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80后的空间放逐与现实选择

“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80后的空间放逐与现实选择

□张慧瑜

【左岸特稿】

 
 
1、三个故事
最近一段时间有三个文本，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一个是电视剧《蜗居》一方面因台词露骨、反腐、小三等敏感内容而陷入禁播的传言，另一方面《蜗居》又被认为呈现了房奴的“真实心声”；第二是反应“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的社会学调查报告《蚁族》出版，大学毕业生成为续“农民工、下岗职工、农民”之后的第四大弱势群体；第三是上海海事大学女研究生因学校拒绝母亲留居宿舍而走向绝路的故事，从而引发关于自杀是由个人的脆弱还是学校及社会的冷漠造成的讨论。虽然这些文本分属于电视剧、社会学调查报告和社会新闻等不同的叙事门类，具有不同的写作策略和规范，但是它们却带来了相似的叙述效果。
这些文本似乎并没有提供关于现实苦难的解决方案，理想和梦想最终也没能照进这些文本。不再是没有奋斗的《奋斗》故事，也不是“不抛弃、不放弃”的许三多精神，更不是杜拉拉式的都市白领的“升职记”，无论是《蜗居》中海萍夫妇背负起沉重的房债而住进了属于自己的“蜗居”，还是《蚁族》历时两年的调研呈现出一批蚁族们失败而梦碎的心路历程，更不用说武汉大学的优等生、跨专业考上公费海商法硕士的杨元元在“知识无法改变命运”的哀叹中自缢身亡（再加上《蚁族》本身就是带有报告文学风格的“实录”、“女研究生自杀”也是真实发生的社会事件），那些支撑白领、毕业大学生、研究生等准中产阶级故事的基本理念和价值：个人奋斗、勤奋、高等教育、公平竞争等都无法改变这些年轻人的命运，正如女研究生是“从未放弃奋斗的自杀者”[1]。这些悲情的故事没有给金融危机时代的人们提供逃避现实的抚慰，反而以苦情戏、人生悲剧的形式让人们感受到这个冬天的寒冷。尽管在这些对不合理房价、困苦的蚁族生存以及自杀女研究生的“曝光”中，已然在呼唤着政府能够出台政策关注、干预不合理的现实（《蚁族》本身就是国家课题），对于执政党/政府作为全能拯救的想象依然可以使得这些社会“问题”被作为正常社会中的管理漏洞，而不会走向对社会制度及社会结构的质疑和否定。
相比80后被作为都市达人或时尚小资的“潇洒”，这些文本反映了80后“浮华背后”有着更为惨烈的现实遭遇，以至于媒体使用80年代初期（也就是80后刚刚出生）时的流行话题来形容蚁族们的人生之路“为何越走越窄”[2]，三十年的历史难道又回到起点了吗？与此同时，这些文本又以各自的方式试图为不和谐的现实秩序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和命名。《蜗居》讲述了名牌大学毕业生为在大都市获得“蜗牛的家”而背上沉重的“壳”的故事。这样一种被资本化的空间秩序不仅勾连起一个复杂的社会图景，而且完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倒置，作为勾结开放商与外资一手制造高房价的市长秘书宋思明尽管以悲剧收场，但却获得观众的极大同情和认同，宋思明这一政府与资本的“结合点”不仅不是罪恶之源，而且还充当着拯救者的角色。这种意识形态的倒置遮蔽了海萍在追求房子的过程中一步步“心甘情愿”走向房奴的过程。而《蚁族》则呈现了被寄予厚望的80后一方面拥有留在大都市的梦想和理想，另一方面为了实现理想而“甘愿”充当廉价智能劳动力的过程，他们在高科技园区工作，却生活在城乡结合部的村落之中。面对一次次地失败，他们为什么还痴心不改呢？“贫困女研究生”的死亡再次引起人们对于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讨论，与前两个文本不同，人们对于杨元元之死在保有同情的同时，也认为学校等社会体制对个人的死没有法律（社会）责任，个人不应该用死来要挟社会。正是在这种个人与社会的“脱节”中，这些关于个人苦难的故事，只能被讲述为一种个人的失败，而不是社会结构的痼疾，正如观众在《蜗居》贴吧中留言“不能责怪社会，不要抱怨现实”、《蚁族•聚居村民序》中“生活是不公平的，我们要去适应它”[3]。
因此，这些文本所讲述的“现实”故事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批判，也在试图回应这种批判，某种意义上呈现了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努力，这种整合不是借助廉价的想象性抚慰来完成，而是通过呈现一种社会不公及人生不幸来为人们提供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以达到一种对现实问题的想象性认同，或者说在没有拯救到达的时刻，认命、承认失败、接受现实本身是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询唤。但同时也呈现了金融危机的时代，人们尤其是这些准中产阶级对于支持其梦想的基本理念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这些文本也许是某种意识形态转型的标志。高明的意识形态运作不在于讲述白日梦或灰姑娘的故事，也不在于如何真实地表现现实，而在于如何规训这些被暴露出来的现实，给现实中的问题及潜在的威胁以一种有效的命名和指认，最终实现“不要相信白日梦，请接受现实吧”、“现实就是这样，你又能怎样呢”的意识形态效果。下面我就试图分别以这三个文本为中心，从这些讲述准中产阶级艰难生存的故事中分析“现实”是如何被叙述又是如何被合理化的，从而呈现一种主流意识形态整合的机制。
 
