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读实验：理想青年的乡村远眺

 

    本报记者  吴越  徐晶卉  许旸

 

 

    伟大的时代宽容梦想，故而农民的后代得以进城，而城市的孩子得以奔跑在创意的田野上。眼前的这些年轻的面孔，严晓辉、石嫣、黄志友、贾瑞明、孙杨欢、陈玉梅、黄元元……即将续接农业文明的血脉。他们将为古老的土地带来什么？设计什么？

 

    “中国历史上进行乡村建设实验的都是娃娃兵，无论是梁漱溟先生、晏阳初先生、陶行知先生、黄炎培先生，他们都是有理想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在农村中发掘出来的都是积极向上的力量。”温铁军说。
   

 

    “有机农业并不是省油的灯！”“小毛驴”的工作人员黄元元觉得：“市面上对有机农业的宣传给大量消费者和跃跃欲试的年轻人一种错觉——以为这是轻松速效、能万无一失呈现出肥沃地力和完美成果的美差。让很多生产者傻眼的事实是，除草的活计要么累死自己，要么得多雇佣人手。此外，选择有机耕作的人还要面临内心难言的纠结和无力感。”
    每天，都有各路人马参观“小毛驴”，有交流学习的公益机构、有欲进行合作的农产品供应商、有媒体记者、有申请成为志愿者的学生和社会人士，还有不少前来“取经”的商家。
    黄志友简陋的手机上插着耳机线，每天他要接几十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回答差不多的询问。
    “可以过来看一下吗？”——“没问题，我们周四放假，周一休息半天，其它时间都行。”
    “你们的情况能介绍一下吗？”——“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那里写得很详细。”
    “我是无锡的，能不能和你们合作有机农场？”——“你们的地是基本农田还是一般农田？在郊区吗？你可以先把材料、文字、图片准备好带过来，见面详谈，非常欢迎你。”
    放下手机，黄志友说，近两三年来，这种合作意愿很多，但能成的不多。
    自称来自青岛胶州开发区的一个中年男人刚下火车就找到“小毛驴”，激动不已：“我考虑很长时间了，想成为你们的分公司，让你们给技术支持。我是外行，不懂农业，但我们那地方不错，离胶州市15公里，有很多桃园，每年有桃花节。”
    在比自己年纪大得多的人面前，28岁的黄志友俨然一位成熟的老师。“前期的投入至少几百万，而后的难题在于控制物流成本和人才储备”，黄志友把经验与教训一一摆明，郑重劝告：“不要想着挣多少钱，能自负盈亏就很好了，不要头脑发热，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
    对于“小毛驴”来说，今年仍然是微亏的一年。农产品加工和流通环节能赚钱，农场只是基本生产，且是直销模式，无利可图。
    “我们本身是社会事业，也承担了不少社会公益，接待参观者免费，志愿者住宿和吃都不要钱。”
    总经理严晓辉说：“在经营方面，我们的人工费用是大头，包括实习生、志愿者的住宿、实习生的月薪以及六七个正式员工的薪水等，这些加起来每年需要50~60万元，其他还有农业资料、肥料等等。”这个长着娃娃脸、却已经有了近10年乡土建设经验的80后青年告诉记者，按现在的发展速度，明年能够开始盈利。盈利，就能做更多公益。“我们目前的缺陷在于服务，我希望做一个自助型的农场形式，发掘出城市消费者力量。”
    严晓辉认为，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试验”。“假如能持续10年，我们的事业会进一步转变和发展，最终目标是搭建一个互助平台，监督、监管食品安全生产与流通。”
    但是还会有再一个10年吗？石嫣向记者吐露了她或许是多余的担心：由于与政府合作，“小毛驴”前期没有投入，每亩地的租金也十分便宜，此外还获得由政府提供的有机肥，所以，“我最担心政府不再支持我们”，因为这230亩地不产生任何GDP。
    导师温铁军豁达地说：虱子多了不怕咬，走得成就走，走不成就绕着走。
    记者偶然得知，这些适婚年龄的青年们都拿着1000元左右的月工资，恋爱关系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之间展开。

   
“为什么水稻产量高了，我却好像做错了” 

 

    投入3年时间，亏掉10多万积蓄。今年终于种出了超高产量的健康水稻，眼看就要收割，第一单的订金也早已到手，但老贾却高兴不起来。
    大米卖出去了，关于大米的理想似乎越来越远。
    自称老贾的贾瑞明，今年不过35岁。不过，30岁以后入行做农民，确实显得晚了一些。
    贾瑞明是河北农大“科班”出身，像大多数这个专业的城市生源一样，农村不能吸引他们，一毕业就忙着转行。老贾在一家合资企业工作了5年，做销售。而后数年，辗转于个体户、志愿者、企业管理几个身份之间，然后又倒腾回农村，加入南方一家报纸发起的农村实验，当了3个月驻村工。
    这次实验改变了老贾的想法。2007年底，他回到上海，决心不再空谈问题和主义，做一个真正的农民，找到三农问题的症结和答案，参透人与土地的关系。
    在南汇，老贾从一个农户手中承租了4亩土地。最初的一关是除虫，购买回来的农药一开瓶就散发出刺鼻的味道。他迅速决定弃用现代农业技术，改用皂粉水喷洒在桔树上来除虫。然而卸下喷雾器，巡视战场，小虫子在水滴中挣扎的景象又让他感到震动。
    不忍杀生，只好退回到自然农业。
   
