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山雨欲来风满楼——“文革”前夜的中国(上):
我们在上一篇《浅谈文化大革命》——“文革的根源及文革的意义”中曾指出:“‘文革’是必然也是一定要爆发的，否则，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变颜色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文革”爆发之前的中国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从新中国成立之后到“文革”爆发之前的十七年里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才促使毛泽东主席晚年思想逐步成熟，并达到一个放之全世界都无人可逾越的高度的过程呢?笔者在本篇文章中将试着在“文革”爆发之前的一系列的大事件中对这个问题做一些探索。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究竟向哪个方向发展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需要思考的大问题。由此问题引发的党内斗争日趋尖锐。可以说从那时起，党内就已经分化出了两个司令部;即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与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前者主张进行“三大改造”，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后者主张继续发展新民主主义，要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以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政党政治革命的基本纲领;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经济革命的基本纲领。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论起来:消灭私有制。”[1]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2]因此，如果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后不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反倒去发展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话，那就等于背叛了自己的理论，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违背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其自身的阶级性质就会蜕变为资产阶级剥削者。因此，毛泽东主席的路线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毛泽东主席所主张的路线决不是教条主义。这是路线问题、原则问题、阶级性问题。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2月24日同智利《最后一点钟》报社社长阿图罗-马特-阿历山德里谈话时曾明确指出:“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3]做为马列主义的捍卫者、继承者和发展者的伟大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这一问题上再一次走在了他的战友、同志们的前面。虽然我国在1956年底胜利地完成了“三大改造”，从而保住了毛泽东主席政治路线，但在之后的“反右运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社教运动”(四清运动)的过程中，遭到了党内外反对派尤其是党内一线领导(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明里暗里地以“形左实右”的方式曲解和破坏。导致这些运动无一例外地失败或至少被阉割曲解。我们在上一篇文章——“文革的根源及文革的意义”中就已经提到“反右运动”是如何失败的;“反右运动”本来是毛泽东主席试图通过党外人士给共产党提意见和建议的方式来解决党内已经开始滋生的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以失败告终。官僚主义非但没有被抑制反而更加膨胀。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指出:“在共产党内部，有各种人。有马克思主义者，这是大多数……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又有一部分人有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比较危险。”[4]笔者认为，毛泽东主席的这篇雄文，是毛泽东主席意识到修正主义严重性的对党内的一次严重警告。在本文中我们将具体地谈一谈“大跃进”运动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因为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反右运动”的失败，才导致了“大跃进”中种种问题的出现，它集中表现了当时党内官僚主义膨胀，党内“走资派”猖狂进攻党内“走社派”的严重性。
首先笔者要重点澄清几个问题，即所谓“大跃进”饿死三千万这个数字是怎么出来的;“大跃进”中所出现的“浮夸风”、“放卫星”、“共产风”、“瞎指挥”、“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究竟是谁干的，其目的是什么。不可否认，“大跃进”时期的确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但这主要是因为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由于新中国工业底子薄弱，农业生产所需要的石油、化肥、机械化设备在当时极其短缺，再加之连续三年的天灾，便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粮食短缺，甚至是饿死人的现象。在那时，做为领袖的毛泽东主席，同全国人民一样忍饥挨饿，连续几个月不吃肉，因此导致营养不良，双脚浮肿!但是，对于当前社会上普遍流传的所谓“饿死三千万”的说法，笔者是持怀疑态度的。具体在“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人数，在中国就有很多个版本。在世界范围内同样也有很多版本。比如在2004年版的《英国大百科全书》中所记载的是2000万人，而在美国的一些研究中国的书籍中大多记载的是3000万人。中国目前官方所讲的是1600多万人，但中国国内的一些专家学者比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在《中国人口科学》杂志上撰文称“大跃进”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为940万人。无独有偶，四川省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称“大跃进”时期四川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000万人。在“大跃进”时期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的张恺帆在其所著的《张恺帆回忆录》中写道“大跃进”时期安徽省非正常死亡人数约500万人，其中还写道安徽省无为县1958年至一1960年三年中全县982979人口中有320422人非正常死亡。