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一个小木凳，一个简易的小墩，一个装着鞋油鞋刷和擦鞋布破旧的工具箱，王大姐(化名)坐在小区门口，等待着顾客。
她看上去五十多岁，头发有点凌乱，脸色黄黑，面有皱纹，神情因少有客人无事可做而百无聊赖。
我借着找她擦鞋的机会，与她聊了起来。
“大姐，您擦鞋的价钱是多少啊?”
“两块钱一个人。”大姐用一把小刷子蘸了点水，把鞋边缘的灰尘刷去。
“一天大概能赚多少呢?”
“这得看了。多的时候三四十，少的时候二十块的样子吧。”大姐放回刷子，拿出擦鞋布，“最近天冷，出来的人不多，生意就没那么好。夏天的时候人也不会很多。”
“夏天小区门口没什么人擦鞋啊。”
“在附近地铁站的通道里，那儿稍微凉快一点儿。”大姐继续给我擦着鞋，说道。
“您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他们做什么工作?”
大姐停下动作，抬头看了我一眼。我连忙解释说自己是学生，寒假作业是进行一次访谈，看大姐在小区门口做了有一阵的擦鞋生意了所以有兴趣，并向她保证个人身份信息绝不外传。尽管如此，大姐还是有些紧张和怀疑。
“您就当是擦鞋时候摆龙门阵(家乡方言，指闲聊)好了。不愿意说也没事。”我这样说，语气尽量显得真诚和缓。大姐终于显得稍稍放心了些，继续给我擦起鞋来。
“有一个老伴儿，在大礼堂广场那儿卖糖葫芦。”
我想起来大礼堂是有那么几个人卖糖葫芦的。几天前一时兴起买过一串，四块钱。看起来那些人简易的架子上能放几十串。
“那生意大概不错。”
“有时候旅游的外地人多了就卖得快。也不是每天都有游客。卖不出去也只好拿回家。拿回家也不能当饭吃，又不耐放，特别是夏天。所以每天也不敢做多了。”大姐把鞋擦干净，开始给我的鞋抹鞋油。
“那您两口子一个月加起来赚多少呢?”
“也得看情况啊。有时候三四千，有时候两三千。”
“那满足日常生活没什么问题吧?”
“还凑合。”大姐拍了拍我的脚，示意我换另一只鞋，“赚得多的时候也不敢多花，万一下个月没赚多少怎么办?毕竟吃穿日用、水电、房租和成本加起来起码也两千多一点。”
“您租房?”
“是啊。就在这附近的一个旧居民楼。”
我知道这附近有几幢旧的小楼，有些年头了。
“多大啊?每个月房租多少?”
“没多大。跟别家分摊，每个月出七百。”
“这样啊。您在做这个生意之前，有干过别的工作吗?”
大姐一边低头给我擦着鞋，一边说：“以前我和我那口子都是国企的。后来下岗了。”
“哪个国企?”
大姐似乎不太愿意回答这个问题，只道：“以前做工人。后来八几年单位给了一笔钱，就下岗了。听说后来倒闭了还是怎么的。”
“改制以前厂里待遇怎么样?”
“跟现在比，工资不算特别高。但是觉得生活还是很有保障。”
“您以前在厂里的生活是怎样的呢?”
大姐沉默了几秒，似乎是在回忆。过了一会儿，放下擦鞋布，拿起了鞋油，慢慢地说：“那时候不像现在这些打工的啊。我们工作都是真心实意地为了厂里好。从前同事之间也没那么多计较，关系都还不错。一家有什么急事，其他人都很热心帮忙。”
我想起以前看过的一些历史书，那时候的“工人”还不叫“打工仔”、“打工妹”，叫“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们曾经也被尊敬啊。
我接着问：“那你们下岗了之后呢?”
