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地区集体经济回顾和几点思考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的重要年份，建国也有62周年了。在党内外举行各种庆典活动之际，就自己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在农村集体经济环境下的成长经历与实践做一点回顾和总结，既是对革命先辈与祖先们的怀念，也是和同辈与后来者交流一下真实的历史。写这篇回顾全是自己从小到大的切身感受，笔者尽量少引用任何人的文章，也不涉及关中平原以外地区，抛砖引玉，与读者共同探讨。
一、家乡陕西省户县的概况
户县坐落于西安市西南方向约40公里处；南靠秦岭，北接渭水，西跨崂河，东接长安，大概有30多个人民公社（现称乡镇），解放初期约有20万人口，1975年代广播里经常说是“40万户县儿女”。现在回乡探亲翻阅县统计的资料人口已经有60多万了。这里的地形地貌属于渭河冲积平原南部、连接秦岭北坡的一部分，由于亿万年洪水冲刷引起的地质夷平运动，土地中有许多沟渠蜿蜒存在，较平整的土地上和沟渠边都有大量的鹅卵石散布其间，农田支离破碎，产量就是亩产50——100斤左右。解放前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生产组织的私有制分散性、耕作技术的落后和相对稀少的人口（因此1970年之前经常有狼和狼群出没袭击人和家畜），农业和粮食生产是十分落后与原始的。我们村就是其中的一个，解放前还是中共户县县委的秘密驻地。解放初期有村民70多户，人口300多人吧。到了1980年我考学离开村里时，已经差不多300户人家，1500人左右了，除了自然增长的人口外，还有少部分因国家建厂而接纳迁建的移民和国家因封山育林从山里迁下来的猎户。
二、关于粮食的生产状况与生产组织模式（秀才和玩政治的称生产关系）
听父母亲和老辈人讲述：解放前不但土地里石头多，土地还小块且分散，又经常发生危害面积很广的蝗虫灾害。加上土地都掌握在地主富农等豪门手里，广大穷人都是靠给豪门拉长工和打短工为生，三九寒天和春荒时节，路边讨饭的冻死者和饿死者也屡见不鲜，也没有人管，只有野狼、野狗给他们收尸。解放后党和政府搞土地改革，贫下中农（合作社开始后叫社员，现在统称农民）分得了土地，开始了新生活。为了应对军烈属和劳力不足家庭的困难，也由于工业制造业薄弱带来的农具稀缺与不足，贫穷的农民最初只能取长补短、自发的组织一些互助组进行生产劳动。合作化运动兴起后，农民（也包括均分了土地后的地主和富农）纷纷携地入社，走上了农业和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1960年以后高级社和人民公社成立后，社员们在生产大队的组织下，利用农闲季节，开始了有史以来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劳动，在每年的11月到次年麦收之前，男女老少其上阵，兴修水利，整治沟渠。青壮劳力在田间挖大坑，妇女和弱小则把田里的乱石捡出来堆成方块，大石头用来做建材修房子用，小石块和质地不好的石头都深埋在地下并封土1米以上，以不影响铧犁耕作为宜。如此年复一年，各生产小队不但增加了比原有土地多一倍的面积，而且全村耕地逐渐相连成片，无论是春天的小麦春锄，还是割麦子，收玉米，摘棉花，起红薯，劳力横排前行劳动，少则几十到一百米距离，多则几百米距离，完全摆脱了以前土地支离破碎的局面。基干民兵和共青团等组织往往还把红旗插在田间地头，猎猎飘扬，不但劳动场面十分感人，还在劳作的间隙，比如下雨、下雪天坚持集体学习文化、识字，排练表现翻身得解放、歌颂党和毛主席等健康向上的节目，提高了社员和劳动者的素质和觉悟。
