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小岗村喜欢出外讨饭的人们在两间草房里秘密订立了一个协议，要分田到户，这个协议的领头人是一个叫严宏昌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的是，别人只是因为懒惰，而严宏昌却有着他的小九九。他在把土地大包干了之后，自己去外面做包工头，几年的经验告诉他，那样才能挣大钱。才能建起自己的新房。这说明他是一个自私狭隘而且极有心计的人，就象著名作家浩然的著名小说《艳阳天》里的农民马立本一样，他是一个有初中文化却又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在封建社会刚刚过去几十年的当代中国，这种情况和落后的自私人物比比皆是，每个村里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毛主席所说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主要就是指他们这一类的落后农民。
不幸的是：在1978年，这样自私狭隘的农民竟然会被那些资改派们树立为全国农民学习的先进典型，而且一树就是三十多年，取代了毛泽东时代的陈永贵。在这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落后守旧的农民不仅没有带领小岗村走出贫穷的阴影。而且还在国家拨给小岗村大量资金（至少几千万元）的情况下，严宏昌还带领一些落后群众把省委财政厅下派的支书沈浩给活活气死。为什么我这样说呢？请大家看看以下的具体事实：
2006年春，沈浩带着大包干发起人、村干部等13人，到南街村“学习集体经济经验，反思小岗发展之路”。在南街村档案馆留言簿上，沈浩写下了：“学习南街村，壮大集体经济，走向共同富裕。”
他们返回小岗村以后，头脑清醒起来的沈浩决定根据现实情况，带领小岗村的广大人民群众走南街村那样的社会主义经营模式，启动小岗村的集体合作之路。2006年2月18日，沈浩召集了全村土地经营动员大会，宣布要建立“农业合作农场”，他的“合作社”梦想，得到严俊昌态度鲜明的支持，“只要能创效益，把地再次归拢起来也值啊”。
心怀鬼胎的严宏昌则当即表示坚决反对，因为在历史上，他严宏昌和小岗村是因为反对人民公社、搞分田单干而成名的。在严宏昌看来，是绝对不能让沈浩等人把农民的承包地集中起来重新走集体化道路的。如果真的搞好了，他和那些资改派的脸面往那里放，他在小岗村人及至全国人民的眼里岂不成了一堆臭狗屎。于是，他仗着他是省里的“人大代表”，是中央某些资改派眼里的红人，便大声叫嚷道：这岂不是又一轮新的“圈地运动”？这不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一些和他一样心胸狭窄，目光短浅的村民们，也迅速站到了严宏昌一边。就这样，由一心为人民服务的的好干部沈浩发起的重新组织起来的一场集体合作化运动，最终被严宏昌这个现在什么也不是的落后村民给阻止而不了了之。
在过去的几年里，严宏昌不止一次的反对沈浩进行集体化的尝试，在许多的时候都给他制造麻烦。在一次央视对沈浩和小岗村的一些村民的采访时，沈浩直言不讳的对主持人谈了自己对的看法，又是这个严宏昌疯了似的跳了起来，对沈浩大加指责和训斥，还是说他倒退和开倒车。
沈浩在小岗村搞发展社会主义集体合作之路的伟大理想，是得到了广大小岗村的群众的支持，但却受到了严宏昌的多次阻挠而不能实现。因为他的特殊身份，沈浩同志又奈何不了他，只好仰天长叹、只好出身未捷身先死。
在沈浩不幸去世以后，严宏昌还悻然的说到：沈浩在这里几年的工作是有“功”有“过”。在他的眼里，沈浩的“功”就是给他们村盖起了一个“大包干纪念馆”，给他们修了一条“小岗村快速通道”，给他们每家补助了几万块盖楼房的钱。沈浩的“过”就是想让小岗村走集体化的道路，这一点是最让严宏昌耿耿于怀的，在沈浩同志不幸去世以后，严宏昌还不想放过他。这是令沈浩最悲哀、最遗憾的地方——他也成了错误路线的牺牲品。
所以，我说沈浩是被那些资改派们给气死的。也是给代表着资改派们的自私落后农民代表严宏昌给害死的，他们是栓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是一丘之貉。他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都把维护小岗村这个假典型比扒了他们的祖坟还重要。
所以，我们说沈浩同志死的冤枉，竟然死在代表着封建落后的资改派和严宏昌这一类小人的手里。真是社会的悲哀！历史的遗憾！但愿有一天，社会的正义能够伸张，能把这些社会渣滓给彻底的揭露出来，把他们丑恶的本来面目大白于天下，让他们受到历史和人民的严厉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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