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郊区现代化问题研究》绪论
张文茂
本书从农村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农业的角度研究我国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这也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从一般的意义上讲，人们习惯于把农村和农业、城市和工业看成是完全对等的概念，似乎农村的现代化就是农业的现代化，或者说农业现代化了，农村也就现代化了。其实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实践证明，在国家的城市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之外，还有一个农村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即以农村产业革命为基础的传统农村社会结构向现代工业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正是这一进程决定着农业的现代化进程。而这一进程又必然使我国农村村庄的社会形态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分化演变：一部分向城市、城镇转型，成为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区，集体经济组织也向适应城市、城镇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方向演变；另一部分则成为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出区，为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创造条件，农村集体经济最终要向现代合作经济形态演变。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在我国整个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具有超前发展的特点，使很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和问题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充分地展示出来。从根本上讲，理论研究的目的是找出大量社会实践和社会现象背后的本质性的东西，找出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只有符合这些客观规律，才是检验我们的认识和政策是否正确的标准，也是指导我们以后工作的科学依据。这个文集收集的是笔者近年来对北京郊区调研中的一些成果，一般都不是纯理论性研究。但调研中总有一些相关的理论思考，进而发展到对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发展规律的整体性思考。但由于工作和精力的关系还不能马上撰写理论专著，只能先汇编成集，试图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展示一个理论框架，希望能够揭示我国大城市郊区农村乃至一般农村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本书主要探讨了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
一、郊区农村现代化发展问题
发展是改革的目的，是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改革是为了更好更快的发展。科学发展观是立足于正确认识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发展观。所以，对郊区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的趋势和规律的研究就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对改革的研究，对经济体制和组织创新的研究等等，都要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规律中找答案，而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客观需求来研究体制和组织创新问题，不能离开生产力研究生产关系。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有些什么客观趋势和规律？有哪些不同的发展阶段？需要进行怎样的深化改革？我们在调研实践中进行了探索和思考。
首先、在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历史定位上，我们认为北京郊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和全国一样，已经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即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和以农村产业革命为主的农村经济和产业结构变革阶段。前一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解决吃饭的问题，这是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进程相对应的；后一个阶段是解决农民增收和农业富裕劳动力转移问题，是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农业、农村的工业化问题，即初步完成农村产业革命的主要任务。这两个阶段在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具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到一定程度，必然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发生矛盾。所以，农村现代化进程的第三个历史阶段是城乡统筹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我们现在实际上是处于向新的历史阶段的转型过程中。
其次、在对农村现代化进程本质的认识上，我们认为，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就是农村现代的一场产业革命，类似于西方早期的工业革命，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既是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又是农村社会结构向城镇化、城市化社会结构的转型。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这种变革的动力既有来自郊区农村内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推动，来自农村工业化的推动，又有来自北京这种特大城市对郊区农村的辐射和扩散效应，来自大城市郊区化的推动，甚至这种特大城市的郊区化趋势已经成为郊区经济社会变革的主导因素。
