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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前的感言——来自新型集体化与家庭经营的对比

何平 · 2011-09-3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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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新型集体化与家庭经营的对比

   

山西代县  何 平

   

明年是“十八大”召开之年,“十八大”将如何提出农村的未来走向,则是中国广大农民极为关心的话题。因为曾经激发他们热情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三十年来不仅没有使他们迈进共同富裕的大门,而且给他们带来种种预想不到的麻烦和灾难。悲惨的现状促使他们不得不进行反思,并且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觉悟,意识到未来农村的发展走向将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转向新型集体化。农民前后认识产生如此大的反差,也许让很多高层官员、专家和学者感到吃惊,然而,这绝非耸人听闻,而是事实,只不过是人们都不想打破神话罢了。

的确,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被捧为农村改革的神话,一时间,许多人还未来得及思考,就被改革的大潮搞得昏头转向,全国农村几乎没有例外地在政策的强力推动下实行了分田到户。改革最初几年,广大农民劳动热情高涨,然而,随着集体经济不断削弱,集体设施严重毁坏,生产条件明显滞后等许多问题的暴露,没有多久,农民的种地积极性开始减退,同时,群众的怨气越来越多,并且认为问题出在基层干部,也就在这时,电视剧《新星》中的恶官僚“潘苟世”作为乡镇干部的角色出现在屏幕上。后来,大家发现不只是乡村干部的问题,而且与上边的政策有关。于是,中央及各地对相关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然而问题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反而更多了,如调整产业结构的政策不知调整了多少次,结果还是导致许多类似韩进事件的悲剧发生。关于政策调整的更多情况,看了三农专家李昌平发表的《九十年代的三农政策基本错误》一文,就会明白许多。

农民在经受了一次又一次惨痛的教训之后,不得不重新审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人们的感觉开始由希望转为失望。与此同时,华西、刘庄、南街等新型集体化村不仅实现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实现了农业生产现代化,农村生活城市化,农业管理企业化,农业发展科学化,科学决策民主化,实行了教育免费、住房免费、医药免费、部分衣食用品免费的分配制度。这自然使失望中的农民看到了新的希望,真是有意栽花花不成,无心插柳柳成荫。遗憾的是这一希望迟迟没有成为现实。

新型集体化村被广大农民向往的同时,虽然得到中央有关领导的高度评价,但新型集体化村“只有依靠集体化,才能发展和壮大”的根本经验始终没有在广大农村加以宣传和推广,中央仍然把小岗村分田单干的做法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出路,并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政策长期不变。显然,只是肯定了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就,却放弃了新型集体化村所选择的集体化道路。因此,广大农民不仅没有走近希望,反而陷入了绝望。于是,纷纷背井离乡,远到城市打工,去当下等公民,去干城市人不愿干的工作。具体讲,在政治上,农民工干了工人的活,却没有得到工人的身份。在经济上,农民工和正式工人同工不能同酬,同工不能同时,据调查,深圳的多数工厂,农民工每天的平均工时在11小时左右,有时工作12小时以上,付出了如此辛勤的劳动,却得不到应有的经济待遇。据深圳市劳动局企业员工收入分配课题组1995年对114家国有企业调查,在相同的岗位上,外来工的月工资是800元左右,而有深圳户籍的员工工资则高达2500元左右。在非国有企业里,农民工与城市工每月工资至少偏差600元以上。悲哀的是农民工低工资还常常受到企业主的克扣和拖欠。有的农民工干了几个月甚至一年,到头来,企业主、包工头跑了,分文无得。在社会方面,农民工在城市享受不到应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这个城市社会的各种福利待遇。农民工承担了最重、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劳动,付出了血和汗的代价,但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他们仍受到社会歧视,他们是城市的弱势群体。据深圳的一项调查,仅深圳七家医院的统计,1998年平均每天有31人因工伤致残,平均每4天有1人因工伤死亡,这一年1万伤残的农民工,多数在出院后不久就被退回农村去了。1994年深圳劳动部门对5920家从事有毒有害作业工厂的调查中发现,无任何防护设施的有3108家,防护不合格的有2577家,而且99.7%的农民工是在无防护用品或防护用品不合格的条件下劳动,长期在这种环境劳动,必然中毒受害。1998年深圳市卫生防疫部门检查,在9582家企业中发现,有毒有害企业4301家作业工人11.6万人,当年中毒人数371人,死亡23人。这些农民工多数是慢性中毒,日积月累,以致丧失劳动能力,只好返回农村。可见,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实际上是很悲惨的,并非有些官员和专家学者美其名曰:这是改革的必然,是农民城市化的一种趋势。

