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温州江南皮革厂倒闭了，原价都是一百多、两百多、三百多的钱包，通通二十块!通通二十块!”人行道上，一个声音字正腔圆地嘶吼着，试图引诱步履匆匆，面无表情的行人。
小贩“张伟”蹲在一张旧报纸前，报纸上摊着几条皮带，稀稀落落像菜市场挑剩下的黄瓜。他“卖皮带喽”地叫卖了一整天，嗓子哑了火，但还寻思着再招徕一两桩生意，以便收摊之后能多抽半包红塔山。无光的小眼睛转了两转，“张伟”摸出手机，开始循环播放“江南皮革厂”——一个穷人或许无人问津，但总有人为一首洗脑神曲驻足。
这个“张伟”，是航空航天学院2014级本科生曹远哲。
2015年11月一个平常的周四下午，清华“关爱城市劳动者”协会(简称“艾劳动”)成员与相熟的工人在紫荆食堂三层例行聚餐。学生们告诉工友，协会年底要搞个元旦联欢会，大伙一起出些小节目乐一乐。
保安赵家龙就坐在曹远哲边上。他才二十来岁，看起来却比戴黑框眼镜的曹远哲大了整整一轮。赵家龙跟他商量，“要不咱写个关于工人的剧吧。”
曹远哲答应了。他为这剧本挤出两天里的零碎时间，还刷了一夜。于是在12月12日的联欢晚会上，一百来个观众挤在C楼308教室，见到了曹远哲笔下的“张伟”。
奇怪的是，没有人搭理那高唱着“皮革厂”之歌的皮带摊，行人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疾走。“张伟”抓住一个路人，一问才知道，真正的江南皮革厂非但没倒闭，还在招工人，大家都是去应聘的。
不出曹远哲意料，剧情的突转引起了工友观众的大笑。
靠近 | 从俯视到亲密
“我不了解工人，”采访曹远哲时，我向他承认，“一说起清华，我会想到清华里的老师、学生，但我不会想到园子里的工友。”
“为什么?”
“呃…没什么印象吧，比如我走在路上看见保安，他们脸上一般都没什么表情，就好像，就好像他们只是背景、环境的一部分。”
“那当你走过保安，保安看见你的时候，你的脸上又是什么表情呢?”好像早料到我的回答似的，他马上回应了一个温和的反问。
曹远哲在“艾劳动”协会呆了一年半，通过参与、组织协会的工地访谈、工友聚会、工友讲座等活动，结识了一批工人。室友给他取了外号“曹老板”，玩得熟的工友听了也这么叫，还会打趣说“曹老板，什么时候发工资啊?”
然而“曹老板”和工人的交往并非一帆风顺。曹远哲上高中时，农民出身的父亲常跟他强调尊重工农、关注工农的重要性，他也对劳动者产生了模糊的关注与好奇。高三暑假，家里安排他出去打过一次工，曹远哲那时跃跃欲试，可现在回忆起来,他只是摇摇头。“整个人挺精英主义的，打工的时候脑子里想的是‘我都考上清华了，当然要比别人更优秀嘛，我来这就是来接触社会、来了解你们工人的’，这种态度不对。”
矫正这种俯视的精英姿态并非易事。除了学习和睡觉，曹远哲的大部分时间用来摸索如何靠近、了解工人。
大一入学来的第一个深秋，他跟着“艾劳动”协会成员夜访北大附近的建筑工地。一进工人歇息的活动板房，他便感觉身子一冷。屋里没有暖气，而为了最大程度地御寒，门窗只能总是紧闭着，逼仄的空间里浸透着一股散不去的馊味。
曹远哲尝试接近一位四五十岁的河南工友，他接连抛出了“您贵姓”、“您是哪儿的人”、“工作多长时间，辛不辛苦”之类的问题，得到对方热情而短促的回答后，谈话进入冷场。同行的协会学长何晗(化名)只得过来解围。
他后来明白了自己当时犯的错，“不能一直问，得加点关于你自己的东西进去。”现在再和陌生工人聊天，知道对方的家乡后，曹远哲不会急着进入下一个问题，而是会说一些自己老家的情况，“农村的事都差不太多，工友听了很可能会说‘我那儿也是这样的’，就有了共同语言。”他发现不能把对话当做学生对工友单方面的问询或调查，双方应当像交新朋友一样慢慢打开话匣子，分享生活点滴。
何晗认为，交朋友是学生靠近工人的最佳方式。“以前有社团给工人办成人教育班，搞法律讲座，想要从上而下地引导、教育工友，但效果并不是太好。”
于是“艾劳动”协会决定退而求其次，先跟工人熟悉起来，成为能说真心话的朋友，了解他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再有针对性地开展公益活动。
培养友谊的最好办法是“玩”。“艾劳动”给工友放电影，还买了一套卡拉OK设备，搬到C楼和工友一起唱歌。曹远哲觉得和工友K歌比和同学还要有意思，“跟工友不是为了唱歌而唱歌，而是通过一起唱来加深感情，但同学之间已经比较熟悉了，唱歌就唱歌而已。”
在协会和工友“玩”了一年半以后，对于曹远哲来说，园子里的工人已不再是穿着制服的，模糊得可以融在背景之中的影子，当他作为一个朋友平等地走到他们面前，他清晰地看见了那些面庞，以及面庞之下有趣的个性。
保安赵家龙(化名)曾骄傲地跟曹远哲分享自己编的“搭讪大全”，第一句话是“美女，我想认识你，你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吗?”。“他还让我帮忙翻译成英文呢!”曹远哲笑倒在椅子里。
信任 | 说梦给你听
