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年前的5月4日，发生了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导的学生运动。学生们示威游行、罢课请愿，抗议在刚结束的巴黎和会中，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而北洋政府对此没有作为。
1939年，5月4日被定为中国青年节。在一些人看来，青年，似乎成了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他们理所应当会承担起推动社会改革的重任。
我曾向往的青年生活也是这样的。记得二十出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香港。整夜看多年前的视频和照片，泪流满面。我觉得自己生不逢时，渴望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在群情激昂的人群中，感受到自己“活过”“活着”。
十年过去了，我对“自己向往的青年生活”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让我感受到自己“活着”，让我对青春无悔的，是日常生活的点滴，其中最关键的，是保持同理心，体察他人遭受的苦难。
1
我对苦难最初的感知，是在七岁之前我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的时候。那是八十年代，我们住在西安城内社会阶层比较低的一个社区。我对那个阶段的印象已经很模糊，只依稀记得一户人家，爸爸在车间里失去了右手;妈妈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行动有些不便;孩子是捡来的，有些小偷小摸的习惯。记忆里总残留着那个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她经常在搓板上跪几个小时，被她爸爸暴打一顿，一群孩子在旁边哄笑。
后来那片社区被改造成楼房，因为子女争房产发生了一系列悲剧。奶奶有时会和我讲，哪个老人跳楼了，哪个老人被子女撵出了家门。不知什么缘故，她讲的时候表情和语气都是淡淡的，寥寥几句话，我也总是当成故事来听，并没有从中体会过多么大的悲痛。
但我一直认为，童年“听”来的这些故事，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直到2004年，我在大学组织了一个暑期社会实践考察队，才对苦难有了更进一步的认知。我们在江西调查村民土地被征收之后的生活状况，走访了很多人家。不少水田被当成荒地征收，一亩地只能得到大概9000至1.5万元补偿，政府转手就能以数十倍的价格卖给企业。上访的一些村民被拘留数月，其他人只能拿着钱另寻出路。不少村民再花钱买地，盖房，土地补偿款很快就花光了。他们在镇上打零工，一个月赚三五百元，过着比原来更贫困的生活。还记得看到一户人家的井水时复杂的心情，因为缺少基础设施，村民只能在新房子旁自己挖井，水发黑褐色，打上来沉淀几个小时，就用来做饭洗衣。
(井水)
整个考察中，我觉得很难过而无力，但还夹杂着好奇和同情的复杂情绪，以及和同学们一起出行的兴奋劲儿。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时对社会问题的分析是很肤浅的，写了一份报告，通过学校递交给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就没什么下文了。
但那段经历，我自己全情投入的状态，和我感受到的苦难生活，极大的影响了我的价值观。
又过了几年，512地震后两年多，我到公益机构工作，做北川地震重建后的工程项目。那一段经历让我体会到，对苦难的感同身受，需要一种同理心，对事件的了解，甚至是想象力。 北川老城，我坐车穿过上百次，两侧是坍塌的废墟。
(北川老城)
有时我会想，那废墟下，不知埋葬着多少尸骨，他们当时，是一种怎样的感受?但走的次数多了，沉重也慢慢减轻了。那时重建项目已经接近尾声，在工作和生活中和居民们聊天，因为种种原因，大家也并不会刻意提起地震的那段过往。
几年后当我读到张良写的《汶川地震168小时》这本书，记录了一个个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关于北川老城的记忆就迅速涌上来。不再夹杂着好奇或同情，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复杂情绪。
2
这些年间，我还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苦难，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地方，而一些公益机构和个人，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我曾经读了一本书《Half the Sky》，现有中文版《天空的另一半》。记述了他们在亚非拉地区看到女性遭受的各种暴力和苦难生活，她们被迫卖淫、被强奸、生育时死亡、失学、遭受家庭暴力，等等。如果没有外界的帮助，她们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这触发我去柬埔寨首都金边一个保护妇女儿童的机构工作四个月。这个机构专门帮助遭受家庭暴力、强奸和人口贩卖的受害女性和儿童，给她们提供长达一年的住处和一些技能培训。这期间，通过翻译，我和很多受害者有直接的交流，了解她们的需要。
记得有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孩子，她的丈夫喝醉酒以后，用刀在她和女儿的脖子上划下十几厘米长的口子，她们差点没被抢救过来。她和我谈起自己的经历，眼神中流露出麻木和绝望。等翻译离开，她有些激动的和我说了半天，比手画脚才让我明白。她希望我把她的小儿子带到中国抚养。我当时就泪流满面。一个母亲，要经历多大的伤痛和绝望，才愿意把自己深爱的孩子送给别人。而我，也没法满足她的期望。
除了遭受暴力，很多人的生活环境也很糟糕。
金边郊区的一个简陋小屋里，一共十几平米，住了大约二十人。他们靠捡垃圾为生，每天都担心被政府赶走。
(住了20人的小屋)
