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靖:小水窖救不了农村水利
近日,笔者和两位研究生在贵州黔西南的兴义、普安的两个乡调查农村的小水利。发现一些2002年修建的小水窖分布在田间地头。这些小水窖分属不同的农户家庭所有。主要用于自己的饮用和灌溉。但是,从去年7月到今年4月近8个月的时间里,这些小水窖并没有发挥好蓄水抗旱的作用。遍及西南五省的大面积的旱灾还是发生了。
在调研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不是小水窖数量太少的原因呢?如果是这样,只要全国人民对口支援“资源脆弱”的黔西南农村的小水窖的建设,就可以解决其农村的农业水利问题。但是在调查的过程中发现,这一设想越来越缺乏证据支持。在所调查的一个乡,从集镇到水库沿途8公里的土路两旁,随处可见用用水泥硬化了的干渠、支渠和小水窖。政府和民间机构的资金“打包下沉”非常明显。但同时也发现了问题。主要就是这些由政府和烟草公司投资建设的灌溉沟渠多数已经沉积了大量的淤泥、杂草、石块。即使最浅的淤泥厚度也在10公分以上。这说明这些灌溉渠道已经很久没有流水经过。另外,两山之间的平坝地区,一般总面积在100亩~1000亩之间,它们被分割为一小块一小块的只有几分面积的田块。其中,一块面积3亩的整块平地,居然被分割为18块田块,分属18户。每块田块四周被土垄圈围起来。界限非常明显。奇怪的是,很多田块的四周却没有余留排灌的沟渠。那它们是用什么方法灌溉呢?询问农户。才知道有两个办法。一是依靠下雨。黔西南雨量丰富。在尤其在春季。农民若要种植水稻,就要利用降雨蓄水。如果降雨不够,则种植玉米、油菜等耐旱作物。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各个农户家庭用自备的潜水泵或抽水机,将远处干渠、小河沟、小水窖的水直接抽到自己的田块里面。这里的农户家里大多购置了全套抽水机械。包括电线、水管和机体。要花掉好几百元。两种方法配合使用,在正常的年景,基本可以对付灌溉问题。但是,今年干旱持续太久,降雨无望,就只有依靠抽水灌溉。但水库的水重点保障的是城镇的生活用水,所以水库所属的县水利局也拒绝放水浇灌农地。由此河沟、干渠、支渠在长达7、8个月的时间里无水可抽。在这种背景下,农业灌溉用水和农民生活用水就只有依靠小水窖(一些农户可以利用乡村的自来水系统,1吨水1.8元)。而农民在小水窖水资源的分配上,同样是优先保障自己的生活用水。其次才是农业用水。
其实,小水窖的水在“坐吃山空”8个月以后,即使还有丰富的水资源可以用于灌溉,也无法浇灌那些远离农户小水窖的田块。除非降雨发生。也就是说,远离农户小水窖的田块,就只有依靠降雨。小水窖对其几乎没有用。其原因是各个农户家庭有很多的田块。少则4~5块,多则20~30块。有的在家附近,有的离家很远。所调查的两个乡,只有少数农户有2口水窖,多数只有一口水窖或者根本就没有水窖。事实上,农户即使有经济能力,也不可能因为要浇灌1分地,就在旁边修建一个水窖。修建一口20立方米的水窖,水泥、砖块、人工至少要花掉农户1500元。而且,水窖本身要占用土地。因此,对于一户农户,由于承包的田块多且分散,常常就有一半以上的田块无法利用自己的小水窖浇灌。特别是在那些地形比较复杂、同时耕地总量又比较多的地区。这些地区一户农户甚至有二、三十块田块。而这些田块即使靠近其他农户的小水窖,也会因为交易、谈判的困难、人情、测算的麻烦等原因,无法协调利用。由此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农村灌溉困境:小水窖普遍有蓄水,但近在咫尺的农地照样无法灌溉。并因此绝收。
所以,西南地区农村旱灾发生的原因还不是农户是否有小水窖的问题。也不是小水窖是否有水的问题。“大包干”制度导致的地块产权细碎、分散,以及缺乏集体的组织能力、统筹能力才是一个关键原因。试想,如果集体拥有足够的权威和统筹能力、组织能力。便可以有效协调农田灌溉与与水库的关系。并且,村庄内根本不需要户户购置抽水设备,也不用家家修建小水窖。只需要完善、继续管理、利用好已有的陂塘、水池、水渠、水窖就足够了。由此可见,现行的农业经济制度不仅直接导致了农业、农户灌溉成本凭空放大,而且还直接引发了农业的危机。