刘忻茹(化名)和曹佳(化名)看起来像对姐妹，两人一般高，都是长头发，细瘦的身子，穿素色羽绒服。刘忻茹是即将毕业的研究生，曹佳在紫荆公寓当保安。
2016年3月10日，她俩参与了清华“微梦营”举办的一场讲座。在讲座前的游戏环节中，所有人围坐成一个大圈，听暗号抢椅子。曹佳没抢到，愣在圈子中央，像即将被卡车撞上的小鹿一样急得睁大了眼。
大伙友善地起哄让她表演节目，她赶紧用手捂住脸，说不出话，情急之下，她把刘忻茹拉过来，盾牌一样挡在身前，让她代替自己唱了几句“洪湖水浪打浪”。
“微梦营”是清华求是学会与“艾劳动”共同建设的公益平台，学生每周为校内工人免费提供歌唱课、演讲训练、法律知识讲座等服务。志愿者刘忻茹在去年“微梦营”的一次电脑课上见到曹佳，负责教她发邮件、逛淘宝。
曹佳害羞、怕生，但这并没有阻碍刘忻茹靠近她，“多帮她做点小事情，比如帮忙在淘宝买东西，很快就熟了。”刘忻茹察觉出曹佳需要帮助，尽管已年满25岁，“她会害怕，有时网购的东西不好，她也不太敢退货。”
可当曹佳不害怕、不犹豫的时候，她身上迸发的能量令刘忻茹震惊——曹佳告诉她自己“想要修改刑法”，因为“刑法对女性的保护不够”。她甚至计划参加法律方向的自学考试(只有达到了普通高等院校的学历层次水平的考生才能拿到证书)。
曹佳来自一个贫穷的山村，打小落下营养不良的毛病，但她仍连续两三个月坚持值夜班，只为腾出白天的时间去教学区旁听相关课程。刘忻茹心疼曹佳的辛苦，也认为她的理想“太幼稚，肯定会破灭的”。但她还是陪着曹佳坐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去书店买自学考试需要的教材。
那天下午北京刮大风，出地铁口时，两个瘦小的人被吹得几乎脚抓不住地。一路上刘忻茹拉着曹佳不停地劝“你别考了吧”，哪怕在曹佳发现身上没带够现金，跑到附近ATM机取钱的最后关头，刘忻茹还尝试着说几声“别买了”。
小保安最后买了六本书，三百多块，而她扣除了社保后的工资只有两千出头。
刘忻茹说这事的时候皱着眉，眼睛望着面前的桌子，说完她叹了口气，抬头问，“你说清华有多少学生能这么坚持呢？”
“艾劳动”现任会长刘羽说，确实有部分工友和曹佳一样，怀有高于——哪怕只是高一点点——个人利益的小梦想。一个工友曾告诉刘羽，等在清华干完了，他想去找个类似于北京“工友之家”的公益组织，为其他工人做点事。
他们愿意听工人说自己的梦。在“微梦营”组织的一场关于股市知识的讲座上，一名来自求是学会的杨同学对在场的工人说，“我们学生和工人一样，想法很简单，就是想努力过上好日子，学生和工人在一起多交流，咱们能一起想出更多过上好日子的办法。”
坚持 | 我还会想你
学生们关注工人，工人们也逐渐对学生产生亲切感。
2014年年末，五道口附近一建筑工地失事，工人宿舍被迫封锁，只有一个小侧门可以钻进钻出。不少工人感冒生病却不被允许外出就医，一些清华学生就从小侧门钻进去，为工友送些药品。“非常非常安静，就好像没有人看到我一样，工友们在床上玩手机或者睡觉，都不敢说话。”当年帮曹远哲解围、现已毕业的何晗回忆道。有社会媒体记者悄悄进来，但工人没有理会他们。“他们信不过这些记者，但信得过我们这些学生。”何晗说。他现在还与事件中的一名工友保持联系。
何晗认为尽管生活方式、所处环境差异较大，学生和工人还是有产生共鸣的可能。当年他由机械系转到计算机系，受到院系差异影响，眼看转系后学分绩排名往下掉，何晗熬过了一段焦虑而压抑的日子。这段不涉及任何体力劳动的经历却帮助他更好地理解工人群体的心境，“许多同学相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怎么同情弱者，这是因为他们还享受着相对丰富的资源。”而当自己排名靠后，惊觉保研名额、奖学金不再触手可得的那一刻，何晗多少尝到了处于弱势地位又一时无法扭转现状的劳动者的苦涩。
成为工人的朋友，理解工人的难处与心态，需要学生的长期努力，然而工人的快速流动为“艾劳动”“微梦营”带来巨大挑战。紫荆生活区的保安每隔几个月就会换上一批新血，使得学生与工友的感情难以长期维系并进一步深化。“好多工人刚认识不久就走了，可惜。”曹远哲感叹。
离开的也不只是工人。参加工作，淡出协会后，何晗发现自己很难找到接触工人的契机。“两个单独的人很难维持关系，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认识的朋友，只有一群学生和一群工人才可能造就稳定的友谊。”他计划换一份离清华近的工作，好抽空参加“艾劳动”的活动。
保安赵家龙换了工作，离开了清华园。曹远哲偶尔会想起他，他有点担心，不知道这个天真得以为“美女，我想认识你，你可以请我喝杯咖啡吗？”是一句完美的搭讪开场白的哥们此时此刻在什么地方，吃着什么亏。
“如果以后你毕业了，进了研究所，穿着西装，夹着公文包，下班路过单位附近的工地，看见两三个工人站在那儿休息，你觉得那时候的你还会走过去和他们聊上几句吗?”
曹远哲想了片刻，声调平缓地说，“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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