[5]无独有偶，在炎黄文化研究会特约作家丁人卜所著的《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录》中同样援引了《张恺帆回忆录》中的说法。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金冲及所著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道，1960年至1961年，中国因粮食短缺而非正常死亡了3860万人。[6]除了这些，在一些政经史评论研究网站上，都有对“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进行大讲特讲的文章。比如山东省的某位领导干部(具体是谁笔者无从查证)说1958年之前山东省人口为5500万，而到1961年，山东省人口减少至5000万;从而说这三年间山东省非正常死亡了约500万人。并说道浙江省非正常死亡了14.1万人。在这些把“大跃进”时期讲得饿殍遍野、恐怖至极的文章、著作中，其中有一部特别著名;那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2008年在香港出版的一本著作《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该书主要是谈我国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得出的结论是，三年困难时期我国非正常死亡了3600万人。[7]但是，以上这些论断，笔者是不敢苟同甚至是嗤之以鼻的。因为，如同西方国家在中国培植大量的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反毛的所谓自由派人士拼命地抹黑“文革”一样，抹黑“大跃进”，抹黑毛泽东时代、抹黑毛泽东主席本人……总之，抹黑社会主义新中国是他们一贯的立场和做法。因此，那些写出“大跃进”时期饿死3000万、5000万、8000万、甚至1.2亿等等的、媒体的立场、动机是什么，笔者不得而知，也不想深究。
真相只有一个，再多的谣言和谎言毕竟还是谣言和谎言。上文中我们举出了大量的关于“大跃进”时期非正常死亡研究的著作、文章，并不是说我们就要以那些著作、文章中的内容做为研判标准。因为笔者已经声明过，笔者个人对那些把“大跃进”时期描绘地饿殍遍野、恐怖至极的著作、文章是持怀疑态度的，并对那些写出这些作品的的立场、方法、动机、目的也是持怀疑态度的。笔者无意于用大量的篇幅来对这个问题进行批驳，因为笔者写本文的目的是谈“文革”问题，但是，笔者谈“文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还毛泽东主席以清白。“大跃进”同“文革”一样，也是西方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反毛的突破口，谈“大跃进”也是谈“文革”所绕不开的;就如同不谈“文革”就无法研究整部中共党史一样。因此，笔者就客观地把以上那些抹黑“大跃进”时期的代表作品及罗列出来，下文中笔者也会把那些真正客观、理性地研究“大跃进”时期的专家学者一一罗列，无论是抹黑“大跃进”的代表作品，还是理性分析“大跃进”的代表作品，笔者都曾一一翻阅过，在正反两方的资料都翻阅后，在下文中，笔者将加入个人的一些思考。供各位读者独立地参考和思考。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理性的、正义的专家学者都对此做过大量地研究和判断，并得出了许多翔实可靠的结论。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山东大学兼职教授、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石油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孙经先老师对“饿死三千万”这一谎言做了全方位地分析和批驳。他在2013年8月23日的《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刊发文章《“饿死三千万”不是事实》。2014年，孙经先老师又在《红旗文稿》上发表了批驳杨继绳饿死三千万谎言的雄文《“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该文用独特的数学研究方法，对“饿死三千万”这一流传了三十多年的弥天大谎做了有力的批驳。文中，孙经先老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所谓“饿死三千万”进行了批驳:一是人口大规模迁移。二是由于《户籍管理条例》的实行，很多户籍被注销。三是城市人口精简运动，大量农村人口返回农村由于没有来得及补办户籍从而变为无户籍人口。四是上述漏报户籍的1.482万人在1965年至1982年期间重新登记了户籍。[8]杨继绳、曹树基、丁抒等人将由于户籍变动的人口异常减少全解释为饿死了。孙经先老师还与“饿死三千万”这一谣言的主要推手，新华社高级记者、《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的杨继绳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从而直接戳穿了《墓碑》一书中的多处荒谬之处。《墓碑》的杨继绳不仅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他还是长期以来都以发表抹黑中国共产党、抹黑中华人民共和国、抹黑毛泽东主席;大肆宣传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大肆鼓吹“普世价值”为己任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特约作家。现在《炎黄春秋》的官方网站已被官方屏蔽查封。由此可见，杨继绳先生写《墓碑》一书的目的恐怕不仅仅是学术研究那么简单吧。客观分析这一问题的学者还有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杨松林老师，杨松林老师2013年出版的大作《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被誉为据实说话，去伪存真，精准驳斥“饿死三千万”这个弥天大谎的第一书![9]该书以翔实的资料、严谨的推理、科学的态度有力地批驳了所谓“饿死三千万”的弥天大谎，是研究“大跃进”时期人口非正常死亡原因的必读书，极具有参考价值。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一、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粮食短缺情况要比城市严重，因此一些在城市里有亲戚的农村人大量地迁移到了城市，从而导致这批人成了没有户籍的“黑户”。在人口普查时，这批人没有被普查登记。因此，杨继绳等人就将这些没有被普查登记的人视为死人。二、遇到灾年，人们的正常逻辑是少生孩子或不生孩子，因此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杨继绳等人又将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人数也视为了死亡人数。三、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中国是鲜有人实施“火葬”的，假定杨继绳等人所言是正确的，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也没有发现一处“百人坑”、“千人坑”、“万人坑”?要知道，当时中国的人口总数为6亿人，假定真的饿死了三千万人，那就是平均2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饿死。如果这些尸体被掩埋，势必会集中连片，形成“百人坑”、“千人坑”、“万人坑”。但是时至今日，那怕是密集的坟地也没有发现。四、不可否认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某些地区的确十分困难，也的确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某些人夸大其词、捕风捉影、张冠李戴，从而制造了这么一个风靡三十多年的弥天大谎!