2、向下的青春：“梦想无法照进现实”
这样三个看似毫不相干的文本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论是《蜗居》中海萍夫妇节衣缩食、兼职奋斗的典范（尽管最终过上“蜗居”的生活），还是“蚁族”们在失业与低级工作中艰难生存以及女研究生杨元元的自杀，都呈现了一种“下向的青春”。与“青春残酷物语”中青春期的失落、与社会的格格不入相反，这些“高学历”、“低收入”的群体本应拥有理想的人生，但“梦想却无法照进现实”。这些略显悲惨的故事与一个曾经耀眼并被给予厚望的群体有关，就是七八十年代之交出生并长大于改革开放新时代的70后、80后们（同时也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出生的一代），似乎自近代以来从来没有一代人能像他们那样不再背负历史及社会的包袱，与他们的父辈纠缠于历史、政治相比，他们应该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公”（所谓“我的地盘，我做主”）。这些作为改革开放同龄人的一代人，很早就被认为是小皇帝、温室里的花朵、娇生惯养、不能吃苦、无法承担历史及社会的责任[4]。
直到2008年一系列事件，使80后摆脱了玩世不恭的“恶名”[5]。一个是四月份在奥运火炬全球传递受到抵制时，“四月一代爱国青年”登场了，海内外的青年学生自发自觉地护卫国旗（认同于中国身份）；第二是五月份汶川大地震时，亲赴一线的解放军、医护人员也大多是80后，他们又成为社会的中坚和希望；第三是2008年8月“鸟巢一代”以微笑展现了自信的中国志愿者形象。这些长在改革开放蜜罐里的80后，似乎天生就与贫困毫不相干。但是，在这些文本中，80后却成了因房子而“牺牲的一代人”、成了聚集在都市边缘的“蚁族”、成了“贫困”女研究生。还不仅仅如此，与大部分同龄人相比，这些遭遇困境或沦落为“弱势群体”的年青人都是在相对公平及严苛的高考制度中的幸运儿，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幸存者。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而中国戏剧性地崛起的时刻，这些“天之骄子”们却成了失意者、失败者和自杀者。
当海萍说服丈夫以及妹妹海藻留在大都市不要回到故乡小镇的理由是，这里不仅有都市的繁华，更有机遇、理想和挑战，只有在这里才可以获得“奋斗”的人生，回到家乡小镇只能做一只毫无追求的“井底之蛙”。正如海藻问姐姐海萍：
“姐，你一直跟我说，做人要做城里人，那你都来城里这么多年了，那你还是上无一片瓦，工作还换了好几个，也没有什么飞黄腾达的迹象啊。你以前还问我，老家有没有伊势丹，明珠塔，博物馆，是，老家是没有，可是这些你也没有天天看到啊。你不过也是住在这样一个房子里面，连个孩子都不敢生。如果是回了老家，那房子又大，爸妈每天还能做好饭，等你回家吃饭，这么安逸的生活，你到现在还不后悔啊。”
“我一点都不后悔，因为我不想做井底之蛙。你想想看，见过这么多大世面以后我怎么回得去呢？你以为我真的贪图伊势丹，贪图这个明珠那个明珠啊。我其实是喜欢这的一种环境，逼得你学习，逼得你进步，慢慢地我觉得，你就会有一种气质，我觉得这种气质应该叫，对，应该叫奋斗！当然了，你说得没错。如果回去以后，我是会很安逸。可是，你不觉得那样就被束缚在那儿了吗？哪拿儿也不敢去，哪哪儿也不想去，一旦发生吗变化就手足无措。你知道，青蛙是怎么死的吗？”
“怎么死的？”
“被温水煮死的。如果人一旦丧失了理想，丧失了斗志，安于过小日子的话，真的，这辈子我觉得就完了。而且说实话，我心底里面，多少有一种不服气，我一直觉得人多的地方机会就应该多，淘金嘛，就应该在大地方，在大地方才有爆发的可能。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分，下一秒，会有什么样的奇迹会发生。”
在这种“井底之蛙”的安逸与充满理想和斗志的奋斗中，只有留在城市才能获得个人的成功、理想和有意义的价值，哪怕被生活所逼迫。与《蜗居》中的海萍姐妹一样，这些关于挑战、梦想、成功的信念成为支撑蚁族们聚集在城市里面的根本动力。但是这些文本恰好呈现了一种淘金梦的破碎，当在学历、教育、公平竞争的背景中进入市场经济的“80后”（就业市场化和高考扩招）根本无法实现和抵达自己的理想时，也就是说“下一分，下一秒”的奇迹永远都不会到来的时候，他们依然宁愿聚集在肮脏远离市区的村落，也不愿意回到没有希望的家乡（他们所学的专业也在家乡无用武之地）。
这种窘境在新世纪之初就已经被显影出来（他们是“三高”人群：高房价、高医疗、高教育），但当时尚且有“知本家”、创业神话、个人奋斗的故事可以安抚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如2006年热播的电视剧《奋斗》依然可以讲述青年人白日梦般没有奋斗的奋斗故事以及2007年热播的《士兵突击》也在“不抛弃、不放弃”中完成如何做一只合格的“工蚁”的询唤[6]，他们作为都市白领，应该是中产阶级社会的主体，可仅仅短短几年之后，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就迅速滑落到经常面临失业、只能在频繁更换工作中维持较低的收入的“蚁族”，即使如《蜗居》中作为外资白领的海萍也没能如“杜拉拉”般升职/升值，反而在兼职中变成房奴。既然没有“耽搁”自己的青春[7]，为什么“梦想依然无法照进现实”呢？
 
