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主要表现
1、我国中西部绝大多数农村地区的家庭农业收入在缴纳税费之后的剩余，难以维持农民家庭的简单再生产；绝大多数的农民工的工资难以维持本人劳动力的再生产。
我国中西部广大地区的70％的农村，一家一户种8亩地左右，正常年景每亩地产1500斤粮食，按照现在0。5元/斤的价格计算，每亩的毛收入约750元，除去每亩约200元的生产、销售成本和100元左右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税费，每亩收入约450 元，农民家庭种地的收入一般在3600元左右，加上家庭副业的收入也不过5000元，家庭实际现金收入不过3000元。由于教育、医疗、农业生产成本的价格趋高，这样的收入水平难以实现家庭的收支平衡的。据京津高校大学生回乡支农调查的数据，中西部农村有66％的家庭难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有64％的家庭出现负债。
现在一个农民工进城打工，平均年收入在6000元左右，但要支付900元的药费、 1500元的住宿费、2000元的生活费、200元的衣着费、800元的交通费，实际拿回家的只有600元左右。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要靠年600元的积累完成造房、结婚、生育子女、敬老是不可能的。
2、中西部农村的原有基础设施功能退化，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品安排名存实亡，农村市场萧条，农村金融萎缩，农民生产生活艰难，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图景已经成为历史。
最近一些年，国家治理大江大河的力度是很大的，成效也比较明显。但是，由于农村的组织化程度和动员能力大不如从前，很多地方人民公社时期修建的农业基础设施多年来难以得到保护和修复，其抗灾功能退化严重。不少地方人民公社时期的农业基础设施破坏严重，以至于正常年景也灾害频繁发生，农业发展的潜在危险日益凸现。农村教育虽然教学楼比过去高了，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教育公共品不复存在，读书已经成为农民家庭的头号负担（家庭收入的36％）；据卫生部系统的一项调查表明，农村医疗支出户均500元，在农村生病住院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现在农民最怕的是生病。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农村的中学、公路、电力、通讯、泵站等基础设施都由国家出资建设，现在都是“人民的事业农民办”。本来就难以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农民哪里有能力再承担本应国家承担的农村公共品安排！农民可支配的现金收入日趋下降，农民的购买急下降，农村市场萎缩，中西部的乡镇企业也因为农村市场的萎缩而难以为继，四大银行也相继离开农村，贷款难成为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生产的瓶颈。留念故土不再是新一代的农民观念，这预示着城市的无秩序化时代开始了。
3、农业投资持续下降，农村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农业增产不增收，不少农村面临退回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压力。
近年除中央财政对农业投入有所增加外，省市县各级政府都不仅不对农业投入，相反，市、县、乡（镇）政府迫于数千亿债负（仅乡一级就高达2300多亿）和数百万超编人员的吃饭压力，还层层截留中央对农业的投入；上个世纪90年代以前，农村每年动员数以亿计的劳动力参与工程建设，但90年代以后，地方政府再以组织不起“人海战役”了。投资和投劳的大幅下降，导致农村生存和生态环境状况日益严峻，过去已经消灭的各种疾病在农村又重新泛滥起来，艾滋病等新的疾病来势迅猛，威胁人畜的生命安全和生产安全。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农产品由短缺实现了向过剩的跨越，但农业的成本上升，农民的生存成本上升，农村经济的发展进入了增产不增收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加入wto后，国外的农产品越来越多的进入国内大城市市场，导致很多生产与进口农产品相同农户的商品量越来越少，不少农户更加小农化、面临自给自足化的压力。
4、中央政府解决“三农”问题的政策资源十分有限，且有限的资源又不断被基层政府、部门吸纳，解决“三农”问题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体制和制度性障碍，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现在，中央政府对农村的相关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逐步被地方政府异化的现象非常普遍。政府的很多部门都因为有自己的部门利益，在执行其职能的过程中，部门利益高于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现象也较为普遍。假如中央财政拿出一个亿的资金用于农村义务教育，不仅不能减轻学生家长的负担，相反还有可能加重学生家长几千万元的负担。
