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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外界自然环境的感知与挑战，培养探险精神，树立“我”的主体自信。
爬山、风浴、雨浴、露宿、游泳等是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锻炼身体的方式，重要的是这些锻炼身体的方式，本身就是对自然环境中风险和困难的挑战。与天奋斗，其乐无穷。战天斗地的激情，塑造了毛泽东的“我”的主体自信，这是一个人青年时期培养“胆识”“勇气”的基本方式，而不简单是意志的磨砺。爬山向高度、险度挑战，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翻越韶峰、历险滴水洞；游泳搏击风浪，冷水浴挑战寒冷，露宿荒野挑战黑暗和孤独，将自己置身于困难、危险之中，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克服，战胜自然风险对于人的束缚。在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过程中也开阔了心胸，塑造了舍我其谁的英雄主义气概。“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就是体会英雄与自然关系的内心写照。
探险精神在切·格瓦拉的身上也体会比较明显，一是骑摩托车环游南美；二是在对自己哮喘病的抵抗过程中也逐渐培养了突破极限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
我们今天的很多同学“阳气不足”，在成长经历中很少有一种对困难克服挑战的精神，往往遇到困难就逃避，认识到一点点黑暗就退缩，一点小的责任都担当不起，奢谈去改造社会。这跟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很多人从小学开始，就被束缚在校园里，接受着半封闭或者全封闭的管理，唯一接触大自然的过程可能是城市的人造公园，或者农村的田野小溪，谈不上对自然之险的对抗，就不容易感受自我的力量，改造和创造的激情。这样成长起来的青年面对困难风险，往往选择规避而不是克服，往往是小草型人格，比较容易满足于现有的生活状态，在成长中不太容易接受不同观点，趋于保守，逆来顺受。
对于当代青年先天教育环境的不足，我们希望在后天的成长经历中弥补。有些学生社团或者班级、小团体，也组织一些面向自然的活动，然而在活动中缺乏挑战性、对抗性，都是一些经过开发的人工景点，比如香山、凤凰岭、司马台长城，已经有现成的铺好的道路。经过开发之后的自然不再具有原来的激发人激情和自信的特性。“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原始的自然环境，未开发的、有险峰的挑战，使得一个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选择迎难而上，发掘潜力和智慧，从容应对多变的、不确定性的世界，锻造强大的内心世界。如果是集体探险，则可以进一步培养人的互助合作精神和共同体意识。青年人应当利用节假日到险恶的自然环境中去磨砺，比如徒步穿越森林、草原、沙漠，退而求其次，徒步穿越城市或乡村也可以经历磨砺。在实际穿越活动或类似的活动中，可在保证基本安全的情况下，增加活动的不确定性和困难程度。比如，像毛泽东不带一分钱去徒步游历，多一分挑战，便多积累一点勇气和智慧。我们在平时的生活中，则可以直面险恶天气，克服自身的恐惧、生理极限。比如，下雨的时候可以不打伞，青年毛泽东称之为“雨浴”；烈日的时候就迎接曝晒，这叫“日光浴”；顶着大风去爬山，则可体会“风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主动创造挑战自我的机会的。
小草是需要各种各样呵护的，而大树是经历风雨雷电、艰难困苦的洗礼而屹立不倒，反而有可能去呵护小草。我想，面对自然的自信、智慧和霸气，是大树型人格的基础。
二、对所处社会环境的深切感知，良知与正义感，空心的基础。
1、青年毛泽东在和劳动群众共同参加劳动的过程中，体会到劳动人民的疾苦，培养了扶弱抑强的根本价值立场。
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经常和长工一起下地劳动，遇到穷人总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帮助，并支持穷苦人民起来造反。他反感父亲的吝啬自私，父亲让他去要债，他看到人家很穷很苦，便设法去帮助别人，而不是维护自家利益。这样的活动可以总结为“为人民服务”的道德实践，这样的道德实践，是自发的理想主义人格的基础。一个人在帮助他人、在奉献自我的过程中感受到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这样的实践越多，越扎实，一个人在面对逆境和独处的时候便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信念。有这样丰富道德实践的人，更容易相信善，进一步实践善，而不是简单的批评者和旁观者。
