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篇
监狱如钢厂。
革命者，
进去时是块铁，
出来时变成钢。
革命思想，
炼得比钢还要强。
第一章 被捕入狱
（走上共青团直中特委的工作岗位）
一 布置保定第二师范的斗争
1932年端午节前，保定河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共青团员陈健民、邵春江等三人来到北平，向共青团河北省委汇报工作情况，并提出共青团保属特委对国民党政府省教育厅开除一批学生（党团员），不采取行动，不领导斗争有意见。要求省委派人调查了解。团省委听过汇报后，决定派我以团省委特派员的身份，到保定去检查共青团保属特委的工作。
端阳节那天，我同陈、邵等同志一起乘平汉铁路快车来到保定。这天，虽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但市面上仍是冷冷清清，行人脸上没有笑容。我到保定经过了解后，也认为团特委战斗力不强，经向省委汇报并征得团省委的同意，改组了保属团特委。接着，我和新的团特委、党特委一起共同研究布置了第二师范的护校斗争。当时决定，除立即通知附近各县，因提前放假而回家的学生迅速返校外，还研究确定了斗争的领导机构，斗争力量的组织、斗争的转变、校外斗争的配合支援等斗争的策略。待斗争发动起来后，国民党军警即将学校包围起来，学生们在校围墙内也手持教育枪棍棒等与军警对峙起来。在军警尚未全包围过来时，学生们怕万一被国民党发现有校外人参加斗争，那就很危险了，在此紧急情况下，学生们催促我赶快跳墙走开。不得已，我只好依着学生的意见，登着学生的肩膀爬到墙上、跳到墙外，立即奔赴车站，安全地到了石家庄。
二师学生的护校斗争坚持了一个多月，粮食吃完了，狗也被吃完了，树叶都吃光了。在此危急的情况下，学生们勇敢地打开校门，猛向外冲，军警立刻开了机关枪，当场打死十几人，受伤的更多，贾良图、邵春江等同志就牺牲在校门口。将受伤的学生送到教会的“思羅医院”。后来，有的个别学生伤好了，就寻机逃跑了。有的学生伤好了，又被敌人拉出去枪毙了。
我到石家庄去检查共青团直中（直中—直隶省中部）特委的工作。然后回到北平，向团省委做了汇报，建议省委对直中团特委应充实加强。当时，团省委根据所了解的情况，经过党、团省委共同商量后，又决定派我回石家庄担任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并兼任直中党特委的委员。这样，我就于6月底正式离开了共青团北平市委书记的工作岗位，带着新的任务，第二次来到石家庄，开始由城市转入农村工作。
石家庄是共青团直中特委的所在地。当时，直中特委所属有井陉、获鹿、正定、新乐、行唐、灵寿、平山、无极、深泽、束鹿、晋县、藁城、栾城、赵县、元氏、赞皇、高邑、临城等十八个县和石家庄市。
我到石家庄后，改组和充实了直中团特委。改组后的特委成员有：高世桢，任副书记，行唐人，赵县中学的学生；张孟成，任组织部长，深泽人，当时是石家庄福盛居饭馆的跑堂；陆治国，任反军国主义部长，安平人，保定同仁中学的学生；还有一个姓高的，也是行唐人，是正定七中的学生；鲁勤良，任团特委的秘书长，行唐人，正定八师的学生；邸明祥，正定七中的学生，深泽人，当时未明确职务。他们都是学生中革命斗争的骨干，都被学校视为不法分子，被学校开除，由学生变为职业的革命者。
我到特委之后，首先进行的工作是举办团员训练班。那时的训练班和今天不同，是在荒郊野外，一次一两个人，一次次地以谈话的方式进行。这是在特定的环境里不得已而采取的“手工业方式”。其内容主要是对共青团员进行革命气节的教育、秘密工作的教育和团的基本知识教育，同时进行如何去接近不同职业的群众，发展组织，如何运用各种随机应变的形式进行宣传工作等方式方法的教育。
1932年8月上旬，中共灵寿县委前后三次派交通员郭强同志来找我，要求派军事干部去领导暴动。当时，中共直中特委书记黎玉等同志已于8月1日全被捕，而我们团特委的成员基本都是十七、八不满二十岁的学生，谁也不懂军事，只有我在北平时曾看过一本油印的小册子《游击战术》。在实无合适人可派的情况下，最后，我只好决定自己亲自去。
郭强同志是灵寿县的农民，他做过小买卖，对附近几个县的道路比较熟悉，便由他带路，我随他奔向灵寿县。到新乐火车站下车，在田××、董××夫妇两同志开的诊所休息了一下，然后步行至行唐县境。那时天色已晚，郭强将我领到一个山村苏一夫同志（解放后任北京市委财贸部长，文革期间逝世）教书的小学校，住了一夜。那里离县城较远，来往人少，比较安静，易于隐蔽，就在这所小学里，我连夜剃头化装，第二天一早，便穿着山鞋，戴着大草帽，身着破旧衣服，俨然像个山村牧童，又上了路。待我们日夜兼程赶到灵寿县某镇交通联络点时，暴动已经失败了。敌人的马队正在到处抓人，和我们联系的交通站的同志指着南方说：“看！敌人来了，你们快走！”当时我心里悔恨来迟，但形势已难挽回，不得已只好由郭强同志伴随返回了石家庄。当时，如果我们行动稍迟，十有八九可能被捕。我想：失败，这是锻炼，不是最后的结论。没有失败，就没有胜利。扎扎实实地做好工作，我们最终一定会胜利的。
返回石家庄后，紧接着我就到各县和井陉、临城煤矿去检查工作。
二 被 捕
我初到石家庄时，住在大石桥东的一个小客店中。因为长期住店工作不方便，又易暴露，便决定请邸明祥同志的同乡、福盛居饭馆的掌柜刘清和作保，在花园街开一个小饭馆，由邸明祥同志做掌柜兼账房先生，张孟成同志掌勺，将这个小饭馆做为我们的秘密联络点。
邸明祥化名邸文田，做为户主，在寿安里八号刘清和住的院子里租了一间东房，我就做为邸的同乡在这里住了下来。
这个院子很小，也很清静。上房住着刘清和夫妻二人，西房住着一个老太太，也是邱的同乡。
12月11日，这天上午是个阴天，天气很冷。团特委秘书长鲁勤良同志到我的住处来，报告说，我们派去临城、赞皇、藁城、赵县等几个县巡视工作的张本禄同志（正定七中的学生，灵寿县人）回来了，要向我汇报工作。由于我的住处是保密的，只有鲁勤良同志一人知道，因此，他先把张本禄同志带到石门商场等着，自己拿着在临城煤矿做开辟工作的一个同志的工作报告带来给我。
我看了这位同志写的在临城煤矿工作的报告之后，感到需要立刻写回信，帮助在矿上工作的同志解决一些工作中的问题。当时打算将信（指示信）写好后，让鲁勤良同志带到他自己的住处，密写后再发出。当我正伏案疾书尚未写完时，突然一个警察推门进来。
这时，秘书长鲁勤良同志正坐在桌旁，一边等我写信，一边翻看着一本什么书。
警察进屋来，我一面感到突然，一面又镇静地装出泰然自若的样子，放下手中的笔，将矿上同志写来的报告和我未写完的信放在桌上靠墙的一边，站起身来向警察打着招呼。在此紧急情况下，我的脑子里已在考虑着如何应付敌人，应付被捕和被捕后的口供。当前首要的是消灭证据。
警察问我：“邸文田到哪儿去了？”
我经一瞬思考，回答说：“他刚出去，不知到哪儿去了。”其实是我派他去正定县检查工作，已走几天了。
警察又问：“你和邸文田是什么关系？”
我说：“我们是老乡。”
又问：“你来石家庄干什么？”
我说：“暑假我到北平考学没考上，因为以前没到过石家庄，这次绕道回家路过这儿玩几天。”
他又问：“你写什么呢？”在此之前，我早已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将我未写完的信拿到了手里。
我说：“给朋友写信。”
他说：“能让我看看吗？说着便向桌边走来。
我镇静地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回答：“给朋友的信没有什么可看的。”我用较温和的口气拒绝了他。
“既然是给朋友的信，有什么怕看的。”他说着就摆出想要伸手要信的样子。
这时我说：“宪法有规定，书信有秘密自由，你不能看。”开始我是好言回答，这时我看形势，转而用强硬口气将他顶了回去。
在敌人显出要看信时，我便已经给秘书长鲁勤良同志使了个眼色，示意他赶快脱身。鲁勤良同志从我的眼色里领会了我的示意，立即甩开敌人走了。
警察没有多注意鲁勤良，只顾缠住我不放：“既然你不让我看，可以拿给我们局长去看看吗？”
“可以！”我斩钉截铁地说。这时，我想我是脱不开身了，于是我便一边伸手拿礼帽，一边心里想：信和报告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一定要想办法把证据销毁，怎么销毁呢？由于当时我们的生活很艰苦，虽然说已是严冬，却连火都升不起。无火，即使是纸也难以立刻销毁。在此紧急情况下，我一下子想到对门老太太的房里有火炉，于是我表面上装做平静，心里却有点紧张。我走到自己的住房门口，一开门便急喊对门的老太太。因为院子很窄，距离老太太的房门很近，老太太闻声立即出来到她的门口，我刚要伸手把信递过去，说声赶快给我烧掉，老太太也已伸出手要接。这时，那个警察看事情不妙，赶紧跨步上前，一把揪住我的胳膊，上来抢我手中的信。老太太见警察动了手，吓得脸色腊黄，连忙将手缩了回去，站在那里动也不敢动地惊呆了。
在警察揪我的一瞬间，我已经把手中的信和报告捏成一团，一下塞进了嘴里，想把它们嚼烂咽到肚里，消灭证据。警察见此情景更急上加急，瞪着他的牛眼，一只手用力死死揪住我的脖领，一只手拼命地抠我的嘴。这时，我们已从门口扭打到院子中间，他腋下夹着的户口簿掉落在地上，他也顾不得去捡。当时，我才刚过二十周岁，虽在北平有拉洋车的锻炼，但身体仍不算强壮，而那个警察却是五大三粗，像个山东大汉。我被他死死扭住，跑也跑不了，嘴里的纸多，口又干、怎么用力也嚼不烂，咽不下，只好死死咬紧牙关拼命挣扎。住在上房的刘掌柜的家眷和我对门的老太太，从窗口里看着我们推来搡去激烈地扭打，吓得她俩身不由主直打战，心想帮我一把，但又不敢出来。我们足足僵持了半个多钟头，警察虽似“鲁智深”高大粗壮，力大性野，但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也没能从我嘴里抠出一点碎纸片。气得他两眼冒火，急得他想下毒手，但又不敢。他万没想到我这么个小青年，这么不好对付。在他无可奈何之际，突然他急中生智，扯着驴噪子大喊：“有土匪了！”，“有土匪了！”，“快来抓土匪啊！”，他这一喊，我感到糟了。我想，即使他喊不来军警，看热闹的人们若围上来，我也就跑不脱了。正在这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突然灵机一动，说：“好，到公安局去！”这时，我心里已打好了新的主意，准备到路上不论成败，要再施最后一计。我知道胡同路边有一个垃圾坑，我想路过坑时，偷偷地将口中的信取出扔到坑中，到了这最后时机，一定得消灭证据！
心里想着，我昂首挺胸向前走去。路过垃圾坑时，我仍然眼看前方，目不斜视，一只手紧握礼帽的帽沿，装做怕帽子掉地，实际是想用帽沿遮住警察的视线。
未料想这个警察非常狡猾。一路上他用力紧紧扭住我的脖领子，两眼根本不看路，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的嘴。当我将信和报告从嘴里取出，偷偷往垃圾坑里丢时，他看得一清二楚，但却装作根本没有觉察，丝毫未动声色，一直把我送到了公安局。一进院门，他就得意洋洋地以胜利者的姿态，扯着噪子大声说：“这小子真厉害，今天要不是我，就捉不住他了。”
他把我扭送到公安局后，立刻急匆匆地返回到来路上，从垃圾坑里捡回了我那没嚼烂咽下的信和报告，接着又带人搜查了我的住处，搜出了一本郭沫若写的《古代社会研究》、一本《中国地图》和一本剪报，那上面贴有红军打仗，工人罢工的消息及苏区钞票的照片；还搜到一个空信封，那上面写的是由福盛居饭馆掌柜刘清和转交给我收的，信纸早已烧毁，是北平幼稚师范的一个女学生周崇恩写来的。我调离北平时，除周崇恩外，还有东北中学的女学生林彦青同志和女一中的邹德馨同志等，她们都是共青团员，都想跟我到直中工作。当时因秘密工作关系，我均未同意。
到公安局，敌人先搜查了我的全身，里里外外，从头到脚，特别认真仔细检查了我的衣缝和纽扣，当时是一边检查，一边问这问那，检查完了，才讯问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和来历，接着就给我钉上手铐和头号重的脚镣。
这时，从敌人的讯问中我才猜出，由于当时市面上谣传吴佩孚的军队从西北开过来了，要攻占石家庄，惹得当地驻军（东北军）异常紧张，到处加岗加哨，严加防范。就是在这种紧张空气下，警察怀疑我是吴佩孚的密探，把我抓来了。
三 初入牢笼
我被戴上脚镣手铐，关进了石家庄市公安局的看守所。
一跨进牢房，身后的铁门便咣铛一声锁上了。我站在门口里，极力让自己的眼睛适应牢中的黑暗，以便观察周围的环境。
这是在公安局院中西南面的一角，一所座南朝北的小平房。房子破旧，终年不见阳光，只有高处一孔小小的铁窗射进一线光亮。牢中大约有三、四十个犯人，横七竖八地躺在光板的土地上。这个人的大腿压在别人的肚子上，那个人的头又枕在别人的瘦腿上。总之，是人挤人，人压人，简直是无立足的空隙。一个人要动一下，就要牵动几个人，使一片人不得安宁。墙角有个小便池，室内充斥着便溺和人体的混浊的酸臭气。这种臭气，有时熏得人呕吐发昏。
这里边的人对增添犯人已习以为常，只有少数几个人用冷漠的目光打量着我，而大多数人只抬头看了我一眼，便又各自继续捉拿自己衣缝里的虱子去了。
我带着笨重的脚镣，艰难地穿过横躺竖卧的人堆，去寻找我的安身之处。在小便池边的难友还算“仗义”，给我在紧靠便池边尿渍渍的湿地上，挤了块屁股大的地方，让我安顿下来。由于牢中人多，不时有人小便，我常常被人踢踩，尤其是小便池臊臭的气味，直冲肺腑，令人作呕，甚至有些人的小便还时常溅到我的身上。对这些本来使人无法忍受，但也只得强忍。
初时，我常向窗外张望，渴望多看一眼外面的蓝天，多吸一口新鲜的空气。就像一只在蓝天下翱翔惯了的小鸟，乍被关进笼子，东碰西撞，渴望冲出樊笼，重新回到广阔自由的天地，任情地飞翔。在这种心境下，我写了一首小诗：
《小鸟入笼》
本在太空飞，突然入铁笼。
情急心难静，万思寻隙冲。
