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轻人不愿意有一个与他们的父辈们一样的未来,也就是不愿意有我们这些人的未来,这种未来证明了我们曾经是一些怯懦的人。大学生跟大学,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一九六八年,当让·保罗·萨特说出这句振聋发聩的话时,整个法国都在颤动着。大学生们走上街头,掷起石块,面对着烟雾弹和盾牌,写下自己的街头诗歌。权贵惊恐不已,精英斥骂不断,然而放眼世界,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诸多国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不论保守的知识分子和鄙视群众运动的文化精英如何否定,这场运动无疑动摇了人们心中体制化的基石和家长制的牢笼,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去反思当时的教育机制乃至社会制度,带来了暴风骤雨般的变化。
毛泽东主席指出:“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他们最肯学习,最少保守思想,在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这样。”大学,这个青年聚集、思想交汇的地方,也就自然成为整个社会最富生机活力之处。大学通常被人们比作象牙塔,其实,大学哪里是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哪里是逃避现实生活的世外桃源,哪里又是隐居之地呢,在它的平静之下,常常涌动着多股细流,燃烧着自由之怒火,充满含有隐藏的社会联系之独立思绪,便时常引领着整个社会的思想之流的走向。只是,大学生同时作为一个社会意义的人,也定然受着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大学又可能为整个社会所熏染。大学生,首当其冲是学术的新生力量,自当有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然而他们的生命力又通常使他们成为民族前行的先锋力量,成为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呐喊者和践行者,则他们又应有对民族大义的坚持和向人民群众的学习。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古话已经带给我们太多的启示,而近现代学者关于大学精神的阐释也是浩如烟海,只是时代在前进,我们也需要新的思考。大学之道,在于育人,而大学精神在我看来则在于培育具有真诚的人文精神与求是精神、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和不断反思的批判精神的新人,他们不失一直延续着的精神传统,又尖锐地察觉出时代的潜流变化,在实事的涌流中常作自己独特的思辨。
只是回到现实里来,我们不免要对当今中国的大学和大学生失望。今日中国之大学,到处渗透着学术腐败的肮脏,弥漫着市侩之徒的气息,散发着知识官僚的体臭。今日中国之大学生,或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和武侠小说,或宅于宿舍只为偷菜以自娱,或痴狂于美片韩剧、快男超女,或忙碌于摘取各种文凭证书。提起信仰理想,他们嬉皮笑脸,不知何物;谈到灵魂追求,他们如遇鬼怪,避而远之;言及民族精神,他们漠然视之,偶有冷笑。大多数人都在追求实在的功名利禄,不追求学术和真理本身,不关心国家和民族现状,大学精神在这样的环境里焉有生存之土壤?正如 沈从文先生所说的:“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象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尚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大学生读书目的,不是站在柜台边作行员,就是坐在公事房作办事员,脑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饭吃就算有了出路。甚至于做政论的,作讲演的,写不高明讽刺文的,习理工的,玩玩文学充文化人的,办党的,信教的,……特别是当权做官的,出路打算也都是只顾眼前。大家眼前固然都有了出路,这个国家的明天,是不是还有希望可言?”我想,唯有希冀我们每个人的反思,大学精神的重塑才有可谈之处。
实际上,我们现在时常说重塑大学精神,其中自然包含着对于过去五四时期文化氛围的怀念,可是冷漠的既得利益者和习惯围观哄闹的实际主义者除了制造一场新的喧哗,还会有其他的自省吗?不过,我们不仅要重塑,不仅要重新坚持那些可贵的精神,还应该要有自己新的另一番的思考吧。
乌托邦的破碎