对于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从事生产的劳动、耕作养殖的历练能够培养人扎实苦干，脚踏实地的品质。这一点，恐怕是刘仁静、张国焘、王明等党内历次路线斗争中的著名人物们所缺乏的。
我们今天青年人的成长，往往是缺乏体力劳动的锻炼的。体力劳动的锻炼整体可以培养人扎实、细致工作的精神，但是也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被动的、重复性的劳动，一种是主动的，创造性的劳动。前者就如今天流水线上工人的工作，简单、机械，压抑人的活力和激情；而后者如农耕的实践，与自然的、多变的、长期的、复杂的物打交道。农耕需要考虑天气，天气是多变的；需要考虑病虫害，也是不确定的；需要考虑物种的搭配、每种作物的习性，和昆虫、动物的关系，土壤的特性等等诸多复杂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创造不同的劳动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可以增强人的自信心。
2、读书忘我，总是过目不忘，见书就读，经史结合，犹重史书和英雄人物传记。
毛泽东读书的特点是注意力集中，集中在历史小说的演绎和斗争中，往往忘记了自己，读书也是一种忘我的、无我的心境。投入书中，与历史人物换位思考，这样的读书才能领会书中的智慧，读到的便是活的思想，处理复杂矛盾的智慧。读史的过程就是在积累间接经验，而亲自去投身抵抗强权的实践（包括驱张运动、组织学生军、组织工人夜校、办《湘江评论》等）是在积累直接经验，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一旦和理论、哲学思想结合起来，就会形成改造现实社会的真实力量。这是毛主席一生的读书思考和党内种种教条主义者主要的差别。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同时也读了大量历史人物的传记、笔记，包括西方的华盛顿、威灵顿、俄国女皇等。历史是由人创造的，尤其是重要的历史人物，对历史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在去阅读英雄人物对历史改造的故事过程中，体会英雄人物的博大胸怀，逐渐树立起了自己的自信，与现实的黑暗不公结合思考，树立了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往往有英雄人物作为榜样和偶像的同学，关心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愿望比较强烈，有正义感和斗争精神，能够成为凝聚人、团结人的骨干力量并积极投入去认识黑暗不公。比如荆轲、曹操、鲁迅、毛泽东、拿破仑。读英雄人物传记并树立榜样，也有利于形成大树型的人格。
毛泽东读了六年的私塾，主要积累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儒家传统经典思想，而这期间，他并非只是像常人一般，接受这些死的知识，记忆和背诵。而是同时阅读了大量的“罗曼史”，也就是历史小说、演绎、故事类的作品。比如《水浒传》、《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西游记》等，这些活的历史和经典结合起来，使得抽象的思想和具体的历史实践相对照，这便通了，活了。
理论和自我的实践结合，体会深刻的道理以指导实践。一个引经据典和父亲的斗争的例子：父亲经常责备他“懒惰”，毛泽东说年纪大些的，应该比年纪小的多做些，而他到了父亲那样大的时候，一定比父亲更出力做工。关于“不孝”，他说：经书上讲的，父慈子孝，父慈在先，就是说，必父慈而后子孝。
经书上学到的概念、文字，能够在现实中使用、对照，在运动变化和矛盾的发展中认识抽象的概念，然后再思考其中的道理，指导实践。而不是像我们很多人读书，想得是一套理论，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没有办法结合起来。只是接受了知识、观点，而没有把这些死的知识变成智慧，为我所用。今天所谓有思想的年轻人，不论是持左派的观点、还是右派的观点，很多都不能和自己的实践联系起来，这些建筑起来的知识的空中楼阁，除了相互空对空持着迷信教条的文字去辩论，又能对社会改造的实际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3、三不原则，视野放在“国事”、“大事”、“社会之事”，更趋向于认识整体。
《盛世危言》等进步书籍，激起了毛泽东对国家现状和民族前途的忧虑，开始思索如何救国的问题，并逐渐将视野放到国事、大事上来。不谈琐事、金钱、女色。这是把小我融入到了救过救民的大我中。在韶山结识宣传进步思想的老师、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征募志同道合的青年，在北京结识李大钊、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使得交际范围圈定在一群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人身上。
