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
（修改稿）
张文茂
新中国经过前3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后30年的改革开放，积累了大量的实践经验，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现在又到了新的历史转折点。面对现实的矛盾和问题，从理论层面思考，我个人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问题上，还是要回归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才能找到新的出路。
一、从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几段论述谈起（黑体是我加的）
1、邓小平关于两个飞跃的论述（ 1980-5-31 ）
“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现在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四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第二，管理水平提高了，积累了经验，有了一批具备相当管理能力的干部。第三，多种经营发展了，并随之而来成立了各种专业组或专业队，从而使农村的商品经济大大发展起来。第四，集体收入增加而且在整个收入中的比重提高了。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目前搞包产到户的地方，形式就会发展变化。这种变化不是自上而下的，不是行政命令的，而是生产发展本身必然提出的要求。”（发表时题目：《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2、邓小平关于乡镇企业的论述（ 1987-6-12 ）
“农村改革总的来说发展是比较快的，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经营，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这不是我们中央的功绩。乡镇企业每年都有百分之二十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持续发展了几年，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今年已经过了5个月了，这几个月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百分之二十几。乡镇企业的发展，主要是工业，还包括其他行业，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50%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不往城市跑，而是建立了大批小型、新型的乡镇。如果说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有点功绩的话，就是中央制定的搞活政策是对头的。这个政策取得了这样好的效果，使我们知道我们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我个人没有预料到的，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的，是突然冒出这样一个效果。”（发表时题目：《改革的步子要加快》）
3、毛主席和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与工业化问题的部分论述：
1958年，毛主席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1958年8月8日 《人民日报》）
“农村人民公社制度的发展，还有更为深远的意义。这就是，它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届6中全会通过。）
“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政权的基层单位。----现在也可以预料，在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民公社将仍然是社会结构的基层单位。”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届6中全会通过。）
“从现在起，摆在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形式，根据党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国家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机械化电气化，逐步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从而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地实现全民所有制，逐步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届6中全会通过。）
“人民公社必须大办工业。公社工业的发展不但将加快国家工业化的进程，而且将在农村中促进全民所有制的实现，缩小城市和乡村的差别。应当根据各个人民公社的不同条件，逐步把一个适当数量的劳动力从农业方面转移到工业方面，有计划地发展肥料、农药、农具和农业机械、建筑材料、农产品加工和综合利用、制糖、纺织、造纸以及采矿、冶金、电力等轻重工业生产。人民公社的工业生产，必须同农业生产密切结合，首先为发展农业和实现农业机械化、电器化服务，同时为满足社员日常生活服务，又要为国家的大工业和社会主义的市场服务。”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 1958年12月10日 ，中共8届6中全会通过。）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裕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毛泽东：1959年2月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就可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的人口就不会再向城市盲目流动。”（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
几点结论和启示：
1、邓小平是主张农村最终还是要搞集体经济的，至少在1980年他的认识是这样的。他提出由低水平的集体化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并且提出了高水平集体化的四个条件，即机械化水平提高了、管理水平提高了、多种经营发展了、集体收入增加了。
2、但是，邓小平对农村在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农村必然要进入工业化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客观趋势严重估计不足，并且是完全没有料到，中央许多同志也没有预料到。他提出的高水平的集体化的条件中，有“多种经营发展了”这一条，也仍然是农业经济的概念，没有上升到农村工业化的高度。这说明，当时的中央高层没有形成农村要经历一场产业革命的理论认识，即除了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以外，农村必须要有公社的工业化进程，即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阶段。只有完成这一历史任务，才能真正解决农业的现代化问题。由于没有这个理论认识，所以，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成了意外的改革成果。正是因为对这一客观趋势没有成熟的理论准备，成为解散人民公社的重要的理论认识上的根源。
