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来，以农村凋敝为表象的“三农”问题一直是古老中国转型时期的一大顽疾，也是东方世界在西化浪潮下面临的重要问题。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村建设运动。
但不久，这场在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温和改良运动因抗战爆发中断，又因政治因素被淹没在历史大潮当中。1949年后，他们在中国大陆的实践经验被带到台湾、东南亚等地，成为全球化下农村建设的一条出路。
半个世纪过去，中国大陆农村经历巨大波澜。如今，西化浪潮远比过去任何一个时代来得激烈，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挤压日剧。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数据表明，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了农村人口。据中国科学院《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中国内地城市化已达51.3%。而此时，晏、梁当年留下的乡村建设理念，又重新被世人发掘并关注。
乡村建设运动的当代回响，可追溯至21世纪初。2003年，最早提出当代中国“三农”问题的学者温铁军回到晏阳初当年曾经从事建设的旧地，试图以改良、实干的办法重拾晏、梁当年的精神遗产，而后因各种问题止步。
2011年，广东艺术策展人欧宁去到安徽省黄山市黟县碧山村，招揽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与其他业界人士，继续以晏、梁乡村建设思想为脉络，探索复兴乡村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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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再下乡，搞建设，前赴后继
欧宁对乡村问题产生兴趣始于广州城中村三元里。
出身农村的欧宁并非一开始就对农村如此关注。“在农村没有钱、没有工作机会，资讯闭塞。”家境贫寒的欧宁坦言，自己过去曾很讨厌农村，因而拼命读书，想方设法离开农村。
2002年至2003年间，欧宁在广州做艺术项目，拍摄城中村三元里。在这里，他开始反思自己的出处。“在这些贫困城市社区中，我看到了很多因为农业破产而到城市中谋生的农民，”欧宁说，“他们在城市打工，却分享不到城市的公共资源。”
更触动他的是，供养他上大学的妹妹初中毕业后在深圳工厂打工二十多年，却一直无法“建立生活的自信”，难以融入城市当中。他开始意识到城市里的城中村、贫民窟现象和农村凋敝的密切关联。由此，他开始接触温铁军的“三农”问题理论和他在乡村的实践，读到七十多年前晏阳初的传记，进而了解到被忽略的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
这些历史让欧宁萌发了建设乡村的想法。2011年，欧宁来到距离黄山机场一小时车程的黟县碧山村，买了一幢空置的徽派旧民居。“我选定碧山这个村，是因为它有非常丰富的历史资源。”欧宁说，一开始做乡村建设，出于乌托邦情怀。于是，在行动前，他把自己的想法和设计记录在了笔记本上。
随后，他和朋友左靖自筹资金，在碧山村策划组织了第一届的“碧山丰年庆”。他们以“碧山共同体”之名，招揽了大批艺术家、乡建专家等城市知识分子，实践“离城返乡，回归历史，承接本世纪初以来的乡村建设事业，在农村地区展开共同生活”，同时帮助村民依靠传统技艺、科学农耕和乡土文明实现经济效益。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等人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大量留学美国的博士、硕士，或国内大学的校长、教授去到农村，从事乡村基层的具体建设。内容涉及政治改革、平民教育、科技推广、卫生医疗、移风易俗、自卫保安，等等。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被誉为“博士下乡”。
回顾中国近代的知识分子再下乡，虽形式、目的不尽相同，但可谓前赴后继。依学者钱理群的观点，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到农村去，已经去了五代，现在的中西部志愿者是第六代，“五四”时期是第一代。
2
世外桃源式日本“新村主义”，曾影响中国知识分子
第一代知识分子再下乡，在乡村建设运动潮起之初。当时，中国城市知识分子中曾流行过另一种乌托邦思潮———来自日本的新村主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笃实创办文学杂志《白桦》，主张通过“和平的社会改造的办法”，进行“共产村”试验，实现耕读式“理想的社会”，并与追随者于1918年在日本宫崎县的深山中开始“新村”的建设。
为了拯救国民性，唤醒冷漠麻木的国民，鲁迅弃医从文;而订阅《新村》的周作人则找到了“新村主义”。彼时情绪低落的周作人受到新村主义的鼓舞，在《新青年》上撰文、鼓呼，更亲自前往宫崎考察。
1920年，周作人更把自己北京的家作为中国“新村”的活动场所，吸引了部分中国共产党早期人物的参与，如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等。
当年4月7日，尚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工的毛泽东曾拜访过周作人，求教“新村主义”。“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而没有办法”，时年27岁的毛泽东在新村主义中重拾热情。他在自己起草的建设新村计划书中，曾这样设计着自己的理想社会：“以农业、手工业为基础，共同劳动、共同学习、财产公有、平均分配……”并拟于湖南长沙岳麓山实施这一计划。