农民工在十分艰难痛苦的条件下劳动和生活,为什么农民不仅没有放弃外出打工,而且要前赴后继涌向城市呢?问题还在于我们的三农专家李昌平向中央反映问题时讲的三句话:“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 真危险!”这一情况直到今天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当然,在东南沿海和城市郊区的某些村,分田到户后照样很富裕,但不是家庭经营的优越性,而是区域优势和开放的机遇所致,一种情况是利用沿海地区的便利条件,从国外倒卖内地紧缺商品走向富裕的,另一种情况是依靠卖地发家的,目前,这两种情况都已走到尽头。除这两种情况外,所有的“小岗村”没有一个走向共同富裕的。另外,个别地方疯狂开发地矿资源促生了极少数暴发户,有的个人资产多达几十亿元,然而,这实在不是广大农民所能向往和实现的。试想,在资源有限,人口众多的中国,有几个农民可以垄断城市化的土地进行房地产开发?又有几个农民可以垄断当地的矿产资源实施暴利开发?相反,恰恰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发的私有化趋势导致中国贵重资源被少数人垄断,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失控,使广大人民失去了资源利益共享的权利,这一点,已被广大农民所认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会让大多数农民发财,正是大多数农民利益严重被剥夺的情况下造就了极少数暴发户。而由此产生的贫富悬殊、两级分化必然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个是广大贫民对暴发户的仇视心理不断加深,贫民与暴发户之间的矛盾冲突急剧上升,另一个是一些暴发户为富不仁,仗势欺人,甚至违法乱纪,公开干预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以致吏治腐败的问题,不断滋生和漫延。这种由经济制度产生的腐败绝非仅靠政治上的反腐败所能根治。对此,就连一些明智的暴发户也感到十分担忧,曾有几位暴发的矿老板对我讲,有了钱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的确是个大问题,国家是该采取措施的时候了。

无疑,最终让广大农民看到希望的还是新型集体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专家学者怀疑华西、刘庄、南街等新型集体化村的道路能否走下去,二十年过去了,他们不仅走下去了,而且越走越宽。以刘庄村为例,去年已建成400套第三代住房,该房全框架结构,抗震强度大于八级,配有中央空调、信息网、路网、电网、轻音乐、集中供热供气、供水排水、生活废水处理、休闲健身广场、中心花园、安保全天候监视系统等设施完备的现代化、智能化、花园式农民别墅。现在,全村人已全部入住新村别墅,每户 472平方米 ,人均 120平方米 。不仅华西、刘庄、南街坚持集体化道路没有动摇,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典型,只是由于平时缺乏宣传,因而不被大多数人了解,就以华西、刘庄、南街所在的县(市)为例,南街村所在的临颍县还有两个村实行集体化经营,一个是北徐庄村,一个是龙堂村,看了这两个村的建设同样让人感受到集体化的优越性远远胜过家庭经营;刘庄村所在的新乡市已有14个村在刘庄的影响下,走向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华西村所在的江阴市,还有11个村的集体化建设搞得相当不错。此外,江阴市乃至中国和世界最有名的两个纺织企业都是集体企业,都没有实行个人承包。

新型集体化村的巨大变化让广大农民向往的同时,也让城市人向往。在新型集体化村没听说农民外出打工,却听说城市人退休后回村养老的情况,中国人叶落归根的理想在这里仍然再现,这自然让人感到十分的欣慰。然而,让人感到十分担忧的是,在实行家庭经营的土地上,却再看不到改革初期的劳动景象,只有不断减少的耕地,逐渐空心的村庄,严重恶化的环境,以及留守妇女、儿童和老人孤独、忧郁和渴望交织的眼神。尤其是留守儿童在生存发展中面临的生活、教育、心理、行为、安全等突出问题,让人感到深深的震撼、不时的纠结。

