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我们故事 FM 团队有一次例会，已经忘了当时在讨论什么，只记得大象公会的创始人教官黄章晋突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在北京就得住在三环内，住太远的话，你在北京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大伙儿听完都震惊了，因为我们大部分同事都住在五环外。
大家很难想象，教官那一代的北漂青年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他们和现在的北漂青年有什么不同。
所以，我们今天采访了两位同事：一位就是黄章晋，他今年 48 岁;另一位是我们故事 FM 的运营刘军，她今年 27 岁。
他们两位都是湖南人，分别于 2001 年和 2015 年来到了北京，相隔 15 年，开始北漂。在他们先后来北京的这 15 年时间差里，北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造就了他们截然不同的北漂生活。
讲述者：黄章晋、刘军，主播：@寇爱哲，制作人：@刘逗，声音设计：@孙泽雨
以下为本期故事的文字版：
黄章晋，48 岁，大象公会创始人
一
我 1992 年来过一次北京，那会儿是 22 岁。
当时的北京有两个地方让我很震惊：一是物质条件，我是在北京第一次见到了卫生间里的自动干手机和旅游景点里的可乐贩售机;二是文化，各种演出、展览的海报令我目不暇接。
我在北京待了两周，等回到湖南一看，相比之下，当时的长沙简直就是个县城。
那段时间，我从没在北京的街上见过吵架或者打架的人，而在湖南的街头故意挑衅的年轻人是很常见的——他们穿着拖鞋晃晃悠悠地走在路上，像动物园里的熊猩猩，眼睛扫来扫去，盯着你的锁骨看。
“你看什么看?”
“你看什么看!”
这时两个人停下来，相持不下，很容易就会打起来。
所以，我来了北京以后是真的觉得大城市的人民温和、素质高。虽然人多，但其实密度相对小，因为街道宽阔、楼宇高大，路人都行色匆匆，有基本的空间意识，反而不太会和别人发生冲突，也看不到那种恶狠狠地盯着你锁骨看的人。
1992 年的时候北京还没有什么商品房，租房非常困难，体制内的机会也很少，但那个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来北京!十年内一定要来!”
我原本是在湖南娄底的一家国企工作，盘算着辞职后搞装修创业，但没想到后来单位连上了互联网，我成天在网上闲逛，一不留神就开始在 BBS 上写东西，又一不留神成了网红，然后就上瘾了，并因此认识了很多人，他们其中有人劝我，让我到北京去。
90 年代的北京 来源 / 老北京城
二
我没想到的是中国社会的变化会那么剧烈，我没等到十年，大概是九年之后，2001 年 5 月，我辞职来到了北京。
我当时来北京是参加中国青年报的聚会，其实报社的楼放在全北京来看是很一般的，可是对于一个小地方的人来说，不是这样。
我印象很深刻的画面是那天下午的办公室，阳光透过百叶窗洒进来打在墙上，编辑们的桌子上放着热情的读者们寄来的信，以及成堆的杂志，上面写着某某老师敬启，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能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真的是死也值。
那个时候，中青报的李方推荐我去了《财经时报》，办公地点在泛利大厦。那是我第一次进到这种写字楼，电梯是镜面不锈钢的，一楼大堂的墙是花岗石贴面的，湖南的五星级酒店里都没有这种东西。
泛利大厦
我紧张得开始出汗，但是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不管一会儿要见到的人是谁，我都不能让他有一丝一毫感觉到我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我和他是平等的，能力也不相上下，只是此时此刻外界的环境对我构成了非常强大的压力，我要扛住它。
我逼迫着自己不要东张西望，进办公室之前小心地把手心里的汗在裤子上擦干，一直紧绷着直到离开那栋大厦，我才呼出一口气，心想“这种地方真 TMD 要命，凭什么要在一个办公场所花这么多钱?这电梯里面贴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民币啊!”