其次，我们必须要谈的是，究竟是谁主张大搞“浮夸风”、“放卫星”、“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从而导致出现严重困难的?现在主流的观点就是将一切责任全推给了毛泽东主席，以此来指责毛泽东主席，指责毛泽东时代。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从1958年开始，毛泽东主席就察觉到了问题，并连续发表了多篇反“左”的文章，然而，由于当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退居二线，他发表文章的路子也基本被党内的一线领导干部截断了。被逼无奈、心急如焚的毛泽东主席，在1959年4月29日用特殊的方式写了一篇特殊的文章:给省、地、县、社、生产队、生产小队六级干部的一封信。题目为《党内通信》。1959年4月29日上午9时，为征求对这封信的修改意见，批示:“刘、邓、周、陈、林、朱、谭、彭各同志:心血来潮，写了一篇《党内通讯》，请你们斟酌，看是否可用。如有修改，请直接改动。”“柯庆施、曾希圣、周林、刘仁四位同志看一看，是否可行，请求修改。”30日下午，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刘少奇、邓小平、谭震林、柯庆施、曾希圣、林铁、乌兰夫、吴芝圃、周林开会，讨论《党内通信》。5月2日上午，为下发经过修改的这封信，批示:“刘、邓阅后，交杨尚昆同志:此件请你在今天或明天，用电话发去。再另印如前示。”并将《党内通讯》改为《党内通信》。[10]最终，这篇通信，在5月3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正式发出。《党内通信》可以说是毛泽东主席反“左”文章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篇，也是及其悲愤的一篇!文中写道:“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在春耕。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标准。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儿要密。有些人竟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按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11]不仅如此，毛泽东主席为了了解事实真相，在1959年，派遣戚本禹、田家英等人赴四川做考察调研。戚本禹为此写了《关于四川新繁县粮食生产真相的报告》。这篇报告在庐山会议之前交给了毛泽东主席。这些白纸黑字的资料有力地证明了“大跃进”时期所出现的“浮夸风”、“放卫星”等问题与毛泽东主席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恰恰相反，毛泽东主席一直都在努力地纠“左”，从1958年至1959年，先后召开了第一次郑州会议(1958年11月2日)、武昌会议(1958年11月21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1958年11月28日)、第二次郑州会议(1959年2月27日)、上海会议(1959年3月2日)，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主席都在极力纠“左”，尽管当时毛泽东主席的话语权已经受到了限制。
与毛泽东主席实事求是地纠“左”的做法截然相反地是，当时党内的一线领导干部，没有一个人提出纠“左”。这一点从他们的著作中就可以看出，现在除了林彪没有正式出版文集之外，其它的几位当时党内的一线领导干部现在都有文集出版。翻看他们的文集，在那段历史时期则找不到一篇纠“左”的文章。与极力纠“左”的毛泽东主席相反的是，当时的一线领导干部刘少奇、邓小平在那段历史时期犯了很严重的“左”倾错误。刘少奇在1958年居然讲所谓“跑步进入共产主义。1958年7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赴山东寿张县视察。刘少奇在参观台前社时，社干部向他汇报道“玉米、谷子，亩产3万斤至4万斤，地瓜30万斤，籽棉亩产1.5万斤。刘少奇居然赞扬道:“你们打倒了科学家，他们想都不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一个革命。”[12]随后，《人民日报》发表了“大跃进”时期著名的社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13]1958年9月10日至11日刘少奇到他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河北徐水县视察，当他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120万斤时，讲道:“那么做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嘛!”[14]1958年9月19日至28日，刘少奇赴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公社参观中稻丰产试验田时，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1万斤。”刘少奇听后居然讲道:“1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15]同样，邓小平在1958年9月底，视察了哈尔滨近郊的金星人民公社、双城县的幸福人民公社、盖平县的太阳升人民公社后指出：“目前是一个出奇迹的时代，全国粮食产量今年可能增产100%以上，而东北三省粮食产量增长不过百分之几十甚至只有二、三十。这样一比较，东北的农业就还没有翻身。”[16]1958年10月，邓小平赴吉林永吉县视察，视察期间，对该县作出明确指示：“要求每人平均要达到三千斤粮食，收入三百元钱。抢在封冻前翻完秋茬地，东北三省要坚决执行农业‘宪法’，力争明年粮食产量至少翻一番。”[17]1958年10月18日，邓小平、杨尚昆在林铁、于彤轩的陪同下，赴天津霸县视察“卫星田”。视察期间，邓小平、杨尚昆、林铁等人对这种极其夸张可笑的“卫星田”非但没有半点儿质疑批评，反倒十分激动高兴，还在田间合影留念!并刊发到了《人民日报》上。