3、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
《蜗居》的热播源自某种禁播效应。最初从网络（各大门户网站）上传出 “《蜗居》台词露骨，像三级片”，这种花边新闻随后被转移为一种关于《蜗居》被禁播的消息，而且北京青少年频道确实中断了《蜗居》的重播。接着广电总局辟谣，说既没有把《蜗居》叫停重审，也没有限期整改。后来又出现“广电总局批《蜗居》靠官场和性话题炒作”的消息，这种对《蜗居》的点名批评反而激起了网民的反弹[8]。最后据北京台人事披露《蜗居》停播是因为某房地产公司公关的结果，因为《蜗居》对房地产行业有负面描写[9]。也就是说关于《蜗居》在北京台中途停播出现了两种解释，一种是来自意识形态主管部门的行政命令，一种是地产公司的公关结果。暂且不管这些“爆料”是否来自于制片公司的营销策略，《蜗居》却在这种沸沸扬扬之中成为当下最为流行的社会话题。
更为重要的是，不管《蜗居》停播究竟是“行政禁令”还是“商业公关”，这类消息却非常吻合网民对于《蜗居》应该“被封杀”的想象。因为在网民“雪亮”的眼中，《蜗居》不仅反应了官商勾结操纵房市的“黑幕”，而且非常真切地呈现了房奴们“被现实”[10]的“悲惨”处境。网络上关于《蜗居》最多的评论是“和现实生活这么贴切”、“露骨的现实”、“绝望的现实”、“这个电视太现实了，完全说明今天生活在大都市的各各阶层的现实生活！”、“这个片子非常现实，让人触目惊心”、“反映了人民的真实处境”、“看到了更加真实的生活面目”、“把现实的遮羞布撕的粉碎”，有80后网民留言“刚上大学，我们怀着憧憬看了《奋斗》，当我们踟躇的时候，我们看了《我的青春谁做主》，就当我们即将豁然开朗的时候，一部《蜗居》把我们全拍死了”，甚至《蜗居》被认为是“当代《白毛女》”[11]。在网民看来，如此揭露“现实”的电视剧“必然”受到官方的打压，因为在网民看来，主旋律的官方说法都是粉饰太平和歌功颂德，逆向解读恰好是人们观看新闻的基本策略。如果《蜗居》禁播，反而可以印证《蜗居》对于现实的批判力，这种“禁播情结”延续了80年代以来人们关于“禁片=反体制=好作品”的指认方式。有趣的是与此前小道消息不同，这次《蜗居》的禁播还与房地产公司有关，但是网民并没有把这种资本的力量作为罪恶之源，反而更多地指责这种行政干预。而事实上，在北京台停播《蜗居》之时，上海的东方卫视依然在夜晚的次黄金时段（相对于八点黄金时间）播出，在网络上新浪这一国内最大门户网站的首页视频栏目中《蜗居》是被重点推荐的“大片”（而非电视剧）[12]，这还无法统计关于《蜗居》的大量盗版。从这里可以看出所谓“禁播”，更多是网民的“一厢情愿”。
《蜗居》所带来的这种现实感，很大程度在于这部戏呈现了都市白领阶层所遭受的房子的压力。在新浪网首页视频栏目头条关于《蜗居》的剧名前面加上了一个修辞语“房奴故事”，《蜗居》也被看成是房奴生活的“真实写照”。与2009年上半年《潜伏》让工作在职场中的都市白领们把自我的生活指认为“潜伏者”（或“我们都是卧底”）相似，《蜗居》也让这些职场白领更加印证自己作为“房奴”的身份。剧中海萍夫妇、海藻及男友小贝都是外企、民企的工作人员，她们对于房价、加班、兼职的生活意见也获得了网民的“感同身受”。对于《蜗居》的制作团队来说，这部戏在多重意义上延续了近两三年以来家庭伦理剧的套路。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式离婚》，最近的例子是《中国式结婚》、《金婚》、《双面胶》、《马文的战争》、《错爱》、《王贵与安娜》、《相伴》等。这种以家庭、夫妻为主题的故事，尽管可以呈现如《金婚》、《王贵与安娜》、《相伴》等大的历史跨度，但却是典型的非历史的历史剧，因为历史事件如同情景喜剧的外景，几乎很难进入这种中产阶级的核心家庭，似乎历史从没有发生过“变化”（《激情燃烧的岁月》等革命历史家庭剧也是如此），政治事件不再是个人、家庭的悲剧之源，而是在核心家庭中，或艰难或轻松地度过“几度风雨”，作为永恒话题的是夫妻之间的吵闹、婚外情及与子女的关系，以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来对抗大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蜗居》并不更为特殊，是家庭伦理剧（包括婚外情、小三等情节）和反腐剧的混合体，不同的是“买房子”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动力。
网友之所以认为《蜗居》呈现了房奴的真实心态，主要是因为海萍夫妇在买房过程中面对“攒钱的速度永远赶不上涨价的速度”的困窘，而对一系列主流话语进行了“无情”的“冷嘲热讽”。如海萍为了节约成本而骑自行车上班，可是自行车却丢了，“海萍心里正窝得难受，想到自己这一向吃糠咽菜，房子买不起，车子又丢，突然就被中年妇女给刺激了，怎么听着白领二字那么刺耳别扭，好像是人家故意在扇她这个从出生就开始奋斗，到今天依旧一无所有的人的耳光”。而剧中更为日常的牢骚是海萍与丈夫苏淳的对话，在海萍劝说苏淳去向自己的父母借钱买房时说
“这也怪不到我们啊！现在啃老族都成时尚了。哪个年轻人不啃？父母存在的价值，不就是在给子女贡献中体现吗？你当我不知道他们艰难？人家美国老头老太一退休就环游世界，我们这里老头老太到退休了都死活赖着不走，有机会就要去返聘，他们又不是骨头轻，那么想干活，那不就没条件吗？但是！但是！条件是怎么来的？那是积累来的！人家美国人享受生活，也靠两百年前黑奴矿工卖命才奠定的基础啊！总要有人贡献嘛！我也不想，但我也没办法，为了我的儿子，我就打算牺牲父母了。我们牺牲两代人，看看能不能叫儿子以后过上好日子。对了，这叫什么？用现在流行的话说，这叫转型期的痛苦，你劝你妈想开点，有多少都贡献出来。听见没有？点头啊！”