我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忧，也没有想到家庭、亲人。因为从我投身革命那一天起，便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将自己的小家庭抛之脑后，而将劳动人民的大家庭挂在心上。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能为劳苦大众的解放，为共产主义事业吃苦、坐牢、献身，这是我最大的幸福和无上的光荣。这时，我焦虑的是外面的同志，没有工作经验，一旦失掉了领导，如同孩子离开了大人；我担心革命工作会受到影响。虽说当时我才刚满二十周岁，又被关了起来，对外面的工作已无能为力，但思想上的负担却是很沉重的。直中团特委的同志们都是不满二十岁的中学生，他们被学校开除后，工作时间还不长，工作经验又不多，虽然工作热情饱满，个个干劲十足，斗志昂扬，但失掉领导后工作上的困难能否克服，令人担心。灵寿暴动失败后，正定正在准备的暴动，现在准备得怎么样？我日夜牵挂着外边的工作情况，日夜思念着外面的同志们。当然，我知道外边的同志们也同样会更加挂念着我，关心着我的生命安全。虽然我身陷囹圄，失去了自由，但我的心却总是在牢笼之外，和亲爱的同志们日夜在一起。
由于敌人拿到了那个写着刘清和给我转收的信封，为此，刘掌柜也受了牵连。公安局把他也捉来了，和我关在一起。
刘清和出身贫苦，为人正直，没有沾染旧社会的恶习。在看守所中，我常常跟他谈话，对他宣传抗日和革命的道理，对他进行阶级教育，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比的教育，使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因此他对国民党的对内压迫，对外不抵抗很愤慨；对共产党、对我们的革命斗争表示同情。本来刘清和并未参与革命活动，所以敌人几次审问他，也问不出什么结果。敌人审问我时，我更是千方百计为他解脱，说我过去并不认识他，通过邸文田才知道他是我的老乡。由于他从小在石家庄学徒，又多年在饭馆当掌柜的，在石家庄饮食业有很多熟人，不久他就被几家大商店的老板保释出去了。
在他出看守所前，我曾托他转告邸文田：敌人没有问出我任何真口供，我没有暴露一点组织机密，让同志们放心，不要担心我的安危，但同志们一定要提高警惕。
刘清和虽然受我的牵连被关进了看守所，但他没有怨恨我，也没有被吓怕，出所后还主动给我送来一条被子。这表示了他对我、对党、对革命的态度和心情。他的行动使我很受感动。30年代初，我们的党团员数量虽不多，但由于我们的党、团员是来自劳动人民，我们的革命事业是为劳苦大众和全民族的利益的，因此我们能够得到广大劳动群众的理解、信任、拥护和支持。刘清和不过是亿万人民中的一个例子。
我从被捕到旧历腊月三十，过了五十多天的看守所生活。在这五十多天里，看守所中每天两顿饭，每顿饭仅给一碗稀粥。我被饿得面黄肌瘦，皮包骨头不说，还要“供养”满身的虱子。由于日夜戴着重镣，双手被铐，不能自由活动，连一个虱子也不能捉，因此衣服缝隙中，爬满了密密麻麻成群成堆的虱子和虮子，鲜血被吸吮，浑身都被咬遍了。我就这样同时受着国民党和寄生虫双重的折磨。
看守所中什么“犯人”都有，有坏人，也有好人。其中有小偷、杀人犯、强奸犯……还有几个大兴纱厂的工人，他们为反对厂方扣发年终双薪进行罢工。公安局长亲自出马，带领警察前去镇压。纱厂工人愤怒之下，推倒了工厂的一堵墙，砸伤了公安局长和几个警察。公安局逮捕了斗争中的工人骨干，广大工人群众继续进行斗争，但是最后还是被镇压了下去。
犯人们大都是贫苦人。我一进囚室，便在他们中间进行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揭露国民党自己不抗日也不准别人抗日的罪行，启发他们的民族意识、阶级觉悟和对国民党的不满。
敌人从捡回来的那封我没有咽下也没有完全嚼烂的字迹模糊的信上断定，这不是一般朋友的通信。当初他们怀疑我是吴佩孚的密探，现在却又怀疑我是共产党。只是因为信上有关重要之点都用的是隐语，敌人抓不到什么确实的证据，尚不敢冒然下最后的结论而已。
从警察开始扭住我从我咀里掏信起，直到我被扭送到公安局前，在这一段紧张搏斗的时间里，我就在脑子里编造好了一套口供，除了姓名和籍贯外，全部口供都是假的。敌人几次提审，我的口供始终不变。
我说，暑假我到北平考宏达学院未考上，在北平一个同乡家住了几个月，现在回家。因为没有到过石家庄，故绕道来玩几天。我是前两天才到石家庄的，准备过几天就走。实际上，我到石家庄已有半年了。
因为敌人从捡回的我那封未吃掉的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像是有个什么组织。我为了掩盖我吃信的秘密，并使敌人相信我的话，便编造说我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同盟会”，简称“反日会”。敌人追问是谁介绍我加入的，我就骗敌人说，在同乡马维章家中认识了一个叫王国华的东北人，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他介绍我参加了这个组织。其实，什么“马维章”、“王国华”，全是我随意编造的，根本就没有这么两个人。我离开北平时已任共青团市委书记，没有必要再参加一个什么群众组织，何况当时也没有那么一个组织。
敌人问，逮捕我时在桌边坐着的那个人是谁。我知道那个警察当时只顾与我纠缠，根本没有多注意鲁勤良同志。所以对敌人提出的一连串问题，我便顺口答道，那个人姓刘，叫什么我不知道，住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明明鲁勤良同志是河北行唐人，我却说他是南方人；他个子不高，人也很黑，我说他个子挺高，人很白。我还把他这个师范生说成是个工人，没有文化，那封信就是他口述，让我代他写的。信的内容是说一个青年人应该参加抗日救国活动，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青年人爱国抗日根本说不上犯法。
敌人从我的口供里抓不到一点破绽。可是看到我凛然正气、泰然自若的言谈又绝非是一个普通的学生，总感到是一个可疑的人物，大体上认定我是共产党的要犯，便将我的案子上报到河北省政府。省政府答复：如果犯人有暴动行为，就送军部（张学良的东北军第一军司令部，在天津，军长是于学忠）；如果没有暴动行为，就送省高等法院（也在天津）。
将要离开石家庄公安局看守所时，我的心绪很不平静。一方面仍然像大人惦念孩子一样挂念着外面的同志们和革命工作，同时自知到天津高等法院还会有一场恶战，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看守所的生活记忆是深刻、难忘的，当时在脑海中我曾默颂成了以下诗句：
镣铐锁身潮地眠，抗虱抗寒苦辗转；
囚犯挤压成灾难，夜去倦来身痛酸。
每日两餐粥两碗，臭气管饱吃不完；
饿刑杀人不见血，阶级仇恨胸膛满。
四 难忘的除夕夜
1932年旧历腊月三十，一大早，我就被唤出牢房。我原以为又要审讯了，一看眼前警察的样子，我就立刻感到自己想错了。除手铐脚镣外，他们又用一根很粗的线绳子把我五花大绑起来。一个警官带着两个警察，都是整装待发的样子。我正在怀疑中，看守所长对我说，要将我押解到天津河北省高等法院。
天上，下着鹅毛般的大雪，天地间灰蒙蒙的一片，犹如灰色的大网笼罩着大地。
在看守所的五十多天来，我已经被折磨得有气无力，难以抵抗外界的风寒了。严冬腊月，我身上只穿了一件胡乔木同志送给我的很薄的旧棉袍，一条刘泽如同志送给我的旧夹裤。凛冽的寒风穿透单薄的衣衫，寒彻骨髓，冻得我全身颤抖，控制不住上下牙齿的搏斗。心都好像紧缩成一个疙瘩了。我有生以来从未感到过这么难以忍受的寒冷。
那警官和警察都是挑选出来的膀大腰粗的大汉。他们身穿皮大衣，头戴大皮帽，但仍然冻得紧缩着身子，穿着皮靴的两脚不停地跺着地取暖。
我被押上火车。我这个脚戴重镣、手铐，又五花大绑、被三个警察押解的“罪犯”，立刻便吸引了全车厢乘客的注意和惊奇。他们那探寻、惊疑、恐惧、鄙视等各种各样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到了我的身上。迎着人们的目光，我真想说：乘客们，我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罪犯”，我是一个光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为了争得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自由解放，我才成为敌人的“阶下囚”。我没有悔恨，只感到光荣和自豪。但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不能说，只是默默无言地坐在两个警察中间，傲视着周围，思考着即将到来的法庭审判，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火车经过北平，这是我的第二故乡。这里有我共同战斗过的同志们，但是我不能下车，不能去见见他们说一声“再见”。
车已经离开北平，继续向天津进发，而我的思绪却尚迟滞在北平，想往日在北平时，我们的同志被捕后的英勇表现。他们在敌人的刑讯室、法庭上，英勇抗击敌人的刑讯逼供，宁肯自己受皮肉之苦，也坚决保护组织，保护同志，坚守布尔什维克的革命气节。如王德同志，王秋亭、马辉之、平杰三和雷任民同志等都是党的好儿子，是我学习的好榜样。自然也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被捕后叛变了，如李胖子就是这样的人。她叛变后曾在北京大学红楼前（沙滩）碰到过我。当时她的脸一下子红得发了紫，这说明她内心有愧。一个革命者叛变投敌并不是好受的，会一辈子受到内心的谴责，受到人民的唾骂。
火车到达天津时，已是傍晚时分。由于是阴历大年三十，法院早已放了假，不再办公。警察没办法交差，于是把我带到东北军第一军于学忠的司令部。威严的司令部大门，两旁站着双岗，每个警卫兵都身带手枪和冲锋枪两件家伙。四个人八只眼放出刺人的光，冷若冰霜，咄咄逼人。
警官走进司令部去交涉，两个警察押着我在司令部门外马路边等候。
冰天雪地，寒冷彻骨。我站在那里，竟忘记了寒冷，心里只是想着如何才能使外边的党、团组织知道我被捕了，借以提高警惕，预防敌人。正在这时，我忽然看见黎青竹和她的一个同学远远走来。自从为搭救被捕同志到过她家，找她的父亲黎炳文律师，到现在已和她离别两年多。现在突然看见她，霎那间，我脑海里翻起了万丈波澜，想叫她，又有顾虑，怕吓着她。虽然她已变成了一个十五、六岁的大姑娘了，但如果她认出面前这个身带镣铐、五花大绑、饥寒交迫的“犯人”是她曾经喜欢过的人，她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可是我又真想让她看见我，借以通过她设法使平、津的同志们知道我已被捕，但她懂不懂我心里想让她去做的事情呢？即使懂得她又愿不愿、敢不敢去做呢？仅仅几秒钟的时间，这些念头在我脑子里飞快地闪过，最后我还是下决心不让她认出我来。我背转身，低下头，听着她们两人说说笑笑地从我身旁走过。
警官从军部出来，说司令部不收。他们三人低声商量了一下，决定找一家客店先住下来，度过除夕再说。
这时大雪仍在纷纷扬扬地下着，天津市内已变成银白世界，点缀着万家灯火，个别顽童已经放开了鞭炮，有钱的人们开始欢度除夕了。可我却在警察的押解之下，在漫天风雪中踉踉跄跄地走着，旧社会连监牢都不接受我这个职业革命者栖身度除夕啊！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小客店，店家给我安排到一间冰冷的小屋里，刚进门，尚未来得及扫视一周，三个警察就七手八脚地把我捆绑在床上，留下一人看守我，警官便带着另一名警察去喝酒、吃饭度除夕了。
除夕之夜，远近的鞭炮声响成一片，带来了节日的喜庆气氛。而小客店里却静悄悄的，冻饿了整整一天的我，被紧紧捆在床上，动也不能动一下，不一会，全身便麻木了。但我的思想却活跃着。
我想到了同志们，在这除夕夜，他们、她们也不会休息，一定会像往年除夕一样，利用时机更加紧张地工作；想到凶残的敌人，他们丧尽天良，施用私刑把我像木头一样捆绑在床上，想把我变成不能动的僵尸。其实他们只能捆绑住我的肉体，却根本不可能捆绑住我的革命意志和思想。如果有一天我若能够恢复自由，我就要继续更加百倍地和这伙豺狼进行斗争。我还想到了全世界正在受苦受难的亿万劳动人民，为了他们的解放，我虽然经受这样的折磨也是值得的，即使牺牲生命也是光荣的，在这除夕之夜，我一个人被捆绑在这里受难，没有人知道我现在的处境，但我心里并不感到孤独，外面的同志们一定也在想念着我。我的心和同志们仍然紧紧地贴在一起。
在这难忘的除夕夜，我默颂成以下小诗：
万家灯火度除夕，千里作客归乡里。
全家团圆迎新岁，只盼新春雨水宜。
万家灯火度除夕，几人喜笑几人泣；
剥削阶级酒肉醉，无钱穷人生死离。
万家灯火度除夕，达官贵人饱嬉妻；
革命志士日夜忙，不分十五和初一。
万家灯火度除夕，革命“罪犯”受敌欺；
人和板床绑一体，镣铐绳索做睡衣。
镣铐绳捆度除夕，世界亿万我兄弟；
山大人多能推倒，前仆后继志不移。
革命“有罪”变“无罪”，改朝换代始可期；
冻饿长夜思五洲，遥望红旗迎胜利。
1932年阴历除夕
于天津小客店腹稿
五 囚所偶会
第二天，虽然是大年初一，但大街上并不比平时热闹，很多店铺都关门过年，市面上显得不景气。玩闹一夜显得困乏疲惫的警官和店家算了账，十分警惕地将我押到了河北省高等法院。警官先到法院值班室，一边一个警察将我夹在中间在院中等候。半个钟头后，法院的人和警官来到院中，让我坐定，要给我照像。我想，可不能让自己的像片保存在敌人的案卷里，因此在他们给我拍照的一刹那，我赶紧把头一低，让他们不可能照得很理想。当时我猜想：这是敌人怕我跑掉，以备万一，好依照片去通辑我。现在翻阅保存下来的敌伪档案，里面已没有我的照片。
在照像时，天津《大公报》、《庸报》两个大报的记者都来向我采访，询问我的姓名、籍贯、案情等，第二天就都见报了。说我是共产党嫌疑犯，不过将我的名字张青甫错成张庆福了，因为那些记者都是南方人，听不准北方口音。
法院对我经过简单审讯后，便把我关进了看守所。
万万没有想到，竟在这里遇见了曾经在北平一起工作过的王振世、王锦佩、赵杏村等同志，还有周学鳌、马云龙、郭三生、王占恒、聂元典、宋遇春等几个初次见面的同志。在敌人的狱中遇见自己的革命同志，真比他乡遇故知还使人更激动、更兴奋、更亲切。而兴奋之余不由得又产生了忧郁之情。这么多的同志被捕了，党的工作必然要受到很大的损失。我们见面后，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分别后各自的情况，当然也谈到各自被捕的情况。
