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回农家心茫然
——乱读随抄之二十
马望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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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一生中，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是最接近农家的岁月。当时，日本鬼子的铁蹄在蹂躏华南，把我家从城市里撵到了桂北山区。仓皇逃难中失去了母亲的我，在小镇子外的田主家挂过单，在深山里给守林人看管过鸭子。那几年，我小学还没有毕业，无处求学，百无聊赖，偶尔躺在牛背上，坐在田埂边，闲读《水浒》、《聊斋》，至今还是魂牵梦萦的一段美好回忆。离开高中参军以后，走南闯北，我一直就没再重过农村的生活了。但是，还短不了有机会和农民兄弟姐妹接触：睡过辽南土改翻身户的热炕，到黄泛区农场参观过女拖拉机手的表演，在大跃进中的徐水农家吃过派饭，调查过雷州半岛公社食堂的解散，在石家庄附近的周家庄研究过刚兴起的社队企业，在编辑部里还约请过河南南街村负责人写稿子。。。。。。尽管我家后来已经没有亲友生活在农村了，可总算是并没有把农村置诸脑后！为什么自己总离不开这种情结？因为我周围的战友、同学、不论上下级，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原来都是农民，生长在农村，出身于农家。他们来到人民军队，年纪大一点的许多人，是因为要保卫八年抗战胜利果实；年纪相差不多大的，是减租减息、土改翻身后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年纪轻一点的，希望在部队这个革命大家庭里学到一点本事，回村去带领乡亲们改变老家的面貌、干一翻事业。。。。。。他们满怀改变和提高“三农”的落后、贫困态势和局面的强烈愿望和决心，始终强劲地敲击着和拨动着我这个所谓的“城里人”、“局外人”的心弦。当然，我也知道，毛泽东同志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一切都要靠农民问题的解决。”（注*）在《论联合政府》的时候，他又说过：“哪些人是革命民主派呢？除了无产阶级是最彻底的革命民主派之外，农民是最大的革命民主派。”（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他还讲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忘记了农民，就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中国的民主革命，也就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就没有一切革命。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的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注***）由此我也不能不体会到，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就是要下大力解决和满足农民的需要。以1949年为标志，原来进行解放战争的主力是他们，后来支援工业建设的后盾是他们。忘记了他们，就对不起为新中国支付了几乎全部血汗成本的兄弟姐妹父老乡亲啊！有些人总爱讥笑“老农民”、“乡巴佬”、“泥腿子”、“农民脑袋瓜”、“小农意识”，而我深知，许多有生活阅历的人，有革命知识的人，耳听到这些话，心里是极其很反感的。相反，我们这些老家伙，大家都是很愿意听到来自农家的信息和传说的！
然而，久呆在城里、下不了乡的老同志、老梆子，往往看到的是空泛的数字的新闻，常常听不到具体的实在的报道，这是令人深以为憾的。不过，在今天（2月20日）首都的报纸上，却让我发现了很形象很生动的描述和评说。不敢独享，请大家夥儿一起来受用吧：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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陌生的乡村
姚孝平（浙江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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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回乡下老家过年，去儿时的伙伴家转了几圈。来到毛毛家，当了村官的毛毛正和在某局工作的阿丰谈论“官场轶事”和哪个楼盘如何如何，站了好久，我插不上一句话。我又来到小冰家，小冰现在做外贸，收入一年十几万，他的成就让我无地自容。我又来到小伟家，小伟在外地上名牌大学，回家一次家人亲戚有如众星捧月，让我备受冷落，他顾不上和我说一句话。
这些小时候和我最亲密的玩伴，现在完全成了陌生人，生活在了两个世界，那熟悉的印象已飘远。我落寞地走回家，一路上看到小时候垂钓游泳的小河上面漂满了枯萎的水草，高大的树木已不见踪影，那些不名知的小花野草已消失殆尽。我看到白色轿车停在了村口的小路边，却发现通往村里的泥泞小路一直没有得到修理。
