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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堂村经济发展的三步曲看农村集体经济

张文茂 · 2010-12-2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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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香堂村经济发展的三步曲看农村集体经济  

:张文茂  原创  

   

北京昌平区有一个香堂村,历史上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半山区小村庄。翻开香堂村几十年的发展史,可以说是新中国农村发展变迁的缩影,从农业到工业再到现在的文化服务产业,三个历史阶段特征显著,是一个大的三步曲。但一直坚持集体经济,每个阶段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每个历史关头,它都能顺应历史潮流,并走在时代的前列。因为在土地问题上存在一些争议,官方主流媒体一直不敢宣传。不过,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我认为值得说一说。  

1、农业经济发展阶段

香堂村的这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是以农业经济发展为主的第一个发展阶段,经历了由个体农业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的变革。香堂村从1955年开始出现初级社,当时诞生了三个“社”,每社20人左右,总共不到60人。之后,香堂村的发展几乎和新中国农村发展情况并无多大差别。经历了从“初级社”、“高级社”乃至后来的“人民公社”等体制变革和生产组织形式。 1958年“人民公社”时期,香堂村被划入当时几个自然村合并在一起的“昌平县崔村人民公社”。至此,一直到1985年香堂村改制前,都是分为8个生产队,每个队大约200多人。主要农作物是小麦和玉米,分配形式是工分制:一等劳动力每日10分,二等8分,三等6分。一个劳动日价值最高一元,多数则只有几角钱。人们很自然地就会将这一低收入水平其归咎于集体经济体制下人们没有干劲,效率低下。事实却并非如此,那个时代的香堂人热情空前高涨。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当时在生产中有各种各样的劳动竞赛,人们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生产劳动当中,常常会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在集体精神的感召下,香堂人也曾经创造出了小麦亩产600斤的山区高产记录。在“农业学大寨”时期,香堂村进行了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从南到北建立了4个扬水站、灌溉渠道,并修建了水库,农田实现了水利化,还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温饱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这一时期虽然很艰苦,但香堂人并没有一脸苦相没完没了地抱怨,而是当作自己一段艰苦创业的光荣历史。  

2、工业化发展阶段

香堂村的工业发展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前期到90年代初期,与全国农村进入产业结构调整阶段相比,起步更早。

香堂的工业起步于上世纪70年代初。当时,位于北京建国门的日用化工厂由于污染和原料等问题被下放到香堂村,命名为“香堂去污粉厂”。1972年张文山任厂长。后来,该厂规模渐渐扩大。“工农兵”牌去污粉一度畅销全国,很多省市都争相购买,形成了遍及全国的销售网络,年创产值曾达到160万元。在此基础上,纸箱厂、福利厂、塑料制品厂以及与去污粉厂齐名的饮料厂也相继建成投产。村饮料厂生产的饮料一度非常畅销,一种名为“玫瑰茄”的饮品,打破了当时“北冰洋”汽水在北京市场上一枝独秀的垄断地位,占领了很大的市场份额,人民大会堂、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毛主席纪念堂等地都有“玫瑰茄”饮品的踪影。到80年代中期,香堂的企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工业集团。

1985年,张文山将村办企业重组为为香堂工业公司,同时开始在全村实行工资制。这对农民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企业的工人全部来自香堂村,名额按8个生产队平均分配。原来企业的收入和是和村里其它收入一起纳入村里统一实行工分分配,1985年之后香堂村则是把农业收入纳入工业收入,对每个村民进行工资分配。在当时的城乡二元体制下,挣工资几乎一直是城里人的专利,香堂村民从挣工分到挣工资,看似一个不起眼的转变,实际上标志着这个传统的农村社会已经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与此同时,香堂村农业实现了全部机械化,农田水利设施也大为改善,从这个角度上,香堂村提前实现了工业对农业的反哺。  

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短缺经济的时代结束了,如果不及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农村企业的低水平发展难以为继。到1995年,香堂工业发展陷入了困境,昔日的盛况渐渐远去,账面上开始出现了负债。香堂村面临新的转折。

