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简单资本化 带来高物价？
2010-11-10 来源: 每日经济新闻
今年以来，农产品价格轮番上涨。近期，粮食类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国家发改委11月2日公布了全国36个大中城市10月份食品零售价格监测情况，在检测的31种产品中，近80%价格上涨。
有专家称，目前的粮食类价格已经严重脱离基本面，货币与农业产业资本是价格上扬的主要推手。能酿成周期性的高物价走势，说明农业产业体系的整个链条在发生着变化。
著名英国学者拉吉·帕特尔在《粮食战争》中提醒，粮食战争是一场中国和中国的老百姓输不起的战争。如果粮食价格长期高企，必然引起一系列问题。面对粮食危机等问题，中国农业如何发展？现代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其内涵是不是规模化、产业化和资本化？今天，我们邀请“十二五”规划研究者、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张孝德，就未来中国农业发展与农业现代化等问题展开讨论。
粮食危机之根
NBD：目前，粮食价格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涨，老百姓开始出现担忧情绪，这会不会酿成新的粮食危机？
张孝德：粮食危机已经存在，与金融危机相伴而生。回头看，2008年伴随着金融危机同时发生的粮食危机，对世界经济与生活造成的危害与冲击，远比金融危机要严重得多。2008年的粮食危机，使加勒比海到撒哈拉以南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因饥饿发生了冲突。联合国在报告中指出，因粮食危机造成全球约有10亿人处于饥饿状态或濒临饥饿状态边缘。事实上，目前全球性的粮食危机，也同样以报复性灾难向现代人类昭示着：粮食危机是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盲目引进农业领域失灵的危机。
NBD：工业化技术与生产方式盲目引进农业领域失灵，指的是什么？
张孝德：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推广到农业领域，不仅导致了土壤、水与环境的污染，而且粮食产量不稳定，其品质与安全性也在下降。
举几个例子，目前转基因对当代世界种植业的影响已经不是理论上的推测，而是深陷在一系列灾难之中。中国1996年开始引进转基因棉花种植，目前占中国棉花种植面积的69%。最近几年，中国的转基因棉花问题不断涌现——农业部发布的信息表明，2009年中国棉花的生产出现下滑，面积和产量减幅均超过10%。2009年，从加拿大出口到欧洲和日本亚麻种子中检测到转基因污染，引发了市场的崩溃，造成了加拿大农民的巨大经济损失。阿根廷引进转基因大豆后，曾被既得利益者吹捧为“第二次绿色革命”。不到10年之后的结果是，单一种植大豆的农作方式迫使数十万农民离开土地，贫困和营养不良现象大量出现。统计显示，处于传统农业的20世纪70年代，阿根廷全国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比例仅为5％；到1998年，这个数字竟然陡升至30％；2002年又激增至51％。
此外，菲律宾的农业现代化引发的问题，也是一个例子。菲律宾在开始农业现代化时，在政府和经济学家的主导下，西方农业跨国公司和本国资本家控制了菲律宾农业生产，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资本家和地主所需要的农业工人越来越少，大量的失地和失业农民涌进了城市，而城市又无法容纳进城的农民，很多“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失业问题转化成棘手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规模生产之弊
NBD：我国在“十一五”期间确立了农业现代化发展方式，全国各级政府按照现代化框架，走农业规模化、产业化和资本化的模式。这样的农业现代化本身有没有缺陷？农业现代化内涵应该是什么？
张孝德：中央提出的农业现代化，方向很对。但其内涵究竟是什么？我们应该反思。目前各级政府对农业发展的做法，存在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过度地夸大了市场化、国际化与资本化对农业经济带来的好处。同时，低估与忽视了农业经济的市场化与资本化带来的风险。有些官员从来不怀疑这种来自国外的发展模式，却忽视了这种模式带来的危机。正是这种思路，让阿根廷、巴西、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对农业的国际化与资本化带来的好处过度相信，导致陷入农业经济危机中不能自拔，美国的一些州也出现了这种情况。目前，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把发展农业经济像发展工业经济那样，纳入招商引资的模式来对待，希望通过农业快速的国际化、市场化与资本化实现农业的现代化。也正是这种做法，为跨国资本长驱直入中国农业领域提供了便利。