一.生存困境与灵魂缺席
“如果你在公检法部门有几位朋友,在几大部委有几位同学,在新闻媒体有几位熟人,在工厂农村有几位亲戚——最主要的,在你心底还有几分天良和正义,那么,你就会清楚神州大地上正到处充满了贪赃枉法的党政官吏、与黑社会勾结起来鱼肉百姓的公安警察、制造假烟假酒假鞋假药假A假B的黑心商人、毫无职业道德的医生记者律师职员和千百万无钱无权无势、被侮辱被损害被剥夺、有冤无处诉、有理不能讲、有泪不敢流的普通工人、农民、士兵及下层知识分子。” 孔庆东教授的这番话让我们无法不去直面现实,拷问灵魂。生存困境与灵魂缺席这两个问题都显得紧迫,不过生存困境是最直观的问题,是我们随处可见的,而灵魂缺席却只能通过思考去感悟。
生存困境对于知识分子可以说是两难的境地,在知识分子这里,仅仅将其定义为生活的困窘艰难是完全不恰当的。就现实而言,知识分子要坚守节操,固然可能会面临柴米油盐的困境,只是他们还多出了一份这矛盾本身的层面意义。不管是彻底的理想主义者还是实际主义者,或者介乎二者之间,只要不是完全的文化投机,只要他是有灵魂内的一份追求,这深层的困境或多或少都会存在。要抛弃知识分子的架子去解决存在意义上的生存困境只是一个抉择的问题,而生命意义层面上的生存困境却本就是哲学的难题和悖论。顾城有段话说得格外精妙:“生存成了存在本身。生存都是以不生存为前提的,你要变成工具、文字、齿轮,你要为将来牺牲现在,将来成为现在你还要牺牲下去,这道题非常奇怪:当人们在生存的过程中寻求的时候,他们把答案推给目的;而当人们在目的中寻求的时候,答案又回到过程之中,于是存在只剩下令人沮丧的三个字:‘活下去’。”我想这就道出了知识分子生存困境的本质所在吧。
从另一番角度而言,当我们直面现实,大多数人还在弯腰驼背般承受着高房价、高学费、高医疗费,疲于应付权贵官僚的欺骗打压、无良商人的假货劣品、上司下属的勾心斗角,势单力薄的个体只有忍气吞声,而知识分子作为其中一员,既要应对直接的问题,又要思考深层的原因和解决办法,不可不谓是双重的生存困境啊。
灵魂缺席则是大众问题,小众思考。“现代人生活得极匆忙,如尼采所形容的,总是行色匆匆地穿过闹市,手里拿着表思考,吃饭时眼睛盯着商业新闻,不复有闲暇沉思,愈来愈没有真正的内心生活。现代人的娱乐也无非是寻求刺激和麻醉,沉湎于快速的节奏、喧嚣的声响和色彩的魔术,那种温馨宁静的古典趣味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现代人无论在财富的积聚上还是在学术的攻求上都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贪婪,现代文化不过是搜集无数以往文化碎片缝制而成的‘一件披在冻馁裸体上的褴褛彩衣’。”(周国平语)在这样喧嚣忙碌的时代,速食文化蔚然成风,寂寞空虚之言甚嚣尘上,我们的灵魂何去何从?
如果简单地以因果关系来界定生存困境与灵魂缺席的关系,我不认为妥当。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相依又相离的线条,我们无法绝对地说解决任何一方就可以相信另一方问题将迎刃而解,也无法把它们完全割裂开来。至少联系起来看而又区别对待,我们的思路才会有所价值。
大学生就是整个社会中最敏锐的知识群体,也许他们还缺少岁月积淀的厚重感和成熟感,但若在热血勇敢中能有思想的激烈碰撞,也有不懈追问生命本质和生命永恒性的行者,青年的激情就至少还在鞭挞着麻木,深刻的反思后也必然会有所清醒。只是,在大学生们都胸怀文凭纸、心系人民币的时代背景下,大学精神如何在生存困境中突围?又如何摆脱自身不伦不类的尴尬境遇?
艾略特曾说:“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不知道我要什么,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在虚无主义的征兆下,我们早已缺失灵魂性的信仰和一颗“不苟且、不盲从、也不伪饰”的真诚的心。在逃避主义的颓废中,人们拒绝思考,迷恋于动物性的表演与观赏,戏谑恶搞一切,唯有娱乐才是神圣的起源和归宿。
二.娱乐至上时代的知识戏子和文化婊子
漫步大学校园,你会发现所有人的步伐都是那样急促。大学生是如此忙碌,忙着拿学分,忙着考级,忙着撰写或抄袭论文,忙于外语单词的记忆和计算机编程的理解。就业固然是大学无法回避的问题,大学功利主义的盛行,也至少确实有着现实无奈的因素,然而,大学生虽有学业的压力,却也有另一番纯官能享受的生活。有一种说法,称“university”的中译为“由你玩四年”,绝妙地道出了大学生丰富的娱乐生活。
今天的大学生们,喜欢结伴逛街或去KTV唱歌,喜欢看台剧和韩剧,喜欢娱乐选秀节目,喜欢在网络上疯狂地转载或分享无聊的内容,他们迷恋当下,排斥思考,“对于他们来说,一切讨论严肃精神问题的书籍都难懂如同天书”。诚然,娱乐和文化并非势不两立,正如革命与美也并非势不两立,只是,“一切文化都依照其转变成娱乐的程度而被人们接受,因而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变成了娱乐”。