3、承接城市辐射,发展文化服务产业的新阶段

在工业企业发展势头减弱以后,香堂村经历一段苦闷的思考和探索。后来,他们果断地调整发展战略,进一步走向开放,面向城市不断增长的新的消费需求,大胆发展文化服务业,向第三产业拓展。这个时期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所谓承接城市的辐射、扩散,就是大城市的郊区化扩散效应和消费需求在郊区乡镇或一些村庄落地、集聚,使农村形成各种新的服务业经济业态,同时带动传统农村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转变。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农村产业不再是传统的单一农业,开始向二、三产业拓展延伸,特别是向现代服务业延伸,低水平、小规模的工业企业逐渐在郊区农村中退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香堂村的工业发展已经显现出后劲不足。香堂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也在探索各种其他的致富之路。他们继续在农业内部寻找出路,想有新的突破。一是农业品种创新,进行内部结构的调整升级;二是质量上档次,使农产品适合城市高消费群体的需求。他们选择了建设标准化苹果园的发展目标,到1992年,最终形成了1500亩标准化果园。与此同时,香堂村又发现了另一条致富之路。这就是突破自我发展、自我封闭的格局,以开放的心态,抓住北京城市产业和功能向郊区扩散的发展趋势,重新选择自己的发展定位,通过吸引城里人到农村来生活发展农村经济。1995年,香堂村的工业已经出现严重困难,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得支部书记张文山产生了新的思路。一直对文化感兴趣的张文山,尤其酷爱评剧,这使得他有缘结识评剧艺术家新凤霞,两人成为至交好友,新凤霞也常应约到香堂。香堂秀美的景色和清新的空气使得新凤霞流连忘返。有一次,新凤霞情不自禁地向张文山表达了想到香堂来居住的愿望:“我要到你们乡堂村来落户,你欢迎吗?”或许对于新凤霞来说,这只是一句无心之语,但却使张文山陷入了思考,他突然意识到,时代在变,现在已经不仅仅是农村人渴望到城里生活了,更有很大一批城里人对到农村居住充满了向往,这是一个可以开发的市场,这个市场的潜力是无穷的。于是香堂村开始了整理荒山,整治环境,在改造旧村的同时,建设了一批新“农舍”,对城里人开放了。山清水秀、空气清新、恬静安逸的生活环境与现代都市紧张快速喧闹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富起来的都市人对此心向往之。但是,高居不下的城市房价也使得很多城市居民望而却步。香堂村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发挥了自己的环境和资源优势,继续推进旧村改造,同时建设各类文化接待服务设施,提高接待能力。很多农户迁入五正三厢仿古式三合院。这些三合院都是统一设计、修建和装修的,采用了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方式,装修也很高档,家具、厨具一应齐全,既是村民的家,也是开发民俗旅游的一个资源。2003年底,又有150户村民搬进了面积在130平米以上的三室一厅的楼房,这种楼房和城里新式商品房相当。截止到2006年,全村已有三分之二村民住上了三合院或者楼房。

现在的香堂村已经成为一个城里人和乡下人融为一体的大型的文化社区,他们自己称为文化新村。自从“评剧皇后”新凤霞在村里有了第一套房,成为该村第一个外来住户后,文化界、演艺界名人纷至沓来。著名演员、导演、歌唱家、画家、书法家等文化艺术界的知名人士先后来到香堂,名人效应很快发挥作用。香堂村没有做过一次广告,却集聚了众多的文化艺术界人士。书画界、演艺界、新闻界人士成为新村的主要居住者;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陈式太极武术馆、多功能娱乐厅成为开展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尤其是书画院,里面陈列着众多当今书画名家作品,这些名家是香堂新村的座上宾。香堂村每年举办大量的文化活动,中国评剧院、北京京剧院、北京河北棒子剧团、大厂评剧团以及其他文艺演出团体每年都要在香堂举办各类演出。

4、重新认识农村集体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农村推开之后,农村集体经济开始逐渐变得为人们所讳言。可是在现实的调查中,却经常看到很多地区尤其是现在一些富裕的乡村,在新农村建设中走在前列的那些乡村,仍然是坚持发展集体经济的典型。事实证明,新农村建设,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没有集体经济不行。对香堂村的调查同样说明了这个问题。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普遍推行家庭承包,香堂村并没有像大多数农村那样一分了事,土地依然在集体手中,实行集体经营管理。其根本原因是村办企业较多,农民不再愿意独立经营农业。这说明,在当时集体有没有企业和企业规模的大小,确实是农业是否分田到户的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笔者在调查另一个土地分了收、收了再分,最后还是收到集体的村庄时,曾经得出一个结论:当农民在集体企业的收入大于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时,农民基本没有分田到户的愿望。香堂村在1997年也曾试着把一部分地分给农民,结果证明这种分散经营形式并不理想。两年后,又将土地收回。现在,香堂村也有部分土地承包给个人经营的,主要是果园,但个人要向集体缴纳租金,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均田到户。张文山坚持认为:“一家一户经营,可以解决温饱,但是解决不了富裕问题!”

农村发展集体经济的必要性源于中国农村的国情。决不能仅仅因为农业可以实行家庭经营,就根本否定集体经济存在的优越性和必要性,这是一种非常肤浅的看法,曾经误导了很多人。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不可能走西方发达国家之路,让农民的绝大多数都脱离农村,涌入城市。西方国家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一般都在百分之五以下。中国农民占总人口70%以上,大量农民向城市的转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走农村城镇化、就地城镇化之路更符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更具可行性。如果人民公社不被解散,而是大力发展社办企业,发展公社的集体经济,走公社工业化的道路,那么,人民公社就不仅是农村工业化的载体,而且是农村城镇化的载体和体制支撑。本来,在北京郊区,“三农”问题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传统的农业问题(即粮食问题,温饱早已不是主要问题),而是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是农村工业化进程、农业现代化进程、农村城镇化进程以及随之而来的城乡一体化进程。这个变革的实质是农村经济社会的城镇化集中和集聚,在人民公社体制早已不复存在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强化乡镇层次的统筹功能和统筹能力,需要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在这个大的历史变革中,农村不发展集体经济,只靠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体制显然力不从心,甚至连村自为战的格局,都已经显示出巨大的局限性。

当然,集体经济的具体形式也需要根据新时期的社会条件作相应调整和变革。集体经济应该以什么样的新形式出现,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仍然是当前农村经济改革中回避不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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