NBD：农业现代化不一定就是规模化、产业化和资本化，而产业化与资本化一定就是规模化。规模化的最大优势是提高生产效率，最大弊端是容易形成粮食资源垄断，反手就可以推高粮价。
张孝德：是的。规模化生产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单一植物的亩产量，但长期下去会导致土地肥力衰减，农作物多样化遭到破坏，最后会陷入使用化肥、农药、除草剂、转基因种子的恶性循环之中。传统家庭式农业或现代的小规模农业，具有通过多样化种植与养殖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与气候的优势。大量数据统计与事实证明，小规模农业的综合产出率高于规模化农业。
如果农业生产规模化速度快于工业化速度，则会出现大量失业农民。农业生产过度规模化，会使本来可以繁荣与发展的农村社区和乡村经济陷入萎缩，甚至消亡。如果在一块一万公顷的土地上，遍布着上千个家庭式农业和几百家小农场主，那么他们的收入与消费，就可以支撑起一个地方化市场交易中心、与满足这种消费的社区服务业产业链与社区文化。社区服务业经济发展又会形成新的就业机会。相反，如果一片片土地都实行规模化经营，所有的收入集中在极少的大农场主手中，则会形成另一种结果：他们的消费不会在本地社区，而是会进入大城市的富人消费圈。他们就会继续投资，兼并农场，农民就会进入大量失业、社区经济不断瓦解的恶性循环之中。如果说农产品延伸的产业链可以延伸出利润诱惑，那么不是农民，而是逐利的大资本，最终完成对整个农业生产环节中所有增值环节的垄断。
人口大国之路
NBD：目前，外企和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呈快速放大趋势，如果任其扩展，后果是什么？
张孝德：最近几年，德意志银行、高盛等公司纷纷介入中国生猪养殖业，高盛集团收购中国养猪场，控股了河南双汇这个中国最大的屠宰公司；孟山都、杜邦、拜耳和先正达等国外生物公司虎视眈眈，正在布局插手中国的种子业，已控制了我国蔬菜种子50%的市场，孟山都等国外公司已基本上掌握中国大豆销售环节，等等。
从事农业的跨国公司拥有许多技术，但是集中在种子领域的技术创新，这不是其利润的主要来源，而只是配合资本运作实现农产品市场垄断与控制的手段。一个国家的农业生产一旦陷入大资本垄断的格局，那么农业所承担的满足国民生存需求的功能，就会变成满足资本增值的功能。粮食一旦被资本控制，风险和危机就像翻手掌一般容易。
NBD：现在，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进城已经成为许多人的共识。在发展农业问题上，我国能完全照搬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吗？
张孝德：中国的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绝不能简单模仿美国模式。美国农业模式是一个在政府补贴支持下的自由竞争模式、放任大资本经营的国际化模式。在美国农业模式中，政府补贴主要解决的是农业资本与工业资本之间获利均衡化问题，其他问题不予考虑。鉴于中国以不足世界7%的土地，承担养育世界16%人口的责任，目前中国18亿亩土地还承担着中国7亿农民生计的功能，我们不能模仿美国的模式。
中国的农业市场化应该受到比美国模式更多的约束与制约。如果美国是“野外放养”模式，那么中国则应该是“笼养”模式，或者说“鸟笼式的农业市场化”模式。在上限，要对外资进入中国农业领域设置防线，不能让盘旋在空中的鹰威胁笼中的鸟；在下限，不仅需要确保18亿亩红线，还要增加一条防线，即要确保中国农业产品的定价权不被大资本垄断与控制。一个前提是，中国应出台专门遏制在农业领域垄断的反垄断法。现有的反垄断法，是针对一般工业领域制定的，不适于农业领域。
“十二五”是后金融危机时期，世界已经提出低碳经济、新能源革命，标志着世界经济由传统的工业化模式向生态经济转型。如果我们在“十二五”时期还沿用传统的模式创新，让农民出来资本进去，一定是一种落后的做法。
在国际资本控制下的世界粮食生产目标已经扭曲，目标扭曲说明整个农业体系在扭曲。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农业发展，不是为了人类的生存与减少饥饿，而是膨胀利润。我们需要反思的一个方向性问题是，中国农业需要现代化，但不是目前所定位的工业化式的现代化，而是需要从工业化方向定位转移到农业生态化定位上来，转移到适应生态生存、生态种植和生态文明的农业现代化上来。
(本文来源：每日经济新闻 ：徐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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