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郊区农村现代化发展
的历史阶段性看自由化“三农”理论的误区
张文茂
郊区农村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不同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不同的。这种发展观阶段的不同和阶段的转换并不能成为割断历史、用后一阶段否定前一阶段的理由。但是，当某一发展阶段形成的思维惯性已经僵化、甚至已经意识形态化、政治化以后，往往就会失去自身的纠错和主动调整的能力，这时，解放思想和用改革手段来解决问题就成为首要的选择。改革的提出、改革的深化正是为了解决不同阶段所面临的主要问题，顺利实现这种阶段的转变。从北京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历史及现实的客观趋势来看，农村现代化进程必须经历三个绕不过去的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即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为主发展阶段，大体上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到70年代中期；以推进农村工业化进程为主的农村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大体上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末；以城乡统筹为基础的农村城镇化转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大体上是本世纪初开始，近年来这种阶段转换加快。
一、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前的70年代中后期，是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是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奠基和起步阶段。这一阶段所对应的是国家的城市社会主义工业化阶段。所以，农村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是解决农业的粮食生产问题，是解决吃饭问题和支持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因此，需要进行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千方百计提高粮食产量。从北京郊区来看，这一阶段的目标在20世纪70年代基本实现，最根本的标志是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已经初步完成和粮食问题基本过关。所以，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是北京郊区农村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但是，由于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和“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个阶段实际上被延迟了，是将农村产业革命的阶段推迟了。特别是对农村发展社队企业的批判，造成了很多农村集体经济增产不增收，使农村集体经济不能得到农业以外的二、三产业的经济支撑，农民分配水平长期不能提高，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
改革前要经过一个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有其历史必然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工业化是主导性和全局性的任务，必须首先实现。从这一时期的工农关系来看，农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顺利实施。农业除了要为国家工业化提供最初的原始积累之外，还要保证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一般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均占有粮食到300公斤以上时，才能解决吃饱肚子的问题，并在剩余逐渐增加的基础上发展养殖业或向二、三产业转移劳动力。所以，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就是千万百计提高粮食产量，农村自身还不可能开始较大规模的工业化进程。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也从反面证实了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是工业化过程中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当时过早地启动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农业劳动力过量转移，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以致在经过“困难时期”之后，农村劳动力仍然要退回到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农业生产上来。因此，在国家工业化的发展初期，还不允许开展大规模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如果过早地推进这一进程，则会走弯路，产生欲速不达的后果。所以说，农村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发展阶段带有其历史必然性。
自由化的“三农”理论，包括某些主流的“三农”理论，对这一阶段的认识上的误区在于：固执地、简单化地否定我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历史阶段的必然性和取得的伟大成绩，割断历史，抹黑历史，用以证明“改革”的合理性，甚至把改革初期粮食增产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包产到户的结果，完全无视改革前20多年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技术进步、品种改良、化肥生产和农业机械等多方面的积累，其目的实际上是根本否定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性。
二、农村产业革命阶段（农村工业化阶段）
当农村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任务和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农村现代化进程又必然要进入工业化阶段，实际上是要在农村进行一场深刻的产业革命。这一阶段农村的主要矛盾和任务已经逐渐由解决吃饭问题向解决农民的增收致富问题转变，使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在二、三产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这是传统农业经济向现代农业经济发展、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问题。所以，以粮为纲的农业经济已经不是农村经济的全部或主要部分，农村的产业结构变革已经作为主要矛盾上升到主导的地位。这就使整个农村现代化进程在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基础上展开为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的进程，并最终向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的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这一阶段的主要标志是农村多种经营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是城市工业和农村工业同时并举的发展阶段。邓小平在1987年6月12日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的谈话时说：“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劳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是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中共党史出版社，《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第1114页）北京郊区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社队企业和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正是农村经济开始进入工业化进程的集中反映，也印证了邓小平的这一判断。这一进程一直延续到上世纪90年代。
