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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普霄:中国农民用公有制创造的公平

贺普霄 · 2014-10-04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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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民用公有制创造的公平

  ——九向人民日报请教和研讨

  贺普霄

 

  《玉堂春》剧中“苏三起解”一回的崇公道言道:“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这里的天就是工农民众。“公道”与“公平”似乎是亲兄弟,甚至是双胞胎,有时很难将其分清楚。公平的事情(地方)也公道,公道的事性(地方)也公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两条道路。官方走的是“三不一少”指导下包产到户、卖国企私有化的道路,在农村一刀切学小岗。几位总书记都去小岗而未去南街村、周家庄等,到现在还未觉醒,再下去就真像上文钱学森警告的从“如果”就要变成“一定”了。刘庄、南街、周家庄人民公社等成千上万共富村、社走的是一化三改的方向,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地实现《共产党宣言》中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和老板书记。人人都是村上三大产业的主人,并在其内平等上班,从而创造出有农则稳、有工则富、有商则活,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工、农、兵、学、商五位一体的农村基层组织。社员都过上了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报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其屋、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幸福祥和的农村都市生活。胡耀邦1981年8月8日,去刘庄支持了包产到户的“钉子户”史来贺,怕唐僧给念紧箍咒却未见报道。这才是中国农村城市化即城乡一体化的榜样,也是当今中国最公平、最公道的地方,应该引起官方的重视。

  下附:《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一文,看看他们怎样用公有制创造公平。

 

  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

  按:本文是专为中国老年科技工协会、大众科技报社征文而写,入编《科技创光辉·中国科技成果与学术精典》(下);《光辉历程·爱国精英文集卷》等。

 

  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

  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

  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

  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

  ——毛泽东

 

  伟大不伟大,不在说大话。

  创举不创举,见证在历史。

  古今中外看,哪些村共富?

  “天下第一村”,要在中国寻。

  创共小社区,中国也有村。

  集体力无穷,农村变都市。

  欧美刮目看,岂非是创举?!

 

  中华民族,从炎黄始祖到如今已有五千年文明史。但从“夏传子,家天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约四千年的改朝换代,都是维护的私有制。在这四千年中,以春秋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算起,到鸦片战争已经过两千五六百年的封建社会,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导致了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

  伟大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传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没有经过资本主义这一发展阶段,就推翻了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造成了新中国的经济基础非常薄弱,特别是没有什么民族工业,再加上农村封建地主的土地兼并,广大失地农民也无法进城当工人。尽管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不是农业强国,80%以上的农民终年将太阳从东山背到西山、面向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劳动着还在饿肚子。这就是“一穷二白”的根源。因而,解放后首先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优先发展工业,搞城市建设和“一化三改”。在没有机械化的前提下,实现了农业合作化。由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封锁禁运和仇恨,并发动侵朝、侵越战争,把魔爪伸向台湾岛,以武力威慑。这就迫使我们这个经济基础薄弱的国家为了国家的安全和领土完整,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巩固,为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不得不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支援世界革命付出了大的代价而致台湾也未能及时解放。为了打破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核垄断和核威慑,我们不得不勒紧裤腰带搞两弹一星,在农业合作化后,不可能在农业机械、水利设施、化肥、农用物资等诸方面多投资,使其配套在较长时间未能跟上,但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在治滩、治坡、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等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却做出了让世人瞩目的成绩。还有赫鲁晓夫现代修正主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背叛,到以后的社会帝国主义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为了国家安全、防止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最后解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不得不反修防修、加强国防建设。再加上我们工作中的失误。这就制约着我国民用工业的发展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搞了包产到户后,尽管解决了温饱,但一家一户各自为政,亦束缚制约着农业的现代化、产业化和规模化多种经营,不能和这些坚持集体化的公社、大队相比。改革开放的30年中,随着农业机械、化肥等农用物资的不断丰富,这些共富村农场无论是粮食,还是多种经营的产出和收入都高于包产到户的小天地。尽管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特别是城市化建设发展很快,城市人口由解放初的约一亿人已增加到现在的四亿(这其中大多数为国家干部、职工及其家属),农村人口已由80%降低到70%。但仍解决不了农村多余劳动力进城就业问题,现在仅有两亿多农民进城打工,就已经搞得“天翻地覆”了,连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得为他们讨工资。随着高等教育的快速盲目大发展,大学毕业就业难的问题越来越明显,大学生也和农民工进城抢饭碗。