第三、就一般情况来说，农村现代化进程表现为四个大的基本趋势：
（1）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即在国家的城市工业发展的同时，开辟农村工业化的第二战场，发展农村二三产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的产业分化，实现农村经济区域化分工和社会化生产，完成农民向二三产业的转移。
（2）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农村工业化进程产生的二三产业的集聚效应，推动农村的城镇化发展，带动农民的离土和城镇化转移、集聚，最终完成农村社会结构向城镇化社会结构的转变。
（3）农业的产业化进程，即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在前两个进程的作用下，农业开始向产业化规模经营发展（在微观形式上并不排斥家庭为主体的规模经营），向不同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发展，在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的主导产业和产品，并逐渐实现加工、销售以及国际贸易等产业链条的延伸和标准化生产，最终使一般农村地区的传统农业转变为商品化、工业化、产业化的现代农业。
（4）城乡关系的一体化进程。上述三项进程的发展，必然突破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和体制，在资源配置、产业布局、管理体制和城乡经济社会政策等方面全方位向城乡一体化的方向演进，并在国家推进城乡统筹，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政策的基础上，最终完成整个国家城乡一体化的现代化转型。
这四大基本趋势不是孤立发展的，而是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一个统一的整体，其本质是一个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问题。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所表现出来的活力，都是这些趋势健康发展的结果；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矛盾越来越尖锐，恰恰也是这些发展趋势及其相互关系出现了混乱的表现。
第四、农村现代化的基本趋势在大城市郊区展开为四种不同的发展类型：
（1）主动型工业化、城镇化类型。指由于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而带动的经济和人口集聚的城镇化类型。一般分布在乡镇政府行政中心和二三产业发达的大村。郊区建制镇所在地的农村一般都属于此种类型。
（2）被动型城市化类型。指原有大中城市扩张所覆盖的郊区农村，不论原来的基础如何，注定要被城市化，必然要被融入城市的经济、社会中。这些地区又有不同于城镇化地区和一般农村地区的特殊性。北京的近郊区和区县新城已经列入城市规划范围的农村，基本上都属于此种类型。
（3）现代农业的产业化发展类型。指一般农村地区中可以生产某种大宗农产品的区域化、专业化、产业化地区的农村，并已经在产业分化和区域分工中形成自己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的地区，是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区域。郊区乡镇以下一般农村多数属于此种类型。
（4）承担生态功能或产业未分化定位的类型。指由于承担生态环境等社会功能而产业发展受到很大局限性的地区，或由于自然条件和资源的限制而不能形成主导产业的地区。
以上四种类型都具有各自不同的特殊性，面对的是不同的矛盾，需要分别进行研究，弄清各自的发展趋势和特殊规律。而且，这些不同类型之间在整体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特别是城镇化发展类型与农业产业化发展类型之间，甚至存在一定的互为条件的关系。只有弄清这些联系和关系，才能从根本上把握我国农村特别是大城市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基本规律，进而为农村现代化进程寻找更适合国情的体制支撑和制度安排。
二、郊区农村城市化、城镇化问题
城市化的问题往往被人们简单化地理解为农民进入大中城市，甚至统计部门也把农民工统计为城镇人口，借以提高我国的城市化率。农民工的城乡两栖现象以及每年春节期间一亿几千万的人口流动绝不是我国农民城市化转移的正常状态，而是城市化、城镇化道路发生偏差的结果。其实城市化道路怎么走，是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复杂的农村社会结构现代化转型问题，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模式。要研究我国农村的现代化问题，就必须研究我国城市化道路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表现为我国城市化道路的两种主要趋势或基本类型：一类是原有城市的发展、扩张吸纳农民进城的城市化转移问题，这里又包括农民工的问题和被城市扩张所覆盖的农村的城市化改造两个问题；另一类是在农村自身产业革命进程中新生的一大批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以此为支撑解决农民在乡镇本土范围内的城镇化转移、集聚问题，是中国农村的城镇化发展道路问题。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城市化问题，基本上可以囊括我国农村城市化道路的不同类型。我们在北京郊区的调研中，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在城市化这个总概念下，我们提出两种基本类型：原有城市扩张带动的农村被动型城市化类型；农村工业化发展带动农村主动城镇化类型。所以，在概念的使用上，将“城市化”作为一个总概念、总趋势，而在这个总概念之下，又分为被动城市化和主动城镇化两个类型。涉及前者的称为城市化进程，涉及后者的称为城镇化进程。
郊区农村城市化进程有四种发展模式或概括为四种类型：
1、被动型城市化。主要是直接面临中心城市功能和产业扩张的近郊区农村、区县新城周边列入城市规划范围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其特点是原有城市的发展扩张，使这些地区的土地大量非农化，不管农民愿意不愿意，都要被动地被城市化。这也是近年来很多城市出现“城中村”的原因。
