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识 切
2011年的夏天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初次接触到切·格瓦拉的故事，就被他深深吸引，临近期末考试的时候也顾不得复习，就去图书馆借了几本他的传记和画传来读。
犹记那时刚踏入大学无限憧憬又倍感迷茫，因而当切充满理想、悲壮、浪漫、斗争与追求的人生，猝然出现在我狭隘的眼前的时候，我们便深深向往起这样的人生来。
后来，当我第一次去陌生的村庄调研的时候，当我在冬季独自走过几百公里的路途游学关中的时候，我都会在随身的挎包里，装着一本毛选、一本海子的诗集、一本地图册，再就是格瓦拉的画传。
这几样象征性的东西恰恰构成了那个时候所理解和想象的青春模样——
一个21世纪刚满20岁的小青年，行头破烂、衣不蔽体、胡子拉碴，戴一副厚厚的眼镜，斜挎充满六十年代风格的毛主席头像和“为人民服务”字样的军绿色挎包，脚蹬一双淘宝淘来的廉价的登山鞋，迎着风雪却也不打伞，就这样闯进了陕西关中绵延八百里的乡土社会，一步一步去探究着头脑中的社会、规律与历史……
哈!好一个青春懵懂、火热天真、无所畏惧的样子。虽然今天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和不堪一击，但是每当想起来的时候却仍然激动人心。
这一切都是因为有理想的人们，我们都曾活在格瓦拉、活在保尔·柯察金、活在雷锋的精神世界里，我们都曾无数次想象，是的，我们就是要做切一样的人。
年轻的我们，不仅憧憬过他那样游学、战斗和牺牲的短暂人生，甚至憧憬过拥有他那样满脸的胡子、英俊的脸庞和随时不离口的雪茄烟。
那到底，切·格瓦拉是谁，他如何经历了人生却又很快走向死亡?如何从世界走到了我们心里?
(二)切 生命中三次大的转变
内心很酷的人生总是充满故事，尤其对本来就长得很酷并堪称万人迷的格瓦拉而言。可以说格瓦拉的人生，正是经历了一生当中三次大的转变，才造就了我们所知的他。
青年时代的格瓦拉，是阿根廷最好的大学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的一名医学生，个性浪漫的他在暑假与好友两人一起骑摩托车环游南美洲。
然而不幸的是，当这辆老掉牙的摩托车刚刚出发不久后就报废了，于是两人被迫从骑行改为徒步环游南美——
这听起来有些像轻松烂漫般的中国长征在南美的重演。
由于随身携带人民币不够使，两人便被迫通过发挥所学去医院做义工的形式来换取沿途生存所需。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格瓦拉震惊地发现当地最底层的麻风病人、矿井深处的工人共产党员和农民生存的艰辛，跟自己所经历的优渥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一切，都是由于美国资本家跟南美各国独裁政府一起，构建了卖血般的经济体系，被吸得正是广大穷人的血，而富起来的恰恰只有美国的土豪和拉美个别先富起来的人。
这一副图景，构成了几百年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和丰饶的苦难这一沉重悲壮的历史。
原本就心怀正义的格瓦拉，就这样发生了人生的第一次转变——从一个单纯享受美好人生前途灿烂的青年，转变为决心为穷人奋斗终生的三好青年，一个实打实的五道杠。
格瓦拉就这样沿着人生的第一次拐弯，彻底走了下去，随后的几次游学及亲身经历的美国操控的中美洲小国政变，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和思考。
他一路向北游学并探求南美的出路，直到在墨西哥遇到带头大哥——菲德尔·卡斯特罗，一个毕业于古巴政法(哈瓦那)大学法律专业、流落异乡的大龄青年，并被魅力更加爆棚的菲德尔引上了通往古巴革命的小船格拉玛号。
从中美洲过来的格瓦拉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艺名——切，西班牙语里“兄弟，你好”的意思。
然而就在革命的小舢板刚刚登录就被敌人压制大量同志牺牲的片刻，切的人生发生了第二次转变。
答应参加革命的时候，他还是不喜欢暴力，是个崇信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问题的人。因而在革命队伍里，切原本的初衷是因为同情革命而愿意随队做一个发扬救死扶伤精神的白求恩式的军医，来救治受伤的同志队友。
然而当仅有的87名队友多数都很快倒在他的身边死去的时候，他内心开始产生了剧烈的纠结，到底是做个医生只来救治受伤的战士呢，还是直接参与战斗做个战士呢?