我们今天的青年人，依然还是很缺乏社会忧患意识，总是关心些琐事，很大程度上还是被集体的氛围和感情所羁绊，关注点不在底层，不在工人、农民和其他底层的实实在在的群体，不在各种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往往还停留在没有定位的简单的爬山骑行的阶段，读书修学都还是为了个人的成功，寻找个人理想和价值，很难和社会目标和方向联系起来，导向和目标不明确。
4、农、工、商、兵、学，对社会各阶层的认识和体会，是一个整体的认识视野。
在进入第一师范之前的丰富的人生经历，使得毛泽东深刻体察了各个阶层的生存状况和思想状况，这对后来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及提出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做了铺垫。对各个阶层的深入的认识了解，也使得毛泽东趋向于革命而非改良，看到了整体社会的问题，而非局部。也只有对这人群结构的认识和了解，才能在革命的具体每一个策略中，把握分寸，掌握主要矛盾，各个击破，懂得团结哪些人，打击哪些人，而非一味高喊革命口号。
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可以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去街头贩卖小商品、去部队参加军事训练，丰富、直接的社会生活使一个人综合地感知整个社会群体的价值扭曲和生存悲剧。这便有了改造他的强大动力。
5、注意研究社会时事，心力始终向外向下。
毛泽东在参军期间，军饷的大部分都用来买报纸，每张报纸通版都看，一条新闻不漏，非常注重研究时事和社会问题。在第一师范求学期间，也是如此，经常和杨昌济、黎锦熙等老师探讨国际国内新闻。毛泽东后来回忆，在湖南第一师范五年的求学期间，一共用了一百六十元，其中三分之一买报纸。从1911年到1927年，从未停止阅读北平、上海、湖南的日报。
毛泽东读报纸，关心社会时事，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统统都要看。《湘江评论》创刊号就发表了不少毛泽东对外国新闻时事的评论文章。《盛世危言》讲到日本占领高丽和台湾，中国失去安南、缅甸等，唤起了毛泽东强烈的忧患意识和爱国责任。后来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总是和现实的中国社会的变化紧紧联系在一起，无论是领导教育界讨薪，组织湖南学生联合会、抵制日货，还是关心妇女解放，为赵五贞鸣不平，都是和毛主席对社会的紧密深刻地关心离不开的。
我们今天的青年人，关心社会时事的比较少，或者偶尔关注，不能持续。我们的心力始终还在“我的成长”身上，还不能投入较多精力去认认真真关注社会时事，建立起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也就难以树立高远的社会理想。
三、家庭环境中人格的相互影响，善与恶的斗争。
1、父亲军人气质的传承，强悍、倔强与勇敢。
毛泽东说父亲是执政党，有家长主义作风，经常大发脾气。面对父亲的自私和专横，他公开反对，据理辩驳，展开斗争，甚至以跳井相威胁，在斗争中使父亲妥协下来。他总结说：在父亲的暴力面前，决不能示弱屈服。
不屈服于强权，勇于斗争，无论是五四运动、驱张运动，还是创办湘江评论唤起民众，都展现了毛泽东通过行动去对抗强权的勇敢精神。这一点，即是对父亲身上优良品质的继承，同时也是在与父亲的矛盾中激发出来的，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都有。
2、母亲信佛，是“可以损己而利人的人”。
母亲的无私与父亲的自私形成对比，结合少年时代传统文化的熏陶，毛泽东站在母亲一边，承袭了母亲经常帮助穷人、换位思考、朴素的关爱他人的精神品质。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总是前方百计地接济和帮助贫苦乡民。这使得毛泽东成为一个情感丰富的人，对善恶的感知比较敏感，使得在青年毛泽东走出“乡关”之后能有对社会问题更加深刻的感知和体会，对其树立远大志向，走向职业革命家道路起到了基础性的作用。
一个人在少年遭受挫折时，如果能够得到他人的帮助，则一生容易倾向于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反之，如果总是在挫折时，遭到别人的指责、批评、呵斥、训诫，则容易形成悲观消极的人生态度。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更加容易聆听和接受别人的意见，不断调整自己的实践方向，更加乐观和有为；相反，悲观消极的人生态度，不太容易接受别人的建议，容易陷入到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中，割裂自己与真实世界的互动关系。毛泽东的母亲在他的成长遇到挫折时，能够去帮助他、理解他。在父亲打骂他的时候，母亲总是为他说好话，从中调解矛盾。母亲是毛泽东走向革命道路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和鼓励者。如果一个人在追求理想的早期，没有一个一直的支持者，鼓励者，是难以坚持在理想的道路上前行的。
