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路乡建
进城·求学
千禧之年，当全世界都在为一个新的世纪到来而欢呼时，三月天的课堂语文老师还在颇有卖弄意味地告诉我们：“肯德基不是一种鸡，而是像馒头一样的食品。”他只是在春节时被儿子接到城市过年时吃过一次肯德基。即便如此不值得称道的解说对我们这些乡村的学生来说也是一种新闻。从那一刻起，我也才知道有一种像馒头一样的东西叫肯德基，这也使得我日后到了城市见到整齐的“KFC”不至于荒唐地认为那是“开封菜”馆。
千禧年的头半年，其实校园外的世界发生了很多事：陈水扁上台，叶利钦走了，普京来了，李昌平向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写信述说着“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这些事情除了成为时事政治的选择题与材料分析题的素材之外，与我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干系。我依旧在大家午睡的时候，一个人静悄悄地在教学楼的顶屋一遍遍地演算着几何题。在那悠长的过道里，风总是清凉的。我知道，我与外面的世界还没有瓜葛，外面的世界没有谁都会照样地日出日落；我同样知道，我迟早会走进那世界，虽然那时世界依然会如旧地日出日落。
七月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就溜走了，估分、填志愿，接着就是等待。在打开入学通知书的那一刻才发现期间的惊险——我未被志愿表中的任何一个学校和专业录取，而是临交表时随笔一勾的“学校、专业服从调剂”成了我的“救命稻草”。我总算是拿到了外面世界的入场券，成为了网络上宣言的“新千年的第一批大学生”。我的入场券上写着“××农业大学社会学专业”，虽然世代农耕的家人一直寄望于我能够跳出“农门”，不曾想到跳到城市却落入到农业大学。或许这也注定我日后与农业大学和农村研究有理不清的关系。其实转念一想，毕竟农业大学已经进了城(而不像1950年代农业大学从城里搬到农村)，所以自己倒也安心了。对于“入场券”上的“社会学”，我则是一脸的茫然，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触到这个词汇。好心的政治老师给我解释“社会学”就是研究婚姻家庭的，说白了就是研究结婚、离婚、再婚和生小孩的事。这是她到师专修大专课程时所了解到的。老师的话让我听罢不仅依旧茫然，还平添了一份惶恐。
来到武汉这一号称最具小市民色彩的大城市，它真的跟池莉小说中长得一模一样，光着膀子、摇着芭蕉扇在大街上晃悠的人随处可见。当走出长途汽车，第一次用蹩脚的普通话问路时，我已经开始学会在这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城市生存了。随着学年的增长，我从红着脸叫别人学长慢慢变成了红着脸听别人叫自己学长，再到很自然地看着别人红着脸叫自己学长，我对社会学专业也熟悉了，对城市也熟悉了。四年的社会学染缸熏泡让我对近现代历史上的大事件有了新的理解，了解了什么是现代化，知道甲午中日战争以降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新中国的革命与建设都是中国人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这个过程虽然漫长，但终有望修成正果。
朋友们常笑我像个浮标一样，无论水深水浅都能够冒出一截来。朋友们是友善地赞我能够适应这个社会的竞争法则。大学四年，我确实不断强化着“只要自己努力就一定能够混出个模样来”的念头，就像我坚信，我们的国家只要不断地发展就一定能够实现现代化，一定能够追赶上欧美一样，对此我一直坚信不疑。
北上·乡建
大四，当校园里栀子花又一次开放的时候，室友们开始为前途而奔波，最闲的只有我和上铺的兄弟。我是被保送本校继续攻读农村社会学的研究生，而那位兄弟则回云南老家继承他们家在乡里的日用品批发店。憋了四年的大学生都想尽快到社会上大干一场，就像青蛙见了水就要蹦进去一样。现在还记得比较清晰的是，宿舍的一个兄弟总在每天早晨7点闹钟响起时就穿着裤衩从被窝里钻出来，打开电脑后又迅速钻回被窝，电脑反反复复地播放林子祥的《男儿当自强》，“我发奋图强，做好汉!做个好汉子，每天要自强。”激扬的歌声一遍遍在耳边响起，但我们却稳稳地躺在被窝里，睡不着，睁着眼，就是躺着。这是态度。
因为确定了读研究生，做农村研究，我倒找了些书看看，其中有梁漱溟先生的《乡村建设理论》。这是系里一位教授推荐的，学校的图书馆没有，便到邻近的武汉大学图书馆复印了一本。复印的原本是民国版的，蜡黄的纸，抖抖都担心散架，但好心的管理员仍“大度”地让我复印了。繁体加竖排，梁漱溟先生的书让我费神不少，但读罢让我轻浮的心多了几分沉重。’
梁漱溟先生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梁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中的地位无人质疑，艾凯甚至称之为“最后的儒家”。其实，梁漱溟的一生始终在试图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为了解答这一些问题，梁漱溟研究中西文化，提出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人类文化发展的方向。为了实现自己的方案，梁漱溟于1924年开始辞去北大的教习，深入农村，开展乡村建设运动；1927年得到李济深的支持在广州试办“乡治”，次年在广东创办乡治讲习所；1929年与王鸿一、彭禹廷和梁耀祖等人在河南辉县百泉创办河南村治学院；1931年在邹平创立乡村建设研究院。