苏淳叹气“这个型怎么老转不完啊！人家美国两百年历史，都完成积累了。我们上下五千年文化，怎么还没完成原始积累？”
“你不能这样算。你要算那个稳定发展期。我们中国不经常重新洗牌，推翻重来吗？你要从成立新中国算，现在才50年，再过150年就富裕了。”[13]
看房后深受打击的海萍说“来回看看，满世界就我们穷了。伤心啊，两个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上无片瓦，不名一文，说起来还中流砥柱，中产阶级呢！”、“我们哪算中产阶级？人家中产阶级最少要税交到30%的那种吧？”、“都说时代进步了，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我怎么觉得我还过得不如我们父母辈呢？人家好歹在最穷困的时候还实现了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我倒好，一辈子欠债，一套房子把我搞成百万负债了”、“跟世界接轨。消费要向欧美看齐，收入要向非拉看齐，全方位立体接轨”；在海萍看过报纸上的地产广告后，终于悟出“敢情现在的房子，根本不是为海萍这类人盖的，但追捧着热潮的，却是囊中羞涩的海萍之流”、“‘为人民服务’这句话要改了，要改成‘为先富裕起来的人民服务’。现在的报纸，整个一派胡言！”……
在这里，曾经作为“中产阶级”美好生活以及“与世界接轨”的神话以及暴露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谎言效果，而且就连被作为“社会转型期阵痛”及“代价”的修辞也彰显其意识形态性。在这个意义上，《蜗居》确实打破了许多被作为改革时代有效的意识形态整合的话语，在买不起房子的现实困难中，“分享艰难”、忍受“阵痛”已经无法询唤这些中产阶级的认同。但是与其说在这份中产阶级的“张狂”中颠覆了主流话语，不如说在这种牢骚以及自我劝慰和自我说服中，更加认同于这种现实中的困境和艰难。正如上文所引海萍在劝说苏淳啃老的对话中，有一段关于美国的类比，尽管苏淳叹气“这个型怎么老转不完啊！”，但海萍坚信中国会像美国那样依靠“两百年前黑奴矿工卖命”来完成原始积累，并认为没有原始积累就不可能有“美国人享受生活”的现实。这不仅为了“明天更美好”而心甘情愿“牺牲两代人”，而且也为近十年来当下中国不断发生已然不具有新闻价值的矿难寻找到了“合理”解释。或者说，在承认这不过是为了完成“原始积累”的同时也预设了那个“一退休就环游世界”的梦想。这种把现实的苦难转移为未来成为美国的“幸福”的修辞在另外一段对谈中依然发挥着重要的意识形态作用。在海藻向宋思明借六万块钱之后，海藻问宋思明：
“这个城市，你们这些人是怎么管的？房价那么高，工资那么低，还让不让老百姓活了？”
宋叹口气说：“原本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就是褴褛衣衫。国际大都市，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我不是说上海，就是纽约、巴黎、东京，都一样。你能对外展示的，别人看到的繁华，只有那一片，而繁华下的沉重，外人是感受不到的。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如果你要我选择，是生活在过去的清一色土布灰蓝，每个人收入都16块8毛的日子，还是今天，我想，我还是愿意生活在今天的。至少，它有一种变化，它给予相当一部人以希望。”
“还希望呢！都快绝望了。我们几家人在供一套房子啊！我都不敢想轮到我自己该怎么办。”
“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只能慢慢努力吧！海藻，也许你可以换一种活法，不走你姐姐的路。本来，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14]
宋思明的回答不仅说出了“国际大都市”的秘密，也说出了作为“资本市场”的房地产本来“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事实，可谓“一针见血”、“毫不掩饰”。在这段话中，其意识形态转换在于，宋思明并没有说如海藻一般的小老百姓就是“光线照不到的角落”里的“灰尘”和“死耗子”，而是把海藻放置在观众，也就是舞台之外的位置上（同样，这个位置也是海藻的姐姐等一切外来者的位置），然后，宋思明说不要“乱花渐欲迷人眼”，也不要奇怪都市中有繁华和如李奶奶一家这样的“灰尘”。同时也回答了海萍夫妇留下来以及动员海藻也在都市奋斗却无法“成功”（安居）的原因是只看到了繁华的一边，没有看到舞台背后的灰尘，也就是说不要把自己的失败归罪于这个华丽的舞台，“在光鲜亮丽的背后”必然要“褴褛衣衫”，是自己理解错了，想当然地以为舞台就只有华丽的一面。而当海藻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就是舞台背后的“灰尘”时，宋思明也就是无需修饰，“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况且这不奇怪，因为这是“国际惯例”，“纽约、巴黎、东京”都是如此（宋思明没有明说的是第三世界的大都市更是“贫民窟”与华丽的舞台相生相随）。也就是说宋思明告诉小老百姓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是为了说明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正如撒切尔夫人的名言，除了新自由主义之外，“别无选择”，也如丘吉尔的老话“民主是最坏的政体，只不过其他政体更糟糕”，也就是说，除了选择民主之外，“别无选择”）。