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红手印”史略
关于那个千古笑柄的小岗村“红手印”的故事，本不想提起，为啥？真的怕别人说我智商低，连这样的村谈野史也相信。不过，最近随着小岗村外派村支书沈浩的死，据说好书记沈浩是为小岗村拉赞助喝高了醉死的，村民们第三次按手印，要把他们的大救星财神爷（沈浩是安徽省财政厅派驻小岗村的选派干部）沈浩的骨灰安葬在小岗村。“红手印”再次走红，就连死的不很光荣的沈书记也红光满面了，神州大地要掀起学习好书记沈浩的热潮。
其实，中国历来不缺少“红手印”的故事。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了改朝换代的需要，或自己或后代或其御用文人，编造了大量“红手印”的故事，尽管这些故事在今天看来“很黄很雷人”，但是，在文盲遍地、奴性十足的旧中国，这些“红手印”确实为其编造者奴役人民立下了汗马功劳。
汉高祖刘邦做亭长时，往郦山押送劳工，劳工大多在路上死亡，到了丰西泽中，刘邦索性将劳工放走，后来有十来个壮士愿意跟随刘邦。夜中，刘邦喝醉了酒，令一人前行，前行者回报道说，前面有一条大蛇阻挡在路上。刘邦正在酒意朦胧之中，似乎什么也不怕，说:是壮士的跟我来，怕什么！于是勇往直前，刘邦挥剑将挡路的大白蛇斩为两段，路开通了，走了数里路，刘邦困了，倒头就睡着了。后来，有一老妇人在蛇被杀死的地方哭，有人问哭的原因，老妇人说，有人将我儿子杀死了，有人又问，何以见得你儿子被杀?老妇人说，我的儿子，就是化成为蛇的白帝子，因挡在路上被赤帝子所斩。这就是史书说的汉高祖斩蛇起义。
这个很暴力的“红手印”故事奠定了刘邦做皇帝的舆论基础。
唐高祖李渊为了和神仙套近乎，就追封太上老君为自己的祖先，后来李渊的儿子李世民当了皇帝，便特意从京城长安赶到曲仁里老子庙祭祖烧香。还引起了下面一个故事。
李世民来到老子庙，老道姑派个十七岁的小道姑侍侯。这小道姑身穿道袍，头扎道角，白白嫩嫩的脸蛋，衬着黑丝一般的头发，长得要多齐整有多齐整，小道姑给李世民端来一盆洗脸水，盆沿上放条手巾，李世民洗过手，暗道：“这小道姑长得这样好，咋舍得出家呢？别看人家是出家人，瞧那三宫六院都没着女子长得齐整。”他一边想，一边抠手指甲，抠着抠着用手指头一弹，把一滴水弹到了小姑子的脸上，小道姑脸一红，抿嘴一笑走了。
这小道姑是个聪明女子，她回到自己住房，越想越觉得唐王对她有意。三更半夜从床上爬起来，悄悄走到李世民住的客厅里，往李世民床前“扑通”一跪：“万岁在上，小女子俺讨封来了。”李世民问她为啥讨封，小道姑把他弹水的事和回房后心里想的叙述一遍。李世民装模作样地说：“寡人实在无意，你是出家人，不该有这种想法。”
小道姑又羞又恨，转身就走，她回到自己住房里，越想越难过，就用三尺白绫悬梁自尽了。
再说李世民在客厅里刚刚闭上眼睛入睡，就看见一位白胡子老头来到他的床边，指着他说：“我是老子，世民哪世民！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小道姑本来无意，明明是你看上了她，一见钟情，弹她一脸水，反说人家不该讨封，你们二人前世有缘，本该今日成亲，不可为了自己的身份看不起地位低贱的人。”李世民醒来一想，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他对刚才的说法感到很后悔，正要派人去叫小道姑，听人说小道姑已经上吊死了。
李世民想起是自己把小道臊死的，心如刀绞，后悔万分。为了赎回自己的过错，就把小道姑死后封宫，用大石匣把小道姑金鼎玉葬，石匣上的盖上刻了十个大字：“要得石匣开，还得唐王来。”现在这个石匣还在太清宫大殿旁边放着呢。
这就是号称具有神仙血统的唐太宗李世民，他道貌岸然杀害了以为小道姑。
再来看看黄袍加身的宋太祖赵匡胤，不过人家赵匡胤的“红手印”按得比较委婉。显德六年（959），周世宗在征讨辽国时不幸患病，他想起在征战时曾捡到一块写有“点检作”的木牌，当时的殿前都点检是张永德，为防止他发动政变，周世宗在病榻上用自己信赖的赵匡胤替代了张永德，升其为殿前都点检，统帅最精锐的禁军部队，握有兵权。周世宗就这样看走了眼，把孩子交给了“狼外婆”。显德六年六月，周世宗病逝后，其六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是为恭帝，后周王朝随即出现“主少国疑”的局面，一时人心惶惶，“时人咸谓天下无主”，谣言四起。朝中一些忠于后周的大臣，敏感地察觉到谣言是从赵匡胤掌控的殿前禁卫军那里传出来的。有人主张立即解除赵匡胤的兵权，有人提出直接把赵匡胤除掉。
其实，早在周世宗在位时，赵匡胤就已经暗蓄异志。在领兵征战南唐的时候，赵匡胤就开始注重在军队中交结武将、文士。赵普、王仁瞻、楚昭辅等人都是在这前后被他招到麾下成为心腹幕僚的。赵匡胤也对一些地方的节度使、将领有意拉拢，对一些朝廷命官多方加以收买和笼络，一直在做着取而代之的准备。尤其是，在周世宗死后半年里，禁军的高级将领几乎都由赵匡胤势力范围内的亲信担任。可以说，赵匡胤取代后周政权的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夺取后周政权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