3、然而，毛泽东在1958年就提出公社工业化，并且将国家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并提，指出人民公社的更深远的意义是为“我国人民指出了农村逐步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深情地期望，“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是把人民公社看成即是农业现代化的组织载体，又看成是农村工业化的组织载体，同时又是新的城镇化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毛泽东的这些论述，距邓小平1978年的“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谈话早了近30年。那个更具有远见卓识，不言自明。可见王震将军晚年说毛主席比我们早看了50年的话，绝非妄言。
二、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的理论概括
按照毛泽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论述和后来的实践，从我国农村现代化发展的客观趋势来看，我将其概括为“三大历史阶段”、“四大发展趋势”和“三个一批解决农民问题”这样一组论断。从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角度看，这条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是在农村坚持集体经济体制和组织形式。
1、我国社会主义农村现代化必须经历三大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发展阶段（50-70年代）。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是在保障国家工业化建设的同时，解决粮食生产即吃饭温饱问题，使农业问题基本过关。没有这个基础，我国的一切现代化发展都无从谈起。所以，从合作化到集体化，到农业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等，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本质特征，是我国现代化全面起步的基础，是必须完成的历史任务和不可超越的历史阶段。对这一历史阶段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甚至恶意贬低、抹黑，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有的是别有用心。
第二阶段：农村产业革命阶段（农村工业化或农村产业结构变革阶段， 80-90年代，在集体企业改制后基本中断）。这一发展阶段的必然性是不容置疑的。任何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都不可能不波及到农村。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结果是资本改造、消灭小农，而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同样不可能只限于原有城市。在农村的农业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利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国家的计划指导，主动推进农村的工业化进程，使之与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进程协调发展，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两条腿走路的一大特点，是真正的中国特色。现在回过头来总结，难道农业学大寨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可以无限期地搞下去吗？难道不是一定历史时期的阶段性任务吗？无休止地延长这一阶段，是党失去农民和影响工农联盟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一任务一旦基本完成，农村人民公社无疑应该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发展多种经营，发展工副业，以便提高农民收入，解决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农村集体经济的积累、集体经济内部的以工补农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农村工业化的起步和向纵深发展的问题。
第三阶段：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阶段。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自然会突破城乡二元结构，不但使农村工业与国家的城市工业进一步相互融合，进一步走向一体化，而且还会导致传统农村地区社会结构的城镇化转变，在公社一级形成小城镇，进而逐步实现社会结构的城乡一体化。如果没有了依托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工业化进程，那么，农村大量的生产要素和资源必然向城市集中、集聚，农民就只能以农民工的身份进入工业化进程，成为资本的雇佣劳动者，结果就是农村的衰落。这就不但不能缩小城乡差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反而会反向强化城乡二元结构。很多学者指出农村生产要素多年来净流出的现象，但回避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问题。其实，农村没有了公社集体经济体制，也就失去了在农村内部集聚、重组生产要素的体制支撑和组织载体，失去了工业化、现代化的经济增长极，在城市资本占主导的条件下，农村的衰落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毛泽东开辟的中国农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依托集体经济体制的农村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也是能够避免农民都涌进大城市的农村城镇化道路。体制上是由合作化到人民公社化集体化，再由低水平的集体化到高水平的集体化（我认为高水平的集体化是在公社工业化的基础上的人民公社的公司化）；由农业学大寨的农业基本建设到社队企业，到公社工业化，再到农村（公社）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逐渐消亡，最终完成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
2、农村现代化的四大基本趋势
农村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历史阶段主要是解决粮食问题，是解决吃饭和温饱的问题，当然也是为国家工业化奠定稳定的农业基础和提供原始积累。当这一阶段的历史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农村的现代化进程会逐渐全面展开，这就表现为以下四大基本演变趋势。
第一、农业内部的产业分化和产业化趋势。由多种经营向多种产业发展，农业内部产业进一步分化和生产进一步社会化，逐步形成不同区域的主导产业，围绕主导产业建设现代农业的产业化体系，提高农民的产业化组织程度。