1970年前，社员每家根据人口多少还有一亩上下的自留地，主要是种些蔬菜薯类的东西改善生活，我就在自留地里参与过挖红薯等劳动。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陕西省上下领导头脑较为冷静，没有跟着河南书记吴芝圃，四川书记李井泉那样弄虚作假放卫星，至少我所在的公社和我们大队（村）没有饿死人发生，但是由于给国家缴纳的公粮偏多，社员的生活就比较差，半年时间吃粗粮，包谷砧子苞谷面，红薯萝卜是经常吃，吃的我家大哥二哥至今都不吃萝卜，提起就要吐（呵呵）。但是群众在这个问题上理解国家和毛主席，因为当时建立工业体系太需要花钱和投入了，户县境内就建成了（1956年开建，1960年建成，70年扩建一次）两大重点工程：装机二十万千瓦的户县热电厂和惠安化工厂（重要的国防厂）。据统计资料显示：建国以来，从苏联引进的156个大型工业项目和三线建设投资兴建的700多个大型工业项目、和美国建交后从西方国家引进建设的几十个大型化工和维尼纶项目，总投资1978年前大约是人民币3000多亿元（按价格上涨折算，放现在的话应该有3万亿了吧），竟然基本上没有贪污贿赂犯罪案件发生，堪称人类建设史上的奇迹！和现在的建设领域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的社会现实相比，是多么的不可思议啊！
1962年以后粮食问题逐渐好转，社员的口粮除副食品外，小麦和包谷基本上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粮食也是逐年增产。每年六月份新麦子收割后生产队都会先分给社员一些，因为夏收劳动强度较大，以便补充体力。家庭养猪是普遍的，生产小队也养猪,家庭养猪基本上都交给供销社了，买成钱就是家里的收入。还可以凭供销社的交售证明到国家粮站领取政府补贴的“饲料粮”，大约是按猪的体重领取。
以后农村的粮食生产形势基本是稳定的，也是逐年增产的，因为化肥开始多了起来，先是生产队大量用庄稼叶杆、野草主动沤肥使用，后来又有专门的磷肥，1970年以后合成氨（氨水），尿素又大量上市供应，都使得粮食增产增收。国家的农业政策是“农业学大寨”，建成大寨县，粮食亩产是三个奋斗指标（保守记忆）：即上纲要（亩产300斤左右），跨黄河（500斤左右），过长江（800斤左右）。这个期间大队（村）人口一直在上升，每家都有两个以上孩子，中等的三到四个，多的有五个八个，我们队里一家创记录的生了十二个（想要男孩，结果一直是女）。1972年以后，计划生育工作就开始了，要求不超过三个，到了1975年，就要求不要生三胎了。这些都和粮食生产有着直接的关联。为了提高抗击以旱灾为主、这个影响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主要矛盾，县里的打井队和村里的打井队，逐步在需要灌溉的土地上找出地下水系并打了几十眼灌溉机井，至今仍在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1970年以后，值得一提的是农业科技和品种的改良发展。那时候每个生产大队都办起了农场和试验田，由于我们在学校经常出来支援生产队的夏收和秋收劳动，惊奇的见到不少从未见过的新品种：有长在包谷棒子上的麦子颗粒（简称苞谷麦），有长的花花绿绿颜色的玉米，有很矮的高产抗倒伏小麦“气死牛”，也有阿尔巴尼亚进口的小麦新品种“阿勃（音）”还引入了武汉培育的高产玉米品种“武旦早”（米粒黄色，家乡传统包谷都是白色米粒）。第一次看见生产队菜地里生长的又长又粗的蛇豇豆时还吓我一跳！还有以前从未见过的金瓜，在大队的果园里看见苹果梨等，此外在大队的试验田里还看到许多叫不出名字的新品种，每个生产队都有农业技术员，定期在公社培训，还有农校的一些专家常在田间地头，连我们学校的生物课程也有了杂交育种的课题。总而言之，那是一场全民的农业科技普及和品种革命，各种杂交育种和树木嫁接几乎成了风气，在这种氛围的影响下，我就在家后院的柿子树上嫁接成功了四、五个品种的柿子。现在说起袁隆平似乎就不得了，好像全中国就他一个人在搞杂交品种，其实不是那么回事，他只是那个岁月中从事农业科技和杂交育种的一个比较杰出的代表人物而已。历史从来都是人民群众创造的，杰出的人物不过更为优秀一些并顺势站到了一个群体的肩膀上。
最后说一下，1982年在中央的政策和县委的要求下，土地被分田到户了，以前绿树成荫的大队河滩林地和碗口粗的行道树被猫论激发了私欲的农民砍伐的惨不忍睹，有人把树根都挖掘出来当柴烧。近三十年来，家乡的面貌一点没有大的改变，粮食生产基本就在以前的集体经济基础上徘徊，最近十年来还有所下降，原因是出去打工的人多，没有人愿意种田；其次是在农田里种了果树、园艺场，耕种面积减少了；五年前国家取消公粮也是因素之一。