2、主动型城镇化。此种类型主要是一些自身经济发展很快，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走在前面，并且形成了经济和人口相对集中的趋势，又对原有农村进行了改造，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发展成为新兴小城镇或小型城镇化社区。郊区的中心镇大部属于此种类型，并且已有一批成功的典型。
3、农民异地迁居型。此种类型是一般农村地区的农民异地迁居到城市、城镇定居，从事二、三产业，以家庭或个人的形式实现城市化转移。此种类型在郊区已经大量存在，但多数尚未完全脱离与农村土地的权益关系和转变农民户籍身份，是一种农民的潜性城市化或准城市化，是在今后的城市化进程中应着力从制度层面予以解决的类型。
4、原地改造型，即一般农村的旧村改造型。此种类型虽然没有较明显的经济和人口集聚趋势，但通过旧村改造、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环境卫生条件等措施，使原有传统的农村面貌根本改观，成为现代化的农村社区，农民开始享受城市文明的成果，向城市生活方式转变。从狭义的以经济和人口集聚为主要特征的城市化概念上看，似乎不属于城市化的范畴。但是从广义上，从城市化的结果来看，恰恰是农村城市化最后阶段的主要特征之一。因为城市化的最终结果也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集中到城镇，但是居住在农村的农民也能享受城市的现代文明。在郊区，此种类型的典型也已经开始出现。
郊区城市化、城镇化进程与大城市郊区化合流的发展趋势：
在郊区城市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同时，北京的城市郊区化进程也已经开始加速。特别是新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订和实施，进一步加快了中心城市功能和产业向郊区的转移和扩散，并随之带动城区人口（包括中心城区外来常住人口）向郊区的转移和扩散。郊区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合流的趋势已经显现。合流的交汇点将集中在郊区新城以及区位、经济和环境等条件更好的小城镇和部分农村社区。城市郊区化进程的加快，也将对郊区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例如，中心城市功能转移的主要方向和产业布局的重点区位，将加快城市化进程。同时，城市人口的扩散对郊区第三产业的发展，城市高消费需求的增加对郊区生态农业、旅游农业的发展都会起到推动作用，并且会进一步推动郊区都市型农业的结构升级和更多城乡混合型新型社区的形成，进而带动农村的社会结构转型。一些原来不具备集聚农村人口能力的城镇，却有可能具备承接城市扩散人口和截留外来进京人口的功能。所以，郊区化和城市化一样，都将会对郊区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实际上，象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郊区，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更主要的特征是城市主导型，郊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城市整体功能和产业布局的要求。
郊区城市化进程面临的深层次矛盾：
郊区城市化进程明显存在“两个滞后”的问题，即本市农民的城市化、城镇化转移滞后和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滞后。而这两个滞后背后的本质是郊区社会的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由于北京作为国家首都和特大城市强大的集聚吸引力，城市人口的增加主要来自全国各地，往往掩盖了自己郊区农民城市化转移缓慢的矛盾。在北京很高的城市化率中，实际上主要是由外埠进京人口提升的，本市郊区人口转移所占的份额很小。
郊区农民的大部分群体被挤压在非农化（二三产业就业）和稳定的城市化转移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农户中兼业经营和有土地承包权又不经营土地的越来越多。农户整体结构呈枣核状分布，即两头小，中间大。两头小是指真正以农业为主，并且形成一定的土地经营规模的专业农户很少；另一头是真正脱离土地而转为城镇居民的农户也很少。而既拥有土地承包权又不从事或主要不从事农业经营的农户就成为主要群体。这样一种农户结构，显然不能成为郊区现代农业的微观基础。为什么郊区农民的大部分被挤压在非农化与城镇化之间的中间状态呢？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一个是来自农村内部的，即农民的土地权益和其他财产权益不能在流转中处置，不能置换成迁居城镇的物质经济条件；另一个是来自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造成的农民进城门槛太高，特别是社保、医疗、就业和住房等基本问题很难解决。一边是离土离乡的脐带割不断，另一边是进城的高门槛跨不过去。这就是郊区城市化进程的深层矛盾，也是郊区城市化滞后的主要原因。显然，加快突破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已经是郊区城市化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郊区农村经济体制的演变问题
研究农村经济体制演变的原因和依据必须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中去寻找。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经济组织形式只有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即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才是有生命力的。而这种适应与不适应则是相对于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说的。农村现代化进程需要经历若干个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阶段必然对经济体制和经济组织形式提出不同的要求。由于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变革，原来的体制和组织形式由适应到不适应，甚至成为生产力发展和产业结构变革的束缚，这就使改革原有体制和组织形式成为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求。为了说明农村改革的合理性，没有必要对改革前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而是要从农村现代化进程发展的历史逻辑上，从生产力发展遇到什么新的矛盾和问题上，说明改革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基于对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和不同发展类型的研究，我们对郊区农村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发展演变的历史阶段及未来趋势进行了分析和初步概括。主要观点是：
