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心把两脚踏上一片新的土地，便误以为是新的开始。
——涤纶题
01
进步主义的年代
高三毕业那年，涤纶一个人去了香港。在绕港环游的几个日子里，有三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请他吃饭。
他说，作为一个内地来的高中生，他们非常喜欢和你聊天，并且觉得你很有意思。“啊呀，从来没有见过内地来的高中同学，不如我请你吃个饭吧？”尽管涤纶有一种动物园看猴的感觉，但是到底盛情难却。
涤纶说，有些故事至今难以忘却。有一个香港的妈妈，孩子和他同期，正在内地交流。他们就聊了聊了几句，涤纶向她介绍内地学校的等级制，告诉她什么是985，什么是211。讲完这些东西之后，那位母亲却执意要请他吃饭，并强行塞给了他一大包本地特产，这让他有一种“受宠若惊”的感觉。
“难道是境外势力盯上你了？”
“你可拉那啥倒吧，净不说人话。你不要妖魔化人家好不好，大家都是人民，人民的情感是相通的。而且我一穷高中生，有啥好巴结的。”
在那里的几天，涤纶觉得自己仿佛走向了另一个世界，在和普通人的交往中，他觉得充实而开心，并对着自己竟会主动和陌生人打招呼感到讶异。他认为自己本质上还是有许多懦弱，在聊天过程中，非常自信的讲出自己看法这一点感到非常的不可思议。
“我很向往这种氛围，向往这种自由随性的感觉。所以在我回到家里面临志愿选择时，我没有选择别的高校，选择了复旦。”
大一时的涤纶非常健谈，注重外貌管理，俊朗的面容总是洋溢着和煦的笑。他的脑袋里塞满了各种奇闻轶事和段子包袱，我们在光草上吹风，他总能逗得女生们花枝乱颤，逗得天地间树摆月摇，给人一种民间说书人的感觉。
幽默风趣的他很快便找到了女朋友。我没有。
“我的眼光还不错吧。”为了防止我的视网膜留下她的倩影，他迅速关闭了手机屏幕，痴痴地笑。
“我相信我会成为一名学者。”
涤纶从初高中时期便萌生了对社会的关怀，并对学术和社会生活抱有旺盛的活力。他目标明确，意志坚定，在选择专业时，他笃定地选择了现在所学专业。“虽然我是理科生，但我仍然固执地认为自己应该在文科学术领域闯出一片天地。”这个想法一直伴随着他走过高中岁月，伴着他走过故乡的大山来到上海。
踏入复旦以后，这个专业和学院处处给他一种熟悉亲切的感觉。那个时候，他相信自己的专业致力于社会事业，以一己之力为公众谋求幸福，用他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高考结束后，涤纶在复旦和人大之间犹豫了很久，百度一番之后，他做出了决定。
“复旦给人一种自由随性的感觉。”
那时，他很庆幸自己的选择。
他看到人大的同学天天朋友圈吐槽学校管理，不仅官僚作风相当严重，同时会强调特别令人不适的形式主义。
“连续几日清早六点钟起来环校跑，这是进入党校学习的必须项之一，是不是很匪夷所思？”
涤纶说，复旦和人大之间简直天壤之别，对公众号的比较研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他发现，其实复旦的老师做事儿非常有心，虽然平时也会搞一些红色的东西，但这完全是为了给学生打掩护。他们会故意降低公众号更新频率，有意将内容排版做得很难看，竭力去影响学生的观感，在形式风格上削弱学生接受意识形态洗礼的意愿。正是在老师的全力掩护下，复旦莘莘学子才可以自由而无用。
他高呼：这才是我们复旦的精髓！
我赞叹：这才是企业级理解。
涤纶无比热爱自己的学院，彼时的同学们热情高涨，不仅对学术生活充满希望，对社会民生也保持高度的关注。
“我们将见证并成为这个社会的良心。”所有人对此深信不疑。
涤纶没有参加过社团，他对此嗤之以鼻：“这可唬不了我，我高中时玩过社团，对社团这个东西不抱幻想。大一的时候哄骗一些无知的学弟学妹们进来之后，一年搞一次活动，平时也没什么人活跃。拖个一年再开始招新，找一两个比较活跃的学弟学妹来接盘，继续这样的代际循环，没什么意思，这东西全世界一个鸟样。”
但他并不孤独，学院占据了他生活的全部。他参加了团学联，进入喜欢的部门并做到一直留任；参加书院组织的读书会；和学院同学们三天两头踢足球；还有和女朋友谈恋爱。
尽管生活很充实，尽管学院很美好，但涤纶并不是没有困惑。
他忿忿不平地问我：“你说，这些老葱到底搁哪儿拔的？”