第二、农村经济的产业结构变革和工业化发展趋势。也可以称为农村的产业革命过程，是农村由过去单一搞粮食的产业结构向非农产业拓展的过程，是现代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过程，也是农村内部分工分业和生产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社队企业（后来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集中建设产业园区，应该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要特征，使农村二三产业形成集聚效应，最后形成“社”一级以工业化的二三产业为主，村及村以下以现代农业为主的格局，完成农村的产业革命和农业的现代化。所以，毛泽东称赞的“公社工业化”，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核心任务，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提，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即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统一。
第三、农村社会结构的城镇化发展趋势。农村工业化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和产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人口的城镇化集聚，为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产业和经济条件，农村开始出现城镇化集聚趋势。农村的城镇化集聚趋势的形成，依赖于工业化进程中的集中布局，而人民公社的“社”一级，恰恰应该是农村工业化集聚以及各项社会事业和三产服务业发展的集聚载体，所以，公社必然成为城镇化集聚的载体。后来农村乡镇企业之所以出现“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恰恰是解散了人民公社的结果，使农村失去了承担二三产业集聚功能的组织载体。
第四、城乡一体化发展趋势。如果沿着正确的路线走下去，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与国家的、城市的、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工业发展相互补充、渗透，农村城镇化发展不断提升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最终就会在国家城乡统筹的基础上走向城乡一体化。但是，如果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下去，在理论上，也可以设想实现资本主义的城乡一体化，这就回避不了资本消灭小农的问题。但是，资本主义的这一历史任务，在我国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靠资本主义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无异于天方夜谭，但至今还有很多人对此抱有幻想。
农村现代化的四大趋势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基本上包括了农村现代的全部内容，也是实现农村现代化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标志。而人民公社体制正是完成这一农村现代化历史任务的体制支撑和组织保证。以农业适合家庭经营为理由解散人民公社，在理论上是非常荒谬的。原因在于完全没有看到农业的现代化与农村的工业化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总结一下，可以看到公社工业化的深远意义是什么：
第一、公社工业化是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阶段和第二战场、第二条战线。
第二、公社工业化是农村集体经济巩固和发展的物质经济基础。
第三、公社工业化是提高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
第四、公社工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转移劳动力、积累资金、集体经济内部的以工补农等）。
第五、公社工业化是农民城镇化转移和集聚的根本动力，是避免农村工业化“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体制保障。
第六、公社工业化使农村形成新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公共服务中心，是最终实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重要节点。
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公社工业化，是避免农村蜕变到资本主义，使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入现代社会的正确选择。所以，公社化的集体经济体制和工业化进程，是毛泽东规划的农村社会主义道路的两个本质特征。
3、“三个一批”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如果坚持农村集体经济体制和公社工业化的道路，我国农民在现代化转型中，基本上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解决出路问题：
1、城市化转移一批。相当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的概念。农村公社工业化的同时，国家的大中城市也在快速发展、扩张，吸收农村劳动力和人口的能力不断提升，使一大批农民转化为城市居民。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城市扩张到的农村地区的城市化转变，即现在大量存在的城中村、城边村的改造问题；一是农民以个体的身份进入城市并转变为市民的问题。前者表现为农民以集体经济为载体的整体转型，后者表现为以农民个人身份的农转非，是退出农村集体经济和土地权益的市民化转移。
2、城镇化集聚一批。表现为农村地区由于公社工业化发展导致的经济和人口的集中、集聚，使公社（现在的乡镇）中心区域内的村庄通过旧村改造，建设新的城镇化社区，首先完成由传统农村向小城镇的转型，形成小城镇的集聚内核，进而吸纳外围农村劳动力进镇就业，农民在产业转移的基础上完成城镇化集聚，最后通过保留村庄的新型社区建设，使农村逐步实现现代化社会转型。如江苏华西、山东南山集团等村庄，有的已经合并了二十几个、三十几个村庄，在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中，通过统筹实现了农村的产业升级和城镇化集聚转型。
3、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提升一批；在城市化转移和城镇化集聚的基础上，农村地区还会有一大批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保留下来的村庄，要通过适当的集中、集并，建设新农村，配套、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和基地，使传统农村改造成现代化的新型社区。
三、邓小平和毛泽东的理论差异
回过头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理论的差异值得深入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村现代化的理论