懒汉田
    从2008年的4亩，到2009年的15亩，再到今年在崇明包下的100亩，老贾的自然农场逐渐扩大。他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学习自然农法，不使用任何农药，不使用化肥或场逐渐扩大。他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学习自然农法，不使用任何农药，不使用化肥或是市面上的有机肥料。这么做，让老贾成了村里的异数。
    老贾种的是水稻，很多农民听说了立马跑来苦口婆心劝老贾：“不用农药，种不出来的。”村干部也来施压：“我们国家对水稻很重视，你包了地就得用农药，要对产量负责。”
    “一年中农民们在自家土地上喷洒两三遍除草剂，喷施、撒播农药七八次，外加几十斤的化肥。想想这些，还能安稳地吃饭么？”今年全村打虫药，倔强的老贾推说虫药还没买来，就是不打。农民们又劝他：“我们都打，你不打？虫都来你家田。”老贾笑笑：“那，试试吧。”
    虫果然来了。铺天盖地集结在稻田上空，可没过一会儿，从各个角落飞来的燕子犹如神兵天降，把虫都吃了。这件事让老贾得意了很久，嘿，大自然就是这么神奇，不用农药，也没造成虫害，别人只是不敢试。
    老贾不除草，施农肥也懒。网上有人笑他种的是“懒汉田”，他眼睛一亮：“懒汉田就是种地的最高境界，所谓无为而治。种地这件事儿，越少做人工干涉越好。”
    其实，老贾的脑子一刻没得闲。
    人们都在给水稻下第一次肥了，老贾却一个人在田边走来走去。那些天，他每天拔一株水稻起来，看它究竟在干嘛。
    “我发现它在长根，面上不动声色，甚至面黄肌瘦，其实在底下偷偷用功呢。”温热的土壤似有生命，每一株水稻也有其诉求。老贾就这么等着，守着，思考着，直到水稻自己返青，才果断下第一道肥。“水稻的根长扎实了，自身的免疫力齐全了，这第一道肥的效用彻底吃透了，能  ‘管’很久。”
    他觉得自然农法比有机农业更有意思，也更有难度。“有机农业像是西医，有步骤和参照物，可以有很强的系统性的方法，自然农业像是中医，更多的时候要求农去体悟和观察土壤气候、自然变化，当然也需要内心的修为。如果说喝茶有茶道，者去体悟和观察土壤气候、自然变化，当然也需要内心的修为。如果说喝茶有茶道，那么种水稻，也有‘稻道’；种菜也有‘菜道’。”
    “植物已经跟土壤中的那些生物们合作了N万年了，相互之间的养分供应关系要比人类现在知道的复杂得多，这当中有许多机理人类还没有搞明白，等待有人去研究，去应用，为人类生存条件的改善开辟新路。”日本有机和自然食品协会（JONA）中国项目负责人胡杰在回复记者的邮件中写道。
   

 

理想歌
    老贾的小院子里，来过很多热心人，时有论辩。他经常遭遇的一个“反方观点”是：谁都想吃上健康大米，可中国人多地少，都像你这样种田，谁来养13亿人口？
    “我们国家粮食需求中，有一半用于饲养……日本健康农业最高可以做到亩产600公斤，比施肥农业一点也不差……”这样的话说多了，老贾觉得挺无力的。
    不料，传说中的高产，印证在他的田里。老贾原本很自信，自己好好种了这一季的稻，产量应该不会差。结果超出他的预料，水稻产量超过亩产400公斤。这让每一个人都感到诧异，因为即使使用农药，400公斤也已经是高产量。
    老贾觉得不安，就像是只做了一点工作，打开工资卡时却发现后面有一大串零。“我甚至有些羞愧于带别人去稻田参观，因为我实在无法说清楚，这些田是怎么不用农药化肥种出来的。”更让他沮丧的是，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开始质疑他是否用了化肥农药。参观者们走到他的稻田里，纷纷寻找原因和证据，而他无法自证清白。
    “为什么产量高了，我却好像做错了。”老贾在想，是不是应该把产量稳定在300多公斤，否则，“大众对于这种莫名其妙就生产出健康大米的技术无法理解”。是不是要修建一个水塘来净化水源，然后搞稻田养鸭，或者生态循环的示范田，因为大众喜欢接受更复杂些的技术。
    坐在小院里，望着天自在、云自在，老贾蓦然醒觉，当初要做一个农夫的目标，似乎已经在逐渐实现。可同时，他又陷入新的迷茫。“自然农法支持者，以及实践自然农业的人越来越多，这一切都是我所希望的。但这样一种技术要成为真正惠及大众的事业，面临的问题似乎越来越多。例如普及的标准、行业内的协作、市场的推广方式，越来越多难题出来了，每个环节都不能掉以轻心。”
    贾瑞明发现，自己想的事情和土地越来越没有关系了——“你说我是不是离我的理想越来越远呢？”

