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未富先饿”恐呈蔓延趋势
2008年11月，中国的首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予了以杜润生为代表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理论构建者。这是对中国“分地”运动的理论性肯定与褒奖。也是对质疑者、反对者一种讽刺、蔑视与回答。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奖励”、蔑视可搞定的。历史自有其独立的逻辑。历史之河流犹如云贵高原的怒江、金沙江、乌江，千里长流而不叙，万年奔腾而不说。我们人类只有老老实实顺从之，才能从中受惠。反过来，一定要和历史开“先斩后奏”、“越俎代庖”的玩笑，历史的不言之回答就一定会在特定的地方以特定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是今天，在奖励颁发后不到两年时间西南五省爆发的“百年大旱”。此时，建在的杜老先生不知做何感想？
西南5省旱灾是残酷的。直接的受灾耕地的面积达到了1亿亩以上，小春绝收的面积达到了2000万亩以上。数以百万的农民面临无水可饮、无米可食的危险。以致中共中央在2008年汶山大地震以后，再次出动成都军区、广州军区的陆军、空军参与抗旱救灾。每天从媒体上传来的新闻、图片，令人恍若来到了西北的黄土高原。连著名的青年才俊韩寒在靡靡的上海都感觉“现在喝水都觉得有罪”。为什么水资源非常丰富的西南5省会突然发生如此严重的大面积的旱灾？不少的气象专家指出“百年一遇”的“大气环流异常”是导致干旱的主要原因。这句话或许不错，但至多说对了一半。因为干旱不一定会导致旱灾。要形成旱灾一定还有水利的因素。试想如果农村的各种大、中、小型水利设施齐备、功能正常，则即使干旱严重，持续时间长，各类水利设施也必然会有丰富的蓄水以用于浇灌，断不至于连农民的饮水都会出现严重问题。笔者刚好完成了一项农业安全课题的研究。数据库显示西南5省的粮食安全是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若不珍惜宝贵的耕地，这些地区将可能步“主销区”后尘，演变为新的“主销区”。去年11月，笔者在报告中的断言“西南5省应警惕未富先饿”。不幸一语成谶。历史的表达如此之快、如此之突然。由于中央政府紧急调动了数百万吨粮食予以救济，故真正挨饿的农民好像还没有出现。或至少在媒体上没有出现。其实反过来想，如果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几百万吨粮食予以紧急救济，则上百万人挨饿是逃不掉的。由于挨饿的多是偏远山区的农民，信息的高度不畅通，道路的曲折漫长，完全可能导致对部分灾民的救济失败。饿死人的现象是有可能发生的。刚在网上看到的消息，云南永仁县的灾民已经开始以木棉花充饥了。这在今天的“盛世”是不该“惊出一身冷汗”呢？但更严重的是，这次旱灾暴露了农村广大地区水利设施的残破、缺失，和生态环境的荒漠化趋势。这是一种长远的农业危机。其蕴藏的灾难将更为严重。也就是说，这5个省的很多农村地区，由于难以逆转的缺水和荒漠化，将可能从此成为“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如此，数以百万计的留守农民，就只有逃难、逃荒出去。但又能跑逃到哪里去呢？
在历史上，西南5省虽然不如沿海地区富庶，但山林的茂密、物产的丰富，却是举世闻名。尤其是这次的重灾区云南，一直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宝库。贫穷与饥荒一般仅发生在卡斯特地貌的少数山区。因此，在国家粮食安全的规划中，云南、贵州、广西一直是“粮食平衡区”。也就是说，这些地区粮食基本可以自给自足。而四川、重庆，虽然号称“主产区”，但数据库显示，由于耕地资源的迅速消失，这两个地区正在逐渐沦为“缺粮区”。因此，2010年将可能成为一个“里程碑”。它将宣告西南5省都将告别“自给自足”的粮食安全状态，而沦落为真正的“缺粮区”了。连“主销区”都不够格。我国的“主销区”都是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如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这些富余的地区有钱自然不怕粮价高。而这5个省穷苦的农民，土地荒漠化了，又买不起高价粮食，就只有仰仗救济了。所以这5个省未来的趋势就将只能是“未富先饿”的“粮食救济区”。没有粮食，或粮食不够吃，国家就必须每年予以救济。并且，救济的规模随着水利设施的残破趋势和荒漠化的扩大趋势，还会越来越大。如不救济，这些地方可是有“造反”的历史教训的。150多年前，清政府的对外无能、对内残暴导致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爆发在广西的桂平县。数万饿极了的八桂子弟，瞬间完成了由绵羊向老虎的转变。他们高喊着“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口号，一路摧枯拉朽、攻城略地，造反的雪球越滚越大，最后一举拿下东南的发达地区南京城。当时腰缠万贯的富豪、地主、贪官们没有机会“移民”美国、加拿大、澳洲，做不成“我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美梦，就只有如老鼠般东躲西藏。或被抓住，剥皮抽筋、斩腰砍头是免不了的。所以，历史的教训不可不敬畏。“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今天受灾农民数以百万计，想想，正是因为国家还有储备粮可用于“救济”，正是因为广州军区、成都军区的解放军战士是去抗旱而不是弹压。所以这次中国方能在历史的悬崖边上侥幸通过。