新型集体化与家庭经营两种选择形成的鲜明对比,促使我在20年前就开始不断反思,终于明白了问题的症结,清楚认识到农村改革前三十年坚持集体化的方向没有错,只是由于集体化尚在初次探索阶段,人们对集体化的认识往往带有片面性,加之当时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因而对许多事情把握不准、处置不当,导致集体化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如:集体化进程过急,阶级斗争扩大化,农业学大寨教条化,农民活动管得过紧,经济决策过分集中,利益分配苦了农民等人为因素,以及当时生产条件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人的综合素质低下,战争和天灾时有发生等客观因素,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集体化的发展,然而,这些因素都是可以改变的,并非集体化必然带来的。而改革后三十年错就错在我们彻底放弃了集体化的发展方向,方向的失误导致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都无法掩盖和消除家庭经营必然带来的弊端。独有华西、刘庄、南街等部分农村既坚持了集体化的发展方向,又坚持了集体化经营下的不断改革,加之改革后国家的政治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改变,因而改革前三十年集体化时代的问题逐渐消除,集体化的优越性充分体现,随之才造就了当今的新型集体化村。

为了让更多的人真正 认识新型集体化的优越性,2010年以来,我先后作了《中国农村六十年反思及未来走向——集体化仍将成为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流》、《消除我国市场经济危机的五点建议》、《如何让更多的农村走向新型集体化》等有关新农村建设的文章,文章在网上及有关杂志发表后,得到了各地读者的积极回应,但回应者大都来自基层干部群众,高层官员、专家和学者似乎不多,尽管如此,我仍然充满信心,只要本着对国家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实事求事的反映问题,相信我们的党一定会引起重视。因此,在明年召开“十八大”之前,我还要向高层官员、专家和学者及全国两会代表、委员,向广大基层干部群众和所有关心三农问题的朋友们发表以下感言:

一、山东农民韩进绝望自杀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国家市场供求失衡和小农经济应对市场风险的盲目性和脆弱性决定了这一悲剧的发生。要避免韩进悲剧的发生,最有效的办法是依靠国家计划,实行计划经济,确保国家市场供求平衡。因为农民只能看到产前个别自由市场的的需求,却看不到整个国家市场的需求;农民的生产计划只能着眼产前的自由市场,而不可能着眼于国家市场;农民只能把握自己的计划和生产,却无法把握所有生产单位的计划和生产;农民不仅无法预测产后的国家市场,而且无法预测产后的自由市场。事实上,在国家放弃计划经济的情况下,整个国家的生产几乎处于失控状态,任何人都很难预测产后的市场会是一个什么情形,所有预测势必带有很大盲目性。要把握产后的国家市场,只有实行计划经济。这样才能避免产前的盲目、产中的失控、产后的失衡。国家产前没有计划,产中不能保证有计划生产,产后就很难形成稳定的市场经济。因此,预测国家市场需求,确保国家市场供求平衡,应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否则,设那么多计划部门何用?养那么多经济学家干啥?然而,要保证国家计划的实施和兑现,则离不开集体化组织,家庭经营下的组织很难统一农民的意志,所形成的状态势必一盘散沙,所实行的经济实际是自由经济。继续奉行现有的家庭经营政策,无论采取什么措施,生产将不断失控,市场不断失衡,危机不断频发,悲剧不可避免。

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国家计划在顾及国家市场需求的情况下,也很难顾及到每一个地方的需求,这就需要计划外的自由市场来补充,自然离不开计划外生产,实行自由经济。改革前,一度时期我们忽视自由经济的补充,导致自由市场短缺,但不等于不讲市场经济,不同的是改革前市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依据国家市场的总体要求,由国家进行引导和控制,而改革后的市场经济的生产和销售,则是依据自由市场的需求,由自由市场的自由价格和机制所引导。可见,市场经济并不排斥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存在,正是计划经济和自由经济的对立统一,才使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单一的计划经济或单一的自由 经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都不是理想的市场经济。总之,我们要避免韩进悲剧的发生,就必须依靠国家计划和集体化组织,实行计划经济,但又不能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应在确保国家市场总体供求平衡的前提下,允许自由经济的存在和发展。从而弥补计划经济的不足。