不仅在农业上搞“浮夸风”、“放卫星”，在工业上也是如此。邓小平视察东三省后讲道:“鞍山钢铁公司也修改了生产计划，今年要产钢四百五十万吨 。”[18]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一线领导干部同时也是大搞公共食堂的倡导者。1958年9月13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由邓小平亲自审定的社论《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该社论在当时起到了极坏的影响。同时，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一线领导干部也是城市人民公社化的倡导者。1958年9月底，邓小平在李富春、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蔡畅等人的陪同下，视察了东北三省。视察中，他竟突发奇想，谈到城市人民公社问题。他说：“全国6亿农村人口都实行公社化了，只剩下5000万城市人口，形势逼人，公社非办不可。”他要求各地对城市组织人民公社作出规划，积极进行试点，总结研究经验。[19]让人感到惊讶的是，邓小平刚讲完这个问题，1958年9月30日的《人民日报》就刊发了这一消息。从邓小平讲这个问题，到报纸刊发，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间隔。这也就意味着邓小平所提出的“城市人民公社化”是根本没有进行过中央政治局会议或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的，更没有形成任何决议、公告。尽管如此，一个大胆的方案就这样在《人民日报》上刊发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类似这样的“浮夸新闻”、“卫星新闻”数不胜数，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但是，1959年4月18日，刘少奇当选为中华人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主席，拥有了国家最高行政权后，便一反常态地从极“左”跳向极右，抛出所谓“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即:自由市场、自留地、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借贷自由、贸易自由、土地租佃和买卖自由。与之一年前的所作所为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从以上资料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党内一线领导干部头脑发热，搞“小资产阶级狂热”，其目的并非真的糊涂，而是通过极“左”的行为来否定毛泽东主席的总体设想，将其曲解、推向极端，然后再堂堂正正地推出一条右倾路线，然后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迅跑。邓小平在后来所实行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这条道路，但当小平同志也看到了很多弊端和问题后，对其做了一些修补和纠偏。在此，笔者无意于评价孰是孰非，只是要澄清一下事实。
在仔细考究过那段历史时期后，笔者相信各位读者就会明白为什么毛泽东主席把“防修反修”看得那么重要了。因为以上历史事实证明，“走资派”在当时其实已经占据了主流，社会主义江山随时都有复辟的危险。但是，善良仁慈、恪守党性原则的毛泽东主席在那时还没有采取实质措施进行反击。相反的，他一直淡化自己，突出一线，为培养一个合格的领袖、接班人而努力。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江西庐山召开，著名的“庐山会议”拉开帷幕。1959年7月1日晨，毛泽东主席在九江下船登岸，乘汽车上庐山。同日在庐山创作了诗词《七律 登庐山》:“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冷眼向洋观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次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和紧接着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称庐山会议。[20]据戚本禹回忆，本来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纠正在“大跃进”中所出现的“左”的错误。毛泽东主席采取的方法让全党都冷静一下，通过认真看书、学习和讨论，来总结经验和吸取教训。所以一开始，毛泽东主席把这次庐山会议叫做开“神仙会”。毛泽东主席自己就带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书，而且还开了个书单给党的高级干部一起来学习，以引导全党一起来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客观规律。[21]在《毛泽东年谱》第四卷和《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同样也记载了有关内容。《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中收录了《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这十八个问题大多都是讨论经济问题和纠“左”问题的:一、读书。……二、形势。……三、今年任务。……四、明年任务。……五、四年任务。……六、宣传问题。……七、综合平衡问题。……八、群众路线问题。……九、工业管理问题。……十、体制问题。……十一、协作关系。……十二、公共食堂。要积极办好。(毛泽东主席特别指出:“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种，供给部分要少些，三七开或四六开，可以灵活些。食堂和供给制是两回事。”这与刘少奇在所谓的“共产主义试点公社”搞的吃饭不要钱、供给制是完全不同的。)十三、学会过日子。