈爱的兄长。我们的活动也不回避他。就在这除夕之夜，我和胡乔木、余志远就在他的家召开了团市委的会议。
屋子里暖融融的，每个人的心头都不禁漾起一阵愉快的暖流。我们虽然抛开了各自的小家庭，离开了家里的亲人，但却成为了革命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有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心中的独特快乐──为革命理想奋斗和为人类解放献身的快乐，在精神生活上，有谁能比我们更充实、更愉快呢？
我们在爆竹声中进行了一年工作的总结，研究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五月以前的工作计划。刘泽如同志端来了他亲手炸的香喷喷黄澄澄的年糕，大家边吃边谈，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退去，曙光在东方升起。
新的一年开始，团省委将余志远调离北平团市委，将他派赴石家庄任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
余志远生于石家庄，他父亲是石家庄市救济院的院长，派他到石家庄工作，为的是便于隐敝，有利秘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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