如上所述，我们那里的粮食生产伴随着人口增长也在连年不断的增产，给国家交售的公粮也保质保量的年年增长，反映那个时代的户县农民画对毛泽东时代户县的农民精神风貌有着真实而感人的记载。《春锄》《老支书》《踊跃交公粮》等杰出作品至今耳熟能详。因此，解放后粮食增产的主要原因是：
1、以人民公社模式领导下的生产队（当时的基本核算单位。还有大队，但只是协调机构），起到了凝聚人心，组织生产，集中力量，分工协作，统筹规划的巨大作用。没有人民公社领导下的集体经济的力量，群众就不可能有那么高的觉悟和当家做主的自觉性；就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长达二十多年时间的农田基本建设，荒地、坡地、滩地和石头地就不可能得到快速和有效的整治，增加耕地和逐渐提高粮食产量就是无米之炊、就没有可能。由此可见，不顾青红皂白鼓吹和提倡分田单干的人，他们一边享受着集体经济和社会主义群众大干苦干的成果，一边对人民公社和集体经济极尽诬蔑之能事，真是血口喷人，数典忘宗啊！
2、农业科技的普及，杂交品种育种的群众性应用。
3、农家肥、以及工业化工开始给力后化肥、农药的使用和催化。
三、关于农业机械化
解放后，党和毛主席十分重视农业问题。毛主席说过：“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对农业生产迄今为止两条最精炼的概括。1970年以前，在生产劳动的循环链条上，耕地是牛、马、驴和骡子打主力、人力为辅助；播种（插秧）是人力；管理除草是人力；收割也是人力；粮食脱壳加工是人力和兽力组合。其中耕地最为辛苦和耗时，还需要精壮男劳力中的好把式才能扶犁操作。1970年以后，随着中国工业化的进展和工人老大哥的拼命奋斗，农业机械开始体现出成效和威力；先是手扶拖拉机，进而是小四轮拖拉机，接着是体大雄伟的洛阳产“铁牛”拖拉机，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这些农业机械先后进入我们生产队和生产大队，柴油机带动的水泵也加入到生产活动中。首先把最为艰辛的耕地环节解决了，省时省力，尤其是铁牛和东方红，后面带最少四排铧犁，快速高效，让几千年辛苦犁地的农民感慨不已，惊奇不已、赞不绝口。其次代替了马车、牛车，把粮食和农用运输问题给解决了，有时候出去看戏剧和电影，也用拖拉机拉人，当然不要钱，不是现今的营业性质。再就是把收割这个比较大工作量的大农活也给解决了。这样，农活逐渐变得轻松，社员大体力和时间都给解放和节约出来了，挣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社员的文艺活动就逐渐多了：唱秦腔戏的，看样板戏的，组建大队篮球队，秧歌队的，放电影队的，比现今的农村热闹的多，也健康的多。现在农村村民除了在家看电视，基本上都在屋里或者街道打麻将，信了宗教的就整天在庙宇里打发时光，近五年来，西方基督教也开始堂而皇之的发展信徒，不由得让人想起当年毛主席教导的：“思想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必然要去占领！”的名言。
四、关于农村集体企业（又称社队企业）
前述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平原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在初步实现和迈向更高质量期间，被千年繁重农活压得直不起腰的农民终于从中解脱出来，以他们的勤奋和党的引导，自觉不自觉的周边社队就冒出很多作坊和小厂房，什么酱油厂，醋厂，味精厂，维生素厂，玻璃厂，砖瓦厂，拖拉机修理厂，橡胶厂，淀粉厂，制药厂，火柴厂，而且产品只有质量工艺之别，绝无假毒伪劣之患！这些社队企业，不但转移了因机械化而富余的劳动力，也为丰富城乡的商品，改善和提高群众生活作出了很大贡献。虽然产品很初级，但弱假以时日，逐渐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也是不容置疑的。
五、关于社队干部的选举和产生
