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镇L镇，草民的家乡。在这里自然产生过不少的故事，关于革命的、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阶级斗争的、乃至男男女女间的悲欢离合，等等，都有。可惜我不善于讲故事，所以常常想，要是有莫言先生的万分之一的讲故事的本领，也就心满意足矣。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基本上不知道啥叫勤俭度日了，这也难怪，时代行进到了今天，享受幸福是应该的，至于钱的作用当然就更懂了。有钱走遍天下，无钱寸步难行；有钱能使磨推鬼，无钱只能眼享福。——这是盛世今天的人文景色！
俗话说，会挣不如会省，这是很有道理的。去世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位本镇老太太，就是十分勤劳又非常俭朴的人。她居住于L镇长达近千米的东西直大街的繁华中段，是一个孤老，平日里常捡些卖菜人丢弃的菜叶拿回家烧了当菜吃。她也经常捡些破烂，一个铜子一个铜子地积攒着极有限的财富。就是这样一位看上去十分可怜兮兮的老太太，在她去世后邻居们竟然发现她有一笔共计1000多元的存款。丧事是大伙儿相帮操办的，开销是老太从自己的牙缝间硬省下来的。难道老太就不知道享受、就不知道自己死后不会烂在家中的吗？那时的钱还值钱，老太以1000多元的积蓄回报了左邻右舍对她的丧事的操办——几十号人美美地享受了一顿不错的丧宴。
第二位是个男的，故事稍多些，还涉及他的儿女们。他是我的仅隔一家的近邻，也是原本的生产大队的支委兼第四生产队队长。他文化程度并不高，却学就了种植棉花的高超本领。棉花的产量、质量决定着一个生产队年终分红的高和低。360行，行行出状元，他终于成为当年全县闻名的植棉能手，不仅引来了一批接着一批的棉地参观者，也成了可以自由出入县府大门的人物。但不要忘记，草民在此说说是很容易的，他和他的队友们所付出的劳动代价也是蛮高的。从棉籽入营养钵、出苗再种下棉地里去，需要认真、仔细和耐心耐劳，不得有丝毫的马虎。在全大队共10个生产队中，他领导的第四生产队是最富裕的，除了棉花的高产和质优，粮食生产也搞得很好，每年又养着十来头生猪，所以全生产队的农民到年底都乐呵呵的，不仅钱分得比别的生产队多不少，猪肉等也分得比别的生产队多。的确，其它生产队都见了眼红，但“队（指生产小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摆着，故就无话可讲。这就是大锅饭的好处——搞得好的吃好饭，搞不好的吃差些，终归没有饿死的，在我们这儿，那“三千万”中没有我们这儿的农民。
然而，历史正如一出大戏，由开演到演出的高潮，终究是会落幕的。1982年随着生产队的解体，他的风光也就此终结。他从此不再是全县的红人，于是，他默默地种蔬菜去了。凭着他的勤劳和才能，种出来的韭芽比别人好得多，而清洗韭芽的工夫是很久的。所以，我好几次问在河埠头洗韭芽的他：“很累吧？”他笑笑说：“农民嘛，不辛苦不挣钱啊。”我也曾这样劝过他：“别再这么辛苦地干了，他们（他的儿女们）都发达了，还怕养不起你？”他说：“他们也一再地对我说过，可我总觉得，做得动还要做，待到真正做不动了，再说。”
他膝下有三子一女，一生中建过两次平瓦房，分别给了三个儿子。1994年时，儿子个个办起了厂，女儿嫁给了一个老板（也是农民出身）。次年长子关闭小厂去干两亩多地的大棚蔬菜去了。而其他的儿女则越来越发达起来了。次子、三子的工厂数次搬迁，越搬迁工厂规模就越大。当时躺、坐于床上近20年的妻子离世，他一人独居于老房（首次建造的房子）。大约在90年代后期（草民忘了确切的年月日），他因病亡故，时年74岁。他留下的钞票不下6——7万元。儿女们为他的丧事进行了大操大办，光一群道士先生加民间演员就闹腾了3天3夜，震耳欲聋的声响直将左邻右舍折腾了个够呛。等到吃好丧宴，管账先生一结算还剩余几千元。来客们尚未散尽，儿子们便开始了大吵大闹，长子与死者父亲素来不和，借机带头寻衅吵闹了；弟弟们不服气，不管“长兄代父”的老规矩与大阿哥对着干，足足闹腾了几个钟头，才罢休。——这算什么事呢？反正谁也管不着，草民想。
201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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