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魂魄在 社员共富成现实
——河北晋州周家庄纪行
陶 冶
本月6号早晨起来我就上了郑州开往石家庄的火车。在家里出发前从网上查得,周家庄离石家庄50公里 ,就以为到石家庄肯定有去周家庄的汽车。可是,我打听来、打听去才弄清楚,周家庄在晋州市,于是,我买了11点20去晋州的火车票,到晋州已经是12点半了。出站口时我问看票的女同志,说是下午两点和三点四十分有开往北京站和北京西站的车。到街口有人告诉我去周家庄可以坐1路车,但是要到第二个红绿灯处等车。我走到等车处等了40多分钟才来车。我看晋州的公交车跟林州一样,都是中型面包车。出了市里,路况就好多了。林州和晋州都是满街道泥水,是雪融化了但未化尽造成的,人们裤脚上都是泥巴。而通往周家庄的公路又平又干,不多时间就到了。周家庄挂的牌子是“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大院坐落在公路北侧大门朝南。正中通道两边是类似学校教室的老旧平房,通道上空悬挂3幅横幅标语:“讲实话 办实事 反对形式主义”、“抓紧机遇 奋力拼搏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依靠群众 实事求是 走共同富裕之路”。整个院子没见到人,我自己找到厕所卸了包袱,又回到路边边看边拍照。终于有个跟我差不多身材的中年人看见了我,跟我搭话,我就问他是不是乡领导,他说不是,便指着通道左侧一个房间,叫我到秘书室等候,1点半才上班。我就进了秘书室,秘书室里间有3个小女同志。其中一个问我来意,我说是想见乡领导人。她说“那你就等吧”。我看还有10多分钟,就想起今天还没吃东西哩,于是,我出去找饭馆。
我上大道往右走,走了100多米也没看见饭馆。贯通东西的大道到这里应该叫街道了,街道两边是一色的二层深灰的楼房。正街往两侧的通道也不窄,按说该叫胡同了。胡同两侧的楼墙是并齐的,一看就是统一规划的。在向北的胡同有几棵柿子树,树上的柿子还在挂着,掉在地上的也没人动。这时候出来个老太太,我就问她这柿子怎么不采摘。她说柿子对这里人来说不是稀罕物了,没人当回事儿的。我说这里的风气好啊,若换个地方早就摘光了。我比量一下,伸手就能摘到的。老太太对我的“风气好”的赞誉根本不在意的,显然在她看来是很平常的了。我说这么好的柿子在北京可以卖到两元钱一斤的,这样长着或掉在地上不是浪费了吗。她说你认为可惜你就摘吧,于是我摘了6个。
我又继续找饭馆,一个男的说再朝前走就有饭馆了。我又走了50多米仍没看见饭馆,我就抹身回走,反正也是参观,该看的都看看。我走到了乡合作社大院边上看见了陵园,门关着,过了合作社大院是农民文化宫,院里矗立着汉白玉毛主席全身塑像。对过是农民乐园。乐园面积很大,里面有各式各样的健身设备。过了文化宫是卫生院。我继续朝东走发现了个“东来顺饭馆”,这是村头了,道南道北都是麦地。我进了饭馆,包间里有3伙客人在聚餐。店主问我吃点儿啥,我说吃米饭。她说他们没有米饭,做米饭没人吃。这时候一个小男生给那个包间上面条,里面有荷包蛋。我问面条怎么卖,店主说7元钱1斤。出来这几天我净吃面食了,很想吃米饭和炒菜,但是,还得吃面条,我说那就来半斤吧。在等候的时候我问她是外来的还是本地人,她说是本地的。我说那你不在队里劳动自己出来开饭店,是不是要向所在生产队交钱啊,她说开始交了,这两年不交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不知道,反正不交了。我想这方面跟南街村不同,南街村是不准许个人做买卖的。面条上来了,我吃完了她收了4元钱。这时候从厨房里出来个中年男人,粗短身材,我估摸他俩是一家的,她说是。那男的看看我笑了笑就回厨房了。我说:“他怎么比你矮呀?”她扬起拳头笑着说“打他方便”。她问我来做啥,我说是来参观的。她说来晚了,早来可以去九队看看观光采摘园。我问九队队长姓啥,她说姓翟。我说我的挎包在秘书室里,等会儿我来采访她,问她叫什么名字,她说叫张青双。