王振世是我的同乡同学，曾和我一起在北平以拉洋车作掩护，在洋车夫中进行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我离开北平后，他和王锦佩由省委派赴唐山，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唐山被捕了。敌人对他们吊、打、压杠子、灌辣椒水、举杆……，使用了各种酷刑，但他们始终坚持了革命气节。最后，敌人对他们各自判了七年徒刑，到我期满出狱时，王振世还没有出来。后来听说他出狱后未找到组织，回到了家乡，抗战中参加了县武装部的工作，以后病死在家中。王锦佩同志原是北京师范学校的学生、团支部书记，在唐山被捕判刑后，由天津第三监狱转到北平的河北第二监狱，“七七”事变不久，我们的游击队砸开了第二监狱，放出了全部政治犯。他出狱参加了平郊游击队，后改为八路军。几年后，他担任华北军区后勤部的副政委，建国后，任纺织工业部的局长，“文化大革命”中瘫痪，现已不会说话。赵杏村同志原是北平艺文中学的学生、团支部书记，是经省委派赴天津工作的，也是不过半年就在天津被捕了，判了三年刑。1935年国民党签订“何梅”协定后，将北平、天津、河北、察哈尔等省市的主权一起让给了日本，在这些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全都撤退了。在国民党撤退前，赵杏村同志就已刑满，当时国民党曾派叛徒吴正廷和他谈话，劝其改变自己的信仰，背叛革命，如同意，便可释放他，否则不放。赵杏村当即怒斥了叛徒，坚持了革命气节。因此虽已到刑满，但敌人仍不放他，又把他送到了草岚子监狱──军人反省院。后来同党中央批准的六十一个同志一起出了狱。解放后，他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等职，“文革”期间去世。周学鳌、马云龙、郭三生三个同志都是1932年参加灵寿暴动失败后被捕的，他们都被判了重刑。周学鳌同志也是由天津第三监狱转送到北平第二监狱的，1937年“七七”事变后游击队砸开第二监狱，他往外跑时不慎掉进一口井里，当时未被淹死，却又被敌人捉回继续坐牢。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后，他曾任河北师范学院党委书记，后来任河北大学的党委书记。聂元典是保定育德中学的学生，他是在保定西关写粉笔标语时被捕的。判刑后，他便由天津第三监狱转到保定第四监狱。王占恒同志是参加宛县暴动被捕的，被判了无期徒刑，后来经过几次减刑，才在抗战后期出狱。曾担任吉林工大的副校长。
法院看守所里的犯人，都是没有最后判决的，因此看守所的管理制度比监狱稍微松一些。白天各个监房的门都不锁，犯人们可以互相串门。这样，我们也结识了一些原来不认识的同志。同志们聚在一起，都是乐观的。参加革命时已把生命置之度外，监禁生活就更算不了什么。我们虽然坐牢了，但外面的同志们仍在坚持斗争，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不仅扑不灭，我们的苏区在极端艰苦的斗争中还在不断扩大。白区工作也在殊死的斗争中继续发展。中国革命虽暂时处于低潮，但群众运动并未被国民党镇压下去，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仍在日益提高。从长远看，整个政治形势的发展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就是以这样的乐观态度共同商讨，如何充分发挥我们的机智去对付敌人的审讯，并且互相鼓励，争取在敌人的法庭上击败敌人，早日出狱，再继续投入战斗。
看守所中也有许多形形色色的普通犯人，如小偷、强盗、强奸犯、杀人犯……这些人粗俗、野蛮、连看守们也不大惹他们，甚至容忍他们。看守所中不准带火柴，不许吸烟，他们就偷偷让看守从外面给他们买烟。没有火柴，他们就用原始的钻木取火的方法，从棉衣里撕出点棉花，用两个小木板，把棉花夹在当中，连续不断地使劲搓，燃烧后，就用来点烟。看守们则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怎么管他们。
普通犯人中，有的到看守所时间长了，就形成了犯人中的“把头”，他们总是欺负新来的犯人。我到看守所不久的一天，半夜里正睡得深沉的时候，突然被一只扔过来的枕头给砸醒，还没等我坐起来询问是谁干的，便有人横眉竖眼地骂我，嫌我睡觉打呼噜吵了他睡觉。从那以后，他们几次在半夜里把我从睡梦中砸醒。后来时间一长，我和他们也逐渐熟悉了，便对他们不断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他们慢慢懂得了什么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以及他们自己如何受剥削受压迫，应该如何生活和斗争，也使他们了解了我们政治犯，就是为了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反动统治，解放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劳动人民才被逮捕坐牢的。这些人大多数是穷苦人，经过我们这一番工作，他们知道了我们政治犯都是好人，是共产党，因此，后来不但不再欺负我们，还对我们很友好，有的还能帮助我们做点事。
六 审 判
我的同乡、原国民党深泽县党部的宣传干事张玉华当时已在天津女子师范学院当舍监，她不怕危险仍同情和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她从《大公报》和《庸报》上看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当时想“张青甫成了共产党要犯，可是我不怕”，次日她便赶到看守所来看望我。见面后，她询问了我被捕的经过情况，然后我便请她设法通知《大公报》和《庸报》报馆，请他们在法院开庭审问我时派记者来旁听。这样，不仅能够扩大抗日宣传和扩大共产党的影响，用舆论对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还可以通过报纸的报道，让组织上和同志们知道我被捕后的情况，特别是我在国民党法庭上辩论的情况。张玉华领会了我的意思，马上就去照办了。会见后的第二天，她又让她的一位姓陈的女同事给我送来一条被子和几块钱。
开庭那天，从看守所坐闷子囚车去法院。囚车也是汽车，过去我在北平时只有在马路上看从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的份儿，根本没有权力坐汽车，现在做了国民党的囚徒，倒坐上汽车了，应该说是“幸运”的。其实，没有做过囚徒的人，真是不知道乘坐囚车的那种滋味。这种汽车只有门，没有窗，上了汽车将门关上，白天立刻就变成了黑夜。车中是不通风的，车中的汽油味、囚徒们身上留下的臭气味，还有其它什么别的味，一齐向我袭来，使人恶心欲呕。这是我有生以来“有幸”第一次坐汽车。
10点钟正式开庭。我在法警的押解下镇定地、从容地挺起胸走进了法庭。
这是一间很大的房子。正面一个高高的台子上，有审判长、推事、书记官等四、五个人穿着法衣在上面正襟危坐，检查官和律师在两侧。不大的旁听席上坐满了群众和报馆的记者。天津两家大报《大公报》和《庸报》的记者也都来了。我被带到面对法官的被告位置停下站立着。
审判长宣布开庭之后，检查官首先宣读了事先准备好的起诉书，指控我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主要借口是说我参加了“反日会”。其实这是我的假口供。还说在我的住处搜到的剪报本上有红军作战的消息和苏区的钞票照片，并说搜到的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也有问题。
按照法庭审判程序，检查官提起公诉后，允许被告请律师进行辩护。可是当时我哪有可能去请律师呢？法院给我指定了律师，但这种律师只是装点门面，根本不可能替我说话，即使组织上能千方百计为我请律师，又那有敢替一个“共产党要犯”辩护的硬骨头律师呢？所以，只好还是由我自己来进行辩护。
检查官指控我触犯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理由是：一、说我参加了反日会。我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的东三省，我们的同胞做了亡国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每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每个有骨气的青年都有权利、有义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请问，我是中国人，我爱自己的国家，究竟有什么样的人敢说我有罪？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究竟是危害了什么样的民国？危害了什么人的国家？二、说我的剪报本有问题，是证据。我说，这些剪报都是从你们发行的报纸上剪下来的，为什么你们的报纸可以登，而我就不能剪呢？你们登在报上不犯法，而我剪下来为什么就是犯法呢？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犯法的，那么，首先就应该封闭你们的报馆。三、说我看了郭沫若著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也是犯法，是罪证。我说，这本书是你们的书店公开卖的，我买了看为什么就是犯法？如果你们认为是犯法，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去封闭他们的书店？你说这本书哪一章哪一节是违法的？你们敢不敢登在报纸上让全国人民来评判呢？法官还问我写的信哪儿去了？我说吃掉了、问我为什么吃掉，我说，因为你们不让反日，我不吃掉，被你们抓到了，不就构成了我反日爱国有罪的证据了吗？最后，还问到我写信时桌旁坐着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我说只知道他姓刘，（实姓鲁），不知道他的名字。问他的住址，我说不知道，问他的特征、高矮、黑白、口音等，我都一一反其实而答之，以欺骗敌人，使敌人摸不着头脑。
从法庭出来，即在脑中以诗记之：
镣铐锁身进法堂，智斗顽敌保护党。
革命气节奏凯歌，迎来红旗永飘扬。
法庭上这场激烈的辩论，是一场针锋相对的舌战。我以共产党人的正气压倒了敌人，将敌人驳斥得哑口无言。因我不仅始终未暴露我的真实身份“中共直中特委委员、共青团直中特委书记”，而且连普通团员的身份也从未暴露。所以退庭时，报馆的记者们纷纷围上前来，赞许地说：“你辩论得真好，一定会宣告无罪！”
3月的一天上午，高等法院又开庭了。开庭前，我想是要宣判了，这时记者们“一定会宣告无罪”的话又在我耳边回响。我想应该宣告无罪，因为我既无罪证，又无口供，他们根据什么判我的罪呢？虽然这样想，但还是不敢肯定。退一步想，即使因为不准反日而判我罪，那也只能是很轻微的，因为国民党还会要保留自己的假面具，不愿在中国和世界人民面前将自己的面孔抹得太黑。
但是，毕竟是我年轻，想得太天真了。国民党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高等法院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推理方法硬给我罗织罪名，蛮横地做了如下判决：
“张庆福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处有期徒刑五年，剥夺公民权五年，裁判确定前羁押日数以二日抵徒刑一日。
被告不服，可在十天内上诉南京最高法院。”
敌人仅仅根据我在法庭上严肃而又强硬，激烈而又巧妙、光明正大、咄咄逼人的辩论，便说我一定是共产党中独挡一面的骨干，有意假借名义做共产主义的宣传。就这样用强加于人的办法，以危害民国的罪名，判了我五年有期徒刑。
宣判后，记者们再没有发表意见，旁听的许多人都露出愤愤不平的表情。当时我想，革命者杀头都不怕，还怕坐牢？便下定决心，在黑暗的监牢里，以适合囚徒用的新方式再继续同敌人进行更艰苦的斗争。
回到看守所后，我便和王振世、赵杏村等几个同志一起研究，还上不上诉。当时我们考虑到，我们党的武装斗争是在南方，所以南方的阶级斗争要比北方激烈，因此国民党在南方镇压共产党也就更厉害，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又在南京，若上诉，估计国民党最高法院非但不会减刑，还有可能加罪。因此，我们决定不上诉。
第二章 在铁牢中
一 酝酿绝食
当时，河北省共有四所省直属的监狱。第一、第二监狱设在北平，第三监狱在天津，第四监狱在保定。我被判决后，就从高等法院看守所转送到了第三监狱。
这里的政治犯都关在单人牢房里，狭窄的牢房内只有一桌一凳和一张床。一个人整天被关在一个几平方米的牢笼中，见不到同志，见不到可以说话的人，找不到可以说话的对象。尽管我已经过了几个月的看守所生活，初到这里仍然感到有些不习惯，初入狱时，还允许我们有纸笔，当时我写下了如下的标语贴在牢房内的墙上：“监狱是熔炉，要把自己当做一块碎铁，铁可以炼成钢”、“监狱是革命者的大学”。这一方面表达了我坚定不移的革命意志，一方面也把它作为自己长期坐牢的座右铭，借以鼓励自己。我还开始用小说的形式写我的被捕，已写了好几千字，可惜后来转到北平监狱时被狱方收走了。