村庄组织能力、行动能力的涣散和地权的分散还导致农村原有的陂塘多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这也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以前,西南农村地区有很多星罗棋布的陂塘。大的几十亩,小的三、四亩。这些陂塘可以蓄水,可以养鱼,具有很高的生态价值、景观价值和水利价值。对于村庄的防洪、防旱更是非常关键。降雨量大时,它们承担蓄水、分洪的作用。可以有效节制、缓解洪水的形成和泛滥。干旱时,它们成为抗旱的主要水源。可以防止农地龟裂和秧苗、树木的枯死。但是,现在陂塘大多已经处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在一个村,我们调查了一个被淤泥几乎填平的陂塘。其面积大约在10亩左右,可以覆盖坡下上百亩农田的灌溉。但是,目前的淤泥已经将其上、中、下3个排水口淤堵掉了。该陂塘中部地区的淤泥的厚度至少在2米以上,边沿在80公分以上。这是“大包干”以后30年泥沙日积月累的成果。而淤泥与陂塘的边沿最多还有50公分左右的距离。也就是说,在10年以内,该陂塘肯定会被淤泥填平,最后彻底报废。而承包该陂塘的农户也会因为无利可图,多半就会将其撂荒掉。在另外一个村,我们就发现了一个废弃了的陂塘。该陂塘面积较大,有50亩左右。原来承包给农户养鱼,现在由于淤泥已将其基本填平。结果就只有废弃掉。一个在外打工的农民回家以一年1000元的价格承包了该废弃陂塘的全部土地。他的计划是在四周边沿较高的地区,种植玉米。然后在中部低洼部分挖池养鱼或种植水稻。
陂塘四周约5米以内的区域,在30年前,原本是不允许开垦的。只能是保留一些杂草、灌木。因此,在下雨时,泥沙在被杂草和树根阻挡、过滤以后,很难被冲刷进陂塘。因此,陂塘的库容不会受到影响,可以长久利用。不那么容易被淤泥填平。但是,在“大包干”以后,陂塘被承包给农户养鱼,由此就基本失去了灌溉的责任和功能。承包陂塘的农户首先顾及自己的养鱼利益,其次才会去考虑坡下农田的灌溉问题。而陂塘四周的土地、山地在被分掉以后。所属的农户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将其全部开垦出来种植玉米、油菜、蔬菜等作物,提高“经济效率”。原来的杂草、灌木基本被清除掉。一下大雨,泥沙也就顺势冲刷进陂塘。年复一年,塘底的泥沙累积就越来越厚。导致其蓄水能力越来越弱。最后完全报废掉。
陂塘蓄水能力的逐年下降,不仅破坏了农村水利,还间接导致、加剧了洪水的泛滥。不仅威胁当地农民的正常居住、生活、生产,而且还威胁到了下游大、中、小城镇的安全。因为不少的城、镇都是临江而建。最近,西南地区不过降了几天雨,洪水的信息就接二连三第传来。江河水位暴涨,沿岸城镇高度紧张。试想,如果上游农村地区植被茂密,数以千计的陂塘都正常蓄水,就不可能有如此多的雨水直接冲刷进乌江、长江、珠江。何来什么“五十年一遇”、“一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呢?反过来想,洪水的频繁发生,追根溯源,其实正是因为农村地区各类陂塘的蓄水功能的瘫痪、消失所致。而陂塘的蓄水功能的瘫痪、消失恰恰是因为“大包干”制度的原因。村组织涣散了,农民散沙一盘。这才是根本的问题。政府不抓主要矛盾、根本问题,一遇旱灾、洪灾的发生,就手忙脚乱、疲于应付,甚至动辄就出动肩负“保家卫国”的人民子弟兵奔赴旱区救灾救难。今年3月,就在这两个乡,成都军区出动30多名解放军战士负责一条5公里长的水库干渠的清淤、疏浚。那当地政府早先干什么去了呢?正是:
山中一夜降春雨,都市洪水可滔天。世博浮华惊世丽,村庄凋敝喝水难。
看来,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要安安逸逸“现代化”,最好还是先把千里之外的西南地区的陂塘问题解决再说。否则洪水一来,小心一切打回原形。