古巴的甘蔗很多，这时格瓦拉的选择却不多，面前只有一个医药箱和一个子弹箱，几乎是瞬间他就做出了决定，抱起子弹箱冲上去。
大概，正是偶然遵循了老师毛主席“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导，擅长开刀开药的格瓦拉很快在古巴的革命战争中成长为卓越的军事领袖用枪杆子和手榴弹一个劲地给敌人开刀，并于不久之后就迎来了解放。
需要在这里备注说明的是，正是在格瓦拉和劳尔·卡斯特罗的影响下，菲德尔才最终决心将古巴革命发展成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个民族独立战争发展为扎根美国屁股眼附近的社会主义红色政权。
作为年轻的开国领袖(之一)，雄心勃勃的他面对理想初步实现的美景，一方面对内担任了中央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等要职，一方面对外力斗美苏两霸，长相英俊、不拘一格的他甚至赢得了美帝国心脏地带纽约无数年轻姑娘的芳心(当然这不是本文重点)。
然而革命成功、古巴独立之后就可以完全高枕无忧了吗?比美国颠覆的企图更让他感觉无奈和痛心的，
是政权建立后内部迅速滋生的官僚化与享受的风气，
是当中苏两国论战古巴出于生存只能紧跟苏联而切却认可中国道路的矛盾，
是与浪漫的革命战争迥然不同的枯燥的经济改革的失败，
是自己实现整个世界解放的理想与小小古巴解放的落差——
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年轻的切·格瓦拉做出了人生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重大的抉择：放弃古巴国籍和一切官职，做回一个简单的游击队员，重新投身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反帝国主义、实现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的事业当中去。
离开的时候，他伤感地跟菲德尔写信说，“由于你担负领导古巴的重任，我可以去做你不能做的工作。……如果我葬身异国，那么我临终的时候，想念的一定是古巴人民，特别是你。”
49年前，1967年的10月9日下午5点钟，从古巴转战非洲刚果又重返南美的格瓦拉，作为游击队员在玻利维亚的丛林中被捕，并很快被美国中情局和玻利维亚军方处死，处死后还被切下了他的双手并秘密埋葬，直到30年后的1997年，他和战友的遗骨才被重新发现。
(三)恢复 切 的本来面目
切死后，愚蠢的刽子手兴奋地邀请记者来报道切被处死的事情并想制造个大新闻，谁知由于他身上充满良知与无畏力量的道义光芒，深深吸引了当地的民众和记者，由此拍出的照片里格瓦拉居然具有基督一般的圣象。
在笃信耶稣基督的西方世界，似乎只有基督才会对世人不分阶级地爱护，那么切——他难道不就是我们眼前活生生的基督一般的人吗?