这诸多表现只说明了一项事实:这是个娱乐至上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堕落为靠追求自身知识的丰满来展露个体卓越才华与卖弄学识、把知识作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的娱乐表演工具的知识戏子和抛却文化的内在灵魂、将现实利益的阴谋注入文化的形式躯壳并加以娱乐化的改造的文化婊子。娱乐至上精神背后包含着人的利益追求和官能享受迷恋,它深深地嵌入人们的心中,并影响他们的现实思维方式转向彻底实用主义,所以知识戏子和文化婊子既是这种时代的产物,又是这种时代的宠儿。
知识戏子和文化婊子也是商业化的具体病症之一。商业化源于市场经济体制对人内心金钱私欲的极大挖掘和拓展,源于其运行公式的实践效果带给人的欲望扩大化,其结果即是使知识文化沦为经济的附庸,沦为商人的工具,沦为市场的奴隶,文学艺术成为生产链条上粗制滥造的炙热品,哲学道德因为其无可驯服的本性而被人遗忘。
米兰·昆德拉说:“人处在一个真正的缩减的旋涡中,胡塞尔所讲的‘生活世界’在旋涡中宿命般地黯淡,存在坠入遗忘。”在这娱乐至上的时代,我们生活的世界俨然已经缩减为“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的地方,波兹曼的喝问时时都在回响着:难道我们要把自己娱乐死?
大学精神也在被娱乐至上精神侵蚀着。大学生普遍缺失人文情怀,一旦社会上出现某种荒谬的言论或现象,他们不愿意去思考问题的根源,而是集体围观式百般模仿戏谑这类事的内容,要么则是笼统地将一切责任归咎于象征主体,然后添油加醋进行讽刺。大学生没有独立自由的批判精神,尽管他们也有不满和愤怒,却大多只会跟风随大流,调侃一切,毫无严肃的思考,他们的浮躁便流为媚俗。可是谁又会为此担忧呢,甚至担忧都是可笑的。或许在娱乐至上精神的支配下,大学精神可能也已成为他们的嘲讽对象。
三.知识分子的官僚化和精英化
体制是人创造的,但人却可能被体制化,这样还只是在说普遍的体征,一旦体制有了具体的修饰后,体制化便有着更丰富的内容。学者周宪曾有过这样一段论述:“以大学这种现代最显著的制度化产物来说,早期古典自由主义者所追求的作为自由思想场所的大学,已经逐渐被合理化、制度化学院体制所取代。传统的自由知识分子、哲学家、文人或智者已消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批有较高俸禄和明确技术规范的高度专业化的教师。学院管理体制的合理化,成为每个教师的角色行为。真理的自由论争遂被一系列规定明确的技术操作原则所取代,从职称晋升、工资提升,到教学行政规范和学术操作原则,事无巨细,皆有原则可依。自由思想被技术性操作所取代,独特的智慧探寻被标准化知识工业所取代,甚至个体与社会文化乃至普遍道德的联系断裂了。成功与其说是智慧的成果,莫如说是个人在体制化系统内的社会地位、文化资本和俸禄水准的提高。”大学内部因其自身运行的需要,因为实体的管理离不开人的操作,则必然要存在一个行政体系,这一体系应与大学的学术体系保持相对的独立,各司其职,甚至在很多方面应该是为学术体系服务的。一旦行政体系的功能作用无限膨胀,其实体管理权力扩张为由其确立学术体系的职能基础和人员分配,凌驾于学术体系之上,则大学不可避免地要面对官僚化的危险,大学内的知识分子群体在无法解决自身生存困境的情况下也将不自觉或受强迫性地为行政官僚体制和学术官僚体制添砖加瓦。
知识分子的官僚化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间或同流合污、狼狈为奸,或互相压迫、勾心斗角,学术体系堕落为复杂的名利场,学术的新生力量长期受到旧的既得利益之顽固势力压制,并且在官僚思想与功利主义的相互催化作用下,真正纯粹的学术追求几无立足之地。同时,在功利主义感染迫使大学失去其批判功能后,大学进一步成为行政官僚体制和学术官僚体制二位一体的结合机器,官僚化的土壤进一步生根发芽,从而成为权贵集团和既得利益者劫持学术的温床。大学的官僚化自然有着行政干预和传统“官本位”思想影响的因素,反过来又可能为整个社会机体的官僚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学术伦理被活埋后,政治伦理也变得混乱,社会伦理更是纠缠不清。
大学向来存在着精英教育和大众教育之争,在我看来,其实这一争执本就植根于人们心中的文化等级观念,并且在现实利益的驱动下发展成型。精英教育的文化意义应在于不断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不断追求学术真理的新境界,而大众教育不应只是为了把知识填鸭式地灌进更多人的体内来刻意追求文化普及率的数字,这样只是制造出一批又一批贴着学术标签的标本模具。然而现实的确是,大学成为植入特权精英精神的大众教育母体,成为文化油漆包裹着的权贵知识分子的生产车间。
知识分子的精英化表现为追求学术霸权,学术话语权为少数人操纵,鄙视群众运动和严重脱离劳动人民后建立起来的优越感并主张由精英统治大众。这种趋势,于学术本身无益,于整个社会也是弊大于利。