大队党支部书记印象中好像没有选举过，是不是党员内部有推荐然后公社党组织任命，不大清楚。但是大队长是选举的，记得是两年一选举，我邻家的叔叔曾经被选举担任过这个职务。生产队长是社员群众直接选举的，并且是一年一选，我在现场直接目睹过。同时选举的还有队里的会计和出纳，还有每天记录出勤的工分记分员。很公平，很民主，工分是一个月在社员大会上公开核对一次（简称评工分）。生产队长的职务很重要，他要负责全年的生产组织，劳动力调配，岗位调整，生产思路的调整。没有公信力和德高望重的人、有私心的人，绝对不会出任这个职位，反过来说社员也不会选举他。因为队长没有任何特权享受，要和大伙一样参加劳动和记相同的工分（精壮劳力干重活累活或者技术活每天正常作息时间8小时记12分工时，一般活路男女记10分工时，学生娃娃寒暑假和节日干活记6－8分工时不等）。
六、关于干部下乡（住村）和知识青年下乡情况
干部下乡主要来的是县委机关的干部，也有公社党委的干部，刚开始这些人都是住在社员（农民）家里面，后来大队和生产队条件越来越好都盖有保管室（码放农具），粮库（主要是堆放种子），马房（喂养大牲口牛马骡驴）等公房，有些人就安排在上述地方居住。但是吃饭都是吃的派饭，即轮流在社员家里吃饭，社员吃的啥他们就吃啥，基本没有特殊。每顿饭缴纳给社员家2两粮票7角钱（时间不同而略有差别）。白天和社员一样参加集体分配的劳动。
知识青年下乡，社员也并不是太欢迎。因为知青年龄小、不大懂事，生活习惯也有差异，看在党和毛主席送他们来锻炼，大队领导和社员就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开始也是住在社员家里，后来村里条件逐渐好起来后，就专门给知青盖了几间瓦房，男女分住，像个学校一样，我母亲和另外一名大妈由大队安排，每天给知青做饭，相当于食堂。队里也很关心他们，基本上参加劳动一年后，他们就被抽调到村里的小学教书，电影队做放映员，大队文书等比较轻松等岗位上。一般两三年后前面的就回城里了，后面的又重复，但是没有一个扎根农村的，毕竟那年月工人的待遇比农村社员好。男知青爱打架倒是时有所闻，唉，年轻人血性，动物凶猛啊，但没有往死里打的，没出过人命。
七、关于社会道德与治安秩序
成人基本没有偷盗（小孩和学生有调皮偷摘生产队果园和农民院里果树果实的，少年顽劣天性），但也不是污蔑公有制分子们所说的那样是无可偷之物；富裕一点的家里有一部或者几部自行车（什么永久、凤凰的，还是名牌），有收音机，后院有养的猪和鸡群（我家在72年时有十几只下蛋鸡，黄鼠狼都经常来给鸡鸡拜年！呵呵），更重要的、让现在青年人无法理解的是，贫下中农家里凡是参加了民兵的，国家和政府都发了枪支，六十年代是汉阳造“中正式”步枪（民兵俗称“老牛腿”，谓笨重之意），七十年代就都换成了我军装备的半自动步枪，这些枪支没有什么保险柜，加锁的箱子什么的，就放在家庭普通的柜子上面或者木架子上面。我们村起码有一百支这样的枪吧，因为编制的是民兵营呐！没听说过抢劫，没有强暴妇女的，很少有打架的。更没有偷枪抢枪的。但大点的男孩子有很多自制的火药枪打鸟玩，我和哥哥出去到河滩打鸟，因提前走火差点让兄长自伤。
从上小学开始，老师和大人就是教的学雷锋、做好事，要斗私批修，为人民服务，学习白求恩这些。捡麦穗交给集体，拾1分 钱交给 老师，放学了割猪草交给学校，暑假中主动到学校浇灌老师食堂的菜地……不用、也不需要炫耀,因为当时各行各业到人都是这么做的。
但是分田到户，解散集体经济后就变了。一切向钱看的魔鬼到处游荡，成了一盘散沙的农村偷盗成风，死灰复燃的封建迷信成风，抢劫也层出不穷。我村一名我的同学和另外一个我熟知青年人，因为在惠安化工厂盗窃国防物资而被判刑枪毙。工农联盟也开始溃烂，1980年之前，我们社员和村民基本上可以自由进出户县热电厂洗澡和在他们大食堂和礼堂看电影，但是后来农村乱起来之后，工厂加强了治安防范（也是无奈之举），我家邻居小孩（他爸爸还是抗美援朝的残疾军人）去工厂看电影被门卫拒绝而发生抓扯，被门卫枪支走火打死就是典型的实例。
八、关于房屋和群体事件的处理