虽然宋思明不愿意回到过去（艰苦单调的毛泽东时代），可“我们回不去了”所询唤的主体却是“我们”。正是在这种“无可选择”的“多元化的世界”中，宋思明向海藻发出“邀请”，一个“二奶致富”的捷径。这是站在“舞台中央”的人向舞台背后的“死耗子”诉说“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的故事。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近乎“命定论”、“活该论”的意识形态询唤从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化为“灰尘”、“死耗子”们的自我意识。
《蜗居》中被作为底层代表的是，住在石库门拒绝搬迁的钉子户李奶奶一家，暂且不谈网民认为李奶奶以生命换回大房子是这个时代最成功的投机家。在李奶奶的儿媳妇抱怨“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不公平的，同样是人，为什么人家可以住大洋房”时，李奶奶说“人生来就有高低贵贱，你就认命吧，你命里无金又遇不上贵人，你还想怎么样啊，你小学没毕业，就顶替妈妈去了纱厂，你做的厂啊，做一家倒一家，人家工厂没要你赔就不错勒，有时候真替你害怕，以前你上班啊，简直就是人家工厂的克星诶，人家前脚把你招进去，后脚工厂就关门。”李奶奶之所以拼死与开放商对抗，因为她清楚地知道“除了这间破房子，还有什么呢？金钱、技能、学识、地位，我们什么都没有”，而且也把儿子、儿媳的贫困命运归结为一种“小学没毕业”以及“你就认命吧，你命里无金又遇不上贵人”，就连他们下岗也似乎是自己的原因“简直就是人家工厂的克星”（社会的原因被转为一种个人的缺陷），与宋思明的说法一样，“不公平”是正常的，低贱就是“活该”和“命定”。就像《2012》中那些无法登上诺亚方舟的群氓们，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能看命了，即使为了抚慰一下中产阶级的良心，最终打开了诺亚方舟，但得以进入的也是已经买过票的富商们，至于其他几十亿的人类根本就不被考虑在内，能不能得救就看自己的命了，这或许是好莱坞版的“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的故事，也呈现了金融危机时代好莱坞主旋律叙述的艰难和直露。在这个意义上，《蜗居》也成为危机时代的主旋律。
这也就造成网民一方面认为从《蜗居》中看到了房奴的辛苦和苦难，另一方面又认同于海藻“一夜致富”的选择。宋思明就如同《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神灯，海藻姐妹生活中的任何困难都迎刃而解，这种“全能拯救”不仅使海萍付了房子首付，而且找到了给外国人教汉语的兼职机会，就连海萍丈夫身陷囹圄的“飞来横祸”也瞬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尽管导演及编剧在故事的结局处给宋思明、海藻以悲剧的结局，否定了这种“二奶致富”之路，但是显然观众并不接受这种悲惨的结局，对于宋的指责也仅仅停止在感情不轨上，作为资本与权力双重象征的宋思明反而成为最正面或具有魅力的形象。或者说人们宁愿接受海藻的“童话世界”、“灰姑娘”的白日梦，也不愿意接受海萍式的辛苦工作、努力奋斗、自主创业的故事（另一个故事中女研究生杨元元也曾尝试创业，但没有成功）。所以说，此剧呈现了这些房奴艰难地蜗居生活以及钉子户与拆迁公司“抵抗到底”，但并没有把这种生活的不满指向开放商及其利益关联的政府，反而是作为这种利益沟联代理人的宋思明始终充当了一种拯救者的角色，并成为观众（也许是女性观众）最大认可的角色，正如有观众看过之后留言此剧“让80后有种当二奶的冲动”。
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出与人们对于《蜗居》作为揭露“现实”的叙述相反，在电视剧《蜗居》中恰好呈现了一种对“现实”的倒置和误认。《蜗居》以一种更为霸道和甚至“毫不掩饰”的方式完成了一种对“现实”的强力遮蔽和驯服。不在于呈现一种现实的不公平以及人生的“贫富贵贱”，而在于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都在让观众感受到这种不公平是多么的应该，多么的合乎“国际惯例”。在这个意义上，《蜗居》尽管呈现了房奴的卑微和困境，但更呈现了海萍夫妇如何说服自己也要“心甘情愿”地过上“蜗居”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不公平、人生不平等的牢骚中，与其说看到了底层生活的困境，不如说在说服自己承认现实，这要比粉饰“现实”或对“现实”视而不见更为有效地充当着缓冲剂和白日梦的功能。这既是对现实的一种赤裸裸呈现，又是对这种呈现自身的有效遮蔽。
 
4、“都怪你”：个人与社会的“脱节”