就在这些朝臣犹豫不决的时候，赵匡胤探得朝廷动态，决定出招。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一这一天，后周的君臣在朝贺新年，在赵匡胤的指使下，镇州（今河北正定）、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向朝廷谎报北汉与契丹联合南侵，镇、定二州请求朝廷火速派兵增援。后周朝堂上宰相范质、王溥这些书呆子，不辨真伪，慌张中派赵匡胤率禁卫军迎敌解围。赵匡胤就这样轻而易举地把后周最精华的禁卫军带出京城。接下来的事情赵匡胤想怎样玩就怎样玩了，事态的发展便已经由不得朝廷。
显德七年正月初二，赵匡胤率领大军出了开封城，初三，军队驻扎于开封东北四十里外的驿站陈桥驿。大军驻扎下，赵匡胤立即安排自己的弟弟赵匡义、掌书记赵普和心腹将领在军中加紧活动，做煽动工作。于是有人指着西方的太阳说：“天上有两个太阳正在搏斗。一日尅一日，这是天命。”一时“一日尅一日”的说法立即传遍军营。一些亲信还在将士中到处散布议论，说“今皇帝幼弱，不能亲政，我们为国效力破敌，有谁知晓。不若先拥立赵匡胤为皇帝，然后再出发北征。”就有将领在驿门口高呼：“立点检为天子。”当晚，赵匡胤派亲信郭延斌秘密潜回京城，同守城的石守信、王审琦联络，做好接应大军回城的准备。
第二天一早，赵匡义、赵普带领将士们在赵匡胤的大帐外呼喊：“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赵匡义、赵普等人将赵匡胤从大帐中请出，立即有将校上前将一件象征皇帝登基的黄袍披在赵匡胤的身上，所有人统统下跪，齐声高呼：“万岁！”赵匡胤却装出一副被迫的样子说：“你们自贪富贵，立我为天子，能从我命则可，不然，我不能为若主矣。”所有的将校兵士一起表示，“唯天子的命令是从！”《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
就这样，赵匡胤的龙袍仿佛如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样砸在他头上。在他的地盘，在他的控制范围，“被动的”当上了皇上，他“出演”了史上最“谦逊”的皇帝。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立即率领大军来了个回马枪，浩浩荡荡回到京城开封，兵临城下，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立即把城门打开接应赵匡胤。到这时，后周的大臣才幡然醒悟，镇、定二州的军情是配合赵匡胤兵变而慌报的。宰相范质对王溥说：“匆忙派赵匡胤出征，我们太糊涂了。”当时朝廷上只有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准备抵抗，被赵匡胤的亲信王彦昇杀死。范质等人面面相觑，无一兵一卒可调遣，只得率文武大臣出城投降。
翰林学士陶谷，宣读了以恭帝名义早已准备好的禅位诏书，赵匡胤说自己是无奈中被将士推举为皇帝的。诏书宣读完毕，赵匡胤当即至崇元殿升座称帝，定都东京（今河南开封），是为宋太祖，后周政权就这样被阴谋家颠覆了，历时一百八十余年的北宋王朝就这样兵不血刃的建立起来了。
明太祖朱元璋的“红手印”就很黄了，据《明史》记载：朱元璋的母亲刚怀孕时，曾经做了个梦，梦中有一个神仙给了她一粒仙药，放在手中闪闪发光，于是她就吃了下去，他母亲从梦中惊醒，但是仍余香满口。等到朱元璋出生时，红光满屋，时值夜晚，红光从屋中射出，邻居见后，以为失火，忙奔走相救，结果是虚惊一场。
明太祖朱元璋按得“红手印”有点黄，是情有可原的。朱元璋出身贫寒，他的祖宗给他遗传的姓氏也不像人家李渊的姓氏那样凑巧，没办法，他只能这样了。
但是，在中国“红手印”的按印史上，有一次按得有点例外，这就是有关雍正帝的“红手印”。那就是民间流传一些传闻，指原先康熙在临终前已写下遗诏，传位给十四太子，后来给雍正发现，便偷偷把遗诏中“传位十四太子”改为“传位于四太子”。这个“红手印”在电视剧集《雍正皇朝》上映后，惊心动魄的夺嫡之战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之所以说雍正帝的“红手印”按的有点例外，就是因为以上诸位皇帝的“红手印”都是自己主动按得。只有雍正帝是“被红手印”的。其实，一看便知“传位十四太子”的故事是瞎编的。为啥，想一想，“于”字是简化字，而清朝“传位于四太子”的写法是“傳位於四子”，那么，“十”自然就无法改为“於”字了。真没有想到，《雍正皇朝》的编导这般弱者，居然把它搬上了银幕，笑死我了。
关于我改革朝的“红手印”问题，《求是》杂志社创立的《小康》杂志2004年1月引用了王映东的回忆，摘录如下：