第三监狱里政治犯很多，彭真同志也曾被关在这里。听说政治犯们过去搞过一次绝食斗争，争取到生活和管理上的一些改善。听说他们的火食由吃玉米面窝头改为可以吃到部分的细粮，牢房白天不再上锁，各牢房之间的同志可以互相来往，还可以在一起搞一些娱乐活动等等。可是，对我们新来的政治犯的待遇却恶化了，天天吃玉米面窝头、稀粥，没有一点儿细粮，牢房的门白天、晚上都锁着，不准出来活动和互相见面。在此情况下，我们开始酝酿发动一次绝食斗争，要求改善生活，吃细粮不吃粗粮和给予一定程度的自由，允许政治犯二人住在一起。我们利用狱中普通犯人给我们政治犯送饭的机会，代为传递字条，秘密商定斗争的要求、计划和统一行动的时间。不巧，一天早晨，普通犯人为我们传递字条时，被监狱看守发现了。
看守反映给典狱长，于是乘我们还未行动之前，敌人便先下了手。
第二天一早，突然停止了给政治犯放风，早饭后忽然增加了一些看守。我正在疑虑时，他们来到了牢房，给我们政治犯重新戴上镣铐，然后叫我们带上自己的东西集合。当时，我们猜不透这是要干什么，有的同志说，很可能是转移。果然，典狱长宣布说这里人多牢房少，容纳不下了，除少部分政治犯留在第三监狱外，其他人将分送到第一、第二、第四监狱去。这时，我们才明白，原来是敌人想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破坏我们正在酝酿中的绝食斗争。
我们一群政治犯被押上了火车。押我们的这节车厢是闷子车，一关上车门，便什么也看不见，透不进一丝阳光，同志们互相看不清模样，只是可以说话，能从声音中辨别出是王振世，还是王锦佩；是赵杏村，还是宋遇春。在黑暗的车厢中，同志们互相说了一些亲热的互相勉励的坚持对敌斗争的话。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到了北平前门车站。
站台上站满了警察和来接收我们的法警，还有监狱的看守长之类的人物。当时除了聂元典等几位被送保定第四监狱的同志仍留在车上外，我们都伴着啷当的脚镣声，踉踉呛呛地被押下火车。按照监狱预定的名单，把我们分成左右两队，然后由全副武装的法警押解着，分别押送去第一和第二监狱。我和王占恒、王振世、宋遇春、赵杏村等五位同志被押到右安门里的第一监狱。周学鳌、王锦佩等同志被押到德胜门外的第二监狱。
患难与共的同志们就要分手了，这一分别真不知将来是在战场上重逢，还是在庆祝胜利的大会上相见；当时是多么想道一声“珍重”，多么想再多说一两句勉励的话，可是我们不能说，只能把自己的两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遥遥地互相致意，表示要团结战斗，斗争到底。
记得当时我心里默念过一首小诗：
前门车站分两边，遥遥相视口无言。
只能以手示心意，团结斗争到明天。
我们被押送到右安门内的第一监狱，门口一块木牌上写着几个阴森森的大字：“京师第一监狱”，这是老牌子。一进大门先把我们带到办公室登记。除了登记本人的姓名、年龄、籍贯外，还要登记父母、兄妹等直系亲属的姓名、年龄、职业，连家住几间房，门朝哪面开都问得详详细细，目的是为了将来盘察探监的亲属，防止我们的同志冒名来探望。然后从头到脚脱下自己的衣服，交给监狱保存，换上监狱的无领偏襟的囚衣。水笔、怀表等物也都交给监狱收存，自己不许带一分钱、一张纸。最后给我们每人都编上号，在监狱中不许叫名字，只准喊代号。我的代号是666号，王占恒是667号，王振世是668号，赵杏村是669号，宋遇春是670号。从此，在中国国民中暂时取消了我们的名字。
我们被带到北新监。这个狱所的布局很奇特，五条辐射形的监筒，监筒两侧都是面对面、一间间的牢房。这五条监筒的名称分为“仁监”、“义监”“礼监”“智监”、“信监”，它们把这“仁、义、礼、智、信”连结成一个整体。看守只要站在五条辐射监筒的中央汇合处──中央瞭望台，便能同时监视这五个监筒。
我被带到“仁监”，关过××号牢房。牢房很小。房中靠墙有一张固定在地上的木板床，床上铺着草垫子。一个不到一米长的小木桌，它一边钉死在墙上，另一边有两条腿着地。还有一个小木凳和一只马桶。这些就是囚室内的全部用具。牢房的门上有一条二寸多长的小缝。这小缝内宽外窄，看守从外面可以看到囚室内的全部；我们囚犯往外看，却只能看出去一条横线。小缝外面装着可以开合的铁片，供看守随时开合，监视囚犯。对着牢门的墙上有一扇开得很高的小铁窗，犯人不准扒上窗口，在囚室内只能仰望天空，却看不到监狱院中的环境。两间隔墙牢房中间高处的墙上有一个小洞，装着一盏灯。两面用玻璃隔起来，只能透光，不能互通消息。这座监狱是模仿日本监狱修建的。过去叫“京师模范监狱”，有什么模范呢？为了给外国人参观，狱中囚室搞得比较干净、整齐些，室内还装有暖气管。可惜我在狱中住了五年，冬天从未供过暖气。这是专门给外面参观的人看的。很可能最初设计时就根本没有打算供暖气。
在这里政治犯也是住单间，还不许我们和普通犯人一样参加劳动。但这绝不是对我们政治犯的特殊优待，而是特殊虐待，是害怕我们，限制我们政治犯在一起商量对策，“制造事端”闹得监狱头头不得安宁。也怕我们接触普通犯人，怕我们向他们宣传抗日，宣传共产党，鼓励他们为要求改善生活作斗争。
监狱中读不到书，看不到报，看不见自己的同志，听不到同志的声音，这种非人的生活是很难熬的。每天我们都如饥似渴地盼望着那二十分钟的放风。尽管许多同志原来并不相识，但我们之间却充满了同安危、共患难的情谊；尽管放风的时间那么短暂，尽管在看守的监视下不能交谈，但我们那偶然一瞬间的相遇，一个无言的微笑，一个不易察觉的手势，便心领神会到这是表达发自内心的亲切问候，便感到了同志间的相互支持，增添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勇气。
二 斗争就是生活
革命者的生活就是斗争。向阶级敌人斗争，向自然界斗争，向逆境作斗争，向一切困难作斗争，向一切不利于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到了敌人的监狱里我们还是要斗争，监狱里的斗争就是我们政治犯的生活。
五年的监狱斗争不下几十次、几百次。这里我仅举一些例子，做为政治犯中生活的剪影。
前边说过，我们来到北平河北第一监狱，仍然是关进单间囚室，与同志隔绝，与世隔绝。我们要打破被隔绝的困境，解脱精神上的苦闷，我们迫切要求两个人合住一间房，经过较长时间的斗争仍达不到目的。因为敌人把我们视为洪水猛兽，最怕我们讲话、联系。只有隔离我们，使我们嘴的说话功能逐渐消失，使任何人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他们才算放心。
但是，人不同于一般动物，人是会用脑思索的，是有创造性的。尤其是革命者在困难环境中是能克服困难，创造奇迹的。于是在敌人坚持隔离我们的情况下，我们被迫思考如何适应环境，利用环境，利用周围可能利用的条件，来打破敌人对我们的隔离孤立政策。经过几昼夜的苦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打电话”的联络方法。
政治犯的囚室，是互相连接的一排房子，于是我们就利用室内从来不放气，而只是装样子的暖气管做“电线”，用喝水的唐瓷缸子做“话筒”，发话人将缸子底部紧贴在暖气管子上，嘴伸进缸子口内讲话，收话人是将缸子倒转过来，把缸子口紧贴在暖气管子上，将缸子底部紧贴在耳朵上，来听对方讲话。打电话的办法很好，同志们可以随时用它来交换意见，交流思想。但用这个办法很难保密，容易让别人听见，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讨论对监狱斗争的问题。看来这办法还不能满足我们狱中斗争的需要。于是困难和需要又逼着我们进一步开动脑筋，用力思索。“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终于我们又想出了个“打电报”的办法。
所谓“打电报”，就是将四十个国音字母按次序排列成八行，每行五个字音，还是利用暖气管子传音。“打电报”时，用筷子或手指敲打暖气管子，先打行数，后打各行的字母数。如打“同志你好”，就是22“ㄊ”61“ㄨ”84“ㄥ”（同）—43“ㄓ”（志）—41“广”（你）—33“ㄏ”74“ㄠ”（好）。这里的数字是表示需要敲打的次数。
我们用这个方法可以自由交流思想，讨论斗争问题又能够保密，尽管敌人有时听到我们的敲击声，但他们却无法知道我们打的是什么秘密事儿。我们囚室里的暖气管直通看守长的办公室，我们“打电报”有时响声太大，打扰了他办公，他也气急败坏地用重器大力敲打暖气管，来发泄他对我们的不满，但也就仅此而已，再也没有别的办法来制止我们。
在北新监除了从天津转来的我们五位政治犯外，还有先我们来监狱的武竞天、李之连、荣高棠、郭达、解铁光、李子逊等几位同志，政治犯们都是有文化的，在被隔离的情况下，精神生活感到突出的“饥饿”，所以我们首先要求看书学习、阅读报刊杂志。
监狱组织机构中设有教诲所，所内设有教诲师、图书馆。我们转到第一监狱不久，教诲师就给我们送来了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经书，并且和我们谈话，企图“教诲”我们，改造我们的思想，当即被我们讽刺、挖苦，顶了回去。
我们要求看报纸、杂志和新兴的社会科学、进步的文学书籍等。开始监狱当局死也不答应，由于我们不看经书，他们就给我们送历史书籍，如《史记》、《东汉》、《西汉》等。史书我们倒可以看一些，但必须答应我们买书看书的要求。后来经过较长时间的斗争，终于答应了我们。但还不算圆满，如，始终不准我们看《日报》、带新闻性的刊物，只准许我们看《国闻周报》和《东方杂志》。这项斗争我们算是基本胜利了，争取到监外可以送书，自己可以买书。在狱中我们可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中择选的《农民运动大纲》、哲学、政治经济学等方面的书。在文学方面我还看过，《现实文学》期刊以及辛克莱、小林多喜二、罗曼罗兰、高尔基等作家的革命文艺小说，如《屠场》、《石炭王》、《没有太阳的街》、《蟹工船》、《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界》、《母亲》等。还有苏联及其它国家革命作家的小说也看得不少。外文书开始不准看，以后也不限制了。
为了打破敌人对我们的孤力、封锁、限制，我们要求允许亲属会见和通信。经过斗争，狱方允许了直系亲属可以会见和通信。由于敌人怕我们“闹”，后来我们又争取到可以同狱外的表亲（实际上多是同志用表亲的名义）见面和通信了。这也算监狱当局的一点让步。不过，对我们看管的也很严，一个月只准接见一次，说话的时间很短，且看守在旁边监视着，不准直接递东西，不准说涉及政治的话。虽然如此，有时我们用巧妙的语言还是可以得到狱外的一些消息。通信就不同了，狱外收信人必须是事先得到监狱批准的，发出的信也必须在看守长的办公室写，经看守长同意后才能发出。狱外的来信，必须先经监狱当局拆阅检查后才能交给本人或是扣压不给。
监狱为了增加收入，利用犯人的劳动力，开办了印刷厂、鞋厂、农场，犯人们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天十分劳累。这样作也是想使犯人们没有时间去想“歪事”。而我们这些政治犯想去劳动也不可能，监狱当局把我们政治犯视为“政治瘟神”，唯恐我们互相见面和接触普通犯人。生怕我们传染给别人“红病”。所谓“模范监狱”的“模范”二字，就在于它看管奇严，最善于折磨犯人，特别是对政治犯，监狱当局简直是费尽心思，“防疫”惟恐不周，不让我们接触人的种种措施简直是天衣无缝。无论我们怎样与之斗争，还是没有冲破它。一直保持住了他们的“模范”美称。我们说他们的“模范”，实际上就是罪恶，是对人类正义的践踏。
但我们的心不死，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只要肉体在，信念就不变。我们有手就要动，有嘴就要说，同志间要设法联系，群众工作还必须做。
我们同志间打“电话”、打“电报”，监狱当局对我们也无可奈何。至于做群众工作那就比狱外难多了。这里的工作对象只有普通犯人和普通看守。工作既要抓紧，但又不能急；工作对象要选准，不能看错；工作的时机和时间又都很有限。于是我们就利用普通犯人给我们打水、送饭、倒马桶的短暂时机，有选择的用一言半语对他们进行宣传教育工作。虽然看守监视极严，而我们的宣传教育还是起作用的。如有的普通犯人就利用各种机会给我们偷偷传递纸条，这对于我们政治犯来说，也是一大帮助。
对看守，我们也做工作。所有的看守都是穷苦人，虽然他们的思想和社会关系各有不同，我们对所接触到的看守，经过了解以后，分别不同对象，试探着进行了工作。如，有个姓吴的看守，家境困难，为人比较正派，与监狱当局也无私人关系，但胆小怕事，怕丢掉饭碗。我们对他进行了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效果。他对我们管得松些了，有时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另有一个姓赵的看守，是第二科长周秃子的妻弟，他是一个狗腿子，我们经常提防着他。有时也给他出点难题，借以提醒他要约束自己一点，不要肆意地对待我们。还有一个姓傅的看守，这个人比较开通、正直，同情我们，但又不敢表现得太明显，我们都做他的工作，特别是武竞天同志做得更多些。武竞天同志有时还托他向狱外送信、传话，对我们多少也算有点帮助。
我们不放松任何机会，如对来参观的中国人、外国人，我们都做他们的工作。只要他们经过我们的牢房门口，我们都向他们宣传，大声说，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是爱国抗日的，我们没有罪！反对国民党不准抗日，镇压爱国青年！反对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我们要求出去抗日救国！反对压迫，还我们自由！我们的宣传是为了扩大共产党的影响，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的罪恶。我们的宣传对来参观的青年学生还是起作用的，有的学生当场就有同情我们的表示，对此，监狱当局十分警惕。