毛主席说过:“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结合的,是革命的,否则就是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本职固然是文化学术的研究工作,但脱离人民群众的知识分子,就缺少了人文精神的最基础性内涵,失去了知识分子本该有的文化内核。
乌托邦的逃离
一.不能失却的人文精神与求是精神
“世上有许多奇特,但没有哪种能比人更奇特。
他乘着冬天的南风,航行于惊涛骇浪之颠簸;
甚至敢于搅扰不朽不倦的地母,这神灵之最高贵者,
每年将她翻腾,用马拉着犁具来回耕作。”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
古希腊的先哲在他们的作品中散发出的人文智慧,总是带给我们无尽的启迪。想想亚里士多德那句“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透出的对真理无限的热爱多么令人钦佩;想想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大帝说的“不要挡住我的阳光”,那份勇敢无畏实在让人无法不去尊敬。从古希腊的智者、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到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旗帜,我们可以回望到,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中的人文气息已经延续很长时间了。
人文精神就是人类文明的宝贵积淀,就是人类文明的真谛。然而,人文精神作为教育的灵魂,作为大学精神的核心,在全球化、商品化时代的今天,却面临着诸多挑战。仅就大学而言,大学逐渐官场化、市场化,急功近利,演变成单纯的职业培训场所,学术道德和人文价值失范,人文教育缺失,独立思考几乎已被扼杀,大学培育出来的只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同时,作为真理追寻之灵魂的求是精神,在实用主义与市侩圆滑的排挤下,也被抛弃。英国哲学家怀特海说:“在古代的学园里,哲学家们向弟子传授的是智慧,而在今天的大学里,卑微的目的是教授各种科目,这标志着教育的失败。”要重塑大学精神,要让大学教育真正富有内涵,则要寻回灵魂,大学生就必须重拾人文精神与求实精神。
一般而言,“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而求是精神是与人文精神相辅相成的,求是精神要求正确反映客观事实,实事求是,克服主观臆断,也就是在人文精神的坚持中要渗透着对真实的追求,不弄虚作假。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文精神讲求以人为本,这个“人”,我认为即是作为类存在物的人。具有人文精神的人,应该是把他人看作自我的实现,把人之为人的价值放到整个人所处的社会关系和自然联系中追求。具体而言,我认为人文精神有如下四种内涵:
(一) 对真理有着执着不懈的纯粹追求。
苏格拉底为了一个哲学真理饮毒酒而死,布鲁诺为了一个科学真理不畏火刑终被烧死,梵高为了一个艺术真理苦难一生最后患精神病自杀身亡。他们对于真理的这种烈士精神正是人文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爱因斯坦有言:“在那不再是个人企图和欲望主宰的地方,在那自由的人们惊奇的目光探索和注视的地方,人们进入了艺术和科学的王国。如果通过逻辑语言来描绘我们对事物的观察和体验,这就是科学;如果用有意识的思维难以理解而通过直觉感受来表达我们的观察和体验,这就是艺术。二者共同之处就是摈弃专断、超越自我的献身精神。”真理的追求并不局限于科学领域,科学精神的价值也适用于非科学领域。在人类文化的海洋中,我们都要一直保持执着的探索和怀疑精神,对于陈旧的谬误要有敢于创新的变革精神,在思考独立的基础上接受人类的文化遗产,在文化理性指导下求真求实,乐于分析,对个体的思想抱有民主和开放的心态,同时不断反思,不忘人类福祉。
真理追求的纯粹性在于对真理自身价值的尊重,而不是由现实物质利益的刺激赋予其动力。毕达哥拉斯仅仅因为发现勾股定理举行百牛宴, 居里夫人获得诺贝尔奖后没有为提炼纯净镭的方法申请专利,而是将之公布于众,从而有效地推动了放射学的发展,这些都是真理追求纯粹性的具体事例。纯粹的真理追求是为了不断反复地推动真理的前进,而不是为一己私利劫持真理。当然,真理追求的纯粹性并不与造福人类的福利精神相违背,事实上,它们在人文精神的本质上是深刻地契合的。
(二)对人类生存状况、人的异化、公平正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疏远隔膜的深切关怀。