《蚁族》的出炉来自于调查者以及执政者对于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身处社会边缘的忧虑，“他们共享的命运、相似的体验、聚居的生态以及潜在的能量很可能会导致比‘农民工、下岗职工’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15]。这种危机意识显然来自于五四以来，以大学校园为基础的学生运动始终是社会动员及其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80年代末期以来，这种以校园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动员结构被终结。而从一个更大的社会实践来看，如果说30年代以来的左翼实践是把个人命运及人生遭遇上升为或建构为一种阶级、革命、政治实践的之中，那么80年代以来则呈现为一种把个人从政治叙述中脱钩的过程，所谓“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在现代社会中，个人要为个人负责）。
在《蜗居》中海萍的牢骚只针对一个人，就是她的丈夫，这些社会的危机及困难，被海萍转移到丈夫身上，似乎一切都是因为丈夫没有能力，“都怪你”成为海萍能够找到的最为合理的解释。受到海萍欺负的丈夫只能做这个因没有能力而丧失发言权的男人，而《蜗居》中的另一个男人小贝也因没有借钱给海藻而受到“戴绿帽子”的惩罚。可以说，“都怪你”把一种社会压力被转移为家庭内部的性别倒置（女强男弱）。这种状况在《蚁族》中也存在，“‘蚁族’中女性成员的社会支持状况相对优于男性。女性相较于男性，更多使用了主、客观社会支持源”[16]，从这里可以呈现一种社会压力下对男性的压抑。性别成为社会压力的缓冲器，从而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切断。也正是在个人与脱节的意义上，出现了把杨元元自杀事件看成是对社会的一种“要挟”[17]。
在这种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贫困”似乎已经变成了过去式，当“贫困女研究生自杀”的消息出现时，所产生的“震惊”效果无疑是巨大的。“贫苦”、“上海”、“女研究生”似乎很难把这些联系在一起的修辞却出现在同一个标题之下。这不得不让想起2009年初，有一女大学生因就业压力大留下十万日记自杀的消息。杨元元的遗书显然也把这件事作为自己自杀的原因，也就是说，我的死是校方导致的。从回应中也可以看到，有不少网友也认为从制度上，校方没有责任和义务来帮助杨元元，如果帮助也是破例，就是在这种破例也得不到的情况下，杨元元选择了自杀。在这种自杀背后有贫困的原因，也有其理性的诉求，就是说在杨元元看来，校方等制度要为“自己的死”“负责”，在这一点上，恰好出现了个人与社会的脱节和脱责，因为“点背不能怨社会，命苦不能怨政府”。而杨元元的诉求恰好是与学校等单位作为一种建立在某种现代制度上的机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学校无法提供帮助的原因也很简单和直接，在于其母亲不是学校的成员，因此他不对体制外的人负责，尽管母亲与杨元元有血缘关系，但这种血缘关系无法通过“宿舍”的“城堡”。在这一点上，对于学校指责也只在于“不尽人情”，而并非出现法律上的过失。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合理而不近人情的时代。
这种制度性的冷漠，对于杨元元一家来说，并不陌生。在母亲下岗，无力支撑拆迁费用之时，已经凸显出来了。杨元元的母亲所遭遇的拆迁困境与《蜗居》中的李奶奶家的遭遇相似，补偿款无法购买房子（补偿款只能购买四十平米以下的房子，而市场中根本没有如此“蜗居”的房子），同意拆迁就会变成无居所的人员，显然，杨元元的母亲（曾经的知青，后来工人）选择了“居无定所”，而不是“钉子户”。杨元元并非一个“念旧”的人，她并没有怀念“旧时代的美好”，而是在学历、专业、创业、工作中偿还各种债务，并且靠着自己的努力，考取公费研究生时，也就是说在她成为一个“准成功者”的时刻，一个个人意义上实现自我理想并使人生向上攀升的时刻。但是她遭遇到社会/制度的另一面，一种把母亲拒之门外的“冷漠”，如同卡夫卡的“城堡”，这个是一扇敞开的希望大门，却也是怎么也进不去的绝望之门。
在人们为杨元元可惜而指责学校的冷漠时，或许宋思明的话已经给出了强有力的回答，这样的事情出现在上海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出现在女研究生群体中也没有什么，因为“国际大都市，就像一个舞台，每个人都把焦点放在镁光灯照射的地方，观众所看到的，就是华美壮丽绚烂澎湃。对于光线照不到的角落，即便里面有灰尘，甚至有死耗子，谁会注意呢？”换句话是，杨元元、海萍、海藻没有看清“国际大都市”的本质，就抱着在都市中奋斗或者“知识改变命运”的幻想，其实现实远不是这么回事。可是宋思明没有说明的是，当杨元元、海萍们成了“灰尘”、“死耗子”，她们真的能“心安理得”吗？
 
5、“灰尘”/“死耗子”：房奴与空间区隔
《蜗居》以名牌大学毕业生海萍夫妇的视角呈现了一个广泛的社会图景。如果说海萍夫妇及妹妹海藻作为都市白领是人们期许之中的准中产阶级的位置，那么宋思明、开发商等是属于社会上层的政治、经济精英，而住在石库门底层的老住户市民李奶奶一家（儿子、儿媳双双下岗，从事保安、保姆的职业）则是社会底层，可谓上、中、下三个社会阶层清晰可见。这种不同的阶级位置体现在他们不同的生存环境之中，宋思明是高档酒店、别墅、豪华汽车，海萍夫妇是“蜗居”，而李奶奶一家则是三代同居一室。这种不同的空间又呈现了宋思明的儒雅、稳健和成功，海萍是小气、斤斤计较的小市民心态，而李奶奶一家则是作为钉子户的刁民形象。这种图式化的阶级区隔被组织在海萍的目光之中，宋思明显然是人生的典范和目标，而李奶奶则是被嘲笑的失败者象征。