在敌人的监狱中，想活下去就得斗争。我们政治犯与普通犯一样，一年四季全吃玉米面窝窝头和稀粥。玉米面常是发了霉的，粥总是很稀很稀的，咸菜块都是小的。为了改善生活，我们经常与狱方作斗争，每经过一次斗争，就改得好一些。可是过几天就又变坏了，又得斗争，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年要经过几乎上百次的斗争。囚衣我们要干净的或新的，牢房内冬天无火，我们要棉大衣，棉鞋。这些问题不解决，我们就轮番地向监狱“闹”个不停，一直到解决为止。监狱对犯人的医疗条件和医生对犯人的态度都很差，即使是头疼脑热，医生也治不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药吃。医生看病时，犯人尚未讲完病情，药方就已经开好了，几分钟看一个病人，“效率”倒很高，就是高度缺乏医德。牢房有向南的和向北的。向北的常年不见阳光，阴暗潮湿，常年关在这种囚室里必然是无病变有病，轻病变重病。要住向阳的牢房，也成了我们斗争的重要题目。
一九三三年六月，我们从看守嘴里得知长城抗战暴发，于是我们政治犯一致要求出狱参加长城抗战。监狱明确答复：“绝对不行。”本来我们也知道不可能，因为当时国民党仍然坚持对内反共、对外投降的政策，我们只不过是借题作文章，来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的反动面目而已。不准出狱抗战，我们就提出为长城抗战的将士募捐。于是，我们有存钱的同志就纷纷提出各自捐多少钱，没有存钱的同志，就提出捐衣服，捐鞋子等。当然，监狱方面是一概拒绝了。
我们每天都是在斗争中生活，也是在斗争中教育、锻炼我们自己，使我们自己的革命意志更加日益坚强。
三 为着明天
我们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做地下革命工作是为着明天，在敌人的监狱中进行斗争也还是为着明天，我们为着明天冶炼自己的革命意志，为着明天而学习、锻炼身体。我们是把敌人的监狱当做了特殊形式的大学。根据我们坐过敌人监狱的同志们的体会，住过这种“大学”和没有住过这种“大学”的大不一样。在这种“大学毕业”和“没有毕业”而退学的就更不一样。
敌人对我们的摧残折磨越残酷、越毒辣，我们的革命意志就越坚强，斗争就越坚决。我们这块生铁不怕烈火，敌人的反动烈火烧得越旺，我们就越快地锻炼成钢；敌人对我们把火烧得时间越长，我们这块钢就炼得越纯，质量越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应该感谢敌人的。正是：
敌靠监狱逞凶顽，我将敌狱当乐园。
冰山高寒育雪莲，喜得炉中生铁炼。
多谢顽敌苦熬煎，炼我骨硬心更坚。
来日出狱去决战，定灭蒋朝换新天。
经过监狱斗争，我们阶级觉悟进一步提高了，阶级仇恨进一步加深了，脑子里日夜想的是革命斗争。我用从医务室要来的包药用过的纸片，用玉米粥当浆糊，糊成了一把纸扇，用稻草杆蘸着墙裙子上的黑灰，在扇面上用自己编造的别人不认识的速记符号，写上了这么四句话：“共产党员在监狱，在刑场，在任何逆境中都要坚持斗争。共产党定能领导人民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员的神圣任务。头可断志不移。”我将这把纸扇挂在床边的墙上，天天看，永誌不忘。
我从来不迷信，也从不信仰任何宗教，可是在监狱中我却做起了类似宗教的仪式。这就是每夜在入睡前，躺在床上先将双手紧握，举过头顶，心中默默念道：“党的利益高于一切，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高于一切，共产主义必胜。”每晚这样默念三遍，然后才渐渐入睡。在我出狱前，不论遇到怎样不愉快的事，或是有病不舒服，每天都要这样做，从未间断过一天。我觉得这种举动并不可笑，这是我发自内心的对党的忠诚，对马列主义真诚信仰的表现。
监狱对我们的折磨，越发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国民党对我们施尽了阴谋诡计，在一九三五年“何梅协订”之前，政治犯刑期满了，国民党都要派叛徒来谈话，进行策反工作。王德、马辉之、赵明新等同志在刑满时，就是国民党派叛徒吴正廷来谈话的。叛徒要他们改变立场，承认错误，并且要他们答应出狱后不再干革命了，如不答应，就不能释放。他们当即义正辞严、斩钉截铁地揭露了叛徒的罪恶阴谋。他们每个人都把叛徒吴正廷的变节无耻行为痛骂了一顿，使他无地自容，只好夹着尾巴走了。“何梅协订”之后，国民党反动派将平、津、河北省拱手送给了日本帝国主义，接着国民党也悄悄地全部撤退了。之后，我们政治犯刑满时，就再也没有叛徒来谈话了。
也有个别同志坚持错误的意见，认为只有出去才能革命，不出去怎么革命。不管怎样，只要能出去就好。我们批评了这种动摇的有害革命的意见，我们绝大多数同志一致的意见是：绝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宁可坐穿牢底，坐到日月无光，在阶级立场上，在革命意志和革命气节上绝不能后退分毫。共产党员的称号应该始终是洁白无瑕的、光荣伟大的。
为着明天，我们还需学习知识，准备革命胜利后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我们认识到了这一点，也争取到了买书看书的条件，环境是无比的安静，时间则有的是，只怕没办法去消磨。这些正是我们学习的有利条件。
我们每个人的学习都是自觉的。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爱好不同，客观条件也不能尽如人愿。我们的学习一般说来是无计划的，也难以统一进行。除了学习外语有个人的计划外，其他都是逮住什么学什么。当时的情况是：有学政治经济学的，有学哲学的，有学历史的，有学文学的。在外语方面，有学俄语的，有学法语的，有学德语的，有学英语的，有学日语的，还有学世界语的。我就学过一本日语，也学过世界语。世界语的《茵梦湖》、《伦敦塔》两本小册子，当时我已能翻译成汉语。可惜时过五十几年，现在都忘记了。不过有关社会科学书籍的学习，对于我后来的思想和工作都曾经起过很好的作用。
附带说一句，当时通过学习《百科全书》，我曾经研究了中国和外国的“速记符号”，取其最简者，并利用了不同的方位代音，制订了我自己使用的《简单的速记术》，也可以叫做《拼音新文字》，借以记事。当时我研究制订它，倒不是为了“速”，而是为了保密，即使敌人拿到我用这种拼音文字写的东西，他也猜不透其中的含义。
我也喜欢文学，在狱中看了一些小说，还写了一些旧体诗。当时监狱不许有纸和笔，我们互相传递的纸条用的是从医务室要来的包药的纸片，但不能用它写诗保存，因为狱方对我们政治犯每天都要检查，从囚室内的角角缝缝，到我们的全身（解开腰带裸露全身），全检查遍，而且每天早、午、晚要这样检查三遍，什么东西都难以私自保存。所以，我就用普通犯人偷偷给我的一个钢笔尖，用涮碗水当墨水，将诗写在书的天头和字行的空白缝中间。就这样我写满了《现实文学》和《农民运动大纲》两本书的空白处。我出狱时日本已侵占了北平、天津，为防万一，不能带书出狱。当时我把书全部交给了王振世同志，请他代为保存。我们商定待我出狱后找到安定的地方，再来取这两本书。可是没想到我出狱后未找到住的地方，日本鬼子又检查很严，自然也就不能去监狱取书。几年后，王振世同志出狱回乡，参加了地方的抗战工作，不久病死，不知他是否将书带出了监狱。我的那两本书至今不知下落，只有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它记载了我在囚室中的心声、思想活动、激昂的革命情绪、对敌人的愤懑和仇恨、对党对人民的热爱、对抗日战场的向往，而没有一点儿伤感和私情。这不只是因为我是一个刚过二十岁的青年，而主要的是因为我早已是一个纯粹的职业革命者。
为着明天，我们不仅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而且还必须锻炼身体。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被关上几年监狱，身体必然会垮掉，那就失掉了革命的基本条件。我每天日出而起，日落而寝；从起床到入睡，整个白天不沾床边。除三餐外，不是看书，就是与同志们打“电报”、“电话”，以及向监狱当局进行斗争。和吃饭、看书一样，五年时间无一天间断过锻炼身体。锻炼的方法是自由活动，无一定的章法，就这样也很见效。五年监狱生活虽然在物质和精神上受到了严重折磨，但我没生过病，所以出狱后能够马上投入战斗。这与我注意锻炼身体是分不开的。当时有《梦醒后》小诗一首作证：
身在战场与敌冲，但闻我刀砍骨声；
突然征马前蹄失，叹我仍在监狱中。
醒来热血更沸腾，满腔勇气无处用；
惟有努力炼我体，待出狱后与敌争。
四 战斗堡垒
从天津第三监狱转来的五位同志，有的在一起工作过，有的在看守所接触过几个月，也比较熟悉了。与先于我们来第一监狱的几位同志，彼此还都不熟悉。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采用其它方法进行了相互的了解，不久彼此间便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看法。但是谁是共产党员，谁是共青团员，还是靠自己说，不可能由组织介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立党的支部确实是困难的。经过认真考虑后，我们先把有把握的“仁监”的几位同志组织起来，建立了监狱中被囚的中共党员的支部。这里有我、王振世、赵杏村、王占恒和先来狱中的武竞天，共五个人，由武竞天任支部书记。武竞天之后，由我接任支部书记。后来支部成员又增加了荣高棠、解铁光、郭达等同志，我记得他们是在“仁监”的。
党支部建立后，前面说过的对监狱的斗争、群众工作和我们的学习都是由支部领导的，如向监狱提出某项要求，采取什么方式向监狱斗争，对监狱的看守、普通犯人、外来参观的外国人、中国人、青年学生和一般成年人，对不同对象如何进行不同的宣传，以及学习中要讨论什么问题，都是经过同志们共同研究的。我们的交换意见和讨论问题就是采用了“打电报”的方法，这个方法大大地帮助了我们。
1933年长城抗战暴发时，我们的支部还未建立。当时我们要求出狱参加抗战是自发的，但行动是一致的。1935年红军东征时，我们的支部早已建立了。当时我们听到红军东渡黄河的消息异常兴奋，支部立即领导讨论了红军东征和全国的形势。我们当然希望形势发展快些，能够早日出狱参加抗战。但也没有做过高的估计，没有被红军东征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我们还是做了在狱中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
每遇到有的同志出狱，如武竞天、荣高棠、赵杏村等同志出狱时，我们都是由支部领导开过欢送会的，这就是用打“电话”的方法。同志们分别讲了对出狱同志的希望，将要出狱的同志当然也就表了决心和对尚留狱中同志们的希望，最后，分别唱《国际歌》和其它革命歌曲。不能集体来唱，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独居一室，就借助暖气管子传递歌声，若一齐来唱那就谁也听不到别人的歌声了，真是美中不足。曾记得欢送武竞天同志出狱时，我还诵读了一首小诗《务求大地一片红》
有一天我若能出牢笼，
要走遍天涯海角，
号召群众：
战恶浪，
顶狂风，
不怕恶鬼夺去生命，
誓驱黑暗争光明，
务求人类解放，
大地一片红。
党员同志间本来就是亲如手足，在敌人的监狱中更是患难相依，生死与共。同志们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不论在生活上或思想上比在狱外还更要深一层。如武竞天同志出狱时，他在北平无一社会关系，找不到落脚之处，手中又无一分钱，于是解铁光同志不顾自己爱人的安危，将她的住址告诉了武竞天，并请她对武关照援助。这确实会增加她几分危险。我在狱中，几年没敢花钱买一块肥皂或一包牙粉，而却将积存的六元钱全部送给了武竞天同志。这也是救急，使他不致一出狱门就挨饿。事情虽小，但从同志们的思想和行动中可以看到同志间的亲密关系。
在监狱这一特定的环境里，党支部对党员的教育不可能有组织地进行，主要是靠同志们自我学习、自我教育，也就是自我修养，这里重点是革命气节的修养、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的学习。
我们的党支部是自发建立的，未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手续，因此和狱外的党组织也没有正式的联系，只是有时经过解铁光同志的女友借送取书的机会，传递一些狱内外的消息。如毛主席、党中央给全国国民党监狱中的政治犯的慰问电就是这样传给我们的。
五 党的关怀
1935年，党中央完成长征到达陕北后，毛主席以党中央的名义给国民党统治区监狱中的政治犯──革命同志们，发出了慰问电报。当我们从暖气管子上听到“毛泽东”的名字，听到党中央胜利地到达陕北抗日前线的消息，听到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来电报慰问我们时，顿时使我们忘掉了自己是身在敌人的监狱中，一股热流立刻串遍全身。心里好像开了花，有种说不出来的痛快、喜悦，不由自主地跳跃起来，热泪横流。党的胜利，人民的胜利，自然也是我们的胜利。为了这一胜利，我们就是瘦死在敌人的监狱里，也心甘情愿。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这样关怀我们，我们更要继续坚持监狱斗争，好好学习，锻炼好身体，争取将来出狱更好地为党工作，为革命事业的胜利去进行忘我的斗争。
我们一连高兴了几天，在这几天里我们通过“电报”，共同商量好，以国民党监狱中政治犯的名义，给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发一感谢电。在电报中除感谢党对我们的关怀外，还表示了我们的决心：绝不动摇，绝不妥协，坚持革命气节；抓紧学习知识，炼好身体，准备将来出狱听从党的分配，重新走上革命斗争的第一线。