  如何解决中国九亿农民的就业和共同富裕问题?原苏联老大哥没有可借鉴的成功经验。因为苏联的面积比我们大一倍,两亿人口相当于当时我国的三分之一,工业发达,集体农庄没有多余的劳动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发展得早而快,不仅人口少,农业人口比例也低,且人家失地农民进城就业比我国容易得多,就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学生利用假期打工也能挣来学费,而我们的大学生则无工可打就是例证;大片土地归少数人所有,早已实现了机械化现代化,粮食生产的成本比我们低。以韩国为例,面积99 600平方公里,人口4 882万,仅首都首尔就有1 000多万,全国四个人中就有一个人住在首都,农业人口只有7%;日本面积377 800平方公里,人口12 765万,城市人口占75%以上。这是亚洲经济的两个强者。这两个国家的粮食主要靠进口。又以加拿大(面积9 984 670平方公里,人口3 166万)和澳大利亚(面积7 692 000平方公里,人口1 988万,城市人口占90%)为例,两国面积之和比我国大近一倍,人口之和才五千万,只有我们的二十六分之一,相当于我们一个中等省。据说农村劳动力还不够,那有多余的劳动力。要解决中国大部分农民进城,不仅在中国难度极大,甚至是不可能的,就连美国和第二世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加在一起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九亿农村人口比他们这些国家人口之和还多。如果按新中国成立到现在60年将农村人口降低10%,那将农村人口降到30%还得两三个世纪。那北京在长城外还得修多少环路?再加上中国农村人均耕地少,靠包产到户那点地只能解决温饱,个人不能搞现代化、产业化大农业,也不能搞第二第三大产业。这种小农经济和大市场是矛盾的。要农民进城就得将人和地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农民工进城,现在多是“游民”,或称“盲目流动”,在城市真正就业、或者有比较稳定工作的、有房住者是极少数。多数进城打工者将家里那点地宁肯让993861部队硬撑着,或转让给别人,甚至荒芜,但还必须有而舍不得将它丢掉。有的城市户口放开他也不向城市转。因为他户口转到城市,不仅买不起房(一年、几年的工资在北京、上海还买不到一平方米),全家人进了城也租不起房,城市生活费用高也养活不起;没有比较稳定的工作,一旦工作出了问题或有病不能上班而丢掉工作,全家就得沿街乞讨,然而农村承包那点地可留有退路,回家起码有饭吃。这就是大部分年富力强农民工只身或夫妇进城打工挣钱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而致有5 800万留守儿童、7 000万妇女在农村宁撑着的人称“战争景象”的缘由,也是中国农民与那点土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舍不得丢弃的命根子的缘由。

  这种景况能否得到解决?就要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亦工亦农、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村、社已经解决了。这是中国农民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伟大创举。也就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160年前在《共产党宣言》(1848年)中指出的“一个消灭、两个决裂”和毛泽东1949和1955年先后指出的,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和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用集体智慧的无限创造力替自己创造出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这就创造了世界上前无古人,今有来者的真正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产加销一条龙、农工商一体化综合发展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一穷二白”的一张白纸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人口最多、农村人口比例最大的中国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为全国农村创出了一条公有共富——社会主义本质的康庄大道——按《共产党宣言》的“一个消灭,两个彻底决裂”、毛主席 “一化三改”后指出的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愿这种公有共富的星星之火发挥她的燎原作用。这对朝鲜、蒙古、越南、古巴这些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特别是第三世界穷苦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也有可借鉴之处。

  第一, 这些村都是在土生土长的公生明廉生威的共产主义者农民领袖——党支部书记为首的党组织一班人集体领导下,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村上所有的农工商企业的生产资料都归集体所有,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村民真正是村上的主人,村上的一切都属于村民;干部和村民劲往一处使,汗往一处流。既是老黄牛,也是火车头;先当老黄牛,再当火车头;当了火车头,还是老黄牛。体现了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精神。

  第二, 这些村的土地连片,由少数农业能手搞现代化农业园区,大胆放心投资,没有把农民束缚在自己承包那一亩二分地的原始农业水平上,也没有卖地成失地农民搞城市化或将地卖给地主、资本家办农场、办企业,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提心吊胆地给人家当雇工受剥削,从不考虑因土地的承包期限和流转而丢掉饭碗。把绝大多数劳动力由手工操作的土地上解放出来在村办企业上班。不管在那个岗位上班,都是村上农工商所有企业的主人。这既不受背井离乡、妻离子散,使自己的家乡呈993861部队的“战争景象”而外出谋生之苦。在建设好自己家乡的同时,还解决了附近一些多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他们善待农民工兄弟,比在一天上十几个小时班的私企老板、甚至国企的承包者好得多。和那些“黒砖窑”、“黑煤窑”的黒心老板、不让工人上厕所的“洋老板”、某些国企以权势欺人的官僚资产阶级形成显明的对比。

  第三, 由于村民、村干部个人都不占有生产资料,都是在自己村办的集体企业平等上班,人们的劳动能力不存在天壤之别,分配差距也不大,且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人都享受的福利不断增多,村集体的收入使村民都受益。因而,村民皆大欢喜。不仅从源头限制、缩小了两极分化和三大差别,而且由经济上的平等推动了政治上的平等。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经济基础。这些村的改革开放是成功的,不是“改革越深化,财富越集中,两极越分化,人民越害怕”,农村城市化的路子是对的,农业基础是稳定的。