第一、郊区农村经历了由个体农业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这是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展演变的第一个历史阶段，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集体化水平越来越高，但农民发展的自主选择权越来越少的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对于我国工业化进程的起步阶段和通过农业基本建设改变农业生产的自然物质条件以解决粮食问题的发展阶段来说，都是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对于农村进入产业革命阶段，对于农民迫切需要提高收入水平的合理需求来说，则具有严重的负面效应。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的自主选择权被剥夺，压抑了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积极性，这是这种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逐渐失去生命力和必须进行改革的根本原因。
第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发展演变经历了由人民公社到家庭联产承包，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经济体制发展演变的第二个历史阶段，是以国家的放权让利和农村内部的分散经营为主要特征的阶段，是农民的自主权越来越大而组织化程度和集体化水平越来越低的演变过程。这样一个过程对于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重新解放农民，尊重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自主权，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但对农民进入工业化、城镇化进程，进入农村产业分化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中，使农民及时分享产业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果，又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造成农民在产业分化的变革中失去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权益流失，逐渐沦为弱势群体。
第三、郊区农村进入农村产业革命阶段以后，农村集体经济的分化演变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过程中，相当一部分农村的阶段性衰落和集体经济的弱化是难以避免的，这是由农村产业结构变革，即农村的工业化、城镇化、城市化进程所决定的。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的集中化趋势，农业向区域专业化的产业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些都必然使原来以单一农业经济为支撑农村经济体制和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发生深刻的分化和变革。问题在于，要积极探索顺利实现这种变革的新的体制支撑和新的组织载体，需要探索集体经济新的实现形式，引导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向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合作经济制度转变，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私有化进程就能解决问题的。
第四、郊区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分化演变的类型
1、在被动城市化地区，农村社区集体经济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向股份合作经济+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演变，溶入城市，成为城市扩展中的新型集体经济形态。如丰台区草桥村这种类型，在郊区已经有一大批成功的典型。
2、在主动城镇化地区，农村社区集体经济也需要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向股份合作经济+公司化的现代企业制度演变，成为农村城镇化以后的新型集体经济形态。此种类型又有两种情况，一是小城镇区域中心的村庄，如丰台区的南宫村，具有一定的集聚功能；另一种情况是一些非乡镇行政中心区的大村，由于二三产业的发展，经过旧村改造成为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混合型城镇化社区，如昌平区的郑各庄等。这些农村都需要原集体经济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3、一般农村地区仍然维持的双层经营体制。既维持着家庭承包经营，集体又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服务；有的集体还有一些企业和土地、厂房等租赁承包收入。此种类型在郊区农村还占有很大的比重，属于还在继续分化演进的过程中。在主客观和内外条件的作用下，其分化演变的趋势是两个方向：一种是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和经济总量的增加，集体经济会逐渐发展起来，最终成为郊区现代化的城镇化社区；另一种会随着农村劳动力的向外转移和人口的减少，最终完成土地向职业农民或现代农业企业的集中，成为郊区现代农业的发展区域，原来的村级社区集体经济逐渐向专业性合作经济转变或被取代，并在更大的范围上发育专业合作联社或综合农协之类的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的产业化组织程度。
4、除法律意义上的土地集体所有外，集体既无资产，又无统一经营和服务，完全靠财政转移支付维持社会工作。此种类型在郊区比重较少，属于原集体经济已经弱化到接近消亡的阶段，需要改革和整治。
第五、未来郊区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发展的基本趋势预测