……十四、三定政策。……十五、恢复农村初级市场。……十六、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十七、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十八、团结问题。[22]可见，庐山会议的本意就是谈经济问题的。在召开庐山会议时，毛泽东主席把戚本禹、田家英交上去的《关于四川新繁县生产真相的报告》看了好多遍，并批示将它作为庐山会议的会议文件印发下去。[23]毛泽东主席还认真看了戚本禹、田家英在四川种试验田的报告，并严厉批评了李井泉的浮夸行为。在庐山会议上，许多人都感到了心虚。比如王任重、舒同、吴芝圃、曾希圣等人。尤其是河南的吴芝圃，他特别能吹。戚本禹回忆道，庐山会议上都没有人愿意理他，因为大家都觉得是上了他的当，受了他的骗。[24]1959年10月至1960年4月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吴芝圃。“文革”时期，吴芝圃被批为“屠杀河南人民的侩子手”被打倒。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改革开放后吴芝圃却被平反。在普遍否定“文革”肯定“改革开放”的今天，在网络上也不乏有对吴芝圃的批判。可见，想掩盖吴芝圃的罪行已经不可能了。(这是题外话)讲这些问题是为了说明，庐山会议根本不是要针对彭德怀的。下面，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毛泽东主席在接到彭德怀的“万言书”之前所做的工作:1959年7月4日，批示杨尚昆关于印发《宣教动态》、《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的问题。同日，阅周恩来7月3日送阅的《一个“普通农民”给毛主席的信》。7月5日写《粮食问题》的批语。同日，阅张闻天的发言纪要《关于若干国际问题的意见》作批示。同日，又参阅了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处6月26日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1959年第一二四号刊载的《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及诸多工作。同日下午，游览庐山仙人洞。7月8日，批示林克找两本书。[25]7月9日，毛泽东主席见到了阔别已久的贺子珍，贺子珍与毛泽东主席相见后，两人都难掩内心的激动。贺子珍说:“主席还像原来一样，只是老了一点，头发有点花白。”[26]她还叮嘱毛泽东主席要记得掏耳朵。毛泽东主席深情地说:“只有你知道我是油耳朵。”[27]庐山的这次会晤，是毛泽东主席与贺子珍最后一次见面。在此之后，毛泽东主席曾多次想再见贺子珍;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现，这成了毛泽东主席未竟的心愿和莫大的遗憾。
从1959年7月2日到1959年7月14日之前，庐山会议的既定大方向是没有变的。然而，1959年7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收到了彭德怀的“万言书”。此后，庐山会议开始转向。但是，这个转向也不是毛泽东主席立即决定要转的，当毛泽东主席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后，其实就没怎么把它当回事，就只将其当成是彭德怀为纠“左”做出的一点贡献。现在，某些别有用心之人大讲特讲什么庐山会议毛泽东整彭德怀，是为了报毛岸英之死的一箭之仇。说这种话的人要么是心怀叵测、居心不良，要么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如果真如此，那1955年为什么还要授予彭德怀元帅军衔?为什么在60年代还要重新对彭德怀委以重任让其主持“三线建设”?在此，我们同样梳理一下毛泽东主席在收到彭德怀的“万言书”后，毛泽东主席所做的工作:7月14日下午，毛泽东主席收到彭德怀本日写的来信。同日，《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草稿)》作为庐山会议文件印发。7月15日，阅中共陕西省委七月七日关于工农商交协力解决市场问题会议的报告，并作批示。7月16日，为彭德怀七月十四日的来信拟了一个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批示:“印发各同志参考”。[28]据李银桥回忆，其实，毛泽东主席收到彭德怀的信后，并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而且已经准备走了。但后来却被中央的一线领导干部给拉了回来。当时，彭德怀在党内的威望是很高的。虽然彭德怀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但是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打了大胜仗，去苏联访问时，赫鲁晓夫称赞彭德怀是“国际英雄”。在党内，除了毛泽东主席，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即使对毛泽东主席本人他也不害怕。在延安时期，只有他敢不经过警卫报告，直接闯进毛泽东主席的住处。可以这样讲，彭、毛二人私交特别好。但是，那时的毛泽东主席已经退居二线，刘少奇刚刚当选国家主席，根基未稳，而彭德怀又是主持军队的人，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又是彭德怀的老战友，因此，彭德怀自然会招致党内一线领导干部的敌视。毛泽东主席曾在中央常委会上当着彭德怀的面对彭说:“有很多同志担心，我死了以后，没有人能管得住你。”这句话确是实话，并非虚言。[29]据彭德怀晚年讲，他写的那个“万言书”是针对刘少奇的 。笔者认为，彭德怀针对刘少奇的确是事实。因为，他信中所讲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不可能是指的毛泽东主席，其实就是指的刘少奇。据田家英回忆，当时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批的最厉害的就是刘少奇。但是，彭德怀说“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应该的。