从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社会生产力的极大飞跃固然是值得肯定的,但同时可以看到,人类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社会矛盾冲突不断,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日益严重,人与人之间缺乏沟通信任,在城市的灯红酒绿、纸醉金迷背后掩盖着穷人的饥饿、病痛和流浪。
人文精神无法抽离人的现实存在而独自建构其内容,人文知识分子的使命就离不开对人类生存状况的关注。工业机器和市场经济带给人的异化在二十世纪已充分展现,但历史前进的车轮不会停止,我们所看到的是,现代主义在异化中起舞涅槃,解剖自我,这些实验终是震动过时代。从另一层面说,卡夫卡及其后继者所触及的,是人类存在困境中的异化思考。使人摆脱异化,走向自由,正是人文精神的哲学意义。
公平正义是所有良心还未泯灭的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历史的图景中,多少人曾假借民主自由或神圣的名义四处掠夺剥削,时至今日,那些硕鼠依然贪得无厌地压榨着贫苦大众,“三岁贯女,莫我肯顾”。为公平正义而呐喊行动,是知识分子起码的责任,也是时代紧迫的要求。
现实世界的悲凉,除了公平正义的失缺,还有人际之间的疏离与冷漠。美国著名的民谣歌曲《寂静之声》中唱道:“我看见成千上万的人,人们说话却不互相倾诉,人们闻声却不会倾听,人们创造歌曲却唱不出声来,没有人敢打扰这寂静之声。”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多时候如同熙熙攘攘的利害交易,其中毫无爱和尊重,缺乏信任,互相猜疑算计,虚伪做作的姿态随处可见。如帕斯卡尔所说:“我们由于交往而形成了精神和感情,但我们也由于交往而败坏着精神和感情。”如果连知识分子都成了尼采所形容的“市场”上的交易者,我们的世界真的就只剩下了寂静之声。当然,知识分子也不能充耳不闻,而正是人文精神才会驱使他们去思考。
(三)尊重一切生命个体,热爱生命,敬畏生命。
记得高中历史课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老师讲到“凡尔登绞肉机”,一场战役死了近70万人,那一刻,我的心情无比沉重。这是对生命莫大的藐视啊,然而战争的悲剧还是在反复地上演着。同时,人的生命诚然是宝贵的,可是我又时常在反思,为什么我们人类却又可以大肆屠杀其他生物呢?想想老羚羊为了保全小羚羊的生命把自己作为悬崖间跳板的故事,想想母狼为了保护自己出世不久的狼崽落泪哀鸣的故事,其实拥有生命神性光辉的,不仅仅是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的存在不是孤立的,地球母亲哺育了我们这么多年,被人类圈养或猎杀的生物也为我们生命的延续贡献许久,仅从感恩的角度出发,我们就不能不对它们的生命也保持一份敬畏的态度。更何况,生命都是平等的,没有地位的高低之分,任何生命都有价值,我们和它们也是不可分割的整体,生物的多样性和环境的和谐更是人类存在的基础。
尊重一切生命个体,热爱生命,敬畏生命,是人文精神最根本的原则核心。摆脱这一原则,人文精神就是一具空壳,毫无价值。史怀泽提出:“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敬畏一切生命,不要为了自我的消遣践踏弱小生物,记住那句佛教格言:“决不可以杀死、虐待、辱骂、折磨、迫害有灵魂的生命。”
(四)追求生命层面的幸福尊严,保持灵魂层面的永恒追问。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要追求生活形式的幸福尊严,在掩盖了残酷的竞争实质后,被描绘成通过个人的才华和努力实现个人成就的美好画面,然而事实上,生命层面的幸福尊严在这里难以实现,无法遮饰的本质是,如哈贝马斯所说的“生活的被殖民”。诚如古巴革命者切·格瓦拉所说的:“无论如何,道路被说成是虽有障碍,但从外面看来,一个人只要有必要的品质,就可以克服这些障碍,达到自己的目的。奖赏遥遥在望;道路是孤单的。而且,这是狼与狼之间的赛跑;惟有靠别人的失败,自己才能达到目标。”追求生命层面的幸福尊严,一方面指摆脱生命的异化,走向广阔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指追求作为自由生命个体的幸福尊严,这种幸福尊严,并不把他人看作阻碍和危险,而是与其他自由生命个体的幸福尊严结合在一起的。
同时,市场化、商业化大潮对人类灵魂家园的蚕食也是有目共睹的。文坛变成蚊坛,除了嗡嗡的嘈杂,鲜见有价值的文字;乐坛变成娱乐圈,艺人批量生产,口水歌如洪水般涌来;思想界越发冷清,后继之人寥寥无几,甚至原有的一些学者也纷纷下海经商,或者成为权力与资本的御用写手。保持灵魂层面的永恒追问,既是现实的需要,更是人文精神最深刻的内涵,这就是说,要做一个灵魂朝圣者,会因为纯粹精神性的困惑寝食难安,会把全部生命献给超越现实的灵魂终极信念。
二.在理想主义情怀中坚持学术的独立自由