和绝大多数村民一样，我家的两间房子也是政府从地主那里没收后分的，由于就是普通的瓦房，住了二十年后就开始破败了。下大雨漏水要脸盆瓦罐的接着。1979年，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加上社员的生活逐步都有改善，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也开始结婚分家等原因，所以房屋就成了突出问题。为了统一和美观，大队干脆统一规划宅基地和利用集体积累（公积金和公益金）做补贴，把社员等房子全部重修了一遍，就是一排一排的象部队营房一样，也是受时代的限制美中不足，只解决了质量问题，没有解决美观问题，直到现在基本还是维持这个面貌，不过有少数在外面打工赚了钱的村民扒掉了原来的瓦房，修建了流行的二层楼砖混结构房屋。我想如果照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全体村民也一定会住上那些少数人盖起来的楼房。
再说群体事件。1956年修建户县热电厂时占地上千亩，其中征用了我村的两百多亩土地。除了政府核减公粮征购任务和其它优惠外，热电厂领导也出于关心让我村村民和其它被占地村庄一起，合理分担承揽卸载电厂电煤的任务，但是由于从大吨位的火车皮上缷煤这项工作很脏，被我村当时的领导谢绝了。
七十年代初期，电厂又扩建了一台发电机组，用煤量增加一倍，火车日夜从铜川煤矿往这里运煤，邻村劳力去缷煤每天就给村里带来500多元的收入，在当时这可是非常可观而且是稳定的收益。我村领导看着自然着急，就去找电厂领导协商要求去分得一份缷煤任务，但是电厂领导怕打破已有格局引起矛盾而拒绝。村领导回来开会把情况跟社员说了，然后组织妇女和老太婆一大堆，每天去坐铁路专用线阻断电煤运输，还抬个大木头横在铁轨上。眼看着存煤不断减少，电厂就要断“粮”，厂领导连忙反映给县委，县委来人看了下现场，就劝说群众说有事找县委解决，不要影响工厂生产。既没有调动警察，也没有调动什么武警。我村村民怕县委说话不算数，不给解决问题，从铁路线上撤下来后就把锅灶搬进了户县县委大院，俗称“坐县委”，结果不长时间，县委和电厂协商就把这个事情给合理解决了，各个村子都基本满意。这要放到今天的政府，我的天！不知要抓进去多少人坐牢，出几条人命都不难想象！
九、关于学校体制与青年出路以及医疗卫生情况
学校是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大学文革后实行都是群众推荐和保送制度。1973年以前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还是要考试分数决定的，尽管考试不那么严。但总是有部分学生因考试不及格而留级或者不上学了。1973年以后期末考试照样有，但是基本上就不影响升学了，有一种舆论说，只要跟着走（包括考试抄书和抄别人卷子），也是有收获；这件事印象深的原因还因为有一个初级中学的校长奸污女生的案件而清晰，就是户县热电厂北面不远处一个初级中学的校长，多年来利用帮助女生改分数顺利升高中的权力，长期引诱奸污了共50多名女生，事情败露后被政府公开逮捕并枪毙。
正向毛主席说的那样“三大差别”（即城乡、工农、工资级别）是明显存在的：农村学生高中毕业后的出路就是回乡务农，也叫回乡知识青年，能推荐上大学的极少。但进入民办教师，农业技术员，拖拉机手，兽医员的还是大有人在。这类人遇到招工招干转正的机会还是很多的。其次就是应征入伍、参加人民子弟兵了，运气和机遇足够好的话也会提干和转到油田、矿山等，当上令人羡慕的工人。当时是免费教育，每个学生开学时最多缴纳五元以内的杂费。家庭困难没有钱经申请后也可以不交。
每个村里都有经过学校和医院不同程度培训的“赤脚医生”，我姑姑就是“赤脚医生”，实行有限的合作医疗（在年底分红时冲抵），大队配置有专门的药房供社员看病使用，小伤小病的都可以治疗，大病就得去县里医院了。但是农村因为条件有限，没有公费医疗报销制度，得了大病重病的社员（农民），还是没法得到救治。但是一些地方病国家也免费治疗，比如“甲状腺肿”，政府除了针对病因供应碘盐预防之外，就免费为全省患者做了切除手术，这些都是了不起的善政，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政权。
十、关于衣服和日用小商品、消费品
