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这篇推送时，我重新浏览了这个22岁的年轻人所拍下的“大学社会”，并再一次被学生们高度景观化的生活所震惊，继而有点想笑。这种感觉很微妙，理论与现实像两个怎么也无法啮合的齿轮，兀自旋转着。不断求新的理论机器闷头推进，而那闪烁着刺点的现实，似乎并不在“后现代”、乃至“后人类“的层面，刺痛着我们。(豆花)
(注：“大学社会”是摄影师杨文彬(生于1996年)在大学期间拍摄的作品，以大学学生会活动为拍摄主体。完整版现于798映画廊展出。)
(“大学社会”节选)
照片中的年轻人展露这样一种欲望：一种想要尽快成为中年，甚至老年的欲望。学生会不再代表青年崇拜，而是中老年崇拜。我们可以直接将这翻译为“权力崇拜“。这也正是青年人自我规训的直接原因。有趣的是，当我们回到学生会诞生之初，回到“五、四”，我们发现，学生会的源起其实正是对规训的拒绝，是与中老年把控的旧秩序的对抗，学生会诞生于激烈的学生运动中。它代表这样一种青年立场-不被代表，不被驯服，不被掌控。因此，杨文彬的“大学社会”展露了双重意义上的错位--青年转而崇拜中老年，学生会转而崇拜权力。对学生会历史脉络的分析，固然能让我们得到一些结论，然而那也无法掩盖真正棘手的问题：如何告诉青年人--“有一种错误的生活，一种被破坏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为牟取权力、攫取金钱而进行的残酷的斗争”。(“今天，做青年人” 阿兰 巴迪欧)
这便是我想就“大学社会”真正(试图)谈论的话题-“青年”，以及“青年力量”。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在多重意义上为世界提供了一个参照，当20岁左右的年轻人自发地占领学校，走上街头，与警察对峙--而这背后竟然没有一个绝对统一的原因/意识形态时，人们惊讶于这股新力量的凶猛与惊人的节制。学生的占领行动是带有暴力色彩的，却绝不是暴力的。他们为什么上街?这是1968年所有法国人都在问的问题。像一场风暴忽然席卷巴黎，那是惊人的自发的，又同时是普遍的。人们忽然意识到，原来青年的力量和欲望是这样强烈、有力，不可控，充满颠覆性。青年惊人的欲望强度给无生气的社会体系撕开一道裂口，占领南泰赫学院，占领索邦大学--难道青年人就注定要服从老一辈人建立起的秩序和体系吗?不，没人能将陈旧迂腐的官僚系统、僵化的学院体制强加到青年人的身上!这是五月风暴所展现出的令人动容的青年精神，极具反抗性，又充满想象力。系统性的暴力与结构性权力——殖民行为，战争武器，阶级差异，种族歧视，女性和LGBTQ歧视，性压抑，父系权威——这些都是年轻人们攻击的对象。他们四处寻找这些暴力的结构表征，并占领——占领并消解旧的“符号”，同时制造新的“符号”。从这个角度说，罗兰巴特的结构主义上街了，正是学生们将语言的场域延伸到了街头，这便是青年的创造性力量。他们的行为既是个人的，也是历史的。20世纪世界范围内的青年运动终于让我们接受，运动必定是青年的，青年具有创造真正生活的潜力，即，改变世界的力量。
50年过去了，无比可惜的是，青年欲望，这漫溢的让人畏惧的迷狂，在以1989年为节点的世界范围内的保守主义转向中，被它曾经反抗、冲撞的那一体系所收编。1968年，青年的迷狂状态过于汹涌，因而被批判性地认为是危险的，就像帕索里尼的那句，“你们有着一张被父母宠坏的脸，你们有着同样邪恶的双眼。” 可现如今，我们是多么渴望看到哪怕是一双这样“邪恶的眼睛”，透着欲望和自恋，透着不清醒，甚至透着疯癫，好像随时会走上来给你一拳。那是流动着的，在不断变化和生成着的欲望主体。你甚至觉得，面对这样在不断生成着的迷狂之人，再高的摄影术也无法为他拍下一张准确的照片，或是画像。因为她无法被捕捉，她总在变动，她就是可能性本身。
相比之下，《大学社会》展现的青年及其生活，则是那种状态的反义词，是一种高度景观化了的状态。学生会活动无处不在，但只有当它们被系统性地收集、捕捉、展示，我才惊觉，原来这一行为(学生会活动)是如此的景观化。生产抹去了生活的真正外表，这就是景观的形成。“大学社会”的景观性，让我反向意识到，学生会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生产。这些年轻人的生活都被学生会的生产活动直接改造了——以异化甚至抹除的方式。因此，我们看不见他们的“面孔”。那段20多分钟的视频里，被采访者们讲的几乎都是“琐事”-作为学生会底层劳动力被踢出微信群聊， 纠结谁当部长，做了什么事被老师骂了等等。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日里，他们会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有关学生会的事，即便已经回到了个人的空间中。我也正是由此才真正意识到，学生会对于参与其中的生产者们而言是那样严肃而认真的生产活动，也是那样强大的生产活动。它绝不是一种课外活动般的消遣/玩乐。生产者们所投入的情感、金钱、和时间，都被转化为学生会的生产资料，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将自我异化。离开了学生会，他们会感到失落和不适应。生活就是生产，离开了生产，他们也就没有了生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景观取代了生活。
杨文彬的摄影不停揭示景观——生活被生产所抹除，生活被景观所取代。而当照片中的主体是青年时，这份揭示就更加惊心动魄。当青年——这群对抗景观社会、对抗生产的主力军，已经转身毫无防备地，甚至是毫无警惕地，接受拥抱景观社会生产的结构时，我们不得不意识到，问题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糟糕。青年的欲望被不断驯化，青年力量也就此被榨干。如果街头运动在拉康看来，已经是青年人真实欲望转移的后果，是一种伪我要。那如今的青年，其欲望则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改造中生成、异化，最终成为后者的养料。于是我们从杨文彬的作品中看到，我们的年轻人在“我牛逼”，和“老师牛逼，技术部牛逼”中，选择了后者。有趣的是(但并不意外)，这些参与学生会生产的人，在谈到学生会生活时，大多表达出一种痛苦和厌烦。这就绝不是那个常被滥用的短语-“集体主义式的狂欢”所能解释的。也没有人会将学生会看做一个乌托邦，一个幸福的归所。生活的苦涩是生产的特性，是人与生产的真实关联。当生产取代生活，人就不可能过的幸福。而最初，我们也许的确是为了追求幸福，才投入生产。然而，每个人都感觉不舒服，但每个人也都不认为当下的生活是可以改变的，我们是存在别的可能性的。
“真正的生活” 这是青年诗人兰波的短语，而它尚未到来。我将这篇文章的主题定格在“青年”，一是因为青年是照片的主体，而这些青年看起来那么乏味、无聊。二是因为，杨文彬本人就是个青年人。杨文彬说，他有点想快点摘掉青年艺术家的帽子，我倒是觉得，他应该自豪地接过“青年”这个形象，并去生成它，与市面流通的“青年艺术家”这一词语背后所暗示的经济逻辑作抵抗。我们，我们所有人，都应该不停的生成为青年。学生会不是一个新话题，可当一个学生，一个青年来谈论这个话题时，当一个青年人开始对当下的青年状态表示不满，并提出质疑和批判时，它本身就带上了反叛和颠覆的色彩。因此，杨文彬的“大学社会”在我看来，比揭露学生会运作本身更可贵的，是他终于敞开了这样一个可能-重新定义“青年”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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