在城市化、城镇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由过去单一的农业生产劳动组织，转变为由多个二三产业企业实体、多个市场经营主体组成的经济复合体，农业只是这个复合体中的一部分，可以实行家庭承包，也可以实行企业化经营。这种新型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的本质特征，是原来的社区集体经济组织经过产权制度改革后，与股份制的现代企业制度连接起来，集体经济内部的产权结构复杂化、多元化了，形成了“社+公司”的模式，一般采取在“社”的范围内实行股份式的合作制，在社办的公司企业则实行产权开放的股份制。这就使原来适用于农业的、以集体统一经营、集中劳动和统一分配为特征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和经营体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这种变化，才能使集体经济的发展与农村产业革命的进程，与农村的城镇化进程，与农村社会结构转型的客观需要相适应。在农业产业化地区，也有一个由原来的村级社区集体演变为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的问题，再由这种专业合作社和更高一级的联社去发展农产品的加工、配送、销售等企业，也是“社”办公司，而不仅仅是资本化的公司+农户。所以，可以预见，这种“社+公司”的模式是未来农村（包括城镇化以后的原农村集体经济）集体经济发展的第三个具有代表性的历史形态。现在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是农民的“社”如何突破村的界限，实现更高层次的联合，形成“联社”+公司的模式。
四、城乡二元结构和二元体制及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
城乡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普遍出现的社会现象，工农业之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是城乡二元结构存在的经济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工业化进程也同样难以避免出现城乡二元结构。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逐步确立了城市全民所有制经济和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并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体制，统一计划配置各种社会资源，逐渐形成城乡二元管理体制。当时，这种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为我国初期工业化提供了积累机制，切实保障了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化道路的顺利推进，并有效回避了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所谓“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使城乡关系日益割裂，形成农民权益缺失、各种生产要素向城市集聚，农村发展乏力等一系列矛盾，城市与乡村日益成为两个不同板块，农民和市民成为两个经济和社会权益差距很大的不同阶层。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泛市场化改革又造成农村资源全面向城市积聚的资本导向，进一步加重了城乡二元结构。这说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只能立足于国家的城乡统筹战略，在经济、财政、金融以及各种社会政策等方面向农村倾斜，实行以工哺农、以城带乡，向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当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的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把郊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纳入整个首都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之中，实行统一的规划和布局，大力推进城乡一体化，是破解城乡二元体制的客观要求。
北京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已经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或地区的水平，在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处于最后的攻坚阶段。作为首都，北京在资金、人才、技术、教育、文化、旅游、体育、信息、市场等众多领域，聚集形成了多方面资源优势，拥有巨大的产业潜力和市场机会。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标志着国民经济具备了相当实力，开始进入活跃、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2006年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7720.3亿元，按北京市的常住人口计算，人均GDP达到49505元（折合6210美元）。可见，北京已经进入工业化进程的中后期阶段，已经具备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经济实力，具备了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经济基础。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实质是通过“以工哺农，以城带乡”，推动已经高度集中于城市的各种资源和要素向农村扩散，推动城市的管理职能和公共服务产品向农村延伸，带动郊区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城镇化转型，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一体化，共同承担国家首都、世界城市、文化名城、宜居城市的总体功能，建设社会主义的和谐北京。