刚刚卷进复旦的涤纶，对什么事都敢发表自己的看法，直抒胸臆，意气风发。
他说那时的自己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傲气，因为他发现自己的基础高于同期。在一群小白中小白，自己俨然是一尊大佛。大一开始听课时，涤纶觉得一些老师课讲得非常垃圾，劝慰自己或许只是个别现象：“期中作业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但换一节课听，却发现更加拉垮。
“最过分的是，那个老师发给学生的Word其实就是从百度百科和乱七八糟的网页复制粘贴下来的，一个文档五六种格式，他就不能统一一下格式认真敷衍敷衍我们？”
直到后来，涤纶才了解到老师还有搞行政这一说。
但他并没有消沉，而是按捺住自己的怀疑继续前进。
“大一是我的进步主义年代，非常非常进步主义，遇到各种困难和问题我都坚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夜色幽然，汗水浸透衣衫，每每和队友们在夜灯下团结一心，筋疲力尽却仍斗志昂扬，将一切抛之脑后，只有竭力奔跑是涤纶最开心的时刻。在那个时候，他会丢掉自己平日里的羞怯，哑着嗓子大喊：“回防！回防！”
“在球场上，我们互相点燃对方心里的火。”涤纶又说：“足球让我觉得，做任何事不能没有激情。生活也好学术也罢，不论任何情景，遭遇任何困难，只要心中有火，我们就是灯塔。”
进入大一下，许多人陷入了各式各样的迷茫之中，不少要好的同学们渐渐开始彷徨，对学术和社会事务的热情开始减退。
最明显的表现是，一起踢球的同学少了很多。
“很奇怪，许多人突然开始把时间全押在课程上了，然而他们是对学术感兴趣吗？并不是，只是焦虑而已。”
涤纶发现，这种做法似乎和复旦学生的学习经历脱不了干系。他认为，能来复旦，每个人都是卷王，都是在各自的学习环境中卷来卷去。很多时候，卷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无意识行为。当他无法区分自己的欲望是否是外部结构制造的，当他无法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学习对自己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的时候，就会下意识地想要通过学习，通过一个漂亮的分数将自己精神上的焦虑给放过去。许多人，都是不愿意卷却被迫或者无意识地参与到了内卷之中去，这些人，真正开心的没有几个。
“像我，其实就没怎么卷过。”他一脸释然。
“哦？是吗？”我表示怀疑。
“可我听你室友说，你的一篇要求八千字的论文，最后写了三万。”
“这…”涤纶语塞。
我继续说：“…你不仅写了三万字，最后还发了朋友圈，里面提到什么凌晨三点的复旦校园…”
“别…别说了。”他的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低着头嗫喏道：“这是…无…无意识…”
“你的室友还喜欢喊你课代表。”
凭良心说，涤纶的竞争意识很差。据我所知，在团学联工作时，他们的老师过来问他想不想当部长，他说要考虑考虑。这时，一个哥们儿找到他，问：“你去竞选吗？”
“我不知道，你呢？”
“我？”哥们儿笑着说：“我肯定要去。”
涤纶也笑了，说：“那好，那我就不去了。”
如果设想一种情境，涤纶到书店买最喜欢的田中美奈实的写真集。此时，书店只剩下这一本，在他伸手去拿的那一刻，另一只陌生的手也伸了上去。这个时候，哪怕是他的手先碰到，哪怕他爱死了田中美奈实，他也绝对会拱手相让。
他大学里唯一一次内卷，就是大一写的那篇论文。在周围同学的影响下，写了三万多字。他讨厌刷脸，讨厌刻意发邮件问老师许多无聊的问题。
大一下，由于对课程设置、老师教学态度的怀疑和情感状态的起伏变化，他的学习态度也变得轻浮。在被自己最喜欢的课和最喜欢的老师给了一个B之后，他的绩点一蹶不振。
原来，恋爱真的会影响学习。
从涤纶和他女朋友的爱情中，我领悟到，恋爱从来都不是两个人的事。
此时他和我躺在光草，细数往事，云淡风轻：“还记得那个时候，你是主张我和她分手的。”
我点点头。
一年之痒的情侣实在可怕。
白天吵，夜里闹，电话打完涤纶就要拉我喝酒，一宿一宿不让睡觉。硬生生把我熬出了胃病，吃起了胃药。
“快他妈分手！”我在医院消化科门诊冲他大喊。