大学是知识分子的城堡,是知识分子新生力量的成长摇篮,而知识分子又是大学的灵魂,是大学的生命力所在,故可以说大学精神蕴含于大学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和精神人格中。大学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特质,又可以用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来概括。
我认为,独立精神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现实世界的相对独立,不受干预,亦即学术自主;二是灵魂世界的相对独立,不为权力财富名利所诱惑劫持,亦即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所谓学术自主,也就是学术生存空间的自主自立,不依附于现实利益强权,没有学术外力量的不合理干涉或强制,作为组织系统的大学是按照其自身运作规律存在的,同时包含作为学术个体的教学自主和研究自主。而所谓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则是指其思想人格的独立,不受外在思潮、学术权威或利益集团的胁迫和利诱,不因个人感情好恶影响自己的判断思考。
具有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如我国哲学家殷海光所形容的:“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只问是非,不管一切’。他只对他的思想和见解负责。他根本不考虑一个时候流行的意见,当然更不考虑时尚的口头禅;不考虑别人对他的思想言论的好恶情绪反应;必要时也不考虑他的思想言论所引起的结果是否对他有利。一个知识分子为了真理而与整个时代背离不算稀奇。旁人对他的恭维,他不当作‘精神食粮’。旁人对他的诽谤,也不足以动摇他的见解。世间的荣华富贵,不足以夺去他对真理追求的热爱。世间对他的侮辱迫害,他知道这是人间难免的事。依这推论,凡属说话务求迎合流俗的的读书人,凡属立言存心哗众取宠的读书人,凡属因不耐寂寞而不能抱持真理到底的读书人,充其量只是读读书的人,并非知识分子。”不仅如此,这样的知识分子还要敢于质疑任何既定的权威,要敢于与压制真理的强权作灵活的抗争,要乐于享受真理追求道路上的孤独,要敢于为了真实纯粹的真理追求而忍受贫穷困苦,要抛弃自我的成见和个人好恶,避免主观主义的影响。
自由精神则一方面指学术研究的个人自在性和真理追求的道路选择之自由,另一方面是指超越学术既有限制和个人利益情感的人文关怀之自由。马克思指出,自由是全部精神的类本质,而康德所认为的自由是个人发挥潜能的条件启示我们要尊重个性差异,要创造一个利于思想勃发的土壤环境,在这里,知识分子不必受外来力量的束缚逼迫,并能自由地表达观点见解,自由地与他人进行平等开放活泼的交流探讨。
人的思想虽会有谬误,虽会有别有用心的言论,但任何对思想言论的压制都是徒劳的。要知道,真理绝不会因谬误或谎言的存在而失去其实证的内涵,即使是暂时的迷雾,也无法完全遮蔽它的光辉。切·格瓦拉曾说过:“或者用我们的论点去驳斥那些反对意见,或者我们听任那些意见的存在。用强制手段不可能压倒反对意见,因为那么做会阻碍智慧的自由发展。”真理的追求无惧任何的驳斥,用真理自身赋予的能量去消除一切的荒谬,我们会更加感受到真理的魅力。
当然,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由于学术自由不是虚幻抽象的,是要通过人的操作去实行维护的,那么学术自由就是相对的、具体的、变化的,并因其实践性而具有一定的政治和阶级属性。
要维持学术自由的意义,除了尽可能消除外在力量的干涉,知识分子自己也必须要摆脱外在的奴役和内在的桎梏,让学术研究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也就是说,学术的自由精神应以独立为前提,而自由又为独立精神开拓了更广阔的天空。
同时,要坚持学术的独立自由,还必须抱有一份理想主义情怀。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并不在乎自己能否从理想的追求中得到什么,并不在乎理想最终是否在自己生命时得以实现,而是愿意保持那样的纯粹,更看重自己为理想追求付出过什么。理想主义可以赋予大学精神更深刻的内涵,使大学精神具有超越性,并为真理追求提供无限力量。
三.永恒的批判精神与反思精神