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战略的推进，关键要突破一系列城乡分割的体制和运行机制障碍，对经济、社会各个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与创新。这需要从城乡两个方面进行突破：一方面是发挥城市对郊区农村的带动作用，使城市的部分产业和功能转移到郊区，实现城区和郊区在产业上的合理布局，同时要使原来主要集中在城市的公共管理和服务功能向广大农村延伸，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功能的城乡均等化。这就需要突破原来大量的城乡分割的政策、法规，通过改革实现城乡对接并逐步走向一体化；另一方面是农村内部要加快深化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步伐，要站在城乡一体化和城市总体功能的高度审视郊区农村的发展趋势，既要加快农村的城镇化进程，又要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主动适应城乡一体化进程。政府公共财政要加大向郊区农村转移投入的力度，大力促进郊区产业结构升级和都市型农业发展；逐步建立城乡对接的劳动就业与社会保障制度，逐步提高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全面推进郊区农村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的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加快农民“两个转移”步伐；积极探索农村土地制度、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及城乡户籍制度等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维护农民的各项经济和社会权益。
五、郊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问题
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际上是在郊区城市化、城镇化和大城市郊区化两股力量的共同推动下，郊区农村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全面现代化过程，是郊区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对这一发展过程在认识上应明确以下几点：
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原则和目标都是城乡一体化。对北京郊区来说，加快郊区城镇化进程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任务是有差异的，这种差异表现为：现在面对的是近4000个行政村，但到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时（比如到2020年，北京地区城市化率达到89%），可能新农村的数量还不到现在的一半，其中的一半多会被城市化、城镇化。所以，郊区新农村建设的起点和目标是不对应的。城镇化进程与新农村建设的侧重点也存在很大差别，加快城镇化必须注重经济和人口的集聚区域和生长点，而新农村建设则需要更加注重相对落后的一般农村。但郊区的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是同一个郊区现代化进程的两个方面，两者应该统一于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进程，或者说不论是郊区的城镇化进程，还是郊区的新农村建设，都是传统农村经济社会结构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都应该在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基础上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历史新阶段。
郊区城镇化是郊区新农村建设的主导力量。郊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城镇化进程中的新农村建设，城镇化进程是郊区现代化进程的主导因素。郊区一般建制镇虽然在农民异地迁移型城市化进程中作用不大，但在村庄整合、迁村进镇的改造中，却可以解决当地农民的城镇化转移问题，并成为城市郊区化扩散中经济和人口的承载地。郊区小城镇的发展，要真正形成集聚效益和竞争优势，以带动辖区内的农村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进程，一般都需要完成产业结构升级、旧村改造和集体经济的产权制度改革等必不可少的任务。而这些任务的完成，恰恰是从新农村建设起步，结果却是完成城镇化进程。
小城镇的中心村在郊区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核心集聚功能。小城镇政府所在地中心村经济实力的发展壮大和村庄城镇化改造，是形成全镇范围内的集聚内核和提高辐射带动能力的基本条件，也是小城镇健康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一个小城镇能否发展起来，关键要看镇区中心村是否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形成了一定的集聚和辐射能力。镇政府所在地实际上是一个小区域的行政中心，但是，如果所在地的村发展不起来，那就不能同时成为经济中心，不能形成核心积聚能力，小城镇就发展不起来。这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加快中心村的产业结构升级，使其尽快发展起来；另一个办法是被周围发展更好的村（已经实际形成当地的经济中心）所取代，将行政中心移到经济中心去。
新农村建设中，不同村庄产业结构的升级方向是不同的。郊区不同村庄要根据自身的区位、资源和产业等基础条件，以与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定位相一致的原则，明确自己的区域功能定位和产业升级方向，确立自己的主导产业和相关产业，才能进入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新阶段。不同的村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方向与其区位密切相关。一般来说，郊区村庄产业结构升级和演变的方向有四种类型：
1、近郊和进入郊区新城规划范围的村庄，以第三产业为主，保留一定数量的都市型工业和都市型农业，向城市经济的方向发展；
2、郊区小城镇核心区的村庄，以二三产业为主，形成不同特色的小城镇经济，是人口集中、积聚的区域；
3、郊区还有一种不在城镇规划区内的较大型村庄，将有一些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较好的演变为亦城亦乡、亦工亦农的混合型城镇化社区，承接城市扩散转移的产业和功能，这种村庄产业升级的方向一般是以二、三产业中的某个类别为主，发展相关的服务业，农业则向都市型农业升级。
4、一般农村地区的村庄，分别以都市型农业和产业化农业为主，是劳动力和人口流出区，也是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区域。
从全局的角度看，现阶段北京郊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该注意如下一些问题：