但他们一直拖着。
直到学期快要结束，涤纶一个一个电话打过去，终于凑够了两支队伍，来到菜地兴致冲冲要战个不死不休。
他们从下午踢到晚上，筋疲力尽，汗如雨下，却快意无比。
等到他下场，靠着墙咕嘟完一整瓶矿泉水，打开手机后。屏幕上有五个未接和一条微信消息。那条消息是：分手吧。
铁打的哥们，流水的女朋友。他深吸一口气，放下手机想了会儿后回复：好。然后一言不发走回球场，开始聚精会神地踢球。
那天晚上，他们队进了十个球，涤纶进了六个。
“你还不是他（她）朋友。请先发送朋友验证请求，对方验证通过后，才能聊天。”他回到寝室大哭一场，那天我的手机也有五个未接来电。
那天白天，我去长海做了胃镜。长长的塑料管子从口腔捅到胃袋，眼泪伴随着干呕不争气地流。
那是涤纶整个大学生涯最后一次踢球。自那之后，他再没有能力凑够一支愿意踢球的队伍。曾经有志学术的同学开始分道扬镳，曾经一起挥汗的队友开始沉迷绩点和疯狂刷脸。
在工作、保研和出国的三岔路口，涤纶立在中央，不知所措。
02
疫情与云喝茶
大一结束，绩点大崩。大二上的时候，涤纶开始努力。
“我跟你说大一那论文不算卷啊，这都黑历史，我现在都不好意思提。大二那年也算不上卷，单纯是对学术非常上头。我遇到一些很好的老师，像吴老师张老师他们。跟他们上课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在学东西，就会下意识地学得非常扎实，虽然也挺累。”
“所以其实，那段时间你感觉相当充实。”
“对，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下意识地去为了什么而去拼命，单纯是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很有价值。那个时候也其实感受到了同学们不再像大一那样单纯，各有各的心思，对学术的态度也很暧昧。不过就我自己而言，那个时候成绩还不错，对老师和学科观感也挺好，还是对学术充满热爱。”
大二是涤纶自我高潮达到顶点的时候。分手后，学习时间异常充裕，他每天忙于刷不同的历史文献，粗略一数，半年竟然读了一百多本书。可惜好景不长，疫情爆发，一切戛然而止，原本打算出国交换的涤纶在家里宅居了半年多。
“那时还想着去做学术，整个人非常的理想主义，认定自己一定要做一些经世致用的东西，但现实一个大耳刮子就把我给撂地上了。”
有一天我正在吃药，他打来电话：“我想转专业，中文系。”
我感到不解，问：“你是不是新冠感染，烧出脑膜炎了？”
涤纶愤怒了，开始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骂了足足有半个小时。
他说：“新冠将一切肮脏、恶心、龌龊的东西丢在我面前，揭起我的眼皮，拧着我的脑袋让我去看，看得我恶心！想吐！”
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涤纶认为自己身上涌动着一股说不出的激动：“我该做点什么。”
然而当他把这些想法和同学交流后，同学们的回复出乎意料：“是呀是呀！我们应该行动起来！但是——唉，可在这现实的囚笼里，我们连家门都迈不出。”
“你是个很有想法的人。”
“我支持你，不过我最近好忙啊。”
涤纶说，他在找别人聊想法之前，已经排除了那些利己主义者和享乐主义者，自己找的都是那些平日里对时政热点表示关心，对学术也很热情的那些人，然而得到的却都是推诿和婉拒。
“那个时候，我对整个‘共同体’在疫情面前表现出的那种无用感瞠目结舌。我们复旦的灵魂们确实强调无用嘛，但是你不能没用啊！这应该是一个普通公民应该有的公民责任感。当我看到那些警察、记者、护士都冲锋在前线，我们这帮小布尔乔亚就躲在后边啥也不干，哪来的脸自称自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我们所学的专业理应要求我们冲在前面，但我幻想中的那个‘共同体’却选择了集体惊慌，继而集体沉默。我当时一想到我现在或许已经是、以后更会成为这样的人，内心就感到一阵恶心和失望，对自己的专业极度排斥。冷静一段时间后，我就觉得自己不想做学术了。”
其实我知道，涤纶自己也是那些惊慌而沉默的人之一。他一直龟缩在家中，连街道防疫志愿者也没有去做。“在政府工作的长辈说，前线很忙，不需要我这种小屁孩去添乱。”他自我辩解道。