这就等同于把问题上纲上线了。把问题上升为两条路线的问题了，就等于向党中央“逼宫”，逼毛泽东主席换人，逼刘少奇下台。再加之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在庐山上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周惠、陈伯达、胡乔木、李锐、田家英等人每天晚上秘密开小会的问题。有一次他们开完小会，李锐在路上撞上了罗瑞卿，可把李锐给吓坏了。李锐马上就跑到毛泽东主席那儿主动承认错误、检举揭发，说他们在会上说毛泽东主席比晚年的斯大林还坏，还看见了彭德怀给军队打电话等等。为了洗清自己，争取宽大，他几乎是添油加醋、夸大其词、张冠李戴地胡乱说了一通。庐山会议后，田家英一直都骂李锐是小人。(其实，李锐到现在还是个小人)在加之彭德怀在访苏期间和赫鲁晓夫的表现很不正常。当时，苏联方面一直都在做策反工作，庐山会议期间，苏联驻华大使在北京就想要策反陈毅。这更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怀疑和不满。到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讲:“谁的反都能平，就彭德怀的反不能平!因为彭德怀里通外国。”毛泽东主席不仅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可以容忍党内分歧，但决不会容忍民族问题。以上的这些原因，才使毛泽东主席决定批判彭德怀。尽管如此，毛泽东主席依然保留了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的待遇，之后又启用了彭德怀。可见，毛泽东主席批判彭德怀是下了决心的，但不是出于私心，而是为了党内团结，为了党的路线的连续性、一致性，避免党内大震动。[30]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党内对毛泽东主席社会主义路线的一次大考评，经过激烈的斗争，虽然保住了毛泽东主席的社会主义路线，但实质上大打折扣。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使其掩盖住了很多矛盾，到了之后的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党内的“走资派”更加肆无忌惮，于是毛泽东主席终于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把当内的路线分歧提高到了政治高度。随之而来的就是“社教运动(四清运动)”如果说“社教运动(四清运动)”之前的中国是“山雨欲来风满楼”，那么“社教运动(四清运动)”时期的中国就是“黑云压城城欲摧”。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浅谈文化大革命》之四中重点谈庐山会议之后的问题。
本文部分参考资料: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人民出版社 1995年
[2]邓力群:《伟人毛泽东——经济战略家毛泽东》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12年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人民出版社 1977年
[5]张恺帆:《张恺帆回忆录》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4年
[6]金冲及:《中国二十世纪史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年
[7]杨继绳:《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 香港天地出版社 2008年。
[8]孙经先:《“饿死3600万”的重大谬误是怎样产生的?——对杨继绳先生两篇文章的答复》 《红旗文稿》 2014年 第二期
[9]杨松林:《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南海出版公司 2013年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 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11]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12]《人民日报》 1958年8月4日
[13]《人民日报》 1958年8月27日
[14]《人民日报》 1958年9月18日
[15]《人民日报》 1958年9月30日
[16]《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日
[17]《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22日
[18]《人民日报》 1958年10月1日
[19]《人民日报》 1958年9月30日
[2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21]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2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
[23]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24]同上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26]同上
[27]邱延生:《历史的遗憾——毛泽东的未竟心愿》 新华出版社 2010年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四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3年
[29]戚本禹:《戚本禹回忆录》 中国文革历史出版有限公司 2016年
[30]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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