这样三个故事都与房子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这种现实的窘境被具象化为一种空间区隔及空间放逐。《蜗居》呈现了这些来自外地的“天之骄子”在欲望都市中无法成为“房主”，只能充当“房奴”的命运；《蚁族》则是这些失业或收入不高的毕业生在城市空间中只能租住在城乡结合部的村镇中；贫困女研究生“背妈妈上学”的缘由不仅因为在上海居无定所，而且在家乡也因拆迁失去了住所。在这个意义上，变成“房奴”的“蜗居”们、走在房奴路上的“蚁族”们以及曾经拥有住房却在拆迁中“失去”房子的杨元元母子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区隔、放逐和剥夺。与城乡户口制度这种社会区隔不同，在“自由的”商品房交易（不受户口限制）中，资本的逻辑成为形塑社会空间及主体位置的重要标尺。这些渴望在社会空间中拥有一席之“地”的群体，遭遇到了一种房子/空间的压抑，这种无法在都市中“安居”的状态使得他们由准中产阶级主体变成了社会结构的游离者和“漂泊者”。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不仅是房“奴”，而且也是大都市所象征的现代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当代“奴隶”。这种资本化的空间/房子成为区隔、放逐、剥夺这些准中产阶级主体的罪魁祸首。
可是在人们为这些都市白领所遭遇的困境唏嘘不已时，那些远比蚁族更为底层和弱势的群体显然就更不可见了。如果联系到90年代中后期不断严重的工人下岗、农民工欠薪以及农民真苦的问题，再加上这些大学毕业生也被放置在“弱势群体”的行列，可以看出，在经济高速发展尤其是2002年前后逐渐由实体经济转向金融及虚拟经济（房地产及股市）的过程中，劳动者被资本不断抛弃或放逐到社会/都市空间的边缘地带的过程（与此同时，也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加大[18]）。暂且不讨论经常拿不到工钱的农民工，即使这些合法、体面的都市白领依然无法用自己的收入在已然资本化的房地产交易中换为“房主”的身份，幸运者只能成为“房奴”。在房主从所有者（一种财产的拥有者）变成房奴（一种被银行劫持、绑架、压迫的主体[19]）的过程是借助自由市场的平等原则，自愿签订的卖身契，从而使这种消费者被绑架在社会生产的战场之中（“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房子自身变成了一只会下蛋的鸡，除非禽流感/金融海啸等“非正常”状况的出现。也就是说，在这种从拥有产权之“主”变成一种被银行绑架的当代奴隶中，无论是农民工充当的体力劳动者（以建筑工人、加工厂工人为主），还是毕业大学生充当的脑力劳动者（以IT、保险、推销员为主）都是金融资本的抛弃者，借用宋思明开导海藻的话：“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这是道出“真实”的时刻，也是劝慰“老百姓”承认现实、不要抱着不切实际幻象的时刻。
 
6、“这是一种趋势，我们‘真的’回不去”吗？
从这些文本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出，“蜗居”、蚁族、女研究生所具有的某种中产阶级的视角，尽管这不是讲述她们幸福生活的故事，但吸引人们眼球的是他们作为准中产阶级主体的身份却遭遇了与其身份及社会预期不相符的事实，正如2003年孙志刚事件也因其大学生的身份而引起关注，似乎没有人关注作为蚁族的孙志刚与进城农民工遭遇在相似的城市空间之中。在这些现实主义苦情戏中，主角依然是女性，如海萍、海藻姐妹和自杀的女研究生，“她们”拥有“蜗居”的梦想，并非一种“拥有一个独立房间”的女性主义议题，而是为了孩子和母亲，是维持生存的基本条件。这种女性作为主角的故事可以获得更多的同情及其救助的渴望，而不再追问苦难本身。正如“蚁族”被指认为弱势群体之时，也是把“蚁族”重新纳入到被救助的位置上，只是这次中产阶级下层不再是“慷慨解囊”的救助者，而是需要被救助的对象。
《蜗居》否定了海藻的“不劳而获”和与宋思明的“苟且偷生”，肯定了海萍夫妇踏实、勤劳的生活态度，也呈现了海萍“心甘情愿”为了“蜗居”而走向“房奴”的过程。正如那句宋思明的话“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各种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似乎在《蜗居》的文本中只有海萍、海藻两条道路，或者说无论是编剧、还是导演，只提供给观众一条做房奴的海萍之路，尽管这条路并不轻松，但没有比这更好的道路了（正如民主是坏制度当中稍好的一个）。显然，海萍的选择并非“多元化的”选择，而是一条独木桥。之所以明知这是一个一旦选择就无法脱身的道路（背负几十年卖身契的“奴隶之路”），是因为在宋思明说出“资本市场原本就不是小老百姓玩的。但老百姓又逃不出陪练的角色”的同时，没有说出的是，在资本（金融）市场中还真是无法缺少“老百姓”的参与。试想美国的金融危机不就是小老百姓（中产阶级）最终“无力”继续陪练才发生的吗？这是在资本的驱逐及其“我们回不去的”的信念下，小老百姓直到破产、无力偿还债务才终止这种陪练的游戏。显然，如果老百姓都不陪练了，资本市场也就成了真正的空中楼阁。可是就在全球陷入金融危机而对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体制进行“深刻”反思之时（就连布什总统都不得不改口“这是非正常情况，正常情况下，政府不应该干预自由市场”），中国又呈现某种“滞后性”，这种滞后体现在这套新自由主义逻辑以更为张狂的面目示人，“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既是邀请，也是恐吓。在这个意义上，《蜗居》成了危机时代的新自由主义的主旋律。