从这里走出去的人，已经不关心乡村生态的衰败和土地的哭泣，他们关心的是房车和外面的世界如何精彩。如今的乡村让我感觉如此陌生，那些曾经的幸福场景哪去了？人情味淡化的村人，没有了往日的温情，乡村在他们的笑声中不断边缘、零碎、沉沦，这就是生我养我的乡村的宿命吗？
（《北京青年报》2011/02/20 浙江职员姚孝平：《陌生的乡村》）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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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让“农家乐”愁了农家
小麦（广东 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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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些地方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打造名为“农家乐”的乡村特色旅游景点。“农家乐”成了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让农家多赚钱，让城里人觅到了一个“休养生息”的好去处。
然而，春节期间的“农家乐”之游，却使笔者对眼下一些“农家乐”心生忧虑。在几处“农家乐”，不少游客见花采花、见绿折枝，随意践踏草坪，所游之处，留下垃圾遍地；有些游客用餐时酗酒吆喝，还时不时来一些“黄段子”；有的游客餐后恋上麻将，公然聚赌，引来众多村童围观助兴……对此，有农家愁容满面：“开辟‘农家乐’景点后，我们的确增加了收入，但是，村里的设施被破坏了，环境被污染了，小孩的‘眼界开阔’了。”莫非，这就是农家增收后，“农家乐”必须付出的代价？
“农家乐”有淳朴的乡村风情，城里有城市的文明。到“农家乐”游玩的城里人，倘若能带走淳朴的乡村风情，留下城市文明，那么，这不也是“双赢”吗？而对农家来说，不能只顾“赚钱”，还要多留些“心眼”——不妨多设置一些“警示标语”，温馨地提示和劝导游客文明游玩。
（《北京青年报》2011/02/20 广东职员小麦：《莫让“农家乐”愁了农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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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新农村·垄上行(30)·
农村何日走出“三徘徊”
——“三徘徊”扯了农村小康的后腿。建议上级领导视察，不仅看大项目、“大手笔”兴致勃勃，看小村庄、“小品文”也要真情投入
张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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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些年没回家乡过春节了。姑妈拿来一大塑料袋的米花糖。急忙嚼一口，又酥又脆，糯米的清香、花生的浓香和着大糖的甜味，一股脑冲到记忆的深处，把我带回到童年时期爷爷奶奶家的小院子里：
大年三十晚上，灶膛里柴火烧得旺旺的，待一大锅红薯熬得咕嘟咕嘟响，放进麦芽糖，就熬成了大糖，再放进事先炒好的糯米花、花生仁，搅匀了，趁热铺到饭桌上，擀面杖压实、擀薄，切成块块。暗淡的灯光，映照着大人小孩兴奋的神采。
姑妈说，米花糖是她特意为我做的。现在农村跟城里一样，糖果糕点瓜子都到商店买现成的，家家不费那个事了。
不仅过节，平时也这样。村里开了好几家煎饼店、豆腐店，家家户户的煎饼鏊子、磨盘早都退休了。而且还有卖早点的、开饭店的。以前遇到红白喜事，都是自家支灶台，请帮手，摆酒席。现在大多搁饭店张罗，图省事少操心。
昔日鸡犬相闻、自给自足的村庄，基本商品化了。而且，电动车、摩托车普及了，小轿车时兴了，出行也“能源化”了。上大学、打工的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许多到城里就业、安家，村里空宅子多起来了。
乡亲们正努力向城市看齐，真为他们的变化感到高兴。不过，不能太高兴。这个村子跟全国许多地方看到的一样，普遍存在“三加快”与“三徘徊”的现象。
农户发展加快，集体事业徘徊。一家一户看，老弱妇务农持家，青壮年外出发展，尽管艰辛，但衣食住行在改善，子女教育有保障，日子过得比前些年好。可是集体积累很少，没力量为村民搞公共福利，村级水利、文化等公用事业徘徊不前。而财政转移支付也刚打湿了地皮，远没有缓解农村的“旱情”。
生活变化加快，生产发展徘徊。家乡靠海，稻田好，还有芦苇荡、有鱼塘，离市区也近，农业发展的基础很好。改革开放之初，农业有声有色，许多农民发家致富。可是，从那之后，农民只是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地种地、养鱼、砍芦苇，生产力没有更大发展，生产方式没有大的转变。各自埋头干活，什么产业化、品牌化、合作社，没心思琢磨这个事儿。