后来我碰到了中青报《冰点》当时的主编李大同，他听说我被推荐到了《财经时报》，就问我愿不愿意到报社工作。我心里一阵狂喜，“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啊，怎么能说愿意不愿意呢。”
他转身又去找了李方，拉着他一起帮我给当时中青报的主编李学谦写推荐信，但是我最终没去成中青报，去了华夏时报。
刚上班的头几天我还闹了洋相，当我穿着西装、白衬衫短袖去上班时，我发现那整栋楼里只有总编兼社长他老人家是穿正装的，其他同事都是穿着拖鞋和大花短裤来工作的。这可能是刚开始感到的一个文化冲突。
另外一件比较意外的事是，有一次我们评刊，社长批评了一位记者，大概是说他稿子写的不好，我们报纸的定位是新型主流报。
会后，一位与此事毫无关系的编辑在走廊的墙上贴出了一封信，写着“我听主编、社长讲了好多次新型主流报，请问什么是新型主流报?能告诉我一个定义、可执行的标准吗?这种泛泛的说法我是不同意的。”
社长看到这封信后，也在墙上贴出了自己的回复，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参与了这场讨论，信贴的满墙都是。
这件事对我而言冲击巨大，因为在我之前所在的环境里，哪怕是与一个只比你高一个级别的人，都不能这么说话的。而在这里，之所以大家敢这么讨论，是因为自己的价值和发展不再取决于权利的安排，能力考核是透明的，好与不好自有市场估值。
其实那个时候的我不是特别清楚，自己赶上了那么好的一段时光和机会。只是比较直观地感受到来了北京之后，工作对我来说很容易，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原本一千多的月薪翻了五倍，第二年又翻了一倍，五千变一万，再后来是一万二、一万四，逐年递增。
1996 年 1 月 5 日，北京市，亚洲最大的北京西站，开始运营但尚未满负荷。
三
那几年，我在生活上几乎没有什么压力，在北京的第一年，我的房租仅占到我工资收入的五分之一。零六零七年，在买房之前，我的月租是一千，而月收入是一万好几。
租房的时候我尽量选在三环以内，因为做媒体工作，我不能住得太偏远，必须要通勤方便，否则在北京的意义就不存在了。
那时我只要有机会，就会打着车满城跑，不想错过任何一场有趣的文化活动。我现在已经回想不起来刚来北京的头两年，我的时间是怎么安排的了，感觉好像是同时把好几个人的事情完成了。
北京二环、三环的立交桥，顺时针、逆时针我都记得，有时候我晚上没事干，就把 44 路公交车从头到尾坐一遍，然后反方向再坐一遍。
我觉得这才是我的家乡，在湖南没有人关心你那些奇奇怪怪的想法，而在北京无论你多么离谱也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如果你问我对于北京有什么负面的印象，我觉得我和我周围的朋友们是没有办法回答的，因为这个城市曾经带给我们的机会和眼界的增量完全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当时北京的外地人还没有那么多，北京人对外地人的抱怨也不多，大家都强烈地感觉到正处于一种互惠阶段。
大地裂开了一个口子，造山运动出现了，给了人们无限的机会，无论你掉到了哪个山谷里，都能顺利地生长出来。
在机房上网的年轻人 来源 / 老北京城
四
以前的北京有时候也讲限制城市规模、限制城市发展，但总体来说，那段时间里，她的开放性是越来越强的。但是最近几年你会发现，前面是有一堵实实在在的墙的，你被反弹回来了，这座城市明确地表示有些人是不受欢迎的。
于是生活上的残酷性也体现出来了，我之前问过我们的同事，为什么要住那么远的地方，后来觉得自己真是没心没肺，他们现在的房租实在是太贵了。
2007 年，我跟几个哥们合租，我的房间是 16 平方米，我觉得很不愉快，觉得自己住的地方太小了，当时我的房租是一千多一点，占不到我月收入的十分之一。
今天如果你想以十分之一的月薪给自己找个住处，你要租什么样的房子，住到多么远的地方?
这些年，我突然意识到，现在小孩的生活环境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
在这个越来越不友好的北京，人们可能很难再创造奇迹了。
2014 年 4 月 11 日，中国北京，国贸中心的交通状况。北京市长表示控制北京人口的爆炸式增长是北京市政府的首要任务。
刘军，27 岁，故事 FM 运营
一
我是湖南岳阳人，也是在岳阳读的大学，几乎是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岳阳。
小城市里对于工作的想象是有限的，大学毕业后我考进了一家机关单位，在办公室里做文职工作，是家长眼中的“完美饭碗”——在洞庭湖边上，单位食堂便宜又好吃，下班能走路回家，工作轻松又稳定，一眼就能望见之后几十年的平顺人生。
但那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当时单位里，有一位新来的局长喜欢在午休期间去休息室打乒乓球，那里面有一个乒乓球自动发球机，他打球时，副局长们和办公室主任会在一旁汇报工作并帮忙捡球。
其实捡球这样的“美差”平时是轮不到我这种小罗罗的，但正好有那么一个中午，所有的二线领导都不在，我给局长打开休息室的门后，自觉地倒了一杯热水，犹豫再三后开始弯下腰捡球。
回家之后我跟爸妈说起这件事，觉得自尊心特别受挫，甚至讲着讲着就哭了——
“凭什么我要捡球?凭什么?”