涤纶说，因为疫情其实大家什么都没学到。起先，网课还是课堂，学生在这头，老师在那头；慢慢地，网课是脸盆里的纸船，学生和老师谨慎地划水，避免打翻友谊的小船；后来啊，网课就是太平洋，学生是海王，老师也是海王，两边都在水，最后水个差不多的成绩结课。
（初代海王）
“疫情的那个学期断绝了我做学术的念想，等到疫情结束，我就直接进入大三养老期了。”
大二时涤纶对其学科的学习热情非常高，但同时又有点焦虑，因为身边有些同学已经开始找实习。疫情期间，涤纶一面是对专业信仰的崩塌，一面对自己非常非常不自信。渐渐的，他否定了去做学术的道路，希望通过旅游、工作、去业界等方式来摆脱自己的焦虑。
“当我去找实习时，我发现我的专业还是要比中文系更吃香一些，转专业的想法又渐渐淡了。”
而就在涤纶犹豫不决的时候，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抹消了学院在他心目中的最后一抹理想主义光辉。
去年4月以来，由于疫情发展反复，各大高校开学的安排也扑朔迷离；本来说好期中安排返校，但随着教育部指令的缩紧，原定的计划又屡经更改，大家都隐隐觉得，这学期返校无望了。这让涤纶心急如焚，因为彼时的他还对恢复疫情前的学业、热情与交友有着不切实际的渴望。“天天在家里念叨什么时候返校，抱怨教育部朝令夕改，抱怨学校不正面通知。但其实我也知道，当时国内疫情仍然会局部爆发，其中一次甚至就在离我家很近的省会。我只是焦躁、急切，我能够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从我的脑海里渐渐淡去了：那些关于上海春天的幻想、关于学术生涯的执念、关于同辈情谊的依恋，通通随着夏天的逐渐到来而成了泡影。我开始明白，日子是不可能回到疫情之前了。”
这样的焦躁和怅惘终于在不返校通知下达的当天彻底转化为了牢骚和愤怒，他在一个只有同学的群里阴阳怪气了一阵，将怨气直指学校和教育部的政策。当天下午，他接到了“某某部门”的电话，要求他对群里的言论做出解释，并请他之后“克制自己的表达欲”，特别是在微信群和朋友圈。
（不了，茶多酚过敏）
这件事对涤纶刺激很大。让他生气的不是被领导关怀，而是自己在一个只有同学的群里抱怨，想不到竟然还是会被捅出去。
“我一想到那些与你朝夕相处的人中间就有告密者，只觉得头脑眩晕、一身冷汗。”
“从那之后，我就觉得防敌还是很重要的，一个个人模狗样学长来学弟去，转脸就能把你给卖了。自那之后，我就对这所学校断了所有那种小布尔乔亚式的幻想，什么复旦人的情怀啊，我们今生永相伴啊，关我屁事！”
这件事让他想起自己早年向别人吹嘘复旦如何如何比人大强的时光。对此，当事人表示：“脑瘫，纯属脑瘫。”
到了这时，所有的粉红色泡泡悉数破灭。涤纶愈加生发了想要逃离这个学院，逃离这个专业的想法。
然而此时他已经大三，一切早已尘埃落定，他没有任何机会了。
03
油腻之路
我问他：“你觉得这个专业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他说：“让我变油腻了。”
这让我想起半年前的一段插曲。
疫情期间我们没能见面，返校后，他约我光草聊天，我为他准备了一本诗集。
我大步流星踏上草坪，看到他猫着腰，背着光，独自坐在草坪的中央嘿嘿笑个不止。我蹑手蹑脚走到他身后，双手抓他痒肉，要吓他一下。他果真被吓了一跳，手忙脚乱中，手指不小心在屏幕上划了一下，手机音量顺势拉满。
只听到里面传来一组对话。
“你穿JK吗，小妹妹？”
“有时候会穿。”
“我也穿。古人云，老毕登，不穿JK嘤嘤嘤。”
“您冬天犯困怎么办？”
“我让老伴儿穿JK，吓得我都睡不着…”
那时我看到，原本热闹的光草骤然安静，几十双眼睛齐刷刷看向我俩。还有一个女生，不小心笑出了声。
社死的恐惧从脚底板儿涌了上来，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将拿着诗集的手背到了身后，勉强对他挤出一个笑容说：“不…不好意思，逗你玩儿来着。”
然而，涤纶私毫不以为意，笑嘻嘻地拉着我坐下邀请我继续看。
“不装了，我摊牌了。”他耸了耸肩说，“就是这么又油又腻。”
我叹了一口气，将那本鲍勃迪伦的诗歌集压到了屁股底下，心想：这买书的钱，终究还是错付了。
（涤纶的偶像——抱抱·迪伦）