我们的党支部虽然和狱外党的组织没有直接关系，不能得到党组织及时指示。但后来知道，当时北平市委是经过各种关系，各种渠道，迂回曲折地了解我们在狱中的情况，甚至对某些同志的个人情况也都有所知。这说明党的领导对我们被捕坐牢的同志是很关心的，只是由于当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造成的困难，使我们党无法对狱中的同志进行联系和帮助。我们有时也能设法知道狱外党的活动的一些表面情况，当然只能是一星半点。这也说明我们虽然身在监狱，而心却还是时刻挂念着党的。
六 狱中新闻
“教诲师”被教诲 监狱的组织机构里设有教诲所，所内有教诲师，其职责是为国民党说教。对普通犯人，他俨然是负责一个方面的狱官，即负责对犯人进行政治说教、思想熏染，也可以说他是要犯人“改邪归正”有权力的政治教官。对我们政治犯，他同样想施展他的权力，来“教诲”我们，他名义上讲“三民主义”，实际上讲的是封建主义、宗教主义，有时也夹杂一点资本主义。我们讲的是民主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也听他的，但主要是为了反驳他。他也不得不听我们的，但他似乎有点听不懂。经过一段时间的辩论，他往日的威风没有了，对我们无可奈何，慢慢地他也不敢来了。实际上，他是认输了。
周秃子服软 周秃子是监狱直接管犯人的二科科长，典狱长的亲信。“周秃子”是我们给他起的外号，他的真名叫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此人是个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一脸横肉，两只大眼总是虎视耽耽地注视着犯人。他对犯人十分凶恶，稍不如意就横加训斥。再加他脑袋上没有几根头发，更显得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胆小的人见他就害怕。他是北方人，文化水平不高，但他整治犯人的办法却不少，颇受上司的赏识。开始他对我们政治犯也不例外。我们这些人都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破坏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人，从参加革命那天起，就天天和恶人打交道。像他这样的狗腿子，我们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周秃子这把刀算是碰到石头上了。他既然敢来碰我们，我们就把他的刀刃给顶卷了，使他对我们无可奈何。开始他还常来北新监走走、看看，在我们面前挺着腰板晃晃。由于我们多次的狱中斗争，他感到我们难对付了，怕我们给他出难题，慢慢地他也就少来了，不来了，甚至我们找他都难得见面了。天地间善恶相斗，恶总是怕善的，光明与黑暗相搏，黑暗总是要让位给光明。周秃子再厉害，在我们共产党人面前他也软下来了。
宋遇春同志瘐死 宋遇春同志个性急躁，思想过左，好个人行动。狱中党支部建立后，除个别的人思想本来就不进步，属误捕来的人外，所有北新监我们能联系上的政治犯，都是参加我们统一的斗争行动的，只是因有不同情况而采取不同的方式。我们提出的斗争要求，有的宜全体一致行动，有的宜分批行动，有的宜单个人轮番行动，但无论怎样的行动都是共同决定的，不是个人决定的，只有这样才能互相支援，彼此呼应，使斗争较有可能取得胜利。而宋遇春同志常常不和同志们商量，不采纳同志们的意见，不考虑斗争策略，脑子一热就和监狱方面干起来，甚至常常轻率地采用绝食斗争的方式。同志们既不同意他动不动就绝食，当然也就不可能来支援他，只能劝说他。他屦屦独自绝食，监狱当局当然也就容易对付他。他每次绝食，监狱方面都是给他从肛门往肠子里打牛奶，绝食次数多了，他的肠胃消化能力也就渐渐减退了。时间一长，直至失去了消化功能，再往肛门里打牛奶也就不能吸收了。最后，宋遇春同志就这样瘐死在狱中。
老张想爱人 老张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东北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籍在北平的学生绝大多数参加了抗日爱国活动。这位老张可能是接触过进步的学生，但他并不是进步的学生，可也不能说他是反动的学生。他的脑子里没有政治。满脑子里是想吃想玩，特别是想找爱人。别人学习，他不学习，一个人被关在牢房里整天想找爱人。这当然只能是胡思乱想。可是他又不能不想，因为他的脑子里没有别的事。这样，我们都认为老张是一个不问政治糊里糊涂的人。这也是国民党逮捕并且判了刑的一个所谓“危害民国的人”，真是世界上少有的奇妙的讽刺。
可怜的“死” 北平师范大学的一个普通的学生，也被国民党把他当共产党人抓了来。这个人从来没有接触过进步的学生，我们也没有发现他思想上有那一点进步的因素。而对这样的人，国民党也竟然依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将他捕来，并判了刑。这一大学生与上边说的老张不同，他倒不是每天想找爱人，他也不讲吃不讲喝，只是每天躺在床上公开手淫。就是在大白天，看守看着他，他也不在乎。天长了，出精多了。这就使他入不敷出，慢慢地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脸色变得越来越黄，人越来越瘦。最后，无病而死在监狱里，做了国民党所谓“危害民国”的牺牲品。
七 芦沟桥的炮声
1937年7月7日的夜里，我们正在第一监狱的囚室中熟睡，突然从远方传来了一声炮响，把我们都惊醒了。接着就是一条一条的火龙从我们的牢房上空飞驰而过。同志们立刻互通“电话”，互相讯问，当然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直至天亮，炮声不断，谁也没有再入睡。
同志们因打“电话”时间过长，嘴和耳都感到疲倦了。于是便停打“电话”，各自放开思想任由自己去想了。有的从坏的方面想，有的从好的方面想，有的想想这面，又想想那面，有的竞异想天开……，有的想得头脑发疼，但谁也没有再想睡觉。
第二天早晨有个看守，忘记是姓傅还是姓吴的了，以不安的表情偷偷地告诉我们说，昨夜的炮声是日军从芦沟桥向城内打的。日军抢占芦沟桥，二十九军进行了抵抗，胜负未分，中国军队和日军还正在打着哩！
同志们得知这一意外的情况后，脑海里立刻翻腾起来，心里极端不安，大家凭着对国民党蒋介石坚持不抵抗政策的认识和推论，感到日本在芦沟桥的暴行，对我们政治犯来说是凶多吉少，或者是有凶无吉。
日本侵略军从芦沟桥向北平城内打的第一颗炮弹是从我们头上飞过的。日军进城后的第一刀，也很有可能就对准我们这些监狱里的政治犯，因为日本侵略者最恨中国共产党。我们有这样的共同想法，因此大家感到我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我们怎么办？于是我们通过打“电报”展开了讨论，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不管形势怎样发展，我们应准备最后的牺牲，于是共同决定：不论分别来杀害我们，或是集中杀害我们，届时，都要喊口号、唱国际歌。我们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的屠刀面前绝不能有丝毫的示弱，要表现出伟大中华民族子孙的英雄气概，要表现出共产党人万死不屈的革命气节。同时决定：将我们对付敌人的严肃态度要千方百计设法报告监狱外的党组织，这也就算是我们在临刑前向党告别，向同志们告别了。中华民族遭屈辱，抛去头颅留气节。
第三章 苦寻母亲
一个月过去了，监狱还像往常那样平静，炮声也越来越远，慢慢也听不到了。而在北平城内，日军却到处横冲直撞，无人敢碰他们一下。我们政治犯在监狱里表面看来也是平静的，只是每个人的心里总是在那里吊着放不下来，内心里思潮翻滚，东猜，西猜，谁也说不准将会怎么样……
一个月又过去了，监狱里还没有动静。听说“七·七”事变，日本在军事上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而在打跑中国军队后，如何统治他们占领的地方尚未来得及准备。当时日军已经打到保定，并继续向南进攻，而对他的后方──北平城内的政府机关尚未着手接管，中国的政府和其它一切社会组织机构仍继续存在，表面上仍行使着权力，实际上是在等待着。政治乌云遮天，一时难得晴朗。
一 小鸟出笼
这时已是1937年的9月，河北省高等法院的北平分院和监狱仍在行使职权，尚无一个日本人来干涉。只是由于两个多月来国民党北平当局与南京政府中断了联系，法院领不到经费，不仅法院难以维持，更重要的是监狱里的几千名犯人领不到囚粮，就要断炊了。这对法院是个很大的威胁，不妥善处理，犯人会要闹的。如果闹了事，引起日军后方──北平城社会秩序的混乱，日本人会加罪于他们，所以他们才不得不下决心，决定陆陆续续地释放犯人。
起初是听说，后来也看到有些刑期未满的犯人开始释放了。我们问过看守，才知道监狱是被迫不得已才释放的。不过不是不加区别地一下子全释放，而是将刑期只剩下十天、八天或十天半月的先释放，逐渐将半月二十天或个把月的释放。到10月10日左右我的五年刑期只剩下一个多月了。这时我想释放的都是普通犯，我们是政治犯，我们猜想监狱当局是不会释放我们的，法院和监狱会将我们当做礼物，讨好日本人，好使他们在日本人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借机高升。然而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竟没有采取下策，还想在中国人面前给自己留一条后路，所以，最后法院还是通知监狱，将政治犯刑期残余不长的也和普通犯一样释放了。
这是10月中旬的一天，无风无雨天气晴朗。吃过早饭不久，听到中央暸望台有人喊：“666”，我已经很熟悉这是我的代号。接着一个看守将我的囚室铁门打开，要我带上自己的洗脸用具跟着他走，他也没跟我说什么，我在监狱中也养成了习惯不多问。从北新监一直跟他来到不知是典狱长的，还是二科的办公室。办公室的人员已经将我入狱时穿的衣服和用物放在那里，问清我的姓名，他们什么也没说，便叫我立即脱下囚衣，换上自己原来的衣服，让我出狱。上自典狱长，下至看守，没一人和我多说什么，就这样将我释放了。我想大家都做了亡国奴，他们对我说什么好呢？我不知当时他们是什么心情？就这样，他们将我从小笼子里送入了日本人的大笼子──被日本侵占了的北平城。
小鸟出笼
（一）
朝阳上铁窗，“离情”涌心头；
今日出牢门，不忘狱中囚。
（二）
小鸟喜出笼，天开获自由；
四面八方空，顿失脑中轴；
（三）
家贼尚未除，外寇破金瓯；
囚变亡国奴，旧恨增新仇。
（四）
继续上战场，为民争自由；
妖魅不扫光，斗争永不休。
我走出了第一监狱的大门，由于在囚室里关了五年，一下子被放出来，骤然感到天地大了，空空荡荡，摇摇摆摆，心中无主，好像喝醉了酒，一下子感到头发胀。原来我手中积存的几块钱已经都给了武竞天同志，现在手中分文没有，街上又到处是日本人，横冲直撞，我到那里去呢？在狱中时，我日夜想的是出狱后首先找党的组织，可是我离开北平的党组织已经快六年了，北平又由国民党的天下变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刚从监狱出来要想马上找到党，这不是空想吗？自知不行，我想还是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然后才可能设法去找党。于是我便向着绒绒胡同小学走去。记得那里有一位小学女教师刘墨珠，是我的同乡，她可能还在那里，她是保定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教了多年书。她已经是中年人了，为人忠厚正直。她丈夫在太原经商，一个人在北平没有牵挂，尽心尽力地做好她本职的工作。她待人和气，跟同事们的关系很好，也乐于助人。这样一个人，我想是可以找的。因为当时除了她之外，在北平我还找不到一个可以给我帮助的社会关系。人到走投无路的时候胆子就大了，极其一般的社会关系也得去求助了。
我是刚从监狱出来的“犯人”，样子本来就惹人注意，加上日本人刚侵占北平不久，不知街上有多少特务在注视着中国人的行动。所以，我在路上走得既不敢太快，也不敢太慢，更不敢东张西望，生怕引起敌人的怀疑。虽然我还只是二十五岁的青年，但因坐了五年的监狱，身体已经很弱了，费了很大的劲，出了一身的汗，好不容易才走到绒线胡同小学。
走到小学门口，传达室的工友打量了我一番。由于刘墨珠已是这里的老教师了，人缘又好，工友听说我和刘先生是同乡的关系，也不好拒绝，于是他将刘先生的宿舍指给我，叫我自己直接去找。
一见到刘墨珠，她似乎不认识我了。待我说明后，她又惊又喜，说同乡们都很关心我，现在出来了就好了。她问了我这些年的监狱生活情况，也问了我的身体健康状况。在我们交谈之间，我感到刘墨珠原来不是健谈的人，可是现在比起我来强多了。我本来是个健谈的青年，可是现在脑子里想说的话，嘴却说不出来，或者说出来是词不达意，不能表达自己完整的意思。这主要是由于监狱特别对待我们政治犯，让我们始终是一个人被单独关在一间牢房里，长年没有说话的对象，于是嘴变钝变笨了，几乎不会说话了。这真是：
“特囚”一室独关押，五年不准嘴说话，
本是一个健谈人，可恨变成半哑吧。
在刘墨珠家吃过午饭，下午她带我到前门外打磨厂旁边的一个巷子里找到一家小客店。因为我刚出狱的样子不平常，我必须说明来历，店家听后本不愿意留我，后由刘墨珠先生做保，这才算住下了。刘墨珠将我安顿好，给我留下了几块钱就走了（刘墨珠解放前已入党，现已去逝。日寇投降后，我在北平城里代表市委秘密活动时，对我的工作又曾给予过帮助）。这时，我首先考虑的是既要应付店家，还要应付查店的警、宪、士兵，更要准备万一日本人来查店，我怎样对待？傍晚，果然警察来查店了，没想到这位警察是个真正的中国人，当他知道我是刚从监狱出来的政治犯时，他郑重其事地认真地告诉我，要我身边不要带任何书，就是《三民主义》也不要带。还告诉我腰里不要扎皮带。说日本人看到你有书，就会把你当成知识分子，日本人最恨也最怕中国的知识分子；说如果日本人发现你扎皮带，就会把你当成城外游击队派进城里来的密探，那就危险了。你看，这是多么好的警察，多么好的中国人啊！