爸妈其实是不太能理解的，他们会觉得这么好的一个表现机会落到你身上，你为什么不珍惜反而跑回来哭呢。
湖南岳阳废弃的旧工厂 供图 / 刘军
虽然我对“想过的生活”并没有具体的想象，但我知道机关的生活不是我要的，没过多久我就辞职了。
小地方的机关单位工资是很低的，大概只有 2300 块的月薪。我当时想离开岳阳，到大城市去工作，但存了半年的钱，也只够买一张火车坐票，顶上一个月的生活开支。
2015 年 6 月，我在火车上坐了整整一个晚上，然后到了北京。
二
刚来北京的那几天，我无意间住在了三里屯边上的一家青旅。第一天到三里屯我还挺兴奋的，简单收拾完东西就冲了出去，想要去见识一下传说中大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但是，看了一圈，发现三里屯好像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几栋玻璃外墙的建筑，似乎也没有想象之外的东西。
在青旅住的期间，我边投简历边面试找工作，最终选择了一份图书编辑的工作。
图书编辑的工资是完全低于人们想象的，行业的平均水平是 4000 块钱 / 月，然而我当时租的房子条件还比较好，房租直接占到了我工资的一半，然后再加上交一些零零碎碎的钱，到最后每个月大概只有 1000 多的生活费。
我做那份工作时处在一个比较理想化的状态，怀着满腔热情干了一年之后，我发现这份工作并不是我原本想象的那样，图书出版其实是一个不断向市场和客观条件妥协的过程。
位于北京 CBD 中央商务区内的写字楼——朝外 SOHO
这份工作让我感到幻灭，既然要现实，我就想找一份完全世俗、完全社会化的工作试一试。于是我去了一家公关公司，为客户爸爸服务。
那家公司的环境特别好，在很高档的写字楼里，玻璃外墙，大开间，每人一个工位，一台电脑，上下班打卡。当时的月薪是 6000 / 月，但是因为我刚换了一处房子，房租也还是占了收入的一半。
因为第一次到这样一个非常正规的商业公司里工作，我其实是不太懂得他们的运行规则的，我在那里融入得非常不好。在公司里，一般是一个小组的成员坐在同一排，我当时遇到的情况是我们组那一排的工位恰好满了，我就被迫坐到了另外一排，于是融入他们就显得更加困难了。
后来一位同事离职了，我主动跑去向领导申请，想跟他们坐到同一排，领导也同意了。但是没多久，又来了一位新同事，领导可能觉得那个人更符合他的需求，就悄悄把我拉到一边问我可不可以再坐回去。
我其实没太反应过来，只是觉得既然需要我坐回去，我就坐回去好了，就又回到了那个很孤单的位置。
我当时只是觉得有点受伤，但是还没太想明白，我是过了一段时间才越发意识到委屈——我作为新人来的时候让我坐在另一排，后来又有新人来了，领导却让我把位置让出来?
于是这第二份工作没干多久我又辞职了，紧接着找了第三份工作，也没干多久。
在第二份工作期间，我开始听播客，各种节目都听，后来正好看到故事 FM 在招聘，我就来应聘做了运营，这是目前为止我做的时间最长的工作了。
在故事 FM 工作一年后，假期晃荡在柬埔寨金边吐斯廉屠杀博物馆 供图 / 刘军
三
虽说不停地换工作，确实带来了薪水的增长，但是因为我前两次租的房子条件都比较好，导致了我那两年多来，没有存下任何积蓄。于是我决定降低一点生活标准，在网上找了一个月租 1400 的房，在金台路附近。
房子老破旧，里面三间卧室，最大的那间里住了三个女孩，最小的那间住了一个女孩，而我要跟另外一个女孩共享第二大的那间卧室。事实上，也不能叫卧室，它其实是客厅改造的，里面满满当当放下一张大床。
我是跟另外那个姑娘共享一张床，被褥、被单都要对折，屋里除了床也放不下别的，我无论干什么基本都要窝在那半张床上。
我当时对于条件不好是没什么概念的，直到住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厕所门下面长出来两朵蘑菇，白色的伞盖越长越大。它们每天都在生长，我莫名觉得有点可爱，还拍下来发了朋友圈。
我从来没想过找我爸妈要钱，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事。来北京是我的决定，就应该我自己负担我自己。
唯一一次我爸资助了我，是因为我刚刚分期付款买的新手机在路过地铁站时被人偷走了。你可能想象不到，金台路地铁站四个出口，分属三个公安局管辖，并且没有一个监控录像是正常运行的。所以即使在我几番折腾终于报上案后，理所当然也不会有任何结果。
那会儿是年底了，又要交房租，我不得不向我爸求助。
北京三里屯农展馆附近的使馆区 供图 / 刘军
四
我曾经想过要不要离开北京换一个城市生活，但是我从没想过要回家，这并不是因为我觉得小城市的生活有多么糟糕，只是那样的活法不适合我。
我对自己目前的状态挺满意的，我现在租了一个很不错的房子，有非常舒适的床垫、落地窗和明亮的灯，还养了一只小猫。
刘军领养的流浪猫，现在它的名字叫钱多多 供图 / 刘军
春节回来之后，有一天北京下雪，我临出门的时候特意把窗帘拉开，留下整面落地窗给小猫看雪。我到了办公室之后，正好也透过办公室的落地窗看着外面，雪越下越大，纷纷扬扬的，我和小猫正在看同一场雪，我感到特别的幸福和满足。
我想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觉得蛮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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