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村庄合作的争议
在不同的场合经常会听说到，“农民组织的成本很高”、“提倡农民合作是在忽悠农民”之类的说法。对于任何一个群体来说，组织与合作的成本肯定是存在的，但如果没有对组织成本与群体收益做一个对比，就断然下结论，那我就当这些说法的弦外之音是“小农意识浓厚，农民缺乏组织能力，无法组织起来”，如果真是这样，这是在往老农脸上贴标签了，本人对此表示十二分的鄙视。
以村庄为单位的群体组织都因“成本太高”，为人所诟病，那村庄之间的合作网络的建设那简直是天方夜谭，它的不可操作性体现在村庄之间存在差异性、交往与组织成本更高等等方面。除去“标签化”的惯性思维，成本的问题要与收益挂钩，这个账老农算得比我们细，他们自己会做判断；至于村庄间差异性的问题，我就很胸闷了，第一，外来力量（比如专家）输进的技术就肯定“水土皆服”？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什么政府主导的产业调整、NGO推广的新品种、新技术成功的寥寥无几；“企业带动型”的在这里更不想谈，一谈胸更闷了。第二，我们为什么不“存异求同”，立足本土实际与本土经验促进老农自我借鉴，自我结盟？老农之间有自己的话语体系，更能沟通；老农之间最清楚自己的需求，更能相互借鉴。至于是否选择合作，用不着我们操心，老农算过帐后会自我决定。
二、两个村庄的故事
1、毕节地区桥上村
毕节地区织金县桥上村位于贵州省的东西部，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级贫困村。2007年的数据表明，该村的人均年收入不足500元。因此，出外务工成为农民改善家庭生计的主要手段，据统计，2010年该村出外务工人员达到500元，占村庄总人数的30%，这表明村庄的青壮年劳动基本都已逃离出去。
2007年8月份，我们开始介入村庄的发展工作。当时的一个工作策略是，在协助村庄对原有种养品种改良的基础上种植无公害蔬菜，以避开洪水期，促进农民增收。项目实施一年半，于2009年3月份结束，总的来说项目的工作效果非常明显，农民的粮食增产了；种养的蔬菜、家禽也通过合作成功进入周边的小市场；但是老农们也有自己的总结与反思，他们认为传统的种养生产“不太来钱”，走种养结合的路子才能保证生产的稳定性，同时要逐渐形成产业化才能实现根本性的大增收，我们认为，想法虽然有些猴急，但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
本来的三年项目规划在实施一年半后卡壳了，因受到诸多因素影响，第二期项目到目前为止迟迟没有得到审批，社区的发展似乎成了一个尚未完工的“半拉子工程”（在很多NGO的实践里，这是一种对外援助的常态）。但是对于桥上村人来说，你可以忽悠我，但我不能忽悠自己；他们决定，没有外来援助就自己甩开膀子干。
2、遵义地区狮山村
狮山村位于黔北地区，由绥阳县郑场镇管辖，是一个人均收入达到三千元的中等发展水平的村庄。目前中国农村的一个事实是，不管贫富，能逃离出去的都尽量逃离出去，狮山村外出务工的人口超过两千人，占到村庄总人口的28%以上。
2008年底，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据统计，狮山村有500多人人因此失业而返乡，在这个背景之下，在我们的协助下，狮山村两委开展了支持部分返乡青年集体创业的活动。经过一年多项目活动的开展，创业群体的创业能力与创业生产都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在2009年11月份，他们成了了一个名叫“狮山村昌农合作社”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并初步形成种菜、种草—养种鹅—孵化—销售一条龙的生产经营模式。
说到这种生产经营模式的形成，我们不得不多费点口舌来加以描述。其实郑场镇及新舟镇周边的农村一直都有养反季节性种鹅的传统，因种鹅养殖需要大量的青饲料及场地，故该地区传统的养殖模式是单家独户的、庭院式的。正是如此，该地区的蛋源基本控制在几个拥有大资本的孵化场场主的手里，比如说，你想进入这个行业，必须掌握一定规模的蛋源；自己养不起种鹅，只能依靠到农户那收购。但是，大的孵化场一般都采取“先打人，后赚钱”的策略实现对蛋源的垄断，就是在刚进入产蛋季节的前两个月猛抬蛋价（其时一个受精蛋可卖到10元以上），把你打趴，然后再把蛋价踩下去（其时受精蛋的平均价只有3元左右），实现赢利。
因此，创业群体要进入这个行业必须首先拓展自己的蛋源，避免与大资本的恶性竞争。组织与合作基础有了之后，这个事情就好办了，可以先动员自己的社员养殖种鹅，保证蛋源的稳定；同时为了避免在正面战场与大资本发生冲突，创业群体又灵机一动，他们开始寻思：是否可以与一些贫困村庄合作、结盟，通过技术与经验输出推动村庄发展种鹅养殖业呢。这就是狮山村昌农合作社进入这个行业的简单初衷与主要策略。
3、两个村庄的结盟与合作