1970年以前，农民自己用种的棉花纺线织布和植物色素染布，后来用工业品的“硫化蓝”染布。无论身上穿的衣服还是脚上的鞋子都是棉布和麻布为材料土制和手工加工的。商店里有不多的布料，但和旧中国留下的“洋火”“洋钉”遗产一样，叫“洋布”，所以古人把农民和老百姓叫“布衣”，那是十分贴切和形象的。1970年后，尤其是中国独立自强，让美国总统入北京拜访了毛周以后，美国及其西方国家对华经济封锁有所放松，中国不失时机的引进了五十多个工业项目，其中就有五、六个维尼纶厂，此后解放军的军装都换成平展的“的确良”“涤卡”了，商店里也有了色彩丰富的“的确良”“涤卡”“府绸”等面料，姑娘结婚订婚都穿着“的确良”衣服，身段体型显得更加漂亮。穿衣问题得到极大改善。“尼龙”袜子和手套已经非常普遍。高级美观的“回力鞋”（五元钱左右一双）也逐渐步入学生和青年的脚下，还经常出现在我们中学运动会的奖品名录上（回力鞋、钢笔、印刷精美的塑料皮笔记本），工厂和好点的学校有黑白电视机观看，周总理去世我就是在一家建材厂看的黑白电视节目。
厨房和炊事用具有点缺少，可能是国家钢铁业首先去满足工业和国防的需要了吧。记得买个农村做饭用的大铁锅很不好找，商店里倒是有各种铝锅，但在农村当时大环境下（人口多，做饭要烧柴或者煤炭）很不适用，电灯泡也不是太好买。
关于集体经济公有制制度的利弊和几点思考
1、能很好的提高生产效率
根据现在公开的资料我们知道，真正意义上的农村互助集体经济组织是发源于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期（农民在农忙季节互相帮工是集体经济的雏形），发展于山西省农村，得到山西省委的肯定，但是在北方局里争论很大，而后被刘少奇同志否定，但是得到毛泽东同志支持，毛泽东支持的理论根据是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从我县的实践情况看，这个制度是正确的！假如没有集体经济组织那样的政治觉悟，那样有力的组织，那样拼搏的生产积极性，就不可能有农田水利基本建设那样宏伟的、惠及当代的规划和成就，不可能有惠及当代的水利设施，不可能有大片平整的农田提供给分田单干者实施，群众也不可能创造出那么多杂交育种和品种。三十多年过去了，当代华西村，南街村，周庄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很好的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我国在实行集体经济的时候也有缺陷：就是缺乏因地制宜，应该是先保住基本生活，然后在升华安排制度，而不是形而上学的相反。本来在山区不宜实行集体经济，丘陵交通不便处根据情况可实行规模小点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待日后交通发展条件成熟再稳步推进。但是有些党内投机主义分子投机取巧，搞教条主义的“一刀切”政策，引起了群众反感，败坏了集体经济的名声，给否定集体经济的单干派留下了攻击的口实。
这里必须要触及的就是“三年自然”灾害问题，也就是争论激烈的饿死人问题。前面家乡情况已经记述，就全国来说其实饿死人也罢，没有饿死人也罢，这个问题的本质都不是集体经济体制带来的问题，而是干部作风尤其是高级干部浮夸作风带来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自从郑州会议党中央、毛主席带头承担了领导责任并纠正了干部队伍中存在的“五风”问题后，虽然为了国防安全与外交需求（支援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等战略支出）和保工业发展、农村粮食征购仍旧偏多，但是基本上解决了农业人口的饥饿问题（表现在社员生活水平比较低下，尤其是肉类和蛋类食品，社员舍不得吃而交售给国家，以换取其它生活类用品），如果老有人纠缠住这个事情不放，那么怎么解释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五亿左右人口一直稳定的增加到了1982年集体经济被解散时的八亿多人口呢？难道是美国人把我们养大的吗？！
2、社会风尚好，我村没有治安和刑事案件发生。