“直到1998年7月，严立学坚持‘真的那份是我写的’，可是后来，严立学的态度有所转变，再问起这件事，他也不再坚持原先的说法了：‘哪个写的都一样。’只有队长严俊昌直到现在还坚持：‘会计严立学写的是原件，副队长严宏昌写的是复制件。’”
也就是说，会计严立学对是不是自己所写，现在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了。那就是说，王映东那个所谓原件可能也是假的。我们再来看看陈窗、曾德方2001年采访小岗村的文章：
“我们找到村长严宏昌。严宏昌一听（指红手印真伪这件事）就笑了，他说按手印的条子是他写的，他把来龙去脉说了说。
据他讲，那是‘承包’以后的事。有个名叫王影东（即王映东）的高级记者，来拍电视。王影东说，有个按手印的条子，北京很重视，中国革命博物馆要陈列展览。这可给小岗村出了难题，时间这么久了，还到哪里去找按手印的条子呢。于是，从前言到签名，都由村长严宏昌一手包办，写了一张假的按手印的条子。至于手印，也不是真的，而是乱按的。”
这个说法与王映东自己叙述的不一致，王映东说的是自己想用会计给他那个“红手印”，但严宏昌反对，结果就造了那个复制品；这回严宏昌则说，是王映东提出“有个按手印的条子”要他拿出来，给了他个难题，所以才造了个复制品。
一个（会计）说手印是自己所写（尽管现在不太坚持），而且有物为证（就是王映东从他那里拿走的那个“原件”）；而另一个（副队长）却坚持认为，原件已丢失，且是自己亲手所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清楚！
而且，一个写有十几二十个人名和手印，没有任何内容的东西，我们能肯定那就是当时小岗人开会时所立下的生死契约吗？
不只是如此，红手印条子的书写日期也各有说法，有的人前后说法也不一致。有的说是在1978年12月份，有的说是1979年4月份，而昨天中央电视台在专题节目中却言之凿凿，说是在1978年10月份。再者，我查了一下，不论取信哪种日期说法，都与相关叙述的事实有矛盾。
还有，吴象说原件是写在香烟盒背面上，但严立学和王映东则提供实物照片，说是写在从小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互相矛盾。
另外我对吴象那种解释，说因为当时“不当回事”，契约不知道丢哪去了，也表示怀疑。毕竟这是一份十几二十位农民的生死契约，1978年或1979年书写到1982年也只短短两年时间，怎么能说会因为“不当回事”或时间久远，不知道丢到哪去了呢？说不过去。
除此以外，作为一位农村改革问题的专家，吴象的一些话令人费解。譬如，他承认大寨的确靠自己的努力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他说，“中国的特点，这个农村啊千差万别，有比较富裕的地区，有比较穷困的地区，有很穷的山区，不能只需要一个模式。”也就是说，他很反对过去那种全国学大寨、普及大寨运动。既然如此，小岗村搞承包的一时成功，那更是偶然中的偶然，而且小岗村跟全国各地的情况也是千差万别，怎么就全国就搞起承包改革来了呢？这不是自打自的嘴巴、相互矛盾吗？
总之，红手印契约存在与否，虚虚假假，疑问甚大。对于小岗村，可能还是《小康》杂志中的那句话说得对：“小岗村是政治意义上的小岗村，不是经济意义上的小岗村。”
以上就是我对中国“红手印”史的考证。小岗村的“红手印”根本就是从历代皇帝那里剽窃来的，完全没有骄傲的资本。现在，还把那个伪造的“红手印”的复制品，所谓的“生死契约”供奉到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里，简直是对中国革命史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的侮辱。我们共产党人向来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他们始终走在中国革命的最前列，无论是过去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的解放战争，还是现在领导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国共产党都是人民的带路人，何须由18个自私自利毫不觉悟的小农来领导？难道要把党旗上的镰刀斧头图案换成这18个“红手印”？
够了，我们受够了。无论是对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小岗村的歌颂，还是右派们对毛泽东时代的污蔑，我们无不看到历朝历代的皇帝们的“红手印”晃来晃去，也看到了雍正帝被“红手印”的滑稽。经历了文革的洗礼，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人民是睿智的，无论多么鲜红的“红手印”，也无论你的“红手印”按得多黄多暴力，也休想欺骗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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