四、博采东西方文化精髓，建立整体论、矛盾论的哲学。
毛泽东是中国最大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最大的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是植根于现实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又是以理想为航向的现实主义。因为晚清和民国初年的民不聊生的现实，触动了毛泽东的心灵，开始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他曾经相信君主立宪、推崇康梁维新变法；他后来主张民主共和，力挺孙中山做总统；随后，他深受各种思潮的影响，主张过呼声革命、平民主义、民众的大联合、联省自治、教育救国，曾倾心于杜威的实验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论、克鲁泡特金的社会互助论、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主义等等，对各式各样的无政府主义，有的还亲身实践过。他不迷信任何一家的学说，去寻找真正适合中国出路的思想，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但他和党内其他人不一样，马克思主义只是他改造社会的基本理论工具，而非照搬照抄的教条。一切的理论、知识、经验，在毛泽东那里，都要服从于改造社会的长远目标。毛泽东的理想是世界大同的儒家理想，而马克思主义使得它清晰化了，和现实中国社会结合起来了。在毛泽东那里，改造现实世界，才是理论的最终归宿。
青年毛泽东安贫乐道，忧国忧民，高度专注于解决中国和世界问题的方法和主义，这并非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而是深受成长环境影响，得益于中国传统智慧的熏陶。儒家理想主义的价值追求，在于解决公与私的问题。《礼记·礼运》中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种公天下的思想，正是毛泽东一心为公、心力向外关注民生疾苦的人生之“道”所在。“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儒家担当社会责任，以天下苍生幸福为己任的最高理想。也是东方型的知识分子的特点。“为xx做xx”而不是“我要做xx”，是换位思考，帮助他人，而不是个人维权。是人人利他，互助合作，而不是人人利己，相互制衡。是亲自去实践，去改变社会，而不是对别人的实践批评指责，监督约束。而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深受西方思想影响。在党的历史上若干次路线斗争中，都可以看到那些执行错误路线的海龟或者大知识分子领导总是指责别人，而不是反思自己，不是身体力行去改变，而是一味追究执行者的责任。深受东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恰恰是理想主义和现实高度结合的，既不容易教条，也不容易盲动，立足于“经世致用”。毛泽东实践并一定意义上实现了儒家和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而同时代的青年人，大多不过赶了一场马列主义的大“集”，他们对这个国家、民族和社会的关心程度，显然不能与毛泽东相提并论。革命成功之后，很多人开始惦记起怎么样过好自己的生活，于是特权思想泛滥，当自己的利益和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开始为了自己的利益打击群众，打击公心较强的干部。这是毛主席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的历史原因，早在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时期就在一代青年人身上埋下了历史反动的伏笔。
那个时代的青年，包括毛泽东接受西方现代政治思想，主要在与富国强兵，积聚物质力量以改变中国，从洋务运动开始，就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希望有朝一日我们有强大的物质实力。而在夹缝中求得生存的中国国产党，最终实现了这个目的。靠的是从无到有，点点滴滴的力量积累。早期建党时期党的活动经费还严重依赖共产国际，到后来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才真正解决了物质实力的积累问题，有了物质实力，才有了实际的可以使理想持续的基础。西方国家通过血腥的殖民掠夺，最终战胜了东方这个老大帝国。于是我们在人民一盘散沙加精英腐朽政权的基本国情下学习西方技术不成，转而向西方学习强盗逻辑演绎的文化思想。这个学习的进程中，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使得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走向夭折。