知识更新加快，村民自治徘徊。农民脑子里的想法，也正在和城市接轨。他们知道的越多，想表达的也越多：感谢中央的惠农政策，取消农业税，实行新农保、新农合，发放种粮补贴，这些政策他们脱口而出；而一些基层领导干部慷农民之慨搞政绩工程，侵犯农民权益，他们怨气很大。可是，怎样表达民意、实现民愿？村务公开、村民代表大会、村民自治，一系列现成的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相当一些地方甚至形同虚设。没有人持之以恒地引导、组织、推动。
“三加快、三徘徊”，折射了这样一个现实：外部经济增长给力，带动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改善；内部产业发展乏力，基础薄弱，导致农村发展严重滞后。
“三徘徊”扯了农村小康的后腿，因此，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两轮驱动，必要而紧迫。否则，一轮驱动，一轮徘徊，就跑偏了。跑不跑偏看导向，建议上级领导视察，不仅看大项目、“大手笔”兴致勃勃，看小村庄、“小品文”也要真情投入。因为那里有您的父老乡亲，有经济发展的基础，有社会和谐的重任。
（《人民日报》2011年02月20日 张 毅：《农村何日走出“三徘徊”》）
马氏子曰：
前面引用的这三篇文章，看来是不是好象有点报忧不报喜的味道？不过，我倒以为其们所说的却不象是骗人的假话和错话。相反，还可以说是出自肺腑深处的实话和真话。
无可否认，建国六十多年来，我国的主要农产品的产量是惊人的：是大有成就的。人们经常骄傲地说起的一件事是，以约占全世界耕地不到9%的耕地，养活了约占全世界人口超过25%的人口。毫不客气地讲，这是中国农民的举世壮举，不朽功绩！“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2009年中国的大米产量将近两亿吨（197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29%，印度居第二，产量占世界的19%。中国小麦产量为一亿多吨（11500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17%，印度居第二，产量占世界的12%。只有在玉米这项中，美国以33300万吨居世界第一，占世界总产量的41%，中国为16300万吨，列为世界第二。把这三项相加，中国粮食的年产量为4.75亿吨，美国为4.03亿吨。中国毫无疑问是世界第一大产粮国。” “中国的农业一向自给自足，只进口少量大米，去年开始进口少量小麦，唯一的例外在于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见《北京晚报》2011/02/20 薛涌：《粮食危机中的农地》）也因为国内大豆生产被国外对手忽悠而在竞争中败北，连累得国内食用油的买卖也不能不由外资掌握大量股份的公司摆布。这不能不也是令人很担心的和难过的结果。当然，我们国家一直是在重视和扶植“三农”的发展的，今年已经又出台了新的一号文件，并且锁定要解决农田水利的欠账问题。但是，我国过去农田水利建设主要依靠“两工”，上个世纪90年代，全国每年农民投工投劳最多能达到100亿个工日。随着“两工”取消后投入锐减，近几年农民投工投劳不足50亿个工日了。农田水利建设滞后成了影响农业稳定发展和国家粮食安全的最大硬伤。全国54%的耕地缺少基本灌溉条件。上世纪90年代以来，平均每年因洪涝受灾面积超过2·1亿亩。以河南省方城县为例，全县现有灌溉工程多数兴建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而今全县150万亩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只有55万亩。全国4万多个乡镇中有1/3缺乏符合标准的供水设备。水利设施薄弱仍然是国家基础设施的明显短板。干农活儿的人都知道，水肥土啊水肥土，水是头一个字！岂料建国一个甲子后的今天，我们的“三农”还得靠天吃饭！何等泄气，何等悲哀。。。。。。而要改变这种危险和困难的局面，那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完成的任务啊！我国的农田水利设施，几十年一贯制，捧祖先饭碗，吃祖先老本，能使可劲使，该管没人管，只用不修，现在想在很短时间恢复和重建起来，哪有那么简单！据中国人民大学郑风田教授推算，“即使每年3千亿的投入都能够得到保证，也需要用10年以上时间才能把整个农田水利体系建设起来。”（见《北京青年报》2011/01/15 郑风田：《真正解决抗旱非一日之功》）偷鸡不成蚀把米，亡羊再补牢，教训真太甚，实在不可不深思和深省其缘起和缺失何在了！为什么我们竟然忘记了不应该忘记的那两个字：“农民”？想到此处，请饶恕我不能不遗憾地以茫然来记述自己梦回农家的感受了，然而我是多么地极不愿意这样下笔的啊！
（2011/02/20）
（注）
*《工农商学联合的问题》[1926年12月20日]，《湖南全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日刊》第21期。
**《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地2版第3卷第1075页。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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