也许，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的女研究生已经用自己的身体对抗这个“这是一种趋势，我们回不去的”世界。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每一个不甘心做房奴的人来说，能否有另外的选择，或者能否想象另外的选择是存在一个真正“多元化的世界”的开始。
 
注释：

[1] 正如媒体报道“她从未放弃过奋斗，却在曙光将现时谜一样退场了”，《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7日。
[2] 80年代之初《中国青年》发表了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引起了巨大讨论，成为伤痕、反思时代青年人寻找自我主体位置的追问。《蚁族》的主编廉思也指出，“蚁族”也经常发出“人生的路为何越走越窄”的慨叹，而《南方周末》（2009年12月17日）报道《自杀女研究生杨元元：她的路为何越走越窄》也使用了相似的表述。
[3] 六六著：《蚁族》，湖北长江出版集团、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4页。
[4] 在9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报有一个关于中日青年人的调查报告，相比日本孩子从小养成竞争的习惯，中国孩子则在娇生惯养中失去竞争力，因此而引发社会讨论。有趣的是，这个情节也被应该到《蜗居》里面。
[5] 与王朔这些成长与五六十年代的顽主不同，这些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孩子，并没有反抗的对象，尽管在青春期的反叛中，可以延续上一代顽主对于社会主义体制的嘲弄，但80年代以来体制的翻转依然使得韩寒、春树们变成了一种“无因的反抗”。
[6] 在兰晓龙的小说《士兵突击》是以“一只蚂蚁攒行于它这一系侦察蚁用腹腺分泌物标志的蚁路上，这东西对它的重要就如铁轨对火车头的重要”作为全篇开头的，按照的说法，许三多就是一只兵蚁，《士兵突击》也叫《蚂蚁突击》。从这里可以看出，《士兵突击》讲述了如何做一只称职的蚂蚁的故事，只有“不抛弃、不放弃”，即使如许三多这样的蚂蚁可以成为“出类拔萃”的特种兵。
[7] 正如《蜗居》小说中所描述的“她决定认命。考大学的时候1：10，毕业的时候不包分配，进了单位废除终身制，结婚的时候不分房。单位都朝秦暮楚了，谁还管你房子啊！海萍觉得自己就是天生的倒霉蛋儿，所有的不公平都摊到她的头上。她妈总哀叹自己是时代的牺牲品，海萍忿忿地想，跟她比，她妈那点儿不顺算什么呀！”，第5页。
[8] 《广电总局官员批<蜗居>：靠官场、性等话题炒作》，华西都市报（2009年12月11日）http://news.163.com/09/1211/06/5Q7V9L62000120GR.html。网民不满这种负面评价，“人肉搜索”批评《蜗居》的广电总局官员。
[9] 《<蜗居>虚实》，21世纪经济报道（2009年12月11日），http://focus.news.163.com/09/1211/00/5Q7APN1L00011SM9.html
[10] 2009年网络流行用“被字”语，呈现一种网民的无奈和智慧，如“被就业”、“被增长”等。
[11] 见《蜗居》贴吧留言。
[12] 从11月份《蜗居》因小三、性话题而成为热点话题以来，就占据新浪视频的首位（超过《建国大业》、《风声》等影片），直到12月末才回到电视剧频道。
[13] 见《蜗居》，第16页。
[14] 见《蜗居》，第79页。
[15] 廉思主编：《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9月，第22页。
[16] 见《蚁族》，第39页。
[17] 如《贫穷不是要挟社会的理由——也说杨元元事件》，见左黎的博客；《坎坷困苦 就有资格放弃生命吗？》，见筱丹新浪博客。在一些讨论此事件的电视节目中，人们并没有对杨元元的死及其家属报以更多的同情，反而认为这种对学校的指责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学校没有责任和义务为杨元元破例，其自杀也是“咎由自取”，并应该抱怨学校和社会，以至于参加相关节目的嘉宾石述思说了几句应该从杨元元之死中反思社会制度、“呵护弱势群体”的话而被认为是道德绑架，参见石述思博客《为什么那么多人认为杨元元自杀是咎由自取？》，http://blog.sina.com.cn/s/blog_4fcb878a0100fuao.html?tj=1#comment2
[18]《财政部调查:10%家庭占有45%财富》（2009年12月10日，人民网)指出：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
[19] 正如剧中结尾海萍劝慰丢掉孩子和子宫的海藻，要过一种踏实的生活，这种奋斗的蜗居或房奴生活就是：“每天一睁开眼,就有一串数字蹦出脑海：房贷六千，吃穿用要两千五，冉冉上幼儿园一千五，人情往来六百，交通费五百八，物业管理三四百，手机话费两百五，还有煤气水电费两百。也就是说,从我苏醒的第一个呼吸起，我每天要至少进账四百，这就是我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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