知识分子因为那份理想主义情怀,使他们的思考往往会越出其专擅的领域,而关怀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和公共性问题,并能有自己系统的想法,为社会提供一面自我反省和自我纠正的镜子。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意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地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共场合下这么说。”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既是与其独立精神和自由精神相伴生长的,也是其执着真理追求所必需的。这种批判精神,不是为了刻意特立独行,不是为了从现实攫取权威利益,而只是由于其真理追求所必须持有的怀疑精神驱使他去质疑一切虚伪,批判一切违背真理的行为,并因为其人文精神具有普遍的社会关怀,为社会大众尤其是劳苦大众呐喊。
历史上,大学很多时候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策源地,即使社会不断在进步,它仍需要持续的推动力,这推动力,便是来自大学知识分子的永恒的批判精神。永恒的批判精神,正是不懈真理追求的体现,不断的批判,才有不停息的前进。永恒的批判精神,是对历史和现实不间断的扬弃,它的目的绝不在于妄自否定一切,推倒一切,让世界独剩废墟,而是要完善和建构,意义在于维护社会公平,匡扶社会正义,引领社会的前进方向。
知识分子自有其超越现实价值体系的独特思考,他既关怀大众的苦难,又以不畏离群索居的勇气追问生命的终极意义,但我反对知识分子以精神贵族自居,反对任何个人的精神优越感。知识分子对真理的追求应该是绝对纯粹的,只有真理星空的崇高,而无因灵魂产生的个体等级制度,最重要的是灵魂的前进,而不是个人的爵位性获得。知识分子要始终带着对劳动人民的朴实感情和学习热诚,“我们应该带着研究的热诚和谦卑的灵魂,从人民那里学习到无穷的智慧。”(切·格瓦拉语)
知识分子如果没有纯粹的真理追求和批判精神,他就容易产生自我满足感和自我优越感,脱离人民群众,有意地或不自觉地成为权威和资本的乏走狗。这样,不断的反思精神就是极其必要的。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往往涉及许多领域和群体,不管这批判产生的力量影响有多大,这批判本身可能因为认知的伪象而错误,也可能随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变化出现微妙的走向差异,只有不断的反思,反思自我,反思自己的批判,反思自己的思考角度,反思自己思想和他人产生对立的根源,甚至不停反思自己当下的思想来源,从而一直保持批判的力度和准确性。
同样,反思绝不是为了否决自己,而还是为了执着的真理追求。反思精神是一种友好的勇气,在我们质疑权威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也需要反思自己是否会设立体制化和威权性的障碍。带着真诚的心反思自我,也是保持独立精神、延续自由精神、坚持批判精神的需要。
四.民族主义的时代语境下的大学精神
自2008年“三·一四”事件之后,中国新一代青年的民族主义情感就开始极大地激发出来,但可惜的是,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民族主义立场总是带有一种政治无知的特征。他们只知道从赈灾晚会上观察外企有没有捐钱以及外国媒体又在怎样污蔑我们的国家,只知道从感动中国和天灾人祸中感受一种人世温情与呐喊爱国的激情,只知道从主流精英媒体上获取中国发展现状的信息,却从不知道中国的国家经济主权正在被蚕蚀,不知道现实政治斗争以及斗争的实质内容,不知道当今中国各个领域腐败丑恶现象的体制路线根源。
我决无意要反对民族主义,在我国当前权贵贪腐卖国、洋奴买办美化西方民主而丑化毛泽东时代的现实背景下,民族主义大旗是极其有必要高举的。 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雄占全球,无论什么国家和什么民族的利益,都被他们垄断。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的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我们今日要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恢复起来,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这才算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天职。列强因为恐怕我们有了这种思想,所以便生出一种似是而非的道理,主张世界主义来煽惑我们。说世界的文明要进步,人类的眼光要远大,民族主义过于狭隘,太不适宜,所以应该提倡世界主义。近日中国的新青年,主张新文化,反对民族主义,就是被这种道理所诱惑。但是这种道理,不是受屈民族所应该讲的。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我是一个国际主义者甚于一个民族主义者,但我发自内心地无限深爱着自己的祖国。