  第四, 这些村的党政领导不是由上级任命,也不是靠来“镀金”的国家干部搞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是分别按照《党章》、《宪法》规定选举产生的本村村民,其档案都在掌秤砣的村民脑子“硬盘”里储存着的、村民信得过的、并接受村民监督的农民领袖带领村民所做出的伟大创举。村上没有老板,更没有老板党员、老板书记,都是不剥削他人的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大家都是依靠发展壮大集体经济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因而,党群、干群关系好,村民和睦相处,党组织是真正领导村民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力量和战斗堡垒。深化改革不会触及少数人靠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来剥削他人而暴富和官商勾结鲸吞他人劳动成果的既得利者所遇到的阻力。因而,能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先建成社会主义,为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大目标而奋斗。

  第五, 这些村没有上不起学、看不起病、没房住的贫困户、留守儿童和无人赡养的老人,没有“富豪榜”上百万美元以上的富翁(群众称新资产阶级)、也没有多少亿美元以上的超级富翁和官商(群众称大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张家有钱亿万,99家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人人都是张百万”的人均数字来掩盖分配不公、私有化、以权谋私而导致的两极分化。大学毕业后可回村上工作,也可去其他地方就业,但基本上都回村上建设自己的家乡。因为回村后就不存在就业、买房、结婚、生孩子、上学、养老和失业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这些都由村上统一考虑和解决了,无后顾之忧。真正做到了农民创造的幼有所育,青有所学,壮有所用,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居有所住,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幸福祥和,安居乐业,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农村都市生活。

  第六, 这些村的村容村貌、生态环境、住房、文化生活、医疗卫生等不仅为我国农村、城市人们非常羡慕和向往,而且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和原来社会主义阵营成员的俄罗斯、南斯拉夫等国的代表团、采访者也都赞口不绝。

  第七, 这些村的村办企业减少了城市压力,缩小了三大差别(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已达到3.33:1,《人口与劳动绿皮书2008》指出,从1990年~2007年城乡收入绝对差距上升近12倍),促进了农村城市化建设并建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农村都市。真正体现出公有共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让世人心服口服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无论怎样改革开放,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这个本质,不能用政治思想上的滑坡和破坏腌制来换取经济上的增长;只要始终坚持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就能得人心得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公有优于私有,集体胜过个体,集体不是“大锅饭”而是集体富,大家富;农村安,天下安;农村富,国家富;走的才是社会主义路。因而,多年来没有发生刑事犯罪,那有上访被收监。用铁的事实批判了“国营不如集体,集体不如个体”,“只有私有制才能调动人的积极性”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谬论。特别是击中了“三不一少”私有化黑纲领的要害。

  第八, 这些村不仅不要国家投资,还给国家上交利税。实现了温家宝总理说的,农村这条短腿真的长长了,中国就不会跌跤了。依靠集体力量创建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和可借鉴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本质。

  第九, 这些村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育人,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不移地走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干部、村民的集体主义观念特别强,人人爱护、保护、维护集体财产和集体利益,把自己、家庭、后代的命运和集体经济发展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已是和睦相处,安定团结的新农村。农业和二三产业兴旺发达,变李昌平给朱镕基总理信上写的“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为农民幸福,农村富裕,农工商兴旺发达。

  第十, 这些村从领导到村民,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源节流的光荣传统,把贪污和浪费都当成极大的犯罪。因而,不仅非常勤劳,也很节俭。他们没有忘记过去,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前进。

  ……

  1879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可以按照社会计划来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的时候,社会就消灭了人直到现在受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自然,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代之而起的应该是这样的生产组织:在这个组织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中所应参加的部分推到别人身上;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的和脑力的能力的机会,这样,生产劳动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产劳动就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现在,这些已不再是什么幻想,不再是什么虔诚的愿望了。在生产力发展的当前情况下,只要有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这个事实本身出现的生产的提高,只要消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阻挠和破坏、产品和生产资料的浪费,就足以使劳动时间在普遍参加劳动的情况下减少到从现在的观念看来非常少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32~333页)

  从这些公有共富村的发展就可得出,他们正在按恩格斯所指出的方向前进。

  这些村的发展向世人庄严宣告:社会主义国家不管怎样改革,都不能离开公有共富的社会主义道路。要走这条门路,必须永远高举马列主义中国化开国领袖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狠批“三不一少”。绝不能用思想政治上的滑坡和私有化来诱惑、刺激经济增长。否则,改革越深化,官商勾结越猖狂,腐败越严重,分化就越大,人民越害怕,干群关系越紧张的社会问题就越来越突出。这就是从赫鲁晓夫上台后的“卫星上天,红旗落地”到戈尔巴乔夫的全面崩溃,最终失去民心而解体和东欧蜕变的惨重教训,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公有共富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结果。

  啊,这就是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泥腿子——当代中国农民创造的前无古人,今有来者,让中国农村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可借鉴的创举 ——伟大的创举!它和我们祖先创造发明的造纸、印刷、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对人类的贡献不仅可以并驾齐驱,而且还更大——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理想——历史必将会证明它是伟大的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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