二 逃出虎口
次日早饭后，我开始从小店里出来去寻找党的组织。郭达、荣高棠他们在狱中时间短，出狱早，当时我猜想，他们可能已经找到党或党的外围什么组织的关系了，所以我决定去找他们。郭达家住湘潭会馆。我到他家时，家里只有他母亲和妹妹二人，他妈告诉我说，郭达已离开北平到外地去了。当老人知道我是郭达在狱中的难友时，给了我五元钱，并嘱咐了我几句。我表示了谢意后就离开郭达家，又去找住在他亲戚家的荣高棠，到他亲戚家时得知，几天前他就已经离开北平到南方去了。我又扑了一个空，这一天算是白跑了。
夜里，我从记忆里去寻找党的组织关系的踪迹。苦想了半夜，终于想到第二监狱是被抗日游击队砸开的，那里的政治犯──我们的同志都出城参加了游击队。我猜想王锦佩同志如果从狱中出来参加了游击队，他就很可能和他的胞兄有联系，而他的胞兄我记得是在东城鲜鱼胡同小学教书。从前我曾到他那里找过王锦佩，和他见过面。我想若能找到他的胞兄，也就有可能和王锦佩取得联络。这也是一条路子。绞尽脑汁再也想不出别的路子了。
第二天，我便到鲜鱼胡同小学去找王先生。幸好他还在那里教书，见面后，我先做了自我介绍，接着说明了来意。他听后，当即热情地接待了我，接着告诉我，说他和王锦佩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现在他究竟在哪里。我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我坐在那里冷静地想了一会，问他，王锦佩当年在北平师范的同学们有谁还在北平，能不能帮助我打听一下。我想当年北平师范学校里我们的同志较多，说不定现在还有人在市内工作，如果能打听到一个线索不是也很好么。王先生领会了我是在找党的组织关系，便答应了我的要求，要我过几天再到他这里来听消息。
呆在小店里，我很烦闷。街上有不少日本浪人，我又不便出去乱跑；不出门坐在店里又不能看书，也只好捱时间，真是闷死人，急死人。
过了几天，我实在等急了，便又去找王先生。这次出乎意料，王先生一看到我第一句话便说：“好了，找到了。”当即告诉我，要我在某日下午呆在店里不要出去，有人到店里来找我，有什么事，可与去的人面谈。我听后高兴极了！
某日，在约定的时间，果然有人来了，是一位从未见过面的生人，他不告诉我他的姓名，我也就不便多问。看样子，是一位能干的和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他告诉我，给我买好了从北平到天津的火车票和从天津到青岛的船票，要我到济南师范学校，去找一位平津流亡同学会姓黄的，一切问题到那里去和他谈，他可以解决我的组织关系问题和工作问题。说罢，他递给我车、船票和十来块钱。当时他在店里不便多停留，更不便多说什么，便告辞走了。
在交通线上，日本已经管得很严，我这一套打扮怎么走呢？不太惹人注意了吗？不行，必须化装。我便到天桥旧衣摊上买了两件旧衣服，化装成一个卖旧书的小商贩。我习惯了化装，有些经验，化装得还很像，不易让人看出破绽。就这样，在北平火车站和天津车站还挨了日本兵的几次棒打，总算是平安地到达了天津。
在天津码头，正在上海轮之际，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了，我身边有的人受了伤，我还幸运，未碰上弹片。在船体随着海浪颠簸航行的时候，我松了一口气，感到这可算是逃出虎口了。
五年铁窗苦，今日复自由。
陆上炮火急，潜乘海轮溜。
真人化伪装，苦闷在心头。
从天津港口开航，船中乘客个个愁眉苦脸，除个人交谈家常外，没有谈国事的。航行到深夜，突然集体唱出了抗战歌曲。我听到了抗战歌声很兴奋，经询问才知道他们是一批平津流亡学生。从此，我也就开始冒充平津流亡学生，这样，可以有个组织做为暂时的依靠。船中的歌声、交谈声使空气立刻活跃起来。船到青岛，我看见了日本尚未染指的大陆，一下子，心中产生了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或是伤感。
喜登陆
轮中初寂寂，易夜歌声豪；
月随海浪舞，心伴月光跃；
船靠大地腹，眉开眼也笑。
三 济南告急
我从青岛乘车，到达了济南市。马路上行人匆匆，个个脸上阴沉紧张，许多商店已经关门停业，市面上呈现出战争即将来临的景象。好不容易，我找到了济南师范学校，这里死一般的寂静。走遍学校，找不到一个人。因为没有人，使我更感到不安。啊，我如梦初醒：为了躲避战争，这里的师生们都疏散了。我要找的人当然也就杳无踪影。踌躇一会儿，为难了，怎么办？到那里去找姓黄的呢？
日军正在抢渡黄河桥，敌人的飞机已经飞临济南上空，狂轰滥炸，这里很快就会变成战场。找党，一定要找党，即使在战火中，即使过鬼门关，九死一生也得找党。在此紧急情况下，苦思良久，最后，我下定了决心，到延安去。
这时，济南火车站已经不卖票，但火车还在运行。车站上人声嘈杂，东奔西撞，乱成一片。没有人维持秩序，也没有任何人能维持得了秩序。当时是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哭的叫的，吵的闹的，你撞她，她骂你，听吧：高音、低音、中音都有；简直把人的头都闹昏了。一片混乱。这些人大多数是逃命的，谁有力气能扒上火车，谁就能走。我被关了五年监狱，身体已经十分瘦弱无力，但为了找党，拼了命我也得扒上车去。幸好我身无什物，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终于扒上了南下的火车。上了火车，也不平安。日寇的飞机总是追着火车，不是扫射，就是轰炸。火车不得不时走时停。火车停时，乘客们便争先下车到铁路两旁找有利地形卧倒隐蔽。日寇的飞机进行抵空密集地扫射和轰炸，卧倒隐蔽也无济于事，乘客中仍有不少受伤的，也有被扫射死的。肢躯分离，血肉横飞，此种惨状，目不忍睹。
火车在日寇飞机的轰炸和扫射中艰难地运行，走走停停，比牛车快不了多少。加上在徐洲还要换车，不知经过几天，我终于以一个完整的人到达了西安。后来我做了一首《过济南》小诗：
兵慌马乱人嘈嘈，敌兵抢渡黄河桥；
初到济南风云变，拼命扒车向南找。
敌机轰炸车难进，时行时伏避弹群；
苦难艰险全渡过，喜至延安外层门。
四 一元钱驱之天涯
从青岛登陆前在船中我就开始冒充平津流亡学生，因而到了西安我便直奔平津流亡学生接待处。这样吃、住可以不花钱。西安离战争前线虽然很远，但街上也有些紧张气氛，也在进行抗战动员。而我到了这里，反倒感觉比较安全了，心里没有那么紧张了。没想到，在这里我偶然遇到了姚文同志。她从南京国民党监狱出来，到西安参加了妇女抗日慰劳会的工作。1931年，她在北平民国大学读书，那时她就是共青团员。她告诉我西安有八路军办事处，并且把办事处的地址也告诉了我，使我很高兴。次日上午我便急急忙忙地赶到八路军办事处。
办事处一位负责同志接待了我。在我把来意、情况自我介绍后，我提出了要求办事处帮助我到延安去。办事处当时答复我说，离西安不远有个云阳镇，那里设有中央办的青年干部训练班。凡是要到延安去的人，都要由他们负责介绍。办事处可以将我送到青训班去。对他们这种负责态度，我当即道谢。而后兴奋、愉快地回到了平津流亡学生接待处。
第二天，我搭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的汽车到了云阳青训班。这里的负责人有罗绍华、冯文彬等同志。我和他们都不熟悉。见面后，我做了自我情况的介绍，并提出要到延安去。他们没有立即答复我，要我先在那里学习。后来我知道胡乔木同去也是青训班的负责人之一。我们当然是老熟人了，他只能证明过去，不能证明我现在。十多天后，他们说，没人能证明我是从北平国民党监狱中出来的，也没有人能证明这几年我是在干什么。因此，不能到延安去。当时正在云阳青训班的还有朱凝。前面曾提过，她曾做过我的假妻子，当然是老熟人了。但她刚从南京国民党监狱里出来，不了解我近几年的情况，当然不可能证明我。北平有人能证明我是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的，可是北平已经沦陷了，不可能派人到那里去调查。我知道武竞天同志于1936年出狱后就到了延安，他可以证明我确是与他一起被国民党关在北平的第一监狱里。我已经给武竞天同志寄过请他转中央的信，我要求等中央回信后，要不要我去延安，再作决定。但是青训班的负责人不让我等武竞天同志的证明和中央的回信。他们不让我到延安去，并且还要我很快离开青训班。最后，根本不考虑我的意见，竟采取了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给我一元钱，让我任意到哪里去都可以。天下之大，任我到哪里去，是死是活，他们概不负责。
我接过这一元钱，立刻如触电一般难受，心如刀割，周身凉彻。我不知道这一元钱算是什么钱，是善心的慈悲赏钱，还是我为革命坐监狱的代价。我从敌占区冒着生命的危险，顶着敌人的轰炸和扫射，幸未被射死和炸碎，不远千里来一心要找母亲──我们的党，所得到的回答就是这一元钱。当时这一元钱的作用非凡，它使我一阵心疼几乎要晕过去了……它使我的心房产生了剧烈的震颤，真是难以令人理解。慎重是对的，但也不该把我当瘟神，这样轻易地把我推出门了事。
五 归母怀抱
任何力量阻挡不住我找党，刀山火海也要闯。青训班对我的冷遇，更坚定了我的决心。你们这里不相信我，无人证明我，我要到抗战的火线上去，在与敌人的生死搏斗中，让铁和火来证明我是不是党的忠诚的儿子。我又给党中央写好一封信，交给了青训班的负责同志，请他们代劳转送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武竞天同志，并请武竞天同志转交党中央。我很感谢青训班的负责同志答应了我这点要求。我挥泪告别了青训班，奔向了抗战的最前线。
我走后，张闻天（洛甫）同志代表党中央给青训班来电报了，说接到了我给党中央的信，催促我赶快到延安去。这时，青训班的负责同志们着急了，到处打听也找不到我这个小张──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同志们对我的惯称。这时我早已改用“武光”这个新名字了。这一内部情况，是1939年春罗绍华同志在延安中央组织部当面告诉我的。
离开云阳青训班，我仍回到西安平津流亡学生接待处。这里有些学生要到山西抗战前线去。正好，我冒名平津的流亡学生和他们一起到了山西省临汾。这里比西安的战争气氛更浓。我们打听到八路军驻山西的办事处已从太原撤退，转移到了临汾城外的刘村。我与几个流亡学生在临汾城内没有停留，立即向刘村奔去。
到了刘村，果然不错，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是在这里，办事处一位负责同志接待了我们。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他与我们分别谈了话。当他们知道我是做白区工作的同志而且是刚从北平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便立刻告诉我，中共中央北方局就在这里，他们可以马上将我介绍到北方局去。我听后，心头上这块千钧重石立刻落了地，高兴极了。
当天我就到了中共中央北方局，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心想，总算是活着找到了最亲爱的母亲，回到母亲的怀抱了。即使是神笔，也难以写出当时我那种说不出来的心情，悲喜交集，热泪夺眶而出。
六、继续走上新的革命战场
到了北方局，首先见到的是林枫同志，这更使我喜出望外。当时他是北方局的秘书长，1931年我在北平做地下工作时，我们俩经常见面，想不到经过多少困难艰险、风霜雨露、枪林弹雨，六年之后，在这抗战的最前线又见了面。当然，首先是互相亲切地问候一番，彼此说说自己几年来的情况。当我说完从北平到这里来的经过情况后，他高兴地说：“你放心，我们已经接到北平市委的电报，对于你在狱中的表现和出狱后的情况，北平市委在电报中都告诉我们了。你的一切北方局都已很清楚。你在这里休息几天，写个简单的材料。你马上就要重新开始工作了。”
第二天，刘少奇（胡服）同志和杨尚昆同志分别和我谈了话。这是我和他们第一次见面。我向他们做了自我介绍，也述说了一下我从北平到这里来的经过情况。他们详细地询问了北平被日军侵占后各方面的情况，而后着重地向我介绍了当前中日战争的形势及我们抗战的政策和布署。同时指出，做地方工作是要抓紧时机，发动群众，创建革命抗战根据地。在具体工作上要抓紧建党、建军、建政，同时注意团结友军，加强革命统一战线工作。他们与我谈得很多、很长，我心里很亮堂，一直到中午共进午餐后，才各自去休息。
不久，日军准备从太原南下，打通同蒲铁路交通线。在这敌进我退的战争形势下，我们也要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以防一旦敌人占领了铁路交通线给我们造成的困难。为此，北方局决定：以铁路为界，路东保留中共曲沃特委，路西另建立中共乡吉特委。由我任乡吉特委书记。乡吉特委所属地区是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晋西南汾河两边从临汾到风凌渡共十五个县。
记得是11月底的一天，我满怀豪情、满心喜悦地离开了中央北方局。以上战场冲锋陷阵的勇气和决心，走向新的战斗岗位。
真金不怕火炼
金，
耐高温。
不怕亿万度，
不怕长时焚；
高温不变质，
久炼更显真。
炼到最后，
金，还是金！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我到了新的岗位，以冲天的干劲，开始了为创建晋西南汾河两岸抗日革命根据地，马上要进行更艰巨更艰苦的斗争！
二○○八年修改于北京
附录一
“九·一八”事变前后
北平共青团组织的变动情况
一 共青团北平西城区委
“九·一八”之前，共青团西城区委已经存在。它究竟是什么时候建立的，我不清楚。我到区委工作时，区委书记是郑基（福建人）。委员有董旭生（河南人，后改名董天知）、余志远（石家庄人）、王国华（河北深泽人）和我。雷任民同志代表共青团市委直接领导西城区委。