他们三十多年前从越南来到柬埔寨，被当作非法移民，成了没有国籍的人。但那段时间，政府已经贴出了要清除那片地区的通知，他们担心自己不久后就会流落街头。我采访过一些街头的流浪者，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女性会被强奸，需要不断贿赂警察，依然只能捡垃圾，每天收入2-3美金。警察不允许流浪者在街头做饭，他们只能吃最便宜简陋的食物。
(柬埔寨的贫困人口)
在柬埔寨的乡村，很多家庭每天的收入不超过2美金，存粮顶多能吃一个星期。我在靠近泰国的边境采访过一些柬埔寨人，因为泰国的日工资能达到6-7美金，他们每天找蛇头带自己偷偷过境，有的干完活儿偷偷跑回来，有的打工一段时间会被泰国警察遣返，还有的做最危险的工作，比如去海上捕鱼，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每一天，泰国的警方都会遣返几卡车柬埔寨的非法劳工，他们会被在泰国拘留几日，身上的钱和物品全部被没收，落得一无所有;但他们告诉我，第二天，他们又会找贿赂了边境警察的蛇头带自己过境，因为在柬埔寨，他们根本无法生活。
这样的苦难，也不止发生在贫困国家或地区。
前几年，我跟着公益机构去台湾考察当地的创新教育，参观了花莲的五味屋。
(花莲的五味屋)
五味屋是一个二手店，其实也是一个公益机构，创始人是在高校教书的顾老师。十几年来，她帮助和陪伴当地社区一些最贫困家庭的孩子们，他们往往来自于失能家庭，爸爸经济贫困，可能酗酒或者很暴力，很多妈妈是从东南亚的贫困国家拐卖来的媳妇，生下孩子，有些就离开了。顾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关于暴力、抛弃、冲突、绝望，很难想象，这些孩子都经历了怎样的童年。她也讲了自己怎样和每个家庭沟通，怎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活动，最终让很多孩子重新建立自信和对人生的希望。
这样的苦难，也同样发生在中国大陆各个角落。
我的朋友李暘和他的丈夫安东，八年来，在云南靠近缅甸边境的乡村办了一个公益机构，叫榕树根。
(榕树根)
两年多前，我去那里住过两个星期，帮着做做饭，陪孩子们玩耍、学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那个地区毒品泛滥，很多孩子的家长因为吸毒被抓或者去世;当地教育质量不高，很多孩子也不愿意上学。榕树根并不是全日制的学校，而是孩子们在放学后和周末可以聚在一起的地方。记得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基本每天都逃学，他在学校和家里都遭受暴力，除了榕树根，无处可去。我和他聊天，能感到他内心的复杂，也能感到孩子的纯真。如果没有榕树根，很多孩子，会像当地很多人一样，早早辍学，混社会，吸毒。
3
我所讲的故事，或许对你来说并不陌生。这个世界上，在各个地方，每一天，都有很多人在承受苦难。
有人说，正是对这些苦难的同情、同理心，在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但是，人们真的会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吗?对此，我是怀疑的。有很多人，其实并不关心。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我觉得一个原因是，很多人离得还不够近，像过去的我，信息只来源于新闻报道。
《娱乐至死》的认为，我们处在一个一切都被娱乐化的世界，包括新闻。死了几十人，甚至上千人，不过都是新闻里的数字。主持人面无表情的报道，大家听听也就算了。
等我亲身接触社会中弱势的群体，用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关心和感受，我的认知才不断被刷新，头脑中的偏见才被颠覆，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才不断被冲击。
不过即使在一线接触，看到的苦难多了，人也可能会变得麻木。我在公益行业工作的几年中，也见过很多麻木的例子，这也曾发生在我自己身上。
让我深刻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一件小事。
我在当地有一些朋友，来自各个国家，都在公益机构工作。在一次聚会中，讨论起为什么自己会来到柬埔寨，每个人轮流分享。大家就谈到，自己经历了某个事件，或者不喜欢过去的工作，等等。然后轮到一位来自印尼的女性，她在公益行业工作了30多年。她就谈起在很多曾经工作过的国家的小故事，巴布亚新几内亚，孟加拉等等，当地的人遭受着怎样的苦难，过着怎样的生活。
我开始听得很困惑，这和当天讨论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呢?但是随着她讲一个个的故事，我看到她眼角的泪花，突然明白了：只有她的故事里，那个“自我”是最小的。她看到的，记下的，依然让她心动的，是别人的苦难。是这些苦难，是别人的需要，自然而然把她带到了柬埔寨。
这些年，我一直以此提醒自己，希望减少个人的好恶，减少那个自我，真正去关注别人的需要，关心社会的问题。
或许可以用我最喜欢的罗素的一句话结束这篇文章，“有三种简单而强大的情感主宰着我的一生：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和对苦难大众的悲悯。”
对我来说，这是我所理解的，让我感到“活着”的意义。
评论 | 鸡汤带来焦虑，现实带来曙光
在谈起“中国青年”相关的文字时，人们的第一反应十有八九是鲁迅那句话：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这句话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它很幸运地被大量引用。
可不幸的是它常常作为鸡汤被引用。
如果用现代鸡汤体文字翻译一下，这句话就变成：
「努力的人从来不焦虑。」
滑稽却又现实。
多少年轻人用「努力」来搪塞自己焦虑的内心。
其实认真品味这句话，我们能得到的远在鸡汤之上。
在我看来，「冷气」二字就很值得回味。
从自然现象来看，当热空气与冷空气相遇时，冷空气总是在下面。
物理学的解释是，温度低，密度大，所以冷空气会沉在空气底部，而相对应的热空气便会跑到上头去。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热胀冷缩原理。
但问题在于，在两股气流相遇的过程当中，考虑到热量传递、摩擦损耗，热空气自身的温度会不会降低一些?