我回到秘书室,王秘书已经知道我来了,他才30岁左右,从外地派来不久。我说明来意,他说雷书记出门了,开完会,还要办事,起码得三天。我跟他要雷书记的手机号想联系一下,问在哪里我回市里见见面。他说“你有啥事就跟我说吧”。显然跟当官的秘书一样挡了架,我很失意,心想“你能代表本人吗?”我说我想见见老书记,他说老书记已经不在了。我以为现在的雷书记是老书记的儿子哩,他说是老书记的孙子。老书记的儿子是公安局的,也退休了。我说老书记把事业传给孙子了,他说老书记的孙子当书记是大家选的。我说,当年分田到户搞单干的时候,老书记怎么就能顶得住。他说中央1号文件里说了“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啊,大伙都不同意分就没分。我知道南街村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在当时,有些人就不这样贯彻中央精神,来个“一风吹”或“一刀切”。有的地方不顾社队干部和社员的抵制,强制推行所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跟中央保持一致,声言“不换思想就换人”。我1975年末至1976年末当过县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普及大寨县,批“唯生产力论”,带领社员学大寨修梯田。1977年初至1978年末又当了县贯彻落实中央1号文件的工作队。我所在的公社社队干部和社员都想不通,社员群众中有的都哭了。我们的工作队也不积极的,但是还是分了。所以,我就觉得老书记能坚持集体化不会是那么简单、轻松的。南街村当时已经分了,可是到1984年又合了。而我在长篇电视报告文学《皇天后土》里写的,吉林省白城市岭下公社的红石岭大队书记纪英林顶到1984年还是没顶住,到底分掉了。如果能坚持到现在肯定是不错的。他们1983年底结算劳日值(10分工)就达到3元6角5,农业收入和工副业收入几近对半了;可惜一分就失魂落魄了,就形不成拳头了,就不能统筹规划了,就不是“团结力量大”了,就是各走个的独木桥了。这样,办社会主义大农业、实现农业机械化就很难了。
因为王秘书不想安排我的活动,饭店店主张青双说九队比较好,我就决定自己去九队看看,于是就离开了秘书室向东走。路过卫生院的时候,我就想进去看看。卫生院前后两趟平房,我找到院长室。院长姓梁,叫梁连喜,64岁,是当年的赤脚医生。我对赤脚医生是熟悉的,那是毛主席“6·26”指示(后来叫“6·26精神”)的产物。我在当年就写了我们县的赤脚医生典型柴基贵。所以我对赤脚医生是有感情的,是赞誉有加的。于是,我和梁院长通心了。我问了社员的治病问题,他说在乡卫生院住院治疗给报销70%,到市医院给报销60%。合作医疗保险费去年20元,今年30元钱都是乡里从公益金中支出的,不用个人负担。他们卫生院现在还是集体的,他当院长的也跟社员一样,不是国家给开工资。至于将来要“上划”的,就是市卫生局要收去的,卫生局跟周家庄乡之间怎么处理是需要具体工作的,现在正在运作中。我问他们卫生院能做手术吗,他说小手术能做,大手术走5里就都去市医院了。市卫生局不负担他们的工资,却给他们下拨公共卫生服务费,卫生院承担11项公共卫生服务工作,都是免费的。11项公共卫生工作包括防疫、预防、检疫、健康检查、健康档案、老年病、卫生监督等,都做好了,基本上就保证了社员群众的健康了。我问他们有什么收入,他说收入就是检查费,透视、B超、心电图、脑电图、血常规都能做。所有收入都交给乡里,10多个人的报酬,年终结算时他们能分得两万多元的工资。下面生产队也有大夫,那就自负盈亏了。他的儿子是学医的,毕业也回到这个卫生院上班了。他对自己从人民公社的一名普通社员,靠毛主席“6·26精神”的培育发展成农村医务工,能为社员群众、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健康服务40多年,是无怨无悔的。