回到学校后，涤纶切身体会到了同学们的变化。他认为大一时大家很单纯，所有人都想着做学术或者一些比较纯粹的事情，每个人对专业充满热爱，整个学院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一到大三却发现，大家其实各有各的打算，曾经的理想共同体分裂成了非常原子化的个人和小团体。
而当他见证了疫情间复旦学子的无所作为和某某部门对自己的垂直管理后，再也无法接受这所学院的风气和毛病，他愈发觉得这个专业无比油腻甚至虚伪。对于金钱的态度，学院里的人们心照不宣。明明想钱想得要死，却偏偏不敢大胆伸手，只是通过各式各样的“成功案例”来向周围的人暗示，以什么样的方式才能体面地溜到别的领域，或者做一些“精致而平庸”的“研究”，最后向“成功案例”一样理直气壮地卷成大上海的新晋中产。
“你说你想赚大钱这可以吗？我觉得可以，这个事情很正常，也没什么上不了台面。那你就像经管专业一样把该赚大钱的技能教给学生。让学生赚钱赚得体面一点，做一些吃相比较体面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名正言顺的去嘎韭菜，我觉得这个事情就很自然。但是我们这个学院就属于说他一方面要把自己包装成什么“我们要代表社会的良心，我们非常牛逼，我们真不是为了钱这样；一方面又在营造一种以盈利为导向的氛围。”
“学院的氛围给我一种深深的利己主义之感。沾染上这种风气的当然不是所有人，就主要是一些卷王。所谓的‘优秀案例’。这群卷王，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种‘优秀’让我生理不适。如果你真的想要培养一些很商业精英的学生，那OK，你可以做的比较管理学一点；或者你可以做的文史哲一点，回到书斋里就不出来，这也OK。但如果你鼓励学生用社会关切或者悲悯情怀的外衣伪装自己，实质却是藉由各种机会为自己捞取私人资本的话，我觉得没必要这个样子，这种感觉让我觉得非常虚伪。”
涤纶认为，自己在团学联接触到的学院学工氛围极其令人不适。明面上每天进行专业学习，嘴里时刻挂着要反对官僚主义。但是从里面走出来的很多人，一个比一个官僚，从上到下，上行下效。
“学院的很多要求被层层下压，最后压到辅导员这里。其实我们复旦的辅导员也挺难的，作为学校意志在最基层的反映，他们也压力很大。上面什么都要你去做，做什么事都要拿出个成绩来，什么事都要争，合唱也要争第一，军训也要争第一，各种事无巨细的事情一定要去拿一个量化的第一、第二。另外就是三天两头的开班会，搞活动，强调要干这样那样很琐碎的事情，让人觉得很厌烦。”
几年待下来，涤纶觉得这个学院的一些学生官瘾很大。
（18年的老新闻，图片源自网络）
他说他们班的班委、团学联很多学生都有很强的官瘾。让他印象最深的是有次活动，有个不知是什么主席被一群人围着往过来走。他面前一个正在收拾东西的小朋友啪的一声把箱子撂到了地上，目光灼灼，端正的敬了个礼说主席好，将在场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当时觉得好笑，现在觉得可悲。”
还有学生会。他听说过一个事儿，复旦学生会在内定完主席是Z的时候，大家纷纷去向Z同学报喜，这时候官方通告还没有出，C同学显得非常淡定，拒不私戳报喜。
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去报喜。
C说：“永远不要走在官方前面。”
涤纶笑着说：“不知真假。”
他还听说在某个学院主席团换届的时候，有两个人落了选。其中一个人在朋友圈发了一大段文字来抨击这个不公平、不公正的选举制度。当时涤纶认为此事极其讽刺，一些学生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大家是团结一心、舍己为公的一个训练营，实质更像是是你争我抢的名利场。
“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卷，还满足了大家的某些小癖好。一开会这个部长那个主席，穿西装打领结，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全国两会。“
（图片源自网络）
在这个学院里，学术是摆在明面上的，你可以做，也可以不做。同时你也可以一声不吭赚大钱谋利，不动声色地去搞些官僚主义的东西，或者发一些无关紧要的paper，搞一些无关紧要的研究，这样也可以活得很好。