农民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现在基层政府和部门“靠权吃民”的现象有泛滥之势。近几年中央以极大的力量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治理乱收费现在，但不少地方上半年“合费并税”，下半年又“税外加费”，并且这种现在有普遍化的趋势。“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不少地方政府和党的基层组织不同程度的“异化党和中央政府在农村政策”的行为严重影响了农民对党和政府的信任。
5、基层干部队伍的债权人化，将异化基层政府的性质和农村基本经济政策，干群关系恶化。由于种种原因，县乡村已经存在数千亿的债务，债主绝大多数是干部和干部的亲朋。农村的税收已经脱离了“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本质，不少基层政府的财政实际上沦为基层干部的财政，这异化了基层政府的性质。不少村级组织的领导人，当村干部就是为了收回自己和朋友的利钱，这异化了党的基层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性质。
由于债务基数的巨大，利息的奇高，不少地方的债主的债权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不少地方干部为了收回自己的债务，强制性的将债务平摊到农民的头上，拿不出钱的农民，干部强迫农民用自己的承包地权抵押，对于这些严重违法的做法，市县政府还作为经验推广。有些地方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早就卖光了荒山荒地和乡村企业，剩下的就只有承包土地、泵站、学校、公共道路了。由于前几年种地不挣钱，农民种地积极性不高，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发包给债主，30-50年不变，债主种地不交税费，只用高利贷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债主变成了不交税的"地主"。现在学校、泵站也成为债主争夺的目标。基层政府、组织的性质异化和基本经济制度异化的趋势得不到纠正，农村“干群”关系的恶化和各种矛盾的激化无法避免。
防止三农问题转化成革命问题
农村存在的问题十分复杂。如果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长时期得不到消化，有可能转化为新的更为复杂的问题，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
一是防止农民问题转化为民工问题，即农村问题转化为城市问题。农村剩余2。 5亿多劳动力，且每年还新增一千多万人，未来几十年农村将面临2－3亿人的就业压力。而城市每年所能吸纳的农村劳动力在600－800万。如果农村的经济不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农村的社会发展（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障等）不扭转市场化趋势，农村劳动力将无序的涌进城市。假如每年只以2000万人的速度进入城市，城市的失业率将上升4个百分点。进城的民工、下岗失业的城市居民和失业学生问题交织在一起，那将比农民问题更加难以应对。防止知识分子在城市与工农相结合，要作为今后一个非常长的时期“城乡协调发展”的主要战略目标。
二是防止底层贫困问题转化为社会治理危机。由于贫困，农民和农民工为了降低生存成本或为了活命，不得不非法生存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由于财政危机，基层政府和部门为了生存，不得不以违法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一旦底层民众和基层政府、部门非法生存普遍化，整个社会将失去法治的基础，社会治理将处于无序混沌之中。
执法违法越来越严重，现在司法腐败越来越严重；底层民众上访越来越多，维护普通百姓的权益的途径越来越窄，成本越来越高。地方政府和司法执法部门越来越脱离民众、失去民众信任，矛盾越来越多的向北京集中。越来越多的人找不到维护权益的途径或支付不起依法维权的成本，整个社会在积累“暴力维权”的力量。在今后一个时期，要切实把“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落实在行动上。但谁去落实呢？不实现官本位体制向民本位体制的转变是落实不了的。用什么办法实现这个转变呢？从目前的改革理论和社会实践来看，问题只会加剧，难以缓解，实现体制的转变更无可能。
三是两级分化问题转化为阶级对立问题。收入差距越来越大，权力和资本的勾结越来越紧，穷人的权利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支付维护权利的成本。总理也只能给几个人讨工钱，这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下去，那就是逼着穷人（无产阶级）开展“新三讲”运动：讲阶级理论、讲阶级队伍、讲阶级斗争。
越来越多的人怀念毛主席，那是因为总理也帮助不了几个穷人讨工钱，共和国的法律也帮不了穷人。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没有阶级的理论武装穷人，穷人不团结起来，仅靠总理讨工钱是靠不住的，靠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法制维护穷人的利益是靠不住的。靠不住怎么办，毛主席来了个扎烂公检法，搞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如果现在有领袖号召扎烂公检法，号召“新三讲”，说不定又是一场新文化大革命。
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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