我离开医院上了大道继续朝东走,到了东张庄的路口有个指示牌:观光采摘园,那就是奔九队去的。一条大道往南走,穿过八队走出东张庄,路两旁都是社员的二层住宅楼。我边走边回头望,有一伙人慢慢地行进,不知道是办什么事情。我想最好不是丧事。我们老家那面丧事没有下午办的,北京的郊区却多是下午。我加快脚步不再回头了。进了北捏盘村我就照直走,走过了北捏盘小学,我想进去看看,但看学校院内没人。我抓紧时间就继续走,不多远就看见路西侧有几个人在建门房。我问他们九队队部在哪里,人家告诉我要走回学校那里往右走,走到头再往右拐就到了。这时候有个近50岁的高个子社员到我身边,我就问他的情况,他说他姓韩,是十队的。我说现在公社都解体了,社员都单干了,也不叫社员叫村民或农民了。他说他们还叫社员。我说单干的农民自由了,想干啥就干啥,有的发财了,你们还伙在一起,你后悔不?他说不后悔,这样很好。省心、省事,到什么时候干什么活不用自己操心,一年下来也收入两万多,生活都提高了。“你都看见了,家家都是二层楼,一个小院。”我问他家多少平米,他说不出来,反正上下两层等于过去两个三间房的面积了。我离开他经过一个往西的胡同,一家门口聚集了好多人,张灯结彩的,不用说是办喜事的。我走过去一问是聘姑娘的。我就问一个比我稍大点的老爷子,现在还在走集体道路后悔不。他爽快地说不后悔。我接着问了5个人,有的是60多岁的,有的是50多岁的,都说不后悔。我问理由是什么,说的都跟那个姓韩的说的差不多。他们说生产队还跟人民公社时候一样,他们只管出工干活就行了。超过65岁了就基本不用出工了,照样领补贴,乡里每月给60元,生产队给55元,生活有保障了。我看他们都笑逐颜开的十分满足了,真为他们高兴。这时候已经眼擦黑儿了,我赶紧跟他们告别去找九队队部。
我进了九队大院往右拐就看见了书记办公室,里面还亮着灯。我敲门进入,办公桌内外两个人正在交谈。坐在主位上的60左右岁,对面的年长10多岁。我说明来意后就抓紧问他们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回答都是集体好。等那年长的告辞后,翟书记说那位是公社时期的老干部,说他自己当了20年的队长后当了20年的支部书记,一直没离开这个生产队。现在为了增效,乡合作社又让他们搞了观光采摘示范园,得到市里的重视。他虽然一腔心血都用在生产队的集体事业发展上了,自己没能发家,但是看到社员们都过上了好生活,他是无怨无悔的。从交谈中我也感觉到了他的能量。他的素质不错,觉悟很高,党性是很强的。我在他身上看见了人民公社时期的社队干部的品质,也看出了当今乡镇企业家的风范。我断言说“如果你自己单干了,出去闯荡就能发财成为所谓的“企业家”了,在原地发展就可能成个“种田大户”。他笑了,我看得出那是他不屑一顾的。他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第九生产队里。我在大院门口就看见高高的影壁上明晃晃的一行大字:“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我想这就是他的座右铭吧。如果当初,他不选择留在九队,40年了,就凭他的拼搏精神,走仕途,弄个正科级是没问题的。我想他为什么没另选出路,肯定是跟公社的老书记雷金河有关系的。 我说的关系不是现在人们说的“拉关系”的关系,而是受老书记的影响,都是一心为公的共产党员。