毛泽东主张国家的工业化和公社工业化两条腿走路。只不过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必须先起步，首先建立起独立的、相当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农村的公社工业化后起步，前提是必须基本解决农业中的粮食问题。这是后发国家追赶战略的必然。难道新中国的工业化可以先从农业、农村起步吗？而在第一阶段，农村的发展又必须通过合作化、集体化把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为国家的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支撑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是靠组织起来，统一经营的优势，进行农业基本建设，解决吃饭的问题。一旦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就可以起步，由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发展到人民公社的工业化两条腿走路。
但是，毛泽东的这一理论探索在党内没有成为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方针。原因在于：
（1）毛晚年主要精力转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防修反修的问题上，转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去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失误，而是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所以，这一问题没有展开。
（2）58年公社化运动以后，曾有在粮食问题还没有过关的情况下，过早地转移农业劳动力大办工业的教训，后来遇到城里供应困难，60年代初还有2000多万进城人口返乡的问题。所以，粮食问题的压力太大，公社工业化的问题在60年代还不能成为当时的现实问题。
（3）党内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没有清醒地预见到农村在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必然转到公社工业化发展阶段。这就导致对人民公社的历史作用和功能严重估计不足，只把人民公社看成是农业的集体经济体制。而农业生产本身又难以接受人民公社这样大的组织形式和体制。结果，大家都接受了农业生产适合家庭经营的说教，并以此为由，稀里糊涂地解散了人民公社。
邓小平也是恰恰没有预见到公社工业化的客观趋势，没有两个工业化的理论思考，从而低估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重要性。如果他有毛泽东那样的认识，我想他绝不会同意解散人民公社。
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错误的根源在于认识上把人民公社仅仅看成是农业的集体经济体制。
直到现在，我们所有论及农村集体经济问题的观点，几乎都是仍然将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看成是农业的集体经济体制，这就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2、另一个重大理论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问题
毛泽东曾经强调人民公社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并多次批评企图取消商品交换的错误想法，强调价值法则是个大学校，不反对计划外的市场贸易，包括农村的集市贸易。
这个问题的背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否由计划调节包揽一切？到底还需要不需要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如果根据毛泽东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和笔记，可以推断，毛泽东不会完全否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显然毛泽东晚年对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以及如何与计划经济体制相结合的问题没有更多精力进行探索，没有形成更成熟的理论，这是历史的遗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需要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是邓小平给予肯定的。如果邓小平的改革仍然坚持了社会主义的方向，那无疑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改革最终还是导致了私有化和泛市场化。原因是什么？值得深入探讨。邓小平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手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是机制的问题，而不是根本体制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市场机制，不等于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就是市场经济体制。从根本上讲，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就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但在初期阶段还需要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但后来中央将改革的目标概括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理论上就造成了思想混乱，容易造成误解。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需要几个方面的调节机制。首先是指令性计划，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的体现，是全国人民的根本性、长远性共同利益的体现和保障，这是不能回避的。国有企业完全由市场左右，只考虑企业自身的利益，内部再变成劳资雇佣关系，还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谈？其次是指导性计划，不带有直接的强制性。但指导性计划的实现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国家用利益机制（鼓励性政策）的引导，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来选择，有些行业和产品也可以完全由市场机制来优胜劣汰；另一方面是国家政策法规的限制，禁止一些危害社会主义的市场行为，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如土地的买卖等。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有一个站在社会主义还是站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立场问题。固然，资本主义也有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但是，这只是表面现象。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必然是在肯定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下讲市场机制，并且不能把市场机制夸大到起主导作用的地位；站在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则会贬低计划经济体制的作用，用机制问题代替体制问题，夸大市场机制的作用。邓小平避开计划经济体制而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可能与他的要“搞一段资本主义”的认识有关，但在理论上完全混淆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这就不是继承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而是从根本上偏离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方向了。