所以埋怨老天爷是没有用的，关键是一定应该搞清楚为什么西南5省的水利设施在干旱面前不堪一击？为什么事关数百万农民生计的农村水利设施为什么30年无人负责、无人建设、无人管理？
要理解、回答这一问题仍然自然首先需要从制度上寻找原因。
1979年中国开始了改革的历程。当时的第一步就是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制度。改革轰轰烈烈，一路高歌猛进。至1982年，完成改革的村庄占总数的比例已在90%以上。所有反对者、质疑者均是“思想保守”的“左棍”。而支持者，必是“思想解放”的改革者。这种鉴别方式的惯性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错误掩饰一万次也不可能成为真理。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作为镇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先生揭示的“农民真苦、农业真穷、农村真危险”就已经昭示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巨大的制度性缺陷。可惜主流们掩耳盗铃，并不喜欢听。反而在私有化上变本加厉。耕地分完了，还要分林地。从来没有想过集体组织、集体行动对于农村和农业的重要性。试想，如果10年以前，就正视这一制度的破坏力，弥补之、纠正之，这次旱灾一定不会如此严重。
以“大包干”为核心的现行农业经济制度是这次西南旱灾的制度原因。它直接导致、引发了农村水利的破败、瘫痪、报废、缺失。以致在所谓的“大气环流异常”发生后，农村水利不能正常地蓄水，不能正常灌溉，不能正常饮用。而早已散沙化的灾民，在干旱面前无法动员起来形成有效的水利组织和抗旱机构。就只有消极等待政府救援，或者干脆举家逃难出去。由此导致干旱变旱灾，小灾变大灾，大灾成燎原之势。具体而言，首先是1983年取消人民公社制度的改革，彻底终结了农村千人以上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导致农村灌溉2000亩以上的农村中型水库、干渠、支渠的建设、维修主体缺位。即使已经建成的，也没有相应的单位负责日常的管理、维护；其次是生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的集体经济和村庄财政的瓦解，终结了农村百人以上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导致农村100亩以上的塘堰、沟渠大多无人负责、无人维护、无人疏浚。涝不能排，旱不能灌；第三，农业经营环境的凋敝导致农村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甚至宁可漂泊在外也不愿返乡务农。散沙化的留守农民自己无法解决水利问题，承包地上的毛细水利就只能长期处于得过且过、自生自灭的状态。目前，农村土地撂荒的原因不少就是因为无法灌溉或者无法排涝。第四、各级政府水利建设资金的城市化倾向，掐断了农业水利建设的资金来源。并且在不少地区，有限的水资源优先供给城市和工业用水。
从1979至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了30年。以致在毛泽东时代建设的中、小型农业水利设施一直坐吃山空。30年后，当毛时代的水利红利耗竭完毕的时候，农村的大旱、大涝的爆发就毫不奇怪了。
“大包干”对农业水利的制度性灾难还会继续蔓延下去。因为这一制度已经遍及全中国95%以上的地区。西南五省的“大包干”状况，在其他地区也大体差不多。如此看来，西南五省的旱灾或许仅是一个大规模蔓延的开端。唇亡齿寒。如果不对“大包干”制度进行深刻的反思，如果不从制度上、政策上恢复建设水利设施必要的集体经济与集体行动，如果不重新建设农村的基层组织，由水利崩溃而导致的“未富先饿”将完全可能从西南5省蔓延至西北的6个“粮食基本平衡区”。甚至蔓延至“主产区”的其他省份。受灾人口将以千万计，而不是现在的百万计。届时，中央政府准备拿出多少储备粮来救济呢？中央军委又准备出动多少人民子弟兵来救灾呢？
（2010/3/29 广州）相关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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