为什么在农业即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我国的农村现代化进程必须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决定条件，一是我国是工业化后发国家，走的是重化工业为主的发展道路，要尽快建立起独立的、相对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二是我国人口基数大，农村又非常落后，农业的生产力水平很低，农业人口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转移难度大。以重化工业优先发展的模式所需要的高积累只能由农业中来，但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带动作用却比轻工业优先发展弱的多。所以，到改革前，全国工业产值占到70%以上了，而农民仍然是国家的主体。这就必然形成以现代工业为主的城市和以传统农业为基础的农村的社会二元结构，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基本矛盾。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农村也要有一个以发展轻工业为主的工业化进程，解决农民的产业转移、农民的增收、现代农业发展的积累和投入等一系列问题，并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农、轻、重的协调发展。说明我国的整个工业化进程是城市和农村两条腿走路的方针，而农村工业化进程的起步阶段是在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之后。
对北京郊区来说，上世纪70年代后期正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这种转折的本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一个是农业经营体制的变革。前者是社会生产力方面的变革，后者是生产关系方面的变革。但是，这两种变革却在不同类型的村庄各有侧重，一种是以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为主，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另一种是仍然把关注点放在在农业生产领域，通过定额管理、小段包工、“四定一奖”（定地块、定劳力、定产量、定工分、超产奖励）到作业组等生产管理责任制，到农村改革以后，基本上都落实在家庭联产承包上。相反，在社队企业即二、三产业已经有相当程度发展的农村，由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产业分化和专业分工，农业的现代化水平也有了提高，他们对分田单干式的家庭承包的拒绝就成为合理的选择。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在没有现代分工分业的传统农业的基础上，家庭承包经营是必然的趋势。所以，在农村完成基本建设的主要任务以后，能否即时地转入产业结构变革阶段，才是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最根本性的决定因素。
自由化的“三农”理论，包括某些主流的“三农”理论，对这一阶段的认识上的误区在于：1、对农村工业化进程到来的必然性估计不足，所以，异军突起完全没有预料到；2、正是因为没有预料到这一客观趋势，所以才对人民公社体制产生误判，过早地解散了她；3、没有认识到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恰恰不能仅仅靠农业经济支撑，而必须依靠农村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才能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提供真正的经济基础；4、以农业生产最适宜家庭经营的逻辑，否定了整个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存在的必要性。5、瓦解了集体经济，也就基本上断了农村城镇化的路径，形成了现在农民城市化的尴尬局面。
三、城乡统筹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转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
一方面，郊区农村以产业结构变革为主要内容的工业化进程，自身存在着突破城乡二元结构和体制的内在需求和动力，存在着向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另一方面，市场化改革又存在着反向强化二元结构的趋势，农村生产要素净流出，造成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变革逐渐乏力，而乡镇层次的弱化，又失去了在原公社一级形成产业经济本土化集聚的体制、机制，等于“三农”在资本面前已经完全不设防，使“三农”成为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一矛盾必然导致农村现代化进程转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即政府城乡统筹基础上的农村城镇化转型和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郊区农村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由于改革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又导致农村大量生产要素外流，而农村内部二、三产业的发展又由于集体企业的改制导致大面积私有化，造成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使“三农”问题的矛盾越来越尖锐。这说明，郊区农村经过近20年的农村工业化进程已经到达一个的新的发展转折点，即必须进入城乡统筹基础上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阶段。
按照现代化进程的一般规律，工业化进程必然要推动农村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如果工业化不能带动农民城市化、城镇化，必然导致“三农”问题的尖锐化，造成农民不能顺利地、有序地离土进城、进镇，形成工业化程度很高，但城市化、城镇化严重滞后的矛盾。化解这一矛盾仅靠市场机制是很难完成的。这就必然要求农村现代化进程进入第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城乡统筹基础上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阶段。北京郊区现在实际上正处于这一发展阶段。这一阶段面临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是，在城乡统筹的基础上，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进一步解决农村的城市化和城镇化问题，完成农村社会结构的转型，并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的目标。在这一背景下，郊区农村的发展将逐渐纳入北京城市发展的整体格局之中，按照功能分区的规划原则和城镇化的集中趋势，村自为战的格局将逐渐被打破。目前，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①要解决城乡统筹基础上的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政策、体制、机制问题，突破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使城乡关系逐步向一体化发展方向；②在农村内部，要解决农民的组织化问题，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使农民和合作组织具有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和竞争实力。后者又是国家对“三农”提供财政支持必不可少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
自由化的“三农”理论，包括某些主流的“三农”理论，对这一阶段的认识上的误区在于：1、过分强调土地自由化流转的重要型，试图踢开集体闹流转；2、画饼充饥，承诺农民工市民化；3、否定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性，或者将专业合作当成农民组织化的主要形式；4、不强调城乡统筹，特别是不承认乡镇层次统筹的重要性；5、站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的立场上，在土地权益上继续压低农民的利益。
（说明：笔者在这里提出的农村现代化三个大的历史阶段的划分，是根据北京郊区的实际，就全国来说，在时间划分上会有一些差异，不会完全一样。一般来说，北京要相对超前一些。但就阶段的特征和性质来说，全国也大致如此。）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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