然而，毛泽东最终抛弃了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东瀛思潮。但有学者认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构想很大程度上来自“新村主义”。可在动荡的近代中国，世外桃源式的“新村主义”最终未能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认可。1927年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农村发动激烈的土地革命。同时，这也引发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乡村改良的不同道路，而晏阳初、梁漱溟就是其中佼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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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的7年乡村建设实验
尽管知名学者陈序经在《乡村建设运动》中，把晏、梁二人理念上的区别称为“青年会式”和“孔家店式”，但在普及农村教育、发展农村经济、培养农业人才、传授和推广农业技术、改变农村社会风气等方面，他们都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在梁漱溟看来，清末以来的历史简直就是改革运动失败史。急于救亡的中国人把西方制度视为终南捷径，却始终不明白为什么这种制度无法在中国真正建立。
他认为，问题的根源是“中国乡村就在这一变再变七十二变中被破坏了”。梁漱溟主张恢复儒家传统，但又不是对古代农村社会简单的重复。视野宏阔的他对西方文化也有诸多借鉴。他认为，中国最缺乏的就是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中国的财富恐怕要靠合作才能增殖起来”，“既不同于西洋式的个人资本主义，亦不同于俄国的共产主义”。
于是，一批“村治”派知识分子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村治”派，是最早探索乡村建设之路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的工作可追溯到民国之前。
二十世纪之初，满清当局推行新政。河北定县翟城村的米氏父子———米鉴三和米迪刚力图藉此机会，通过教育改造地方社会。在此前，米鉴三本人乡试不中，遂不许儿子参加科举。他认为，传统之道强调自我修为，缺乏实务精神。于是，一家人在当地开始致力于经世之学。
1902年，米鉴三作为当地士绅，应知县之邀，在定县创办新式学校。刚从日本回国的米迪刚，更把建设乡村视作全国复兴的第一步。辛亥革命后，他们的“村治”思想随着定县县长孙发绪赴任山西省继续发酵，而后被阎锡山吸纳，使山西变成乡村实验的“模范省”。
士绅阶层知识分子的工作，让梁漱溟这位被后人称为“最后一位儒家”的传统知识分子看到了改良宗法社会的可能性。1928年，在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即今之广雅中学)校长时，他就提出“乡治”主张，受到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欢迎。1929年又去河南参与筹办村治学院。
1931年，在时任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邹平县开设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得到地方行政建设的特殊授权。县长也听命于他们，后来干脆由研究院来提名，梁漱溟也代理过几个月。
在梁漱溟的设想中，乡村以学校为中心，以乡学和村学取代行政机构，建立村民新的团体生活，实现乡村自治。但现实情况是，在多数地方，他们找不到当地德高望重的人担任校长，无法建立村学。在实际工作中，乡村建设者又不得不依赖国家机器办事，难怪梁漱溟感慨“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
1938年，蒋介石以“丧师失地”等罪名将韩复榘处死，梁漱溟苦心经营7年的乡村建设随之落幕。同年，梁漱溟在延安停留了20天，与毛泽东共有6次长谈，每次至少两个钟头，其中有两次通宵，谈话内容涉及时局、中国未来，更涉及中国乡村问题，对毛泽东留下了良好印象。
建国后，梁漱溟去四川考察土改。结果，梁漱溟反思了自己过去的看法。他当时认为：“到今天共产党这条路算是大有成功希望，而我所设想者似乎已经证明不对，但……一个真正用过心来的人，是不能随便就承认，随便就否认的。”
随着“一五计划”的展开，新中国向重工业倾斜发展，这使得梁漱溟有了新的看法。1953年，在列席中央政府扩大会议时，梁漱溟作即席发言重点谈农民问题，要求对农民施“仁政”。他说：“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却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还指出“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
这发言受到了毛泽东的当场痛斥。
4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经验，
直接影响世界各地乡村改造
欧宁在记载重建乡村公共生活的笔记本上，摘抄了晏阳初的乡村建设“九大信条”，奉其为碧山共同体的纲领。
1922年，留美归来的晏阳初开始把他的平民识字教育工作从城市中扩展开来，延伸至广袤的中国农村。1930年，他本人从北平迁居定县。用他自己的话来形容，“自北京迁到定县，不是地理上几百里路的距离，实在是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时间。我们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在各方面尽力使我们适应乡村生活，和农民同起同居，千万不能在定县形成小北京!”