陈云同志认为市场机制要有个“笼子”，这个笼子就是国家的宏观计划和国家调控。说明陈云同志还不愿意走的太远。
我认为后来的改革把市场机制的作用夸大了，成了私有化基础上的泛市场化的改革。说明在社会主义的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的理论问题上仍然没有解决好。
我个人认为，刘国光的理论更科学一些。
我个人认为，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定义是否可以这样说：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主体的、以国家计划调节为主导的商品经济。
（1）公有制为主体，即不是全部，还要有个体和私有经济，公有制也还有两种形式和多种实现形式；
（2）计划调节为主导，即还需要市场机制为补充，不要计划包揽一切；
（3）商品经济，即还不是产品经济，不能一平二调，还需要商品交换、价值法则，同样回避不了市场机制。
3、第三个重大理论问题是对外开放
毛泽东主张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附，以确保国家的经济主权为前提；
邓小平主张全面开放。
后来的政策导致全面与西方接轨，融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就形成了我国改革和开放以及经济发展的内外两个逻辑链条：
第一个逻辑链条：改革导致的私有化倾向
1、从农村解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开始，到乡镇集体企业的私有化，断送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前途，结果就必然造成国内巨大的、潜在的消费市场培育不起来。人民公社集体经济体制的瓦解，使农村丧失了集聚二三产业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体制保障，形成农村生产要素长期净流出的局面，造成城乡二元结构的进一步强化，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解散人民公社，实际上是党的领导权和政府的管理权从农村的撤出，农村的发展逐渐转向由资本主义来主导，包括农村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出和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化中的雇佣劳动化，几乎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2、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使城市企业放弃承担农民城市化转移的责任，农民的城市化转移演变为农民工雇佣劳动化的城市化进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城乡关系，本质上是个工农关系、工农联盟的问题；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城乡关系就是一个资本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这就必然造成资本对农民的剥夺和农民的两级分化，农民的贫困化进一步导致国内消费需求不足，迫使经济发展更多地依赖出口导向。
3、农村集体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提高农民消费水平和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的主要动力，失去这一动力，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失去国内消费市场的支撑，只能转向出口导向。这也是以GDP为纲的必然结果。
在国内，改革变成了经济转型的私有化、社会转型的城市化，而资本主导下的城市化的本质就使农民变成了源源不断的雇佣劳动大军，支撑着我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
第二个逻辑链条：开放导致被殖民化的危险
1、从招商引资到外资控制大部分主导产业，再到加入WTO，完全融入帝国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接受其游戏规则。
2、出口退税政策鼓励廉价出口，创汇收入购买美国债券，国内则增发人民币，增加通胀风险；两极分化加剧，内需更加培育不起来。
3、美国增发美元纸币，造成美元贬值，使包括我国在内的债权国外汇蒸发，改革和发展的成果被美国等发达国家所攫取。
4、救美国成了救中国的前提，中国经济被美国深度套牢，很难切割，并有进一步导致我国经济被殖民化的危险，造成国内问题也无法解决。
这两个链条已经连在一起，相互作用，相互支撑。
私有化必然导致殖民化，殖民化又需要国内巩固私有化体制；这就是最一般的逻辑。
金融政策的错误，可能是压垮三农问题和我国整个经济问题的最后一根稻草。
产生这一系列问题的原因，是理论上的不成熟和混乱。在毛泽东逝世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整体上是失败的，只有在社会主义计划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问题上，有所发展，肯定了市场调节机制的作用。这是邓小平值得肯定的一面。但在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在工业化道路、农村集体化道路、自力更生与对外开放等重大的战略问题上，邓小平的认识远远落后于毛泽东；在市场机制的作用问题上，也有强调过头的倾向，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
此外，还有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似乎不应该对立起来，只强调哪一面，都会犯错误。这仍需要进行深入研究。
还有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文化艺术和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等等也是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目前还不能说已经有很成熟的理论。
1965年5月25日 ，毛泽东重回井冈山时，对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平化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见，已经一步一步变成了现实，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党在理论上的准备不足，后来又被新自由化思潮所左右，致使现在陷入被动局面。要创出新的局面，还是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问题上，继承毛泽东，学习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才能真正走出中国自己的路子。
201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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