二、“湖北荆州大学生救人事件”中,渔民为了个人利益竟然见死不救的悲剧,不单是法律问题和道德问题,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家庭经营制度下突出了个体经济的影响和支配,这种影响和支配势必强化农民的私欲,长期发展下去,见利忘义,见死不救的行为将不为罕见。要避免类似悲剧的发生,单凭悲剧发生前的呼救和发生后的痛哭是不行的,单凭道德教育和法律制裁是不够的,必须突出集体经济的支配和影响。改革前的农村由于受集体经济的支配和影响,因而造就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困难时期人帮人,七十年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风气。也正是这一基础,中国人在汶川地震中所体现的集体主义精神,是那些实行私有制经济的国家不可比的。

三、集体经济具有的公开性、协作性、先进性决定了在新型集体化的土地上,有利于群众监督、实现民主决策;有利于激发人们团结协作、互助友爱的精神,形成良好的风气;有利于造就进步的事业,朝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目标不断前进。相反,个体经济固有的隐私性、自私性、落后性决定了在家庭经营的土地上不利于群众监督,实现民主决策;恰好强化了人们的私欲,暴露出贪婪的自私行为;往往伴随着偷盗、抢劫、贪污、制假、诈骗、行贿受贿、卖淫、嫖娼、迷信、赌博、贩毒、吸毒等落后腐败犯罪现象的滋生和漫延。

四、改革开放的政策增加了对外交流学习的机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以往长期封闭而形成的保守思想,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发展,但不能就此认为我们以前的所有认识和选择都是错的,更不能认为美国的什么都是好的,都值得我们照搬。应当承认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比我们领先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引进,他们管理企业和单位的许多先进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而新型集体化与家庭经营的对比,已充分显示出新型集体化的优越性,我们没必要沿用美国私有化的经营方式,沿用这种方式只能跟在美国后面爬行。因此,农村改革的当务之急应尽快总结新型集体化村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并在农村广泛宣传和推广,这比盲目照搬美国的经营方式更有意义。既不总结又不宣传和推广,一口断定新型集体化的道路行不通,岂不是明显的主观和武断;而一味浪费那么多时间,花费那么多精力,招来那么多麻烦去进行没有成效的“土地流转”,岂不是明显的往死胡同里钻。这种做法只能让基层干部感到无聊和厌倦,让群众指责为瞎折腾。

五、金融危机后,中国几千万农民工没有给社会造成更大的问题不是别的原因,主要是农民工回到村里至少还可以依靠土地为生,如果“土地流转”的政策将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多数农民便失去了仅有的依靠,倘若以后再发生金融危机,农民工就不会在危机中平稳过渡,发生农民暴动应在意料之中。

六、家庭经营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仅仅体现在承包的土地上,而不会体现在集体的事业上,因此,改革初期农民积极性再高,都未能顾及到集体事业的发展,结果很快导致了水利设施的严重毁坏和农村集体经济的不断削弱,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环境遭到了极大的破坏,随后,体现在承包地上的积极性也没有了,农民纷纷弃农经商,外出打工。相反,新型集体化村的劳动积极性体现在集体经济的壮大和集体事业的发展,农村的生产条件和发展环境不断改善,实现了共同富裕,实行了教育免费、医药免费、住房免费、部分衣食用品免费的分配制度,因此,这里的农民安居乐业。

七、新型集体化村实行教育免费、医药免费、住房免费、部分衣食用品免费的分配制度,明显体现了共产主义社会“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特征。这既是新型集体化村的光荣和骄傲,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和自豪。这一事实有力地向世界宣告:共产主义社会虽然让人感到遥远,但共产主义社区离我们却很近,同样令人向往。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是满足了小农经济的私欲,却毁灭了人们的“共产主义”理想,中断了农民集体智慧的伟大创举,丧失了农民的大团结精神,关闭了共同富裕的道路,使农民陷入无休止的困境中。

八、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是对农民采取了一种放任自流的政策,开始人们并没有察觉,无论中央还是基层干部都觉得满意,既省心又省事。不久,问题暴露、麻烦出现,后来发展为严重的三农问题,令农民怨声载道,令基层干部无可奈何,令高层决策者没有良策。因此,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反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认识新型集体化的优越性,否则,我们只有走向更加无奈的境地。

希望我的感悟能使各位摆脱家庭经营的束缚,对三农问题的出路产生新的思考。同时,希望那些辛苦麻木的农民早日觉悟,也希望更多的决策者走出自己的天地,确立推广新型集体化的思路,与广大人民一道创造一个大家共同享有的盛世。

                                  

 二O一一年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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