我们无须过多计算，冷气的比喻只是一个引子。
在鲁迅先生看来，中国青年是热的、是亮的、是朝气、是希望，而「冷气」则是比喻落后的旧社会，在《热风·随感录四十一》里鲁迅提的是：「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上也没有创作；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前仆后继的探险，那更不必提了。」
热与冷是相对的，因此必然成对出现。百年前的青年需要面对社会上的冷气，百年后冷气依然存在：
汶川地震下学校建筑受损程度远超政府建筑的谜底，LGBT平权运动于各地遭受到的阻力，高校体制下学生权益屡遭侵犯的事实，尘肺病工人合法维权却遭遇到的暴力封杀......
我们只说这么几件，便足以想象出铺天盖地压过来的乌云。
而所谓热量传导，无非是在说，面对这些，中国的青年如何始终抬起高昂的头颅?
多么现实残酷的问题。
鲁迅先生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给的出路是：只是向上走。
可也许现实中的你也发现了，简单一句「只是向上走」或许能解决英雄们的困境，使他们单枪匹马勇往直前，可是大量徘徊着的青年却还不行。
他们只好选择另外的抵抗方式，比如“丧”，比如“佛系”。
最经典的佛系三连：都行，可以，没关系。
处处不坚持，事事随大流。
现实挑战太难?把难度调低一点;游戏人生太无聊?把斗志收回一点。这样不就好了，与烦恼的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主动融入其中，也不纠结于改变，便是最好的选择了。
而这时候千万不要喝鸡汤，鸡汤只会让人更焦虑。
不过青年当然是可以退却的，但是有些人的生活总在继续。
这些人生活在折叠空间里，但他们不单是苦难的默默承受者，更是奋起反抗者。
恰如上海长宁区的环卫工人们，他们就生活在不到5平米的逼仄空间内。整个房间，只有半个灶台和半张床，对他们来说，吃住这种基本的问题已经成为他们生活的全部。因此，我甚至觉得，"生活"这个词是不属于他们的，用在他们身上的词汇，叫作“生存”。就是在这样的地方，工友们蜷缩着度过并不漫长的夜晚，凌晨四点急忙起床，揣着几个馒头，一边啃，一边骑着电动车奔赴工作岗位。
可一降再降的工资福利，几乎已经把工友们逼到了生存线上。抛掉幻想的工友们，不再忍气吞声，而是坚决地展开罢工斗争。持续了一个半月的抗议行动，在5月15日左右，以环卫工人的胜利宣告结束。
因此，如果青年抱着虚无缥缈的幻想，把现实隔绝于自己之外，也就无法发现斗争反抗的中坚力量。而青年一旦根植于这片广袤的充满苦难和希望的大地，就会在压迫与反抗中找寻到“我们为什么活着”的答案。
我们可以为自己漂浮在空中的理想而战，但理想终归要落地。《我是范雨素》的，家政工大姐范雨素说：我希望农民工听到农民工这个词他不觉得耻辱，艺术家听到艺术家这个词不觉得高高在上。除了对爱的渴望，对真理的探求和对苦难大众的悲悯，青年人还要和广大的底层民众站在一起，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与他们一起追求幸福。
在那句著名的祝福后面，鲁迅写道「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可是人数众多，理想不同，声音各异，如何保证大家能够齐心协力往前走呢?也许当时的鲁迅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没过几年，参与领导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鲁迅，自己给出了答案：「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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