毛泽东则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同时注重现实世界物质力量的斗争，注重弱者从强者的游戏规则和文化中解放出来，毛泽东在读书、实践，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过程中，深刻体会到了普遍联系着的客观世界，他走过的中国农村、城市，接触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士兵、商人、军阀、政客，都使得他建立起一个整体而有结构的世界，他也就懂得了哪里是薄弱的环节，是突破口。饱读历史的毛泽东，结合历史上革命与造反的实践启示，懂得了革命的成功靠的是矛盾力量的强弱转化，而非知识分子一厢情愿诉诸的工人罢工运动。于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基本思想才使得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光明。斗争、革命的自由主义情绪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燃遍世界的思潮，而毛泽东带领底层社会的群体自由主义造反精神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
五、为善的动力积累，不断冲破昨天的“我”，塑造新“我”。
常有同学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怎样提高对真善美的追求？怎样保持足够的动力去探索真理，更深入地认识社会？
在社会实践期间，大家往往激情澎湃，因为深入底层感受和认识真实的社会，触发了内心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对剥削压迫的反思。实践中的集体主义生活，使同学们置身于互助互学、相互交流共同探讨的氛围中，产生很多疑惑，激发起心中的求知欲。但是回到现实中，同学们面临着专业学习的压力、社会上各种主流思潮的诱惑，又往往被拉回到颓废、散漫的生活中，继续空虚与迷茫。
为善的动力何来？关键就在一个“为”字，有了“为”就有了积累，有积累就能体会到自己为善的价值和意义，进而动力就增强了，小善会积累成中善，中善会积累成大善。如果没有持续的“为”，那么实践中的触动和疑问就仅仅是一种短暂的效应，很快会被冲蚀。善的积累和持续才会形成信念、信仰和理想。确立理想和远大的志向，人奋斗的动力才足够强，不容易动摇。
《为学》开篇讲到：“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 为，是我们在大学期间迈出“善”或“恶”积累的第一步。不停止“为”的脚步，便可能经历各种风浪的考验，使自己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成为一个有思想的人，而不是有观点的人；成为一个有智慧的人，而不仅是会做事的人。
善是如何积累的？“为”是如何持续的？我想回顾毛主席的成长经历，体会一代伟人大善的积累过程。
“为”是需要点胆量和气魄的，是需要反思旧的思想，反思现实世界默认合理的东西的。少年时代的毛泽东，冲破父亲的世俗教导，在种田之余抓紧时间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按照父亲的想法，希望他经商以继承家业，如果不为，则继续在平淡的米店生意中庸庸碌碌生活下去；如果为，就挑战自己，进一步选择读书，选择远离家乡。毛选择了后者。
我们还记得毛主席去东山学堂写的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此间“出”字乃是惊人一笔，我想，也正是这一“出”，翻开了伟人奋斗积累的壮丽篇章。与同时代的农村少年相比，这一“出”，便极大的打开了少年毛泽东的视野。
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只读了半年，这个学校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1911年春，毛泽东说服父亲，走进省城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堂。他可以选择不为，做一个东山小学的好学生，但是他选择了接触更复杂深刻的中国社会，走到外面的世界去寻找方向。在长沙，毛泽东才更直接地触摸到了时代的脉搏。在毛泽东来到长沙的一年以前，长沙城里曾发生饥民抢米风潮，遭到地方当局的残酷镇压，旗杆上悬挂着示众的人头。事件发生的当时他还在韶山家中，那许多天里，他都和友伴讨论这事，为饥民深感不平。但真正身在长沙，才切身感受到了晚清政局中新旧势力的复杂斗争，体会到了民众的疾苦。他讲自己的命运和社会更加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湘乡驻省中学堂，他剪掉了辫子，将表达自己政见的文章帖子学校的墙上……他冲破种种束缚，奋起而“为”。
