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于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转型下的八零后高等游民
党的前领导人，瞿秋白先生在就义前写的《多余的话》中，提到了高等游民一词，这是对传统的落魄文人做了一个精确的定位，文中这样记叙道：“他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评论家、艺术家、作家，只是读过一些书的高等游民而已。”并且他声称自己不幸也沦为了高等游民的一员，说读书完全依靠于兴趣，是即兴读书，除了懂一点俄文，勉强可以称之为技术之外，其余均无长物，并大胆预言，再过十年，八年，就不会再有这种知识份子了。
八十年后，瞿秋白先生的预言成功了，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政权稳固后，着手建设工作，大批的知识分子均走向了技术性研究工作，即便文学科，也逐渐摒弃了陈腐、酸涩的思想，而改以便捷、通俗、平易、富有思想的文体，为经济建设为核心的国策服务，似乎做到了人尽其才，孔乙己式的旧文人，将永久成为了历史，从这个层面讲，瞿秋白先生的预言成功了。
可是随着教育的普及，每年都定量的产生过剩人才，从安置文化人的角度来讲，目前的经济体无法给如此庞大的文化人，人人都提供一份“体面”的工作，政府从鼓励创业、服务基层、大学生当兵等各种方式，积极吸纳了一批过剩的人才，然而始终有大批接受了大学教育的文化人，游离在一线、二线城市，县城、农村之间，摇摆不定，进而沦为了瞿秋白先生嘴里的，高等游民，只不过应该称之为：新时期的高等游民。
新时期的高等游民，有以下特点及形成的原因。
一：家处农村，出生在以务农、做小买卖、未接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干部家庭(因wen ge等因素),受到传统思想忠孝的熏陶。忠即听老师、领导的话，孝即听家长的话，总之，听话思维是新时期高等游民从小接受的必然教育，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听话话语权成长起来的，接受了新时期教育的新一代文化人，普遍缺少竞争力，尤其北方社会，似乎只有躲进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体系，对领导和单位尽忠，才能稳稳的过好一生。但从党进一步扩大市场经济的决心来看，各个阶层都会面临市场上的竞争和压力，包括公务员系统，所以成年后的新文化人，本能的质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体系，因为市场经济下，利益捆绑成为了唯一因素，领导也并不希望无条件的忠，不大希望找一些老实、听话的人来担任主要工作，他们喜欢找一些灵活但懂规矩的年轻人，进行发展和锻炼，但这里要注意，他们的懂规矩，并不是以前意义上的听话，所以从小接受忠孝文化的，大学毕业后的那些高等游民，就面临着一个尴尬的问题，想尽忠，却没有单位，有单位，却没有领导认可的滑稽局面。殊不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现在的领导也不是传统社会的领导了。
二;与环境无关，与个人能力有关。不可否认，每个人的学习能力不同，有的快，有的慢，但因时代的因素，却都接受了大学教育。无论从教育产业化，扩充经济发展规模，或者是加快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大学扩招从1997年，一直延续至今，每年将毕业七百万大学生，数量庞大的大学生，接受了系统的教育，但却没有相应对等职业，于是大学生养猪、当保姆、保安、城管等新闻，如今已经屡见不鲜了。诚然，这与个人能力有直接的关系，但大学再烂再差，也毕竟接受了高等教育，不相称的工作，难免会产生心理落差。
三;抱怨社会或者自暴自弃。其实瞿秋白先生对传统落魄文人的消极结论，就在于他恨铁不成钢，因为登不上天子堂的落魄文人，又丧失了谋生的技能，进而怀才不遇，抱怨社会，古今高等游民其实在这一点，如出一辙，没有本质的区别，游离在城市里依靠打零工和跳槽来艰难的生存的高等游民，面对无房无车无妻子的现实生活，导致部分高等游民，学会了抨击、批判、抱怨、消极对待。或者自暴自弃，选择逃避、感官享乐、甚至犯罪。如果说新时期高等游民与旧式高等游民的新特点，就是温饱能得以解决，有新式思想，在落魄时，大多会选择消失，而少了旧式高等游民抨击政治和社会的很多底气，他们大多会默认事实，承认能力论和强者论的价值观。
八零后是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成长起来的，在儿时的学校广播里，反复传唱着，八零后是蓬勃发展的新一代，我们学雷锋，看爱国电影，到操场拔草，分值日去喂养学校养的兔子，被教育听老师的话，热爱社会主义新中国，长大后以本领建设新中国。如今成人后的八零后，却面临着市场发展，而带来翻天覆地的世界变化和社会变化，如何改变高等游民的困境，也似乎只有依靠我们自己了。
愿八零后能够审时度势，积极提升自己，只要持久的努力，哪怕换不来成功，有一颗平常心，无怨无悔，即可也能在精神上脱离高等游民的尴尬境地，而不至于虚度年华而悔恨、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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