周家庄公社不是三级管理,他们所辖6个自然村,其中有4个自然村户数多分成两个生产队,翟书记所在的北捏盘就分成九队和十队。这样在公社和生产队之间就少了一级生产大队。生产队长干好了晋升到公社当副社长不是没有可能的。这就跟现在的北京一样,市和区县之间没有地级市,所以区县的一把手就可以晋升成北京市的领导人。这在其他省份是不可能让县级市的一把手直接晋升为省领导人的。我也想了,咱们农民大多是老守田园的,不想离开土地的。我在《皇天后土》里写的主人公纪英林就是死活不离开红石岭,不离开跟他一起创业的老哥们,就是当上了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也拒绝公社书记苏荣(现在江西任省委书记)的让贤做岭下公社党委书记,拒绝到县里当主管农业的副书记和到地区当农业处长的安排,一直在红石岭大队干到人民公社解体。所以,尽管我没“深挖”眼前这个生产队支部书记的心理和动机,我大致能想得到的。我想,中央不改变农村政策不实行单干,如果人民公社不解体,像这位生产队的好头行人儿就会有一大批的。可惜,现在这样的好头行人儿多在“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丢下跟他们曾经一起奋斗的穷哥们发家致富甚至当老板开始剥削穷哥们了。所以,我认为能坚守人民公社时期的为社员群众谋利益的基层干部是为数不多的,是难能可贵的。
周家庄农工商合作社搞定额管理,对10个承包大田种植的生产队实行包工、包产、包投资(成本),超额奖励的“三包一奖”,同时利用集体积累大力发展集体经济。跟南街村不同的是他们允许社员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如果搞不下去了,还可以回队里当社员的。从1983年3月成立的乡农工商合作社(起初叫联合公司)是一个经济实体,宗旨是对全乡农、林、牧、副、工、商、建、运各业实行统一领导、集体经营、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统一分配。全乡所需要的化肥、农药、良种、农用柴油和其他农用物资的供应,农产品的销售,技术的培训和推广等等,都由合作社负责。到后来人民公社摘牌子解体的时候,他们这种以乡为核算单位的经营管理体制也没改变,一直延续下来了。农业生产记录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办法仍然采用原来的工分制形式。对各类从业人员的劳动等量交换有合理平衡的共同计算标准,就没有“大帮哄”、“养懒汉”和“亏好不亏歹”之说了。因此社员们心情舒畅,没有偷懒的,或者出工不出力的。工种不同,收入不同的,乡合作社通过调整的办法给予平衡,以保证在不同的岗位上都能安心尽力,是真正的按劳分配。在他们周家庄没有贫困户,也不存在靠非法手段起家的暴发户,家家是小康水平的富裕户。我跟南街村对照所不同的是周家庄的规模大些,是公社级的,而南街村是大队级的。周家庄还保留公社的管理模式,是按劳分配,而南街村发展了生产大队的模式,以按需分配为主、按劳分配为辅,更接近于共产主义了。共同点都是继续照毛主席的指示办,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因为我还没去看过华西村和刘庄,只能在这两个典型中互相比较。他们能坚持到这步是很不容易的,是难能可贵的。于是,我就拍着翟书记的肩膀说,毛主席说他干了两件事,有一件还被人家给否了。你这辈子就把周家庄第九生产队的工作做好了,你就可以心安了。你的人生是充实的、是成功的、是圆满的。
我又问他们乡里都办了什么厂子,他说有阀门厂、印刷厂和纸箱厂。阀门厂有1000多人,产品销路很好,都销到韩国了。还有建筑公司。这些企业是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按规定向国家交纳税费,向乡合作社交足投资利息、折旧费、公积金、公益金并付清占用流动资金利息后,收入自主分配,但厂长的月收入有一定的限制。企业招工以招聘本乡农民为主,极少录用与本乡沾亲带故的外乡贫苦农民和大中专毕业生,以避雇工剥削之嫌。
