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非洲饥荒之中国映衬
非洲，这块遥远的土地，最近因为严重的饥荒又成为了中国媒体的焦点。其实，这并不奇怪。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关注的10亿挨饿人口中，至少有6、7亿是在非洲的土地上。非洲有10亿人口，但是每年的粮食产量只有1.6亿吨，也就是说，人均只有160公斤。这是什么概念呢？是距离248公斤的最低热量标准少了88公斤。距离360公斤的基本营养最低标准，少了200公斤。因此，非洲大陆一直就是名副其实的“饥饿”大陆。当今天的媒体又在刊载一张张惨不忍睹的饥饿图片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例行公事地重复过去的故事。在一支饥饿的，又黑又干，只剩一张皮的小手，无力地抓住了世界短暂的、惊悚的眼睛以后，世界一切照旧。
联合国难民署、粮食计划署的官员们几乎年年都在非洲忙碌、焦虑，但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非洲的饥荒已近无解。文明社会的忙碌不过在通过人道主义的救济来证明他们还残存怜悯之心罢了。
而在北美洲、欧洲、大洋洲，这些人均粮食产量超过了600公斤、甚至1000公斤的富裕国家，人民在大口吃着烤肉、喝着啤酒，操心着减肥的事情。他们完全不用了理会脑后的非洲。
而在中国的广州，每天忙碌了一天的人们，也在为吃饭发愁。饭馆顿顿饱满，吃什么？吃粤菜？还是湘菜？还是川菜？一切也都很正常。他们也没有心思去探究目前这一存在的合理性。
地球上同样是人，为什么非洲是另外一种几近绝望的命运？有无宿命可循？
非洲的饥荒，有三重原因可以解读。首先是媒体常提到的干旱。非洲撒哈拉以南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世界最干旱的地区之一。今年据称遭受了近6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干旱，在全世界都在发生，并不奇怪。中国不是在近几年发生了几十年一遇的干旱吗？奇怪的是为什么独独在非洲形成如此严重的饥荒呢？何况非洲在总量上并非完全缺水的大陆。非洲的淡水总量占全球淡水总量的9%，有世界第二大河尼罗河，还有世界第二大淡水湖维多利亚湖。其水资源的问题是时间、区域的分布不均匀。因此，干旱仅仅是一种季节性的表面的自然诱因。另外的关键的原因被媒体忽视了。其实，良好的光热水土条件，或者风调雨顺仅仅是农业的一个重要的自然要素。但并非充分。要获得稳定的农业生产更重要的是还需要农业基础设施。如水库、塘堰、灌溉渠网等。它们是一个地区抵御自然风险、实现“旱涝保收”的最为关键的条件。否则，自然条件再好也可能没用。雨量一多，就会立即形成洪水或涝灾，雨量一少，就可能形成干旱。而非洲干旱成灾的原因恰恰就在于缺乏全面、完善、稳定的农业基础设施，特别是水利设施。以平衡并很不均匀分布的水资源分布。并且，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当地的政府、企业和农民长期对森林、水源、耕地的掠夺式开发，使得脆弱的农业生态更加脆弱。如此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试想，如果非洲改变了靠天吃饭的格局，将非洲之角的灌耕比由1%提高到38%的亚洲平均水平（迪乌夫语），其粮食产量将完全可以突破3亿吨。从而可以在根本上大大缓解粮食短缺的现状。东非的索马里这次灾情特别严重。试想，如果索马里也有大大小小的各类水库、塘堰、沟渠，干旱还会这样势不可挡吗？在这个意义上看，从英国、意大利手里独立了近50年的索马里仍然处于蛮荒时代。
独立，并非一定是自强的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非洲国家纷纷独立，摆脱了殖民地的政治处境。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外在的表象。今天多数非洲国家，在思想上、政治、经济、外交上仍然无法摆脱原来的帝国主义（即今天的欧美发达国家）的直接或间接控制。政府里的各类政客不少仍然是帝国主义利益的代理人。他们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利益，而非本国国民的利益。一旦一个民选政权服从于本国利益，帝国主义就会支持其代理人发动政变。而一旦代理人统治太久，本国百姓忍无可忍，又会揭竿而起，推翻卖国政权。加之部落、宗教等原因，非洲很多国家的政局就是如此不断地“翻烧饼”。因此，帝国主义才是今天非洲动乱的根源。但是非洲自己已经无法切割，也无力切割。
在今天，非洲的农业殖民化仍然非常严重。肥沃的农田，被跨国公司控制，大量被用于可可、香蕉、玉米等农产品的规模化、专业化生产，其最终产品最后输入到发达国家。而留给非洲的是粮食的巨大缺口。目前的非洲，就像一个快要被榨干血汗的老牛。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前驻南部非洲负责人哈金斯先生曾经说过，除南非外，整个南部非洲都在挨饿。