在毛泽东育人思想体系的教育下（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时称：老三篇，加上向雷锋同志学习等），解放后到集体经济解散前（1982年），没有治安与刑事案件发生。群众吵架的事情是有的，但是队里调解委员找双方“喝茶”后都能消除对立重新团结。农村18年，我基本上没看到白兰色服装的民警进村。没有庙宇，南山（秦岭）上面的九华山上有个古庙，但因为“破除迷信”没有了信众而风雨飘摇。偶尔有华山上老道士来村里讨饭，社员会给他们一升苞谷面或者小麦面粉，也有给现成馒头和窝窝头的。总的说人际关系良好，政治上没有人欺负人和剥削人的现象，社员有主人翁感，没有自卑感。
3、基本上没有懒惰的人
受了污蔑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人士的恶意中伤，加上愚昧人群的无知传播，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成了大锅饭和懒惰的代名词。在社会溃烂，道德沦丧的今天，这本来也不奇怪，“昆鸡长笑老鹰非”再正常不过，许多人用今天的社会道德水平衡量历史本来也是可笑的。但是我们作为历史的经历者，有责任和义务把真相告诉后来人。
（一）不能懒惰、无法懒惰。在当时艰苦创业阶段，社员家庭财产没什么积累，也就是没有“坐吃山空”啊“啃老”啊等条件，因此，不参加集体劳动就意味着没有饭吃、没有生活物资的分配来源。
（二）不愿意、也不敢懒惰。当时因为有集体经济的组织平台，经常会在阴雨天、农闲季节、劳动休息间歇，组织学习马列毛著作、中央的文件、各级党委的文件和政策，更有共青团组织和妇联组织协调一致的发挥作用，社员的思想觉悟是比较高的，谁愿意在劳动中落后于人被人瞧不起呢？！反过来因为是集体劳动，且不说互相监督的常理，血性方刚的青壮年劳力还经常比谁劲大（扛、抬、举、提、托）或者劳动技巧过人（扶梨、打土坯、嫁接苗木、赶马车、驾驶拖拉机等），这样还使劳动充满了乐趣；每个劳动者既是生活的创造者、表演者，同时也是学习者、欣赏着！
4、又红又专的知识分子普遍得到尊重
农村传统点的“知识分子”就是赶马车的师傅、木匠、铁匠、泥瓦匠、中医、教师和写毛笔字的秀才、撒种扬麦（场）的能人等；现代点的知识分子就是就是农技员、电影放映员、老师、兽医、赤脚医生、电工这些人。这些利用知识和技能服务于农村社员的群体普遍受到尊重和羡慕，农村基本不存在“反动学术权威”的问题，可能这种情况在大城市或者上层吧；不过象现在吴敬琏、茅于轼这些附着在房地产“抢劫”集团，金融资本集团上的寄生体，算不算呢？可能是地球人都知道答案吧。
存在的问题
1、在改善群众生活上没有解决好“众口难调”的问题。首先在发展集体经济中的指导思想存在失误，什么是公、什么是私？没有厘清这个界限，笔者觉得：一个人，在物质需求上超出了同时代本人角色所在的群体基本的生活需求，就是有私心（俗称多吃多占）。比如农村普及食堂，这事有材料揭示是刘少奇同志根据苏联的经验多次向毛主席提出建议并推广实施的，结果注重了“整齐划一”，忽视了“众口难调”不得不解散。因为农村人口的结构是老幼青壮病残全链条，而不是军队只有青壮群体，伙食差距太大了。所以在指导思想上确实偏“左”，没有做到实事求是。所以以前每家留有一些“自留地”（准确的定义应该叫做“菜地”更合适）的政策是正确的，“自留地”的作用主要是根据家庭成员饮食习惯的不同种植瓜果蔬菜，改善群众生活，能较好的解决“众口难调”的问题，因此没有超出“在物质需求上超出了同时代本人角色所在的群体基本的生活需求”这一概念定位。1974年左右张春桥等领导在农村农业政策上搞“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就不得人心，是极左的表现。不仅如此，一度还把社员房前屋后种植的遮荫树木剥了皮弄死，就更是荒诞不经的官僚主义了，导致了群众的极大反感，削弱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
2、一些山区和丘岭地带应当保留承包制或者和农民商议后保留小规模的互助组、合作社制度。
秦岭北坡和峡谷内居住有不少的农户，但是因地形地貌而居住分散，坡上坡下，沟东沟西，交通不便，不应该“一刀切”的搞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三级所有，因为本身就发挥不了集体的效率，和发展集体经济的宗旨不相符合。