1931年夏天，共青团区委书记郑基和一女同志阙华（福建人，也是共青团员），偷用团中央从上海寄给团省委的经费结婚，引起同志们的义愤。当时郑、阙都是民国大学的学生，团省委用阙华的住处作为和团中央的通讯处，团中央从上海寄给省委的经费和信件都是由她收取的。作为共青团员，他们明知这些经费来之不易，竟然昧心私用，这是团纪绝对不能容许的。在当时严重的白色恐怖的统治下，对这种不可信任的人的处理，都不能用今天说服教育的办法；为了防患于未燃，我们便将他们两人清除了团的组织。
烈火炼真金，在长期严酷的白色恐怖中，大多数同志经受住了艰难困苦的磨炼和生死的考验，成了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极少数同志经不住这些考验，成了可悲的落伍者。这个教训，青年一代应该记取。
二 共青团北京市城区区委
郑基、阙华事件处理后不久，领导西城区区委的共青团北平市市委委员雷任民同志被敌人逮捕。市委书记吴正廷调往上海。这时团市委领导已无人，团市委组织已不存在。团省委决定，将西城区委改为城区区委，直接受省委领导。当时代表省委领导城区区委的是王秋亭（当时称大金牙，王秋亭是他被捕后的化名，出狱后，名袁逸之）。
城区区委由李续纲、余志远和我三人组成，李续纲任书记。
城区区委存在的时间不长。“九·一八”前后（很可能是“九·一八”之后），发生了李续纲事件。事件的经过是这样的。
一天，余志远同志发现李续纲与师大的一托派学生谈话，立即警觉起来。当时在我们的同志中，都知道托派是和国民党相互勾结，反对我们的。我们把托派同样当敌人看待。因此余志远同志认为事情严重，立即向省委代表王秋亭做了汇报。
王秋亭向省委反映了这个情况，引起了上级党委的重视，于是经团的会议讨论之后，省委决定撤消李续纲同志的工作，并开除了他的团籍。
我当时也是同意开除李续纲同志的，因为当时党团组织处于敌人的白色恐怖的重围之中，必须十分警惕，才能生存。然而，事隔五十多年，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冷静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才感到当年对李续纲同志的处理有些急躁和粗糙，进行当时环境允许的调查研究及分析不够。自然，这也与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有关。不过，处理人的问题确实应该慎重，这应引以为戒。胡乔木同志当时的态度是比较慎重的。
三 共青团北平市委
1931年秋，省委曾派胡敬民（化名）到陕北执行任务，胡到山西即被阎锡山的人逮捕，旋即叛变，接受了敌人的任务。他返回北平后隐瞒了自己的叛变行为，伪称向省委汇报工作，事先勾结国民党特务机关，暗中设好陷阱，在北河沿京华公寓省委听他的汇报会议上，将河北省党、团组织的负责人马辉之（党省委书记）、王德（团省委书记）、王秋亭（团省委委员）、平杰三（党省委委员）等四位同志当场逮捕。这样，党团省委都无人了，情况紧急，团中央决定将城区区委和海淀区委合并，建立新的共青团北平市委。
当时共青团海淀区委的书记是胡乔木同志。
新的团市委由胡乔木、余志远、王振世和我等几个人组成。胡乔木任宣委，余志远任组委，我任书记。
北平是文化古城，工厂不多，学校却不少。虽然国民党拼命在学生中发展组织，严密控制学生的思想和活动，但我党、团组织在学校中仍有相当大的影响。不少学生不满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屈从”的卖国政策，暗中同情我党。在学校里，提起CP（即共产党）、CY（即共青团）来是尽人皆知的。尤其是共青团，在北平各大中学校几乎都有支部或团员。总的人数虽不太多，而质量却是很高的。
在组织内部，同志们习惯用暗号来称呼党团。“大学”代表党，“大学的同志”即党员；“中学”代表团，“中学的同志”即说的是团员。
附录一
我记得的部分支部和同志有：
北京大学支部
1．刘松云同志，男，东北人，1931年12月曾参加北平学生南下示威运动。
2．吴砚农同志，男，天津人，曾参加南下示威，解放后曾在天津市工作，“文革”前在华北局工作（具体职务不详），现离休，半瘫痪。
3．扈文章同志，男，山东人，参加过南下示威。
4．白××同志，男，南方人，当时住在沙滩北大红楼对面小胡同内一公寓里，曾参加世界语协会的领导。
中国大学支部
1．张木夫同志，男，东北人，1931年我派他去东北义勇军工作。
2．陈荫藩同志，男，江浙人，1931的曾参加胡乔木同志主编的《工农兵小报》的编辑工作，同时参加社联的领导工作。
中法大学支部
1．夏尚志同志，男，东北人，1931年曾参加南下示威。同年，我派他与张木夫同志一起去东北义勇军工作，现任中国工艺美术公司顾问。
2．李生璜同志，男，市委曾派他参加反帝同盟青年部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3．林迂同志，男，1931年曾参加南下示威。
燕京大学支部
张文藻同志，男，东北人。
辅仁大学支部
刘传尧同志，男，东北人，1931年曾参加南下示威，现名刘靖。
师范大学支部
1．余志远同志，男，石家庄人，1931年曾参加共青团西城区委、城区区委、市委工作。解放后任河北省总工会主席，现任天津市政协副主席。
2．李续纲同志，男，河北省人，1931年曾任共青团城区区委书记，后留学日本，解放后任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
3．郝德青同志，男，山西人，1931年曾在通县农村化装做农民工作，解放后做过驻外大使，现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
4．钟鸣宇同志，男，山东人，1931年曾做过洋车夫工作。
5．邵××同志，男，山东人；郭××，男，河南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我曾派他俩做门头沟煤矿工人的工作。之后不久，将二人调出，经过傅作义炮兵团的兽医官辛润田的关系，一同派往绥远傅作义部队，做白军工作。
清华大学支部
1．胡乔木同志
2．李耕田，男，天津人，1931年曾任共青团海淀区委委员，1933年在石家庄被捕叛变。
3．白坚同志，男，陕西人，1931年曾任海淀团区委委员，后参加团市委工作。
民国大学支部
1．阙华，女，福建人，1931年因私用公款结婚，被开除团藉。
2．郑基，男，福建人，1931年曾任西城团区委书记，后因私用公款结婚被开除团籍。
3．李晓村同志，男，四川人，抗战期间曾任晋西北八分区专员。
4．廖井丹，女，四川人，曾被国民党逮捕，在南京坐牢，“七七事变”后出狱，改名姚文，在西安妇女慰劳会工作。解放后曾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5．廖××，男，四川人，高个子。解放后任新疆自治区民政厅厅长。
艺术学院支部
1．薛声豫同志（薛迅），女，河南人，1931年任该校团支部书记，曾负责编辑过儿童刊物《红孩儿》、《小朋友》。南下示威时，团市委派她和王锦佩参加南下示威的领导工作。解放后，她曾任河北省副省长、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文革”期间去世。
2．何小石同志，男，福建人，1931年曾参加普洛画会的领导。
4．曹兴嘉同志，男，是该校支部的领导人之一。
北平大学工学院
杜宁远同志（袁青），女，河南人，1931年曾参加市妇联会的领导，抗战时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过，解放后做过北京矿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后调中国专家局工作。
北平师范支部
1．王锦佩同志（杨成），男，河北沧州人，1931年曾参加南下示威的领导，参加过共青团北平市委，唐山市委工作。1932年在唐山与王振世一起被捕。1933年春和我一起从天津第三监狱转押到北平。他进第二监狱，我进第一监狱。“七七事变”后被赵同部队砸狱救出，即参加了抗日游击队，抗战时期曾任华北军区工业部政委，解放后在纺织部工作，现已瘫痪。
2．杜振藻同志，男，河北平山人，1931年曾担任共青团北平市委的发行工作，参加过教联的领导工作。
3．乔××同志，男，河北人，1931年曾参加剧联的领导。
4．肖××同志，男，河北人，1931年曾参加左联（或剧联）的领导。
5．刘××同志，女，北平人，北师附小学生，曾与李群彦同志结婚。离婚后与周小舟同志结婚。
6．李君彦同志，男，河北人，1931年入团，解放后任海军副政委。
军医学校
刘××同志，男，四川人。当时其胞弟十二、三岁，不是团员，也曾帮助散发过传单，做过一些工作。
兽医学校
谭睡僧同志（谭永华），男，四川人，解放后随部队进疆，任新疆民政厅长。他入团前曾参加过国民党、当时即审查清楚。
妇女职业学校
李秀清同志，女，冀南慈县人。
蚕桑学校
张桂英同志，女，河南濮阳人，是平杰三同志的学生，现在天津市政协。
艺文中学支部
1．赵杏村同志（赵明新），男，山东人，该校支部书记。1932年是天津市委的成员（具体分工我不知道），在天津被捕。1933年5月同我一起从天津第三监狱押到北平第一监狱。刑满后，经叛徒吴正廷谈话，赵坚持革命气节，后被送入北平草岚子军人反省院。是经中央批准出反醒院的六十一个人中的一个。抗战期间在山东工作。解放后，先后任上海市委组织部长、长春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死于上海分院院长任内。
2．陈调民同志，男，河北省安新县铜口镇人，是有名的国民党将领陈调元的本家，据说抗战后在我们部队中做文化工作。
3．邱荫堂同志，男，河南人。
4．陈××同志，女，南方人，记得她母亲是党员，同志们称她为“黑姑娘”，解放后任昌平或清河某纺织厂党委书记。
5．赵翠娣同志，女，北平市人，1931年时只有十三、四岁，初中生。当时我们曾将她从学校调出，偷偷离开家庭，经过秘密训练后，拟派往北平西郊女子挑花工厂去开展团的工作。训练时住在北平大学工学院女生宿舍杜宁远同志处。训练尚未结束时，偶然在街上被其家长发现，将她拉回家中，因而未派遣成。
市立女一中
邹德馨同志，女，广西人，解放后，在全国妇联工作，现已离休。
市立男三中
冯××同志，男，冀南濮阳人，是平杰三同志的学生。1931年他曾任市委的交通。三中的校长是他的同乡，关系较好。当年小冯常借这位校长放在北海公园里的私人游船，我们男女同志假装划船游湖，在北海荷花丛中开秘密会议。1937年11月他到过陕西云阳青训班。
市立男一中
1．唐××同志，男，北平人，当时他住朝阳门内小牌坊胡同，我们常借他家开会，他是一中的支部书记。
2．罗××同志，男，北平人。
中大附中
倪顺荣同志，男，河南人，1931年曾任团市委交通。后改名倪锋。在上海某单位工作，至去世。
香山幼稚师范
周崇恩同志，女，河北涿州人。香山幼稚师范学生，1932年我在直中特委时还接到过她的信。
翊教女中
潘××同志，女，北平人，家住崇文门外花市大街。她是由香山幼稚师范转入翊教女中的。
光华女中
张桂敏同志，女，河北深泽县人，由郁文中学转入光华女中。
宏达学校支部
1．董旭生同志，男，河南人，抗战时任山西决死三纵队的政委，在百团大战时牺牲。（当时，名董天知）
2．郑雅民同志，男，热河人，当时做革命互济会工作。
3．王振世同志（王德山），男，河北深泽县人，1932年在共青团唐山市委工作时被捕，从天津第三监狱转入北平第一监狱，抗战期间刑满出狱，因找不到组织关系，回家参加抗日工作，后病死。
4．刘景明同志，男，河南人，也同我一起拉过洋车。
东北中学
林彦青同志，女，吉林人，参加东北同乡会和妇联的工作。当时我们称她“小林”。其二哥“二林”，也是共青团员，做东北同乡会工作。其大哥“大林”，是党员，专做党的工作。
此外，我还记得西直门内“信诚地毯厂”有个工人同志姓刘，名字记不起来了。北京大学印刷厂也有一个工人同志，名字也想不起来了，有时他偷着给我们印东西。
附录二
有共青团员参加领导的各革命群众组织
1931年共青团市委派团员去参加领导的主要群众组织有：
一、反帝大同盟青年部
反帝大同盟是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群众的反帝组织。“九·一八”事变后，该同盟的斗争目标集中在反日上，中共北平市委派林枫（老郑）等同志领导。反帝同盟青年部则由共青团市委派人负责，当时我们派去的同志是中法大学支部的李生璜同志。
二、北平市学联
即“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团市委派去参加领导工作的同志有刘松云、扈文章、王锦佩等。
三、北平市妇联
团市委派到市妇联工作的共青团员有：北平大学工学院学生杜宁远同志，市立女一中学生邹德馨同志，民国大学学生廖××（姚文）同志。
四、北平市剧联
团市委派艺术学院支部的曹兴嘉、北平师范支部的乔××同志参加剧联的领导工作。
五、普洛画会
团市委派到该组织中参加领导工作的是艺术学院支部的薛声豫、何小石二同志。
六、北平市社联
即“社会科学家联合会”，团市委派中国大学学生陈荫藩等同志参加领导。
七、世界语协会
当时这是一个在党领导下的进步群众组织，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左派世界语学者的组织都有来往。团市委派去参加领导的是朱××（当时他住在沙滩某公寓）等同志。
八、东北同学会
这是当时东北流亡在关内的学生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团市委派去参加领导工作的团员有燕京大学的张文藻同志和吉林流亡北平的二林同志。（小林的哥哥）
九、北平市教联
这是北平教师的抗日组织。团市委曾派北平师范的杜振藻同志参加该组织的领导工作，当时刘泽如同志还不是党员，但在我的影响动员下，也参加了该组织的领导工作。
十、R读书会
共青团员参加这个组织领导工作的，记得有北平师范的肖××同志。
另外，还有“红色革命互济会”、“赤色工会”、“左联”、“苏联之友社”等革命群众组织，这些组织中也有共青团员参加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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