2009年8月至11月，我们组织了一系列的、涉及二十几个村庄参与的贵州村庄发展经验分享交流会。在贵阳举行的会议上，桥上村与狮山村开始“找到了组织，并接上头了”。在相互了解之后，狮山村的农民骨干列举了养殖种鹅的几个好处：1、成本低，风险少，效应高。种鹅疾病少、成活率高；而且目前我国肉鹅市场供不应求，种蛋、鹅苗及肉鹅的价格一直稳定，经济效率好；以每家养殖50只算，成本只需3500元左右，但14个月后总的产值可达到12000万元。2、种养结合，减少生产风险，又保护环境。鹅是食草家禽，因此种菜、种草养鹅，鹅粪入田，既可减少饲养成本、与种植互补；又可以保护环境，较少水土流失。3、与狮山村昌农合作社开展合作，既可保证桥上村养殖户的市场安全，又能缓解合作社蛋源紧缺的态势。
桥上村老农们经过合计之后，决定到狮山村参观考察，内容包括：生产与管理成本；饲养与防疫技术；几年来该地区的种蛋及肉鹅的均价等。达成共识后双方一拍即合，合作协议就这样马马虎虎地签了，两个距离7个小时车程的贵州小山村就初步建立起生产互助与合作关系。目前，桥上村共有将近100户农户养殖种鹅超过两千只，每月为狮山村昌农合作社提供种蛋超过一万五千只，每个月的种蛋产值达到五万元。以养殖种鹅48只的张正才为例：一个赶场天（6天）可以卖出180个种蛋，共收入550元，一个月（6个赶场天）可以收入3500元，“这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事情”。
而狮山村昌农合作社也在桥上村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目前该合作社每个月可以生产鹅苗将近3万只，销售额达到30万，预计全年获利不少于50万。
整个过程涉及了诸如动员、组织、组织对接等繁琐的环节，比如，如何把老农组织起来开展有序生产、如何提供技术支持、通过何种形式对接两个村庄的生产等，当然其中也包括如何建立互信、稳定、长久的合作关系等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组织与合作的群体之间的冲突就愈发凸显，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有些人会坐在书房里发出“农民组织成本高、组织难”这样的感叹之声了。但是，老农做到了，而且还制定下一阶段的合作规划，比如，桥上村老农边发展边寻思：我们不能总处于作为这个产业的末端，这太亏了；我们也要分享这个产业链上的其他收益。所以，两个村庄之间的第二轮谈判又开始了，目前他们在讨论及筹划桥上村养殖户以何种形式入股狮山村昌农合作社的一系列事宜。我也有理由相信，老农间的共识将很快达成，他们的合作也将继续。
三、扶贫策略总结
关于谁才是发展主体的问题，在这里我不想多说，因为这在民间发展的圈子里是一个是常识性知识，这个行当里的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视角说出一大堆有关理论的、实践的东西来。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关于农村发展的经验分享会，到会者不仅包括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以及NGO精英，还邀请一些农民骨干作为列席代表。散会后，我听到一名老农代表忿忿地说，“狗屁发展经验，他们知道我们的处境吗？他们知道我们想要什么吗？，别总是认为自己很懂三农，别总是做一些半拉子的事情”，听后，本人如释重负，憋了N久的“屁”终于通过别的渠道喷了出来。
在农村发展领域，“以农民为主体”的口号喊了N年，但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为了争取资源及早到位；缺乏对三农的感同身受；项目规划的偏差及死啃参与式信条等，导致整个行动计划与实施过程脱离受援者的实际，而参与式与赋权则成为了实践工作的一张遮丑布，或者是介入村庄事务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两年前，我们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并在多方协助下开展一个以村庄为参与单位的贵州省村庄发展支持网建设项目，为不同的村庄提供一个发展经验分享与交流平台，以支持他们通过相互学习与相互借鉴，引发村庄内生的发展与治理创新，达到共同发展。其实，开始我们的目标只是协助不同的村庄建设一个学习与互助网络，极少直接介入网络成员村庄的发展；但随着项目工作的深入，村庄之间的互动愈发强烈，支持村庄间合作关系的形成逐渐成为我们扶贫工作的一项主要策略。
不同区域的村庄、甚至是不同的村庄是存在差异性的，我们也承认，农民组织化特别是不同村庄的网络化的成本是极高的，但还是那句话，成本高不高要与组织收益做比较；老农能不能组织起来要看实践。书房里的那些书生说了不算数，那些数学模型也不能预见未来，我们认为，只有老农的选择才是合适的选择。
2010年12月10日 于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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