他不停地接电话,是他家属催他回家吃饭的。虽然是个很平常的举动,就能说明夫妻关系是和睦的,家庭是稳固的。我看他时间不会太多地用在我身上,我就抓紧说想看看五保户。他说他们这里生活条件好,男的找对象很容易,本村的姑娘不外嫁,而外场的姑娘也愿意嫁到这里来。我想起在十队看见的那个聘姑娘的人家,也没走远,而是嫁给一队的一个小伙子了。他说他们这里光棍儿没有,只有一家是老两口没有子女,现在成了“五保户”。那是十队,而不在他们九队。因为他明天要外出的,我就抓紧看了他们的会议室,会议室正墙上方挂着毛、邓、江、胡的画像,两侧墙上是一些领导人接见他时的图片。中央的有宋平和张全景的,其他是省里和市里的。我来不及细看了,做了个匆忙的拍照就退出了。他办公室的里间有两张床,里面的电暖气还开着,室内很暖暖。我本想在他们这里重温“三同”的感受,可是他不能从容地接待我,我只问他们现在农田里有什么活,他说现在地里没活,生产队里有点儿活计我也伸不上手的。人家65岁开外的都不参加劳动了,我这70岁的人慢手慢脚的若硬参合不是添乱吗。既然不能同劳动也就别同吃同住了。我说我就在这里睡了。他让小高(是管行政的小同志)领我去吃晚饭。临走时送我一套他们生产队的光盘和他的名片,名片上面是:“河北省农业开发苗木基地 晋州市周家庄乡观光采摘园 周家庄人民公社大食堂 周家庄乡北捏盘村第九生产队 翟振军党支部书记 ”。我才知道他们还有个人民公社大食堂。我想那肯定是设在观光采摘园里为游客服务的有人民公社气息的旅游食堂。现在是淡季了,我没必要去那里的。客随主便,管他去哪里,我就跟小高坐上了小韩开的车,走了很远到了一个他们说的什么市场,进了一家饸饹面馆,小韩自己拣了一盘豆芽拌腐竹、黄瓜丁的凉菜。小高在外面接完电话问我喝什么酒,我说不会喝酒,小韩开车自然不敢喝酒,他也不喝了。我们三个就着茶水边吃边等炒菜。先上来的是熘豆腐,后上的是香菜炒花生和其他我看不出的东西(反正不是肉)。我们吃的差不多了,才上来3碗饸饹面。上边是荞麦面条,下边是粉条。我头一次看见这样的饸饹面,看来是这里的一种小吃。我们吃完了就回走,到队部他俩也就回家了。我这一天的参观就结束了。
睡前,我想洗漱,洗面池里停水了,我问看门的人,他说怕水管冻住关闸了,他让我用饮水机里的水,我没舍得就免了。第二天早晨,我洗漱的时候看门的人进来打扫房间,给电暖气片加水、给花盆浇水。我问生产队怎么给他发工资,他说年终结算时能分得两万多元。他已经60多岁了,在队部里看门能有这样的收入他已经满足了。我知道,就是到北京天安门周边在公共厕所里当保洁工的,往年每月才开960元。今年北京市出台了个新规定,最低工资不得少于1200元,那他们一年也收入不到两万元啊。而他是守家在地,怎么能不满足哩?
小高来了,说乡里王秘书让他们把我送到乡里去。我估计是翟振军到乡里跟王秘书说我到九队来了,我就坐上小韩的车。小韩叫韩英春,45岁,一年能挣两万多元,他爱人也能挣两万多,一儿一女两个孩子。我问他超生挨罚没,他说他们生俩是符合当地规定的。儿子长大了出乡到外面打工去了。他对自己的小日子十分满足。边开边唠也就5分钟就把我送到王秘书办公室了。从交谈中我得知王秘书是向外出的雷书记汇报了。我跟他说我还想看看五保户,他出去找人领我去,但是他要找的人就在十队里呢。于是他就开车把我送到十队队部,把我交给了那个乡干部。他就开车回走了。
接待我的人姓韩,我就问,这里姓韩的咋这么多?他承认,姓韩的就是多。我问了他的情况,他名叫韩忠士,才44岁,在乡武装部当副部长。他说只有集体经济才能把社员的生活和农村的面貌改善了。就说眼前的街道,若不是集体,而是一家一户的状态,就不会有这样好的路面,也不会有这样整齐的楼房。他说实际给社员的宅基地不到3分,而是2.98分。有的社员想高出一头也不行,无论是什么人也不准特殊。就是门前的垃圾也要摆放整齐,到时候有人负责运走。这些等同的情况若是单干了肯定办不到的。都是个体了,谁管谁呀?尤其是公益事业怎么搞,能这么周到吗?“就说咱们村的小卖部吧,这里还有个副乡长,我俩经常去看看,检查检查。就是市里的相关执法部门,谁能把工作做的这么到位?”谈到社会治安的情况,韩忠士说,他还兼管民政和司法工作,违法犯罪的也有,这三年有7个在押的,都是盗窃的小青年(偷铜),13000多口人,按三年时间分算犯罪率是万分之二,相当低了。社员收入多了生活水平高了,社会风气也就好了,社会矛盾也减少了。他今年接待17起调解案件,其中家庭矛盾3起。有一起是老父亲虽然年岁大了,还是不忘出去拾柴禾占了庭院。孙子要结婚了,儿子要拾掇房子不愿意让他再去拾柴禾,父亲接受不了,就闹到乡里去了。基本没有太激烈的矛盾。乡派出所只有4个正式干警,工作量并不大。