今日世界,仍然存在着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仍然存在着帝国主义霸权,在这样的时代情形下,我们仍不得不坚持民族主义,不过,民族主义应该是个相对的概念。民族主义如果没有正确的信仰的引导,也可能走向盲目和误区。真正的民族主义者都会选择一种信仰来实践自己的民族主义理想,而且这种信仰和理想是独立的和纯粹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如今的中国民众往往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出发来选择一种政治立场,但我想对于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只要是在涉及到国家和民族利益的问题上,就一定可以从那种市民主义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上来。
我看到很多我们新一代的青年在网络上传递着爱国热情,这当然是好事,但他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国家和民族真正的危机所在,甚至,他们的爱国热情中由于缺少信仰性认识,而容易为阴谋家所利用。在我们祖国外有敌视包围、内有贪腐卖国的今天,大学精神急需重新寻回五四精神的民族主义内涵,大学生们不要以为只有侵略战争才是民族危机的表现,事实上,战争只是民族危机的最剧烈反应。
现在,民族主义的时代语境总是被一些自认为高尚深刻的知识分子放到全球化的背景下去定义,于是他们认为当今中国的民族主义是不理性的,然而这样的谎言只能留给他们自己去品位。全球化,或者称之更多的经济全球化,实质就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也就是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资本竞争的贪婪性和残酷性注定会带来国家利益间的矛盾,况且现实里存在着强势和弱势之分,这更为国际垄断大财阀的四处渗透提供了莫大便利。全球化与其说是国家间的竞争,莫如说是各个国家资产阶级的竞争,而劳苦大众只有在他们的竞争游戏中受苦受累受玩弄。
今日大学精神之所以需要民族主义内容,并非是真理精神的自然衍生,而是时代所需要,是国家民族面临危机时的紧迫使命,其实也是人文精神在特定时代的具体演化。要置民族主义于大学精神当中,并不是抽象的注入,而是要靠我们大学生去阐释弘扬坚持,需要知识分子自身的思考。也许大多数大学生还沉浸在美国大片、台剧韩剧、快男超女或其他娱乐内容中,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拓广,相信他们会有现实的感悟,看到我们祖国的困境。
正如毛主席所说,世界是我们的,做事情要大家一起来。只要我们新一代青年都以一颗赤子之心来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战斗,我们伟大的祖国就会充满希望!
回想起自己高考前的彷徨恐惧,那时一心想为着所象征的理想考到北京来,却又时刻质疑着自己,失落感和幻灭感交汇涌动着,似乎满是苦楚,然而最终自己竟如愿来到北京。
如今真实地踏步在法大校园,有澎湃的热血,有理想的孤独,有未来的惆怅,试问,哪个大学生又不曾茫然过?课堂上天花乱坠般的敏感政治言论,自己的校友参与签署过敏感的政治文件,某些老师接受着境外资金的资助,这些事都动摇不了我的信念,因为我清楚地感受到,这些人的愤怒,全然离不开权力金钱。时代却又是如此,人们纷纷朝拜着那些权势者和财主。可是,连生存都还是问题的底层百姓,哪有时间又哪有能力去讨论什么言论自由和民主。当那些年轻的面孔撕下政客的面具,奔向资本家的怀抱时,纵然会有欢呼,然而,民主,是谁的民主?自由,又是谁的自由?
麻木太久后,对于新鲜的逆反总有着丧失理智的狂热。青年的血管遮掩住理性,望望身边的大学生,不还是蹦蹦跳跳,高高兴兴的。大学生的生活就这样在咒骂与谎言中平静地继续着,剩余的便是集体的狂欢。我热爱愁绪遗漏时的吵闹,许多时候,愿意把它梦成那些农民伯伯的交谈。我会捧起伯林的《自由四论》,偶尔为其深刻的见解激动不已,借着夜晚的人造灯光,更借着那不被照亮的深处,安然熟睡。我知道梦并不因为我抱着本哲学书籍而溜走,它在寂静时歌唱着受压迫者的嘶哑,在人隐去所有脂粉后带来黎明。
来到大学也才两个多月,坦诚说,我作为一名大学新生,系统地探讨大学精神还比较困难,而只能依靠自己已有的阅读收获、在大学的短暂体验、道听途说的大学故事以及自己的辨析思考来提笔撰写这样一篇关于大学精神的文章。我在自己散乱仓促的思考中,尽力维持着大学精神这根主线,但其实我也在时常告诫自己,不要在这些飘渺的思绪中树起一道自己必须依赖的远离人民的墙。
大学精神言之再多也可能还会被人搁上书架,倒不如推倒这虚无的木阁,睁眼瞧瞧世间的苦痛,无数的哀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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