现行农业经济制度简称“大包干”。名为“双层经营”,实际上就是“单层经营”,实质上就是“私有化”。这是“打左灯,往右拐”一贯的“改革”逻辑。因此,30年“大包干”政策,一词以蔽之,基本上就是不要“集体”、不要“统”的“分光”政策。“分光”政策制度迎合了农民的“自由”心理和眼前的利益,所以在原来的水利还可以吃老本、农业的危机没有全面爆发之前,农民一般不会反对该制度。曹锦清先生关于农民“善分不善合”的判断确有深刻的历史道理。但是,农民,尤其是留守农民接受或欢迎“大包干”制度,并不等于反对“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尤其是在小微水利的困境越来越明显以后。其实,这并不奇怪。在我国漫长的“小农经济”时期,很多自然村落里就有不少的“公山”、“族田”、“公塘”。它们承担了村庄的水利统筹、救灾抚恤等公共事务。因此,“分光”政策并不符合农村的历史,也不符合现实和发展趋势。
而由于农业产业缺陷原因,农业始终存在难以核算的机会成本。因此,农民对于农业缺乏必要的热情。在西南五省地区,村庄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多数都跑出去打工挣钱去了,留在家里还在务农的农民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而农业在这些留守的农民的生计中的意义就是生产自己食用的粮食、菜蔬等农产品,以替代货币支出。在此之上的商品意义,如国家的粮食安全、城市的物价稳定等对于农民来讲并不关键和重要。在这两个乡镇,多数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都是来自非农收入,富裕的农户如此,一些每天只吃两顿饭的贫困农户也多是如此。这种收入结构导致他们对于村庄的小微水利的危机趋势几乎都持一种熟视无睹的态度。甚至面对绝收的小春作物,如小麦、油菜,也似乎并不很心痛。这点庄稼管几个钱呢?粮食不够吃,就去镇上购买。钱不够,就出去打工挣。因此,农民对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的农业的发展,及其必须的集体行动与集体组织也没有明显的兴趣。特别是在没有自上而下的政策驱动和“能人”带动的情况下。自然就不会自下而上地推动什么农业“集体经济制度”或“合作经济制度”的制度创新。但是,对于城镇,农业的基础性意义却不容质疑。一旦村庄水利的危机趋势继续下去,城镇粮食、菜蔬、猪肉等基础性农产品的供给迟早会出现严重问题。
农民对农业失望外化出来的沉默态度,一直在掩盖村庄小微水利的瘫痪、半瘫痪状态的严峻趋势。这是中国农业的“公共悲剧”。这才是我国农业最深层的危机所在。这种状态持续恶化下去,意味着中国农业水利将倒退回“大跃进”以前的靠天吃饭状态。甚至连100多年前的“小农经济”都不如。100多年前的“小农经济”时期,还有各种宗族、家族、氏族、亲族在发挥村庄统筹的作用,还有公山、族田等资源可以提供村庄“公共品”。现在的村庄有什么呢?西南五省干旱演变为严重旱灾,正是这种制度性危机的一次爆发。它发生了一次,难道就不会发生第二、第三次?但是,目前政府的农业政策,却仍然停留在价格、补贴等“症状”层面,对于农村深层的制度、组织原因,对于事关农业命脉的水利问题,政府以及主流学界似乎在刻意回避,或仅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态度。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西南五省的旱灾如此严重,但政府仍然不愿对现有的农业经济制度、经营方式做一点真正的反思和改革。或许,对于一定要“分光”“不动摇”的中国右翼,西南旱灾,刚好可以用来作为继续“分光”政策的凭据。
如果真是这样,贵州等地的旱灾就很可能仅仅是一个开端。在明年、后年,除了西南五省,其他省份又有什么理由不发生全面的旱灾呢?
(2010-5-6,联系方式 [email protect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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