说话间我们来到一座二层楼旁边一个小院,这里就是五保户家,他们原来的房子老旧了不能住了,是生产队给拆了后到这里给盖的两间平房。室内一个老头接待了我们。床上躺着一个老太太。我问老太太患的什么病,老头说没病,就是老的。老头叫刘运学,78岁;老太太叫李小弟,85岁,只能卧床了。我俯身细看看,老太太眼睛还挺有神,口里不断地吩咐老头,“运学、运学”地叫着,老头明白她是要喝水了。生产队安排老头的弟弟负责照看、伺候他们。生产队给记工负担报酬。老两口的吃穿用都是生产队提供。室内有个火炉,蜂窝煤也是生产队给的。室内没有卧室和厨房的分隔,开门就一览无余了,但是室内温度还是适宜的。我问老头现在这样的生活满意不,他说满意。我问他是资本主义好,还是社会主义好,他说社会主义好;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他说集体好。我说“你觉得要感谢谁呀”,他说感谢毛主席,感谢胡锦涛。我们离开的时候老头送我们到门外,我跟他合了影。
我跟韩忠士说想到一户个人家看看,他说“那就到我家吧!”于是,我跟他来到他的家。他的爱人正在厅里洗衣服,不用我说,她丈夫就介绍了。她对我的到来自然是热情的。他们的住宅楼也跟社员们一样是统建的,他们一方(妻子刘月妙、47岁,当村人)还是社员。因此还享受社员待遇。因为女方比男方大3岁,小时候虽然在一个小学读书,并不是同年级同学,俩人的婚姻也是经人介绍的。他们有一个女儿,17岁了,还在读书。家里平时就他们俩,楼上只当仓库用了。我看了一眼他们的卧室,摆放一张双人床,除了电视机我没有深刻的印象。作为一个“双把钩”(人民公社时期对有公干的即有工资收入,又享受社员待遇的人家习惯称呼)搭的乡村人家,并未看出有什么特殊。就这样的水平,主人已经很满意了。因为妻子在梨园上班,虽然是季节活不用整年出工,每年也能收入两万多,有的年头能达到三万。去年俩人的收入差不多,妻子比丈夫只多200元,而今年妻子就比丈夫多了七、八千。说到梨园了,韩忠士就上楼取回七、八个用纸包着的大梨。先是给我削了皮的让我吃,接着就给我介绍为什么叫鸭梨,他让我看梨的系把处,仔细看来确实像鸭子嘴的。他又让我看皮上有斑点的,那个系把处就不似鸭子嘴了,那是雪梨,意思是斑点像雪花的。雪梨没有鸭梨细发口感好。晋州是鸭梨之乡,而雪梨之乡是赵县。他们梨园的鸭梨销路很广,效益自然不错的。
我本想再看看学校的,因为从交谈中已经了解到了,乡里有幼儿园,各村都有小学,孩子们可以就地上学,而且免费。读中学就到乡中学,学校办的很好,现在是市里试验中学了。学生上学不拿钱。我说南街村考上大学村里给补贴,他说他们考入大学不给补贴,没有上不起的。韩忠士要到市里办事,我就决定结束这次参观访问,跟他一起回晋州市里了。开车的小郭走的是村南边的新公路,不大工夫就到了火车站。我看表还不到11点,他们就把车开到汽车站,正好有辆开往石家庄的客车,我就跟韩忠士告别了。回到石家庄就奔火车站上了归途。前后不到24小时的匆匆行,虽然我不尽理想,但是已经达到了目的,我就是要看看在神州大地上,人民公社究竟绝迹没有?南街村我是比较了解的,那是个典型的共产主义小社区,是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好榜样。他们是在不断地扩大公共积累,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相结合的分配方式实现共同致富的。我从网上看了,有篇《新乡刘庄纪行》的文章说“中国有四个声名显赫的明星村,分别是河南的刘庄、南街,天津的大邱庄,江苏的华西村,其中南街和大邱庄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崭露头角的,刘庄和华西则是文革前就已闻名全国的先进典型。