“我其实是很尖锐地去谈学院的风气。这个学院当然老师学生也有很多好人。但怎么说呢？我作为一个只待四年的过客，我作为一个一直对社会事务真的是很有兴趣的高中生，当我来到复旦，发现等待我的是这样的学院、这样的氛围，我真的非常失望。我知道我自己也很不争气，专业学习也不像自己曾经以为的那样顺利，现在也只学了个半吊子。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同学不卷也不油腻地走上了学术道路，跟着很厉害的老师一起做研究，他们是我真正佩服的人。但我想，难道只有这些真正卓越的学术人才才能享受一个不令人失望的学术环境吗？像我这样无力走上学术天梯的气喘吁吁的学生，难道就只配抱怨、理解、接受和出走吗？”
从那些他不喜欢的人身上，涤纶学到很多。
“我可以用他们所教给我的那种玩世不恭和油腻去应对许多场面。我觉得现在自己有些犬儒，对于这样的学院氛围，我拿他没办法，满脑子想的都是逃离。我没法改变它，没有办法。如果有一天我真的逃离了，当我回想起这段经历时，我会非常非常失望。无论是自己的表现还是说学院氛围，还是说复旦大学这种氛围，都会让我觉得奇怪，和我曾经想的真真是完全不一样。”
但涤纶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话不能说太绝，这个学院的老师还是非常不错的，许多老师既有情怀又有知识，一些年轻老师非常认真负责，他们不仅会在学业上严格训练学生，更会跟学生分享很多非常有帮助的人生经验，他们学识的丰富以及为人之坦荡，经常让自认为贱人的涤纶羞愧不已。
“以及肯定也有比较负责的学工老师啊，虽然具体有谁我不知道。”
涤纶说，如果要问这个专业改变了他什么的话，那他只能说在上大学之前，他对大学、青年、社会有很多误解。
“读了大学之后，我的误解更深了。”
04
背叛的耻辱
涤纶对于学术的执念起初并不是一句戏言。
他高中时候就阅读过很多人文社科的书籍，甚至会被文科班的老师请去帮忙批改试卷。在进入大学后，对于专业知识的渴望一直驱使他四处去阅读、四处去搜罗。他曾经急切地想像学习高中知识一样勾勒出本学科系统性的知识脉络，然后按部就班地用阅读和课程填充进去。但他发现，自己根本无从着手。
“抓不到一个很实在的东西，读的要么是用学术语言表达的废话，要么是让人云里雾里的深奥概念。我试过在课后向老师和助教请教一些具体的问题，但最后得到的答案多半是模糊不定的，没办法，老师是站在一个学术端点上给我介绍不同流派的认识，但我想知道的只是一个确切的答案，一个让我可以站在上面开始起飞的答案。但这永远不会有，这不是科学研究能给我的。”
他发现自己渐渐陷入了一个眼高手低的状况，一方面自以为懂点什么，却在课程考试中屡遭滑铁卢；一方面真的会有许多灵光乍现的学术念头，却发现以自己的水平根本无法进行研究。“甚至没有‘提出问题’的能力：很多的念头只是一个念头，没有办法清晰地用语言框定。老师一问，我刚刚构建的问题就垮台了。”在朝自以为“真正”的学术研究小心翼翼地迈出脚后，他承认，还是那些精致而无聊的“水研究”好做。
他想起有次实践时，当地的工作人员和他说：“对于你说的这个现象，真正的解释很简单，村里随便问个老人都知道，你们这群学生在想些什么？”
他现在还记得大一的一门基础课后，偶然加到了老师的微信。在谨慎地措辞之后，他向老师表明了自己的学术兴趣，并提出了一些只有初学者才会问的幼稚问题。老师不仅很快回答了他，还主动邀请他来办公室聊聊。
“我永远忘不了进入老师办公室的那一瞬间，面前林立的书柜和整齐摆放的专业器材，仿佛理想主义的神明突然降世在身边。”
涤纶说，那天老师与他畅谈了半个下午，以自己的学术经历一一回答了他那些幼稚且空洞的大问题。临走，甚至赠与他一本自己的新著。
“以前在电视上看到朝鲜人见到领袖时痛哭流涕的画面，总觉得太搞笑；但那天在拿到老师的赠书时，我也有痛哭的冲动。这种情感比追星来得猛烈。”
结课之后，由于老师的专业方向与他并不契合，他再也未上过这位老师的课，在他放弃了学术理想之后，更羞于向老师咨询任何问题。但每次他看到老师在朋友圈里分享新的学术资讯时，他都感到羞愧难当。
“有一种背叛的耻辱感。”
05
故乡
涤纶有些怀念家乡。
大一的时候，涤纶一度想将自己的户口从四川迁到上海，为一个理想公民社会的建立鞠躬尽瘁。