大姐又看了我一眼。我想着她大概厌烦了，准备道歉，然后赶快离开。但是她回答了我的问题：“我们用自己的一点积蓄，加上那笔钱，开了个小服装店。结果运气不好——可能也是我们的确没那个头脑，没过两年就赔本倒闭了。我们没法子，之后到处打工，也摆过一些小摊卖东西。”
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在“下海”呢，我想着。不过真正有所成就、变得富裕的可不多啊。市场经济的狂潮下，乘风破浪者极少，而葬身鱼腹者却多不胜数。
大姐告诉我，后来打工的时候，遇到好几次拖欠工资的。“平时催着工人赶产量，拼死拼活有时干到半夜，最后工资扣住不发。跟厂子闹了半天才发了。想过找警察，找劳动局，人家接到好多这种案子，过来也就是和稀泥。”进的厂也不都是正规厂，“有一次进的厂居然是跟什么传销组织有关的。后来老板跑了，工人想要工资都要不到。”
我忽然很想问问她会不会怀念以前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建设者”时的生活呢?
这时大姐已经擦完了鞋，我给了钱，想着不能打扰人家做生意。虽然想接着听，也没什么办法了。大姐又开口说：“现在还没人，小姑娘你要是想听，我再给你讲会儿。”我又留了下来。
打工的过度劳累和不太好的生活条件把大姐的身体搞坏了。她患了严重的胃病，得做手术。各种费用靠他们的积蓄还不够，只得向别人借了一笔钱。出了院以后，他们开始摆起了小摊。上午卖早点，下午卖小吃。他们在车站、学校附近都摆过摊。“生意还不错。可是麻烦事也有，市政府和党委办公处都在这里，所以对这一带市容非常看重。有时候围的人一多，就会把城管招来，特别是开什么会议的时候。”
城管开头只是呵斥罚款，到后来就威胁要没收他们的东西。他们也听过定期给城管好处这个方法。“一次起码也要花上几百，这样下来我们根本承担不了啊。”
这样又折腾了一阵，他们的生活才最终勉强安定下来——虽然日子仍是过得紧巴巴的。
听着大姐的话，我突然想起前几年社区的再就业中心，问道：“大姐，社区里好像有个再就业服务中心，您有去那儿试试吗?”
大姐叹了一口气，说道：“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去那儿有什么用?就算是年轻一点的去那儿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咧!听别人说啊，找到了工作条件也不怎么样。”
我又想到了社保和居民医保。“那社保医保什么的呢?你们这样的应该可以拿社保吧?”
大姐哼了一声：“社保那点钱也抵不了多大用。现在养老什么都得靠自己啊。医保我们根本没办。办了也没什么用，现在看病那么贵。”
跟大姐正聊着，有一位女士要过来擦鞋了。我便和大姐道谢后离去。离去时，还听见她小声的嘀咕：“说现在这政策好、那政策好，老百姓也没享受到一点半点啊……”
走在路上，我在想，像这位大姐这样的人我们身边也不少。说起他们为何现在如此潦倒，许多人总是归咎于那些人自身——他们“从前懒惰”，他们“不识时务”、“没抓住机遇”云云。而且，现在社会对工人的态度也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很多人忘记了工人是光荣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认为他们是“没有出息的出卖劳力的人”，而且他们的“没出息”是自作自受。“有人住高楼，有人住穷沟”似乎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缘故。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以这位大姐为例，她从未懒惰，操劳一生，也曾试着抓住所谓的“机遇”，最后不仅没有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反而陷入了困顿。这又该如何解释呢?有的人说，只能怪她自己命不好。然而，在现在这个遍地喊着“自立自强”、“幸福由自己创造的时代”，人们许多时候却还得信命，岂不怪哉?
我不相信这些人的说法，人终究是有社会性的。命运的好坏，也不过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因素融合的结果。这位大姐的故事便是明鉴。思及此，我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社会鼓吹着“个人奋斗”、泛滥着“心灵鸡汤”，却无法为那些努力奋斗的人提供一个足够实现其价值的舞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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