南街村的发展模式一直充满争议,现在好像问题也不少,发展前景如何尚不好定论;大邱庄因为出了个禹作敏,使得这个明星村某个方面成了负面典型,而且大邱庄已经升格为镇,不能再算村了。刘庄和华西则不同,这两个村子的带头人史来贺、吴仁宝都是老劳模,号称南吴北史,是中国农业战线的两面红旗,几十年红旗不倒。但如果仔细比较的话,两村又有所不同。就经济规模、村民富裕程度而言,华西远超刘庄,而且华西在自己富裕之后,又兼并了周边的一些村庄。”这里面没谈及晋州的周家庄,而我看了之后觉得周家庄跟上述几个典型不同的就是,他们人民公社的魂魄还在,正如著名作家、原河北省省长、跟马宾老同龄的李尔重老在悼念老友雷金河的一篇悼词中说的:“周家庄原有的集体生产体系保存下来了。公社改为乡了,公社建立的集体生产体系和集体主义思想没有变。换汤不换药,保存了一个完整的集体所有制的乡。”我觉得,这就是周家庄跟刘庄,跟华西村,跟南街村的不同之处。周家庄基本还是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和经营模式。因此堪称为“人民公社的活化石”。有人说人民公社搞不下去了,是因为她缺乏生命力。我是不同意的。我在以前发表的文章里说了,人民公社不是搞垮了,而是被人为地解散了。正如文化大革命不是失败了,而是被强权人物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不该搞,人民公社该不该解散,我想历史和现实都会有个正确答案的。也有人说不能走回头路,我则认为回头路早就走了,现在停止继续走回头路,转向回归正路的时候了。已经转了个180度,现在已经走不下去了,就亟需再转个180度。我到林州之后到晋州,再去周家庄,一直没弄清方向,不辩东南西北了。转向的时候自然就要抹身回走。这个没什么放不下脸的。可是有的人就是嘴硬,市场经济已经恶果明显再也坚持不下去了,出台了个所谓“农超对接”,也不恢复计划经济。私有化已经把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老底儿卖光了,真的濒于崩溃了,还要“继续深化改革”,我真的不知道提出这样主张的人究竟要把中国带向哪里?
草木虽然卑微,却也知秋啊!鸟虫的悲鸣尽管无力,也不能无动于衷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想毕竟还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和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洗礼、锻炼、考验成长起来的,符合毛主席5项标准的革命的“共产主义接班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必定还要回归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最近央视“新闻联播”节目能够充分报道与南街村齐名的“共富”典型——华西村的发展就是希望,就是表征。若不相信,而且认可和忍受“演变”,那就不是共产党,就不是中国人民了,只能自食其果。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诞辰118周年!)
2011年12月16日 整理 22日02:46时贴发
联系QQ:1125165464
屹立30多年依然崭新的公社大院
第四生产队的住宅胡同里的柿子树上挂的果实都没人动
乡合作社的农民文化宫
第九生产队的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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