梁先生对于那个时代农村问题和中国社会问题的理解与分析让我产生了共鸣，当下的中国社会与农村状况同那个时代是何其相似——虽然制度环境不同了，但两个时期的农村都呈现着相似的衰败，而且与乡村衰败同时发生的恰恰是城市工业的迅速发展。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国民政府经济史上灿烂的“黄金经建十年”期，而当下的中国则是市场化改革后中国经济的腾飞期。但在城市迅速发展时，农村社会却日渐衰败。这种衰败不仅体现在经济方向，即农民负担日益加重，农民收入难以提升，同时也表现在包括人力、资金在内的资源不断地由农村涌向城市，农村成为资源贫瘠地；更为重要的是农村文化的衰败，即农民对于农村社会的认同度越来越低。这一严重的现实成为了我的困惑，为什么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反而带来农村的衰败呢?工业的现代化不是会带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当然包括农业现代化)吗?积累了四年专业知识的我因临近毕业时阅读了一本七十年前的著作而困惑了。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一旦有了揪心的结，你就怎么也绕不过去。虽然提前到来的散伙饭让宿舍里时时弥散着一股酒精味，但在上网时我总有心地在百度里敲下“梁漱溟+乡村建设”，虽然我知道梁漱溟不可能解答我对当下农村发展的困惑。一次偶然的机会，“梁漱溟+乡村建设”的搜索竟让我在网络上意外地发现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志愿者征询函”。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是什么机构我事先并不太清楚，但我知道晏阳初。这个曾经被全美纪念委员会推选为“现代世界具有革命性贡献十大伟人”之一的人是梁漱溟同时代的乡村建设领军人物。与梁漱溟依托儒家传统来改良中国农村不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甚至整个中国的生死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民族衰老、民族涣散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的问题，是农民“愚穷弱私”的问题，于是他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四大教育来训练、改造农民，推动了著名的“定县实验”。
随即的网络查询，让我知道了这所坐落在晏阳初当年进入定县时的落脚点——河北省定州市翟城村——的学院是中国改革杂志社与几家非政府组织合作创办的，以培养各种乡村建设综合人才为目标的机构。学院颇有特色的原则我至今记忆犹新：劳动者免费就学、志愿者自费劳动。
我当即有了前往乡村建设学院做志愿者的冲动。虽然在志愿者的申请中费了些周折，但我终于在3月6日那天，在朋友们莫名的目光下，怀揣着K186的火车票踏上了北上的火车。正像我在后来的“出走六十天”的日记中所回忆的那样，决定去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完全是没有“预谋”的，一切来得都很突然，决定得很快，走得更快。
下了火车，在定州我拿着乡建学院办公室主任邱建生预先告诉我的路线图先上了巴士，后坐小三轮，最后在一个废弃中学的大门前找到了挂着白底黑漆牌子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偌大的学院，驻守的只有工作人员邱建生和另外几个志愿者。在随后的日子里，我除了在村里赶集时推着三轮车将学院图书室的书推到集上供村民们借阅外，也曾和另外的志愿者夜晚到村里给村民们播放农业技术的推广光碟，更多的时候则是与其他的志愿者一起在老农的帮助下完成学院内外近五十亩地的春播。那时，我时常调侃自嘲：在来学院之前，我是期望在这里学习之余能够有一些劳动；来了一段时间后，我则希望能够一半时间劳动一半时间学习；再过一段时间后，我的期望则变成了劳动之余能够有一些时间学习。田间的劳作让我这个出生农村却并没有干过什么农活的青年补上了这一课，现在回想起来，那段田间的劳作让我悟通了许多深奥而又原本简单的道理。
学院总是有接待不完的访客，有电视媒体的采访报道、高校教员的考察访问，也有一些基金会或NGO的观摩交流。访客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就像夜晚学院门口散发着悠悠绿光的灯，熄了又开，开了又熄。于我而言，倒是盼着些重要的访客前来，倒不是因为热闹，而是这时学院的院长温铁军先生则可能会从北京驱车前来陪访，我便有机会聆听先生的讲习。
除了在学院图书室里阅读温老师捐赠的自己的著作外，温老师的思想我更多的是在断断续续、零散的聆听中梳理出来的。这些零散的聆听将我四年学习积累起来的本来尚不成熟的认知给解构了，正像他在《我们到底要什么》一书中对中国近现代史反思时所说的，“二十世纪历经满清、民国和新中国三类性质不同的政府，但这三种不同的政府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追求西方式的工业化，不过有的被迫，有的主动。满清以列强为师的工业化失败了；接着是民国以英美为师，大局甫定即开始追求官僚资本主导的工业化也失败了；再后来，新中国以苏联为师，朝鲜战争硝烟未散，就开始国家资本主导的工业化。这次相对成功地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代价当然不小。”温老师谨慎地反思着历史上效法英美和前苏联的现代化实践与当下重提的以英美为师的现代化追求，认为所追求的现代化不过是一个画中饼、水中月，因为中国的小农经济支撑不起中国复制欧美的现代化模式，世界也没有空间给中国像西方现代国家那样再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我曾经执著的现代化理论与现代化追求的合理性在温老师严肃的反思面前被解构了。正像他善意的提醒一样，建构本来就在解构之中，“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解构掉了现代化的幻想，提防了“现代化的陷阱”，我们才能够认识到我们当今仍然“需要乡村建设”。