在定县，晏阳初把中国农民的问题归结为：愚、贫、弱、私。而平民教育就是培养起人们的知识力、健康力、生产力、组织力，来战胜四大顽疾。他在定县推行的乡村教育，基本含及4大类：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公民教育。
和他一道“跨越了十几个世纪”的，还有在科举考场上取得功名的人、国立大学教授、前国会议员，以及众多留美、留德、留日的理学博士、医学博士……
留洋博士们把乡村当作社会实验室，开办农民学校，教村民们识字遣词，改良农业技术，创办农民报，建立广播电台，开展农民戏剧等。据影像资料显示，来自北平、上海的戏剧家们，也前所未有地站在露天舞台上，表演起为定县量身定制的科学短剧。除此，他们在定县还改良作物品种，设立乡村保健室，组织棉花购销合作社。
但工作并不顺利，如棉农合作社，晏阳初期待可帮助农民摆脱当地银号高利贷和中间商的盘剥。结果，棉农很高兴，当地银号却因此纷纷倒闭，于是，他们围攻平教会，要将它逐出定县。
1937年，抗战爆发。平教会撤出定县，转战湖南、四川，后在重庆北碚的歇马场落脚，创建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晏阳初以定县工作的经验为基础，开辟“华西实验区”，直到1950年。在“华西实验区”，平教会开始进行“土改”试验，以和平的方式从地主手中赎买土地分给农民。
今年11月11日，重庆市璧山县发现近400卷晏阳初在“华西实验区”的档案，其时间跨度为1946年至1950年，涵盖“华西实验区”由成立至解散的全过程。据媒体报道，这个晏阳初在中国建立的最后一个“乡村建设实验基地”，对后来台湾地区土地改革和菲律宾、加纳、哥伦比亚等国家乡村改造运动的影响更为直接。
随着后来的土改推行，晏阳初、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路线退出大陆。1949年，晏阳初在台湾“只待了短短一个礼拜”，但他当年在定县和四川的乡村建设经验却长久地留了下来。上世纪50年代的台湾土地改革，直接借鉴了平教会在大陆的土改试验，被全世界视为学习的典范。
5
河北定州农民最青睐的作物：
晏阳初引入的苹果与白杨
晏、梁的乡村建设之所以能够在相对良好的环境下逐步开展，和争取当时政府的支持不无关系。1931年春，晏阳初受蒋介石邀请南下，并汇报了定县的情况。据晏的回忆，他和蒋氏夫妇“说了三个下午三个晚上，有一天谈到夜深十二时，蒋先生虽然疲倦上楼休息，还留蒋夫人和我续谈到很晚的时候才得辞出”。蒋对定县的试验很感兴趣，就请晏阳初为中央军校高级班演讲，并亲自到场，发表演说，赞许定县的实验是三民主义的基本工作。
而后，南京政府下令在河北、山东、江苏和安徽各省设立县政建设实验区，确定地方卫生制度，推行调查统计工作，等等。这些均采自晏阳初等人的建议或“定县经验”。
事实上，当时国民政府如此支持乡村建设原因众多。就经济而言，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凋敝情况前所未有。仅以“南天王”陈济棠治粤期间为例，广东粮食依赖进口，乡村建设问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即便没有知名的知识分子在粤从事非官方的建设运动，陈济棠在其施政计划中也明确提出《救济广东农村计划》，认为“在今谋复兴城市之经济，必先自救济农村始”。
另一方面，国民政府把乡村建设加以推广，是因将之看作加强地方控制的手段。“不听话”的乡村建设者绝不会像晏、梁那般幸运。如彭禹廷在镇平施行“村治”，后因拒不遵从政府的税收要求，于1933年遭敌对派系暗杀。其事业在南京政府地方社会官府化的决心下难以为继。而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则被蒋介石下令关闭。
但无论如何，乡村建设给当地人带来的实质性改变是无可否认的。直至今日，最受河北定州市(原定县)农民青睐的作物，仍是晏阳初在上个世纪引入的品种：苹果和白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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