当初的理想如今看来幼稚至极，他否定道：“哼！不就是想离开四川盆地，过上‘下江人’的奢靡生活吗，看看那个时候的我，把想要上海户口包装得这么光鲜！”
我了解到，涤纶在大一大二曾经回过家乡帮助复旦招生，大三却不想再去了。
“如果学校老师邀请你呢？”
我知道他是个不擅拒绝的人。
“得加钱。”
"......"
“以前，我很有热情回去帮忙招生，因为我喜欢去做这种工作。另一方面，当时我对学校和学科的认同还是很强的。现在你让我回去对着学弟学妹们说，我做不到。我对自己的未来发展都还是一片迷茫，无法告诉人家最基本的‘为啥要学这个专业，以及学了能干啥？’只能昧着良心把人家劝来学复旦的这个学科，是不是有点太不讲武德了？如果人家问我的规划，我只能说一些大话去骗他们，我心里过不去。这种感觉你懂吗？”
“我可太懂了。”我握紧他的手说，“我现在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吃我安利的人解释《进击的巨人》的烂尾，更不知该不该向没有看过的人去安利它。”
（遥祝jsc英年早逝）
涤纶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任何学校都只是学术机器，吃进去的是人，吐出来的是学术垃圾。与其思索人大复旦，不如思考北京上海，毕竟，上海复旦本科可以落户，北京行吗？不行。
但是涤纶并不想落户上海，他想回到家乡，回到雾气弥漫的四川盆地去。
涤纶在高中时对复旦非常神往。他说，在他这个西部蛮夷眼里，复旦始终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让他觉得这个学校真的好有魅力，梦想着有一天一定要亲手揭开这层面纱。
“本以为会是秋香，未曾想竟是如花。”揭开面纱的他感叹道。
涤纶认为，自己对复旦的情感和他对高中时的态度很像，他称之为工具理性。他认为，现在的大学其实就是韦伯所说的学术工厂，，是一种纯粹的生产游戏。其中的内在意义需要自己去建构和糊弄，你可以声称自己在实验室做研究写论文是在为社会作贡献，但其实心理知道自己的论文可能根本没人会读。
而当我问到他未来的打算时，他显得有些急躁：“我想回家乡，但具体做什么，我现在也不知道。”
05
一则故事
前段时间，涤纶认识了一个华师大的文艺学硕士大H。
大H是河南人，华师中文本科，善交际，好交友，是个能和出租车司机从上车聊到下车的男人，平日里天天读书，一到假期便到中国各地去做田野调查。
他走进农村，站在村口，和村子里的人抽烟聊天，打听村子里的情况；有的时候会蹲在田垄询问今年的收成；站在火车站问他们要去哪儿打工，打工的收入和他们在打工中发生的各色故事。倒不是说为了做一个什么项目，写一个什么报告，大H单纯只是觉得有趣，他醉醺醺地和涤纶说：“其实我是在发现人，你懂吗？我们知道世界上有这些人，但却并不了解他们，无法理解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这些活生生的人是不可能符合课本和媒体竭力向我们展现的那些刻板印象的。有些时候，我简直搞不明白，他们对我们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涤纶觉得很有道理，但他更向往这位学长走出舒适圈，迈向校园外的勇气。
大H学长在许多次的田野中，对两件事记忆犹新。
一件是他刚到一个村子后，那里正好有人在办喜事，他只是在大门口探头张望了一下，就被热情好客的村民拉进去喝酒吃席，被劣质白酒灌得上吐下泻。
另外一件则是他前往一个河南的艾滋病村时遇到的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血浆经济极度发达，在八成人口均为农民的河南，许多人穷到卖血过活。在河南，许多血制品企业靠从农民身上抽血买血赚得盆满钵满，却他们为了降低成本，为了多赚一个针头的钱，无法做到每个人用一个针头，最终导致整个村子艾滋病交叉感染。据河南省官方公布，全省有38个这样的自然村。
http://www.cctv.com/special/289/2/25967.html
(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说艾滋病村这种事情)
(仅百度百科和一则新闻报道，就让我看得发抖）
(为了复旦人的身心健康，就不放图了）