解散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弊端和危害
1、道德觉悟严重倒退，治安问题逐渐突出。众所周知，人是学习和教育的产物。取消农村集体经济这个平台，农民开始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没有纪律，没有约束，成了自由人，逐渐的，人的惰性、自私自利性开始滋长和蔓延开来，道德水平严重下降，治安状况出现问题。随着国家粮食问题的好转，农业机械化的升级换代，社员应该休养生息，享受自己创造的生活是理所应当的，可以在集体经济模式下，劳动半天、休息半天，或者每周自由安排休息两天。其余时间边劳动，边从事思想政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学习，各种文娱活动等。为什么要把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弄成一盘散沙呢？
2、出现全国“盲流”，交通混乱失控。出门打工者由于失去了组织性，很大一部份在各色人等、各种目的的蛊惑和策动下（贩毒、传销、走私、拐卖妇女儿童等），走南创北，忽东忽西，给交通秩序和治安秩序带来极大的压力。盲目流动可能有人要说，人们有迁徙的自由！其实迁徙的自由是需要良好的道德风尚和秩序做保障的！也是和人们的经济能力分不开的，一个没有秩序的混乱社会，自由迁徙者无疑就是劫道者的下酒菜，犯罪团伙的锅中鱼！
3、基层政权不稳，黑恶势力猖獗
4、上访队伍不绝，党群离心离德
5、封建迷信、各种宗教乘虚而入，腐朽媚俗文化盛行。
大部分农民精神颓废，无精打采，混迹在庙宇、道观，牌桌上打发日子。今天国家存在的很多问题，几乎都可以从解散集体经济制度中找到答案。比如环境污染问题：集体经济在自家土地上办厂，必然会顾及到自身生活环境的问题，但是引进的资本他们会吗？！因为他们首先不生活在当地，而是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所以根本不会顾及环境问题！哦，什么环保局？权钱交易，一键搞定！最多应付了事而已。
综上所述，在平原地区人口集中的地方，农村集体经济发挥了很好的历史作用，为国家提供粮食和农副产品做出了很大贡献，那时候修建的一大批水利设施如今仍然发挥着主力作用。2005年以后国家取消农业税，以后又取消征购公粮，客观的说，也是农村、农业、农民三十多年时间对工业体系建设与贡献的历史回报，并不是什么“开放派、普世价值派”领导人的恩赐。所以农村集体经济主流是好的，应该在后来的工作中加以改进和完善。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工作被武断的终止了！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据现今报道披露，因1959年陷入庐山会议彭德怀同志案件的原湖南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周惠，在1980年代平反，到内蒙古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以后，就迫不及待的强行分田分地，因为时至春季，麦苗茁壮成长，有些干部建议说为了减少损失，是不是等夏收过后再分？周惠粗暴的说：“分，半路出家也能成佛！”作为一个高级干部，这那里是在工作嘛，说好听点叫赌气，说难听点这和报复没什么区别。
今天把自己这些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主要目的是想把有同样经历的同志激发起来动笔，写出自己的经历、感受与建议，为社会主义制度、为集体经济、为八亿多曾经是人民公社社员的劳动者之尊严和历史贡献，留下记录客观的材料和评述，以便等网站在条件成熟时汇集成书。拙文中认识与评述难免存在不足、不当之处，欢迎指正和交流，谢谢！
大河月光 2011年1月31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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