他当然也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在湘乡驻省中学堂继续读书，然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进入中学堂半年左右，毛泽东结合形势又作出了新的选择，10月底，他成为长沙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旅）第五十标（团）第一营左队里一名列兵。他又一次选择了“为”，这种“为”，看起来仅仅是参军，是要为完成革命尽一份力量。
如果不为，他可以从列兵开始做到军官，平稳发展，好好做自己的革命士兵。但是，他和其他列兵不一样的是，他把军饷节省下来用在读报纸上，贪读不厌。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权达成协议后，不久就宣告解散，南北“统一”了。毛以为这一场革命已经没有什么事情要他做了，决心退出军队，回到他的书本子上去，他一共当了半年兵。
他一连投考了几个学校，警察学堂、法政学堂、商业学堂、实业学堂等等，都不惬意，有的住了个把月又退出来。1912年春天，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省立第一中学。又是半年后，毛退学，选择了去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期间阅读了大量进步书籍。1913年，因经济压力考取不要钱的湖南第四师范，后合并为第一师范。之后的青年毛泽东在第一师范“为”什么？《恰同学少年》一剧已有说明。
为，则有挑灯夜学，饱读图书馆的大量书籍；为，则嘤鸣求友，张贴海报；为，则有夜宿岳麓山，雨中狂奔的恣意豪情；为，则有身无分文、心怀天下的徒步游学；为，则有不谈琐事、不谈男女之事、不谈金钱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为，则开办工友夜学；为，则印发进步文章书籍，广泛传播；为，则训练学生军，手无寸铁而击退溃兵……
毛主席的一生，是善的实践和善的力量不断积累的一生，伟人之“伟”，全在“为”与“积累”二词。切断毛泽东所为之事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能是后来的毛泽东。从在家庭生活中帮助亲戚朋友的道德实践，到社会生活中帮助穷人的道德实践，再到学校生活中帮助同学的道德实践，再到社会群体中帮助工人的实践，联合民众的实践，最终在政治生活中，推翻一切不合理旧秩序的伟大的新民主主义实践、社会主义实践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实践。从小到大，从个体到群体。
真善美的追求和升华，不在于读几篇文章、看几部电影，不在于欣赏话剧、音乐剧、壮丽的诗篇、动人的小说，不在于酒肉穿肠后的嬉笑怒骂，更不在于脑海中的徘徊臆想，而全在脚下的路，身边的事，在于将小我不断超越，不断更高地追求与社会的结合和改造的行动，反思，再行动，再反思，再进步。没有对生活的反思，没有对自我的超越，没有对世俗的冲破都不可能增强动力，往往是不积累的善，是浑浑噩噩的看客。
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的批注中，写下这样一句：“圣人者，抵抗极大之恶而成者也。”我们应该反思的是，现实中有人渴望一劳永逸的成功，渴望不斗争小恶、中恶，不付诸实践就想等待做博士、学者或社会名流之后凭借自己的力量斗争大恶，这样的幻想中，似乎真没有积累的概念，在成为成功人士的道路上，往往是积累恶，而不是积累善。往往是斗善，而不是斗恶。抵抗大恶，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作为今天愿意追求社会主义理想的青年，我们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
动力的源泉，是抵抗而不是屈服；是放下小事、小我，而不是犹豫不决、逡巡不前；是深化积累，而不是浅尝辄止。动力是一个积累的过程，他在永不停息的运动变化，所以，择善固执是有起点的“执”，无终点的“固”。改造社会是漫长和复杂的过程，行大善而抵抗大恶，需要我们这代青年有大行动，有大智慧！
处理和认识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家庭的关系都对一个人人格的形成起到了一定时期内横向的综合塑造作用。而个人内心世界不断冲破今天的“我”，迎接新生“我”的矛盾斗争，则是循着时间纵向积累“善”，由小树长成参天大树的。青年毛泽东从帮助穷人的小善到立志全新全意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的大善；从在家庭和父亲的斗争到驱赶校长、驱赶省长、直到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理想社会，正是在处理各种关系的错综复杂的心路中，破除私心，一心为公，成为一代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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