大H走访的正是其中的一个。
村子偏僻而穷困，人们面容灰暗，心情阴晴不定。走进他们住的房子，大H看到墙上涂着血液，星星点点布满了酱油色的污渍，看得他头皮发麻。当他走出屋子后，天空晴朗的让他天旋地转。一群孩子从他面前走过，望向他的目光中是见怪不怪的平淡和晦暗。
在那里，没有村民向他搭话，大H也没有任何开口的欲望。
他走了。在返程的大巴上，大H睡着了。在梦里，刚刚见过的那些村民的脸不停的在他脑海中闪现。等到汽车到站，司机喊下车的时候他才被惊醒，薄薄的衬衫被冷汗浸湿了一半。
他粗粗的喘着气，随即做出了决定，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了一家婚纱摄影公司，将身上所有的现金和笔记本电脑做抵押，借了一台投影仪匆匆赶回了那个艾滋病村。
没有人对他的二次归来感到惊讶，只有一些孩子好奇的围着他，看着他提着一个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四处寻找适合播放的场地。
村委尽管有人很诧异，但并不介意有人自发给村民放露天电影，他们提供了场地，并进行了通知。
电影播放的《钢的琴》，一部喜剧片。
大人来的不多，主要是孩子。他就站在一旁，静静地观察村民们的神情。有的人百无聊赖一言不发，有的人有时吭笑一声，随即陷入沉默。大H也只是蹲在一边，闷着头抽烟。他从侧面看去，投影仪射出的光化成影像落进他们的眼里，能看到一个个小小的光点在双眼上浮动。
电影放完了，大人们拍拍屁股走了，大H把烟屁股一扔，转头去收拾投影仪打算走。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小孩子，很普通的小孩子，就那么走了过来，一把拉住他的衣服，问他：
“哥哥，下一部什么时候放？”
尾声？
在酒吧里，涤纶听完这个故事，沉默了很久很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对着我说，“我搞不懂，我不是不相信世界会有这样的事，也不是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大H这样的人，我只是不相信，这样的人会在我身边。”
这几天，涤纶想到了很多。
他说因为接受采访，实际上是将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和想法重新捋了一遍，他发现自己真的变化了好多好多，当初的梦想也不知从何再说起。
“我无法正视我的懦弱。”
涤纶说，前段时间外卖盟主曝出来以后，他知道自己做不了什么，自己能做的就只是转发推送和新闻，再捐一点不痛不痒的小钱。他觉得自己总是在做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可以说是无所作为，毫无意义。
（曾经的各种报道被删除）
但我并不认同他的说法：“在信息封锁的年代里，信息的传播已经要承担一定风险，转发本身就是一种行动。”
涤纶摇了摇头说：“但是我很快就删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一个很有权威的长辈在看到后，立马找到我，告诫我说不要转发这些不正能量的东西。你知道的，我向来就是这样，辅导员让我删我就删，长辈让我删我也会删，我的根性里似乎就是有这么一种懦弱，这让我最近很痛苦。”
我又想起涤纶曾经的香港之行，想起他曾说的对那种情景的向往，于是我问他：“大学后，你有再做过这样的事吗？”
他摇了摇头。
有些时候，涤纶会觉得自己正在慢慢变成自己所讨厌的样子，对于真正想做的事，他的态度变得就像自己学院中的其他人一样圆滑和油腻，找各种借口不去做。
我默然。这种心理厌恶和挣扎对我而言并不陌生，许多年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在最后一次采访的最后，我们沉默良久，直到旦苑要赶人时，他突然对我说：
“其实那天和他聊完天后，我就一直很好奇。”
“好奇什么？”
“那天，那部电影究竟讲了什么？”
「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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