其实当中国社会进入二十一世纪时，三农问题成为举国关注的社会问题之后，专家学者纷纷为三农问题的解决把脉开方。有的学者寄望于大力发展城市化，将农民转化为市民，以“消灭”农民进而化解中国的三农问题。如同所有国家的城市化都与其工业化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相关联一样，新中国的工业化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经历一个由轻工业到重工业的发展历程。新中国诞生时，由于国际背景和地缘政治压力的影响，中国的工业化首先以重工业为优先，这种重资金技术的重工业天然地排斥着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决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城市化率的提高。一批严肃的知识分子则开始反思，中国人口基数过大，按照中国目前的城市发展状况与人口增长状况，到2030年，中国人口达到十五亿，城市率达到百分之六十五，如此，中国仍有五亿人在农村。如果我们不想像墨西哥那样以发展大批的贫民窟为代价来完成中国城市化，进而以“消灭”农民，那么必须考虑城市对农民的吸纳与接受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让农村成为农民安身立命的地方则是当下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即让那些无法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在农村能够安居乐业。这就构成了二十一世纪中央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目标。
4月底，乡建学院在成立一年之后，终于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学员开班培训了，第一期培训班的主题是农民的组织化建设。开班那天，采访的媒体多得快抵得上前来学习的农民，这一被视为“诺亚方舟”的乡建学院遂又成为了媒体的焦点，赞者有之，怜者有之，声讨与质疑者亦有之。这个号称为“新乡村建设运动”的实践与七十年前的乡村建设运动一样面临着社会的各种评判。
提到农村的合作，这几年我在十余个省份农村基层的调研使得我多少有了些悲观。在经历了革命与市场化的冲击后，农民集体的“大我”观开始消解，整个农村即出现普遍的“原子化”倾向，这从根本上瓦解了农村组织合作的文化网络。缺失了这一文化网络，单靠经济利益的驱动，则将不断放大农民的组织成本；当下中国农村组织合作的困境也恰好在于此，即农民“大我”消解之后，农村合作的文化网络被破坏，而合作的经济收益不足以支付组织成本时，则合作陷入困境。同时反过来，若缺乏文化网络，单靠经济促动的农村合作组织或许因为经济收益而成功，但其最终只能在世俗化的过程中进一步加剧农村的原子化，获得财富的农民一个一个得跳出村庄，而那些无法跳出村庄的农民将与农村一起沉沦下去。
6月初的一天，我拖着行李从学院出来，赶回武汉参加毕业答辩，拿着邱建生几个月前给我写的路线图我开始了反向的行程。蹲在回汉火车的过道里，我想起了年初朋友给我算的今年的运程：北方有吉，以水为财。定州缺水，我自然未得财；然北方有才，此乃我吉处也。
南下·执教
现在我相信了“乡建有瘾”的说法。2004年从定州回来之后，我的生活不再像我的同学那样贪恋“一杯清茶独处幽”的神仙日子，关于乡建的讯息充塞了我邮箱和电脑的大部分空间，北上讨论、参与乡建也成为我的一种生活。
2006年，研究生毕业后我在挑选了一圈后，终将自己“许配”给了南京的一所农业大学，任教社会学系，给社会学的本科生教授发展社会学的课程。发展社会学是讲社会发展的，主流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是现代化理论，但已经阅读过许宝强和汪晖选编的《发展的幻象》一书后我不再敢轻言“发展”了。敬业的教学督导不可能让我像当年温铁军解构我的知识体系一样在课堂之上对具有政治合法性的现代化理论进行解构。我仍然从圣西门、孔德一直讲到帕森斯，讲他们线性的发展观和现代化的神话，但我也告诉学生“Another world ispossible(另外一个世界是可能的!)”。我告诉学生除了世界经济论坛之外，还有一个世界社会论坛；我讲印度克拉拉邦的发展模式和台湾美浓镇的社会建设，也讲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和今天的温铁军、何慧丽等人的乡建。
我知道，这些与我几乎同龄的80后学生可能面临着与我读书时代一样的困惑，他们也许有人最终会同我一样参加到乡建之中，但我更相信李昌平对我的建议：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或要去做乡建，重要的是让他们心中有为社会弱势群体做事的想法，这是一粒埋在心里的种子，只要有了这粒种子，他们在合适的时候总会反馈社会的。我相信李昌平的话，也如此做了，在讲台上奋力地播撒着这样的种子。
2008年因为求学我离开了大学教职，但每每遇到关心农村和社会发展的人，我总伺机向他们介绍国内乡建同仁们正在做的工作，虽然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早在2007年就因为种种原因而被关闭了。我相信，希望的种子播撤得越多，希望的收获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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