他牺牲的时候年仅39岁，并仍然随身携带着困扰他一生的哮喘病。勇敢的切，他如果活着，他今天一定是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了，但全世界的很多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仍然会认为切是年轻的，因为他的经历、他的选择、他的牺牲与崇高的追求和意志，都揭示了青春本来的面目——
崇高、
火热、
不怕牺牲，
并且直面社会苦难，
为穷人而奋斗，
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他丰富、短暂、浪漫和牺牲的一生，让人觉得切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完美的人，是纯粹的人。
切的故事和遗照被瞻仰圣物一般的人们在全球传诵，1968年在法国五月风暴的巴黎街头，学生们穿的T恤胸前印的正是切的名言——
“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如果有人说我们是无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我们会一万次地回答，是的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而在人群中举起的如海潮一般的红色画像里，除了毛泽东、胡志明就是格瓦拉了。
不知格瓦拉牺牲前，是否曾经想象过他身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
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五月风暴很快烟消云散下去，而就在他牺牲两年后的9月11日，作为格瓦拉好友的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因为不认同格瓦拉bao力革命的方式而坚持通过和平改良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却依然在美国支持的军方政变中被打死。
如今人们想起9·11的时候，只会想起世贸大楼被恐怖主义袭击的历史，却丝毫想不起几十年前的同一天被美帝国主义残忍杀死的阿连德及之后长达几十年的血腥统治下被残忍侵害的智利人民——
更为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最早攻击西方的所谓的恐怖主义，恰恰就是来自于切·格瓦拉牺牲后全球诸多深处沉闷环境而找不到出路的进步青年所采取的城市游击斗争。
国际恐怖主义最早的源头，就来自第三世界国家青年们对于帝国主义的的反抗，后来才一步步变质堕落并伴随着被美国的反复利用、抛弃而逐渐壮大并成为今天全人类担忧的所谓“人类之癌”。
一个生于中东和北非和世界任何地方的底层而没有任何人生出路的青年人，如果生活在格瓦拉活着和去世不久的年代，他一定会选择马克思主义进行jie级斗争。
只是今天因为马克思主义式微而没有看不到出路，他才会选择匍匐在宗教的教义与民族的话语面前并被鼓励进行圣战，世界如此，中国的某些地方亦如此。
再后来，切的形象被资本势力彻底扭曲包装以适应新时代对人们思想的塑造。
由于曾经布满全球的反抗运动，因此作为革命者的切的画像广为流传，才有我们这些生活在异于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却常常可以在咖啡馆、跑车的后窗上、T恤上、潮流艺术家的画作里，常常可以看见切·格瓦拉他那忧郁而深邃的眼神。
但长得很帅的格瓦拉曾经留下许多跟帝国主义斗争的经典话语和桥段，人们却都只记得了格瓦拉的帅而忘记了他的话。
正像人们只记得马克思的啰嗦、恩格斯的大胡子、列宁的秃顶与毛主席的大脸，只有如此刻板枯燥的印象而阉割他们的革命锋芒，这正是主导整个社会思想的人们希望给所有人营造出的印象，唯有此才能让人们逐渐丧失独立自主思考的精神——
而失去对不同于当下的更美好的另一个新世界的想象，正是全面沉迷梦中梦、认为现存生活秩序不可改变的前提。
这才是我们要纪念格瓦拉牺牲的意义，要通过纪念恢复他们被阉割去的直指黑暗的锋芒。
为全人类而死的英雄理应被纪念、被学习、被探讨，人类才会有未来。我们纪念格瓦拉，不代表格瓦拉个人没有任何问题或不足，他的不足和问题也是我们讨论的很重要的部分。
但鲁迅说过，“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不管我们当下环伺我们的看起来完美的苍蝇们是如何自鸣得意蝇营狗苟，却一定发自本能地畏惧小小的战士手里的苍蝇拍。
我们还要通过纪念，去学习他们的成长经历给当代的我们带来的有益启发。
青年格瓦拉的环游南美与青年毛泽东的湖南游学及数次农村考察，马克思17岁中学毕业写论文时的选择与格瓦拉人生的三次转向，从大英图书馆走出的马克思、从监狱图书馆走出的列宁和从湖南省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走出的青年毛泽东，这些相似的经历都彼此呼应，这些相似的片段都揭示出理想的青年们所应具备的某些因素。
当10月9日，我们重新想念起孤独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格瓦拉的时候，我们的心中同样的想起许多值得纪念的历史和人们。
当10月9日，当我们重新想念起永远的格瓦拉时，总是想起他诸多的经典语录。
“面对他人的苦难，我怎能转过身去”，
“哪里有贫困，哪里就有我”，
“不要问篝火该不该燃烧，先问寒冷黑暗在不在；不要问子弹该不该上膛，先问压迫剥削在不在；不要问正义该不该祭奠，先问人间不平还在不在……”
当深秋的十月，在我们身处现实与理想的碰撞中我们不由得想起许多牺牲的前人，当我们再一次怀念起遥远而亲近的格瓦拉时，我们总是想在心中不由自主地喊一声，“切，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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