第一，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要下大力量把规划的城市建设功能延伸到郊区农村，进行城乡一体化规划；要把城镇体系和村庄布局规划、产业布局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衔接起来，使郊区和城区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现在郊区农村在新农村建设的试点中要求必须有规划，这样要求是对的。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规划并不能保证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功能相衔接，而且，政府支持新农村建设的资金又很快流入了一些规划单位。规划应该是政府的责任，不应该由农民买单。建议市政府加强管理，自上而下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综合规划，使郊区城镇化进程和新农村建设更好地协调起来。
第二，加大乡镇范围的综合配套改革力度。农村在实行联产承包制和税费改革后，乡镇和行政村两级经济组织的改革和制度建设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需要从基本的经济关系和体制上深化改革。特别是北京郊区城镇化和城市郊区化进程加快的情况下，乡镇一级的地位和作用更是不可忽视。但单方面的改革往往很难取得预期效果，需要在土地流转、社区改制、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实验，找到深化改革的路径和有效措施。
第三，充分利用城市功能的扩散效应。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使得城市功能向郊区扩散，不单是第二产业，还带来许多优质的三产资源向郊区农村转移，包括文化、科技、教育、体育、会展等许多方面。充分利用这些功能，可以带动郊区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和社会结构调整。可以考虑以城镇体系规划和村庄布局规划为先导，有选择地推出一部分村庄，与城市的各种企业、事业部门结成对子，进行联合开发，并制定相应的配套政策，特别是旧村改造中集体建设用地方面的政策。
第四，理顺郊区农民教育培训体制。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农民，这无疑是对的。但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郊区，问题就不是这么简单。郊区现在300万左右的农业人口，按现代农业的要求，将来真正依赖农业的不过20%左右，其他人口和劳动力要转向二三产业，其中的大部分要城镇化。所以，现在的郊区农民教育培训就不单单是培育新型农民，而是农民的二三产业转移就业技能的培训更迫切。实际上，郊区农民教育培训有三种基本类型，一是培养适应现代农业的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训，二是培养农民进入二三产业和城镇就业的转移性技能培训，三是面向大众的综合性教育培训。目前，郊区各级政府已经普遍重视农民的教育培训，应进一步按不同类型组织各类教育培训资源，有针对性地提高教育培训的质量。
第五，继续加大财政对郊区的投入。目前郊区广大农村地区，农民的经济收入还有待提高，经济基础还不是很强，基础设施和社会事业的发展还需要大量投入。就多数农村来说，这些投入不是光靠村集体和农民个人能够解决的，靠农民自发地进行新农村建设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北京公共财政已经具备了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实力，应继续加大公共财政对郊区农业和农村的投入。
六、郊区现代农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经济问题
产业化农业和都市型农业是郊区现代农业发展的两种基本类型。由合作化以前的自给性农业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品型农业，农业的商品率很低，农业的社会化程度也很低，农村内部的产业分化不明显，绝大多数农村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主，虽然称为“以粮为纲、多种经营”，但经济作物和各种多种经营项目还不能发育成具有一定区域和产业规模的独立的产业。改革开放以来，在全国粮食产量增长，吃饭问题基本解决以后，随着国家放宽对农村经济的计划控制和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增大，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这种转变的最初表现是农村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项目的发展，农民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增加收入，开始积极调整农业和农村的产业结构。实际上，这一转变的本质是农村产业分化的开始。从宏观上讲，是农村由以粮为纲向多种经营进而向多种产业发展；而从微观或不同的区域经济的角度上看，则是由多种经营（什么都搞一点的小而全）向形成具有区域优势的主导产业和主导产品的专业化、社会化生产转变，并围绕优势产业和产品延伸产业链条和拓展相关产业，这就是农业的区域专业化和生产的社会化进程，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国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实际上是农业的产业化进程，是大农业内部的区域分工和产业分化的进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产业化农业是现代农业的普遍形态或一般形态。但是，这种一般形态在大中城市郊区和大都市圈地区就会演变为一种特殊形态，即都市型农业的形态。在大城市郊区或都市圈地区，随着城市现代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及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产生了对农业的大量的新的市场需求和城市整体环境的生态需求，一是城市市场对高档农产品的需求旺盛，需要就近供给；二是城市人希望到农村接近自然的环境中休闲度假观光，为郊区提供了大量的以农业为基础的服务业需求，使农业直接向第三产业延伸成为现实；三是城市发展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需要大面积的具有景观隔离功能的农业和涵养水源维护生态的林地。另一方面，城市发展又使郊区的土地、劳动力和各种生产要素价格迅速增长，郊区农业继续生产一般大路农产品的比较经济效益下降，迫使农业向效益更高的方向升级，这就促成了都市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所以，都市型农业是现代农业在大城市郊区和都市圈地区的一种特殊形态。都市型农业和产业化农业的区别在于：