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长期稳定的制度、投资和管理。但是在非洲，频繁的战乱、政权更迭和无心善政的政府，导致国家最重要的农业基础设施根本得不到应有的关注。政客们致力于军阀割据或权力游戏，你才唱罢我登台。而对政权的稳定和效率没有兴趣。因此，非洲的农业就只有停留在靠天吃饭的蛮荒阶段。在大多数国家，水利设施在国家独立以后几乎得不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2008年7月非盟在SharmelShaik峰会上宣布：“非洲的水资源存在着利用不充分和各方分配不平均的问题，这在粮食和能源安全方面仍是日趋严峻的挑战。”显然，非洲的首脑们也知道饥荒的原因所在。
非洲的饥荒提醒中国，农业水利对于规避饥荒是多么重要。农业水利甚至可以理解为国家自强的第一步。没有健全的农业水利设施，就没有粮食安全。而没有粮食安全，就是饥荒、战乱和国家的四分五裂、万丈深渊。索马里的逻辑就是如此。并且，这一逻辑反过来理解也成立。一个国家的稳定与繁荣，在溯源到粮食安全以后，必定还可以进一步溯源到农田水利，溯源到当初立国者的远见卓识。美国今天的富强，就可以溯源到1862年的“赠地法案”和1887年的“哈奇农业试验站法案”。反观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30多年能够避免饥荒？在溯源到今天的5亿吨粮食产量以后，我们还可以溯源到中国有比较健全农业水利。尽管在今天已经非常破败。还可以溯源到这些农业水利的思想者、建设者，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永贵、杨贵等。
因为今天中国的农田水利的90%以上，恰恰是在1979年以前的毛泽东时代完成的。也就是人民公社时期修建完成的。这一巨大建设成果在1979年被轻慢、否定以后，还惊人地支撑了中国农业30年的增长。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田基本建设则是农业最基本的物质条件。那么在中国刚刚建国时期，怎样来建设农田设施呢？当时的条件是“一穷二白”，靠分散单干的亿万农户吗？显然看不见任何希望。与邓子恢、刘少奇的“单干”思想不同，毛泽东选择的路径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从1953年~1979，他的选择基本达到了目的。人民公社为中国留下了8万多个大大小小的水库和蛛网般纵横交错的灌溉渠网，从而使得中国的可灌溉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比例提高到了45%以上。尤其是在一些水土条件好的平原地区，如成都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黄淮海地区和东北的北大荒，这一比例更高，甚至在80%以上。基本实现了旱涝保收。30年后的今天，只要在农村调查，随处可见的一些农业水利设施，如水库、渠道，可以惊人地发现，它们大都是1957年后人民公社时期的建设成果。这不能不令人震惊。
中国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这种有效性，在非洲粮食危机的映衬下更显清晰。中国自从1979年改革以后，人民公社分崩离析。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取代了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这种市场化刺激了农民的个体利益动机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也使得中国的农业失去了可持续性。市场化学者显然无限夸大了这一制度变迁的积极意义。其计算结果完全屏蔽掉了人民公社20多年水利建设的成果。这不仅不公正，而且也不客观、不科学。目前，中国农村凋敝越来越严重。30多年的市场化，中国的村庄水利不仅没有得到建设和修缮，相反多数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的带病运转状态。在华北地区，水库及灌溉渠网的市场化后果是农民不得不依靠自己打井来灌溉，导致地下水位下降到了40米以下。在南方地区，农户家家配置抽水设备，自己从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水渠里取水灌溉。一旦村庄水利完全报废，老本吃完，中国距离非洲的大概就不远了。有那么一天吗？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在中国和非洲同时开始人道主义的救济？
农民需要组织起来，才能完成农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这是农业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是第一位的。看看非洲，再回顾历史，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在独立自主、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以及农田水利上的系统思维和高瞻远瞩。相比赫赫有名的邓、赵、万、杜、林、周等市场化的积极推动者，毛泽东才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最懂中国农业、最知道谋万世、谋全局的一代伟人。
2011/8/21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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