“为什么我们的农村要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呢”

 

    秋天的崇明岛，天空蓝得简直不真实。眼前一幢占地近200平方米的两层小楼房，外墙、窗格均漆成了统一的咖啡色，掩映在村里绝大多数珊瑚红外墙的房子中，显得有些“另类”。
    这座在装修期间曾引来一拨一拨村民好奇目光的建筑，位于崇明向化镇南江村闸西1828号。10月底，正打造申城首个农村创意集聚区的青蓝耕读合作社把办公室搬了进去。
    站在搭着瓜藤架、用稻草、秸秆围织的小院里，青蓝耕读合伙人孙杨欢、黄开权笑脸盈盈：“半年多前，我们从当地农民手中租下这栋已废弃的房子，琢磨着要变废为宝。”
    2008年10月，孙杨欢和朋友们来崇明岛考察，得知当地农民收入现状“尚不及市区平均线的一半”。抱着“为当地农民增收”的初衷，经过一年多准备，从约60户农民那租来50亩田地，雇佣当地农民种植有机绿色蔬菜，开展面向城市消费群的配菜销售。
    今年3月，招聘配送会员，50个用户名额很快满了。孙杨欢发现，口碑传播帮了不少忙。“想吃到新鲜无害蔬菜的人们会自发交流，关心健康饮食的圈子内部凝聚力也很强。”
    一年3000元、40次配送、总量300多斤的蔬菜才输送3个多月，会员相继惊呼：“终于吃到有番茄味道的番茄了！”“总算尝回小时候的感觉了。”翌年，孙杨欢再增加了100亩地。
    不过她知道，种菜不是最终目标。
    青蓝耕读合作社的经营团队几番头脑风暴后，决意探索“第三条道路”：既有别于专业从事生态农业种植的北京“小毛驴”模式，也不做纯    不过她知道，种菜不是最终目标。
    青蓝耕读合作社的经营团队几番头脑风暴后，决意探索“第三条道路”：既有别于专业从事生态农业种植的北京“小毛驴”模式，也不做纯商业化运作的有机农业公司，“现在，专门做有机农业项目的团队、公司太多了。他们的专业基础、农田规模、资源人脉，我们并不完全具备”。
    身边不少从事文艺工作的朋友常提及“向往半耕半读生活”，孙杨欢细细一琢磨，这不也是她的生活理想？把乡村变成一块创意生活的实验场，这么有意思的事情好像还没有别人做过。
    孙杨欢决定，不妨从旧建筑再利用着手，制造乡村创意的新鲜体验和冲击，吸引更多城市的艺术力量聚集于此。这个时候，青年建筑设计师黄开权热情加入进来。
    于是，有了眼前的“耕读堂”：五六个不同功能的房间里，分别刷上了一整面墙的中国红、田园绿、嫩鹅黄和全白色。吊扇、壁灯风格统一，从村民家低价淘来的古朴老式木桌椅、各地搜集收购的旧物、艺术家朋友的书法画作等装饰穿插其中。后院种植的桂花树、毛豆等正随风摆动，在二楼的露天台则能一眺田园风光。
    “我们一再和油漆工沟通，确保调出来的颜色就是想要的那种。”孙杨欢回忆道，当初不时有村民探头来问：“侬在做啥？”“哪能刷成这种颜色？从没见过。”“介难看哦？”狐疑和质问层出不穷，青蓝耕读团队却安之若素。
    “为什么我们的农村要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呢？”
    修葺一新后，周边村民慢慢适应，倒也接纳了这种独树一帜的配色尝试。
    除了“耕读堂”，青蓝耕读合作社还在和四五户农民商谈，租用他们的废弃房屋进行创意改造，为接下来开展计划中的创意市集、乡村涂鸦、文艺主题沙龙等活动提供憩息场所。
    “半耕半读”曾是中国古代不少知识分子身体力行的价值取向，如今，它作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的选择，“复活”于长江入海口的这座岛上。
种理想生活方式的选择，“复活”于长江入海口的这座岛上。
    年轻人清新的梦想能蜿蜒前行多远尚未可知，但城乡融合互动的多元可能性已悄然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