1、专业化和多样化。产业化农业追求的是产业和产品的专业化，包括区域的专业化和生产经营环节的专业化；而都市型农业追求的是产品和服务功能的多样化；这是由二者的不同的市场定位差别决定的。
2、以农产品为主要目标和以服务产品为主要目标。产业化农业是以农产品的数量和价格为主要的收入目标；而都市型农业则以服务收入为主要目标。
3、向第二产业延伸和向第三产业延伸。产业化农业主要是与现代加工业结合，延伸到不同的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领域；而都市型农业则主要是向三产服务业延伸，与旅游业、餐饮业、度假休闲甚至各类文化服务产业相结合，发育成新的复合型产业。都市型农业的这种服务功能拓展的越宽，农业的生产功能越弱化，农业也就越来越成为郊区农村三产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概括起来，郊区现代农业主要具有三个基本功能：
第一、精品农产品的生产功能。郊区现代农业是以生产高端农产品、高附加值产品和高度环保型产品为主要目标，其生产的集约化和高科技含量都是一般传统农业难以相比的；
第二，具有三产服务业的经济功能。郊区现代农业还是以为城市提供各种观光、休闲、旅游服务和更大范围内提供技术文化服务为目标的服务型农业；
第三，维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功能。北京农业的生态功能主要体现在生态屏障功能和景观功能两个方面。山区生态涵养发展区的生态林和果园，近郊绿化隔离带地区的生态林和景观农业以及各类湿地等城市生态系统，在净化空气、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和减轻城市“热岛效应”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城市生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郊区现代农业的区域布局应根据北京城市整体功能的要求，按近郊景观隔离农业圈、远郊平原精品农业圈、半山区果草牧农牧经济圈和山区生态林屏障圈4个圈层分布，规划不同的功能区域和产业园区，形成不同的区域规模和区域特色。
近郊：城市景观隔离农业圈。包括朝、海、丰、石4区，属于城市功能拓展区，构成郊区农业的第一圈分布，其基本功能是中心城区与周边城镇组团和郊区新城之间的绿化隔离作用。
远郊平原：现代精品农业圈。包括顺义、通州、大兴，以及房山、昌平、平谷、密云的平原地区，以精品农产品生产功能和服务功能为主，是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主要地区。
半山区：果草牧一体化农牧经济圈。北京周边三面环山，半山区和山前缓坡台地是北方果品生产的有利区位，构成郊区半山区特色林果产业带，应在现有基础上扩大果园牧草种植面积，发展牛羊等草食动物，动物粪便作为肥料还田，形成半山区果、草、牧一体化的农牧经济圈。
山区：林业生态屏障圈。以北京的生态屏障和水源保护功能为主。同时，这一圈层还包括以干果为主的果品产业，如怀柔、密云的板栗，部分山区的核桃、杏、柿子等传统产品，应积极加以开发，增加农民收入。
随着郊区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郊区农村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一些农村地区集聚了越来越多的人口和资源，逐渐发展为新兴城镇；而相应的一般农村地区则成为人口流出区，这些地区由于社区集体功能的弱化，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低，也不适于在旧的社区集体的框架内下功夫，而应将着力点放在提高和完善农民的产业化组织程度上，按产业化发展的要求将农民组织起来。这种产业化组织体系包括专业农户、专业合作组织、各类加工或贸易龙头企业、以及各类专业协会等多个环节。其中的关键环节是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和各类专业协会。提高农民的产业化组织程度，要按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要求使农民加入不同的产业组织体系，主要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行业协会的形式来实现。所以，发展专业合作组织是提高农民产业化组织程度的一个重要环节。
在一些主要依赖农业生产而社区集体经济薄弱的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发展是对社区合作经济组织的一个重要补充，并且有力推进了郊区农业的产业化进程。近年来，郊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有了较快发展，在组织农民进入市场、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产业分化、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需要研究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农业产业化地区的社区集体组织与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是长期并存还是后者取代前者，是否存在经过改革将社区合作组织演变为类似综合农协之类的组织形式，需要具备那些条件等等，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发展专业协会是提高农民产业化组织程度的重要措施。农村专业（行业）协会是由专业农户或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产品加工或贸易企业以及相关的研发、推广等机构按产业组成的行业自律和以自我服务为宗旨的社团组织，是农业产业化组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农户、企业、合作经济组织与政府之间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对推动农村和农业的产业分化、促进农业的专业化发展和产业化经营具有重要的组织和引导作用。
2008年1月28日
《北京郊区现代化问题研究》，由北京市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城郊经济研究所的张文茂和苏慧编著，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等人为书作序，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该书以调研报告和个案研究的形式较系统地总结了北京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规律，提出了未来改革发展的趋势，全书40余万字，定价38元。
相关文章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