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自从08年的三聚氰胺事件之后，国内的奶业陷入重重危机。政府以提高农民素质，改善食品安全为由，鼓励发展“乳企+奶 农”的模式，期待出现双赢的局面。
可是，事实证明，这种乳业界的“公司+农户”模式带来的结果是奶农越来越被乳企压榨。乳企借此机会提高 草料价格、逼迫奶农更新高价设备，还任意动用“霸王条款”压价收奶。可是最终结果不是国产奶质量的提高或奶农的生活改善，而是奶企越来越 依赖进口奶粉，而减少对国产鲜奶的收购。
中国的牛奶会不会成为大豆第二?将来有一天国产奶业彻底崩溃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完全依赖进口奶粉，到时无论在价格还是食品安全上都将任人宰割。
日前，《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内蒙古调研时发现，“乳企+奶农”的发展模式正在陷入严重困境，中国乳业市场生态平衡遭遇潜在的巨大风险。
一方面，乳企随着产业集中度加强和市场回暖，其利润在大幅提升。2014年蒙牛和伊利两大乳业巨头营业收入双双突破500亿元，利润同比增长分别为44.1%和71%;另一方面，因收入连年大幅下降，大量奶农陷入困顿并纷纷退出养殖，2014年下半年甚至爆发了史上最严重的“倒奶”风波。
对此，记者近日在中国奶业第一大区—内蒙古自治区走访了4个旗(县、区)的6个奶牛小区和牧场，倾听十多户奶农讲述乳业少为人知的另一面。
奶农骑“牛”难下 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木里图镇西海力斯台村，奶农魏占德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2007年的奶价是3元/公斤，此后至今8年间每公斤才涨了0.4元，但同时期的成本却大幅度增加。2013年，蒙牛要求养殖户的奶牛都集中起来饲养，2014年进而要求奶牛必须购买蒙牛提供的高价草和料。“虽然牛奶质量高了，但是农户的费用也增加了。”
赤峰市平庄镇前进村奶农邢志永算了一笔账，自己喂草料的时候，一头牛一天的草料钱一共30元。现在用上企业提供的饲草料后要50元，每个月成本多出近600元。原来一头牛一个月能挣不到1000元，现在只能挣500元左右，这还不算牛被淘汰和生病等情况。
除了利润空间被压缩了外，奶农要承担的风险也大了许多。采访期间，魏占德家里两头奶牛得了乳房炎，拉回家里治疗，要近10天才能让药物残留指标恢复正常，“现在对质量要求严格，奶牛一有病就完了，一天一头牛赔70元钱。”
奶农普遍反映，乳企在质量上大幅提高要求，但没有给奶农足够的指导。比如，赤峰市的一位奶农只知道阿奇霉素不含有青霉素，就给病牛使用了，但牛奶检测时却被告知阿奇霉素含有另一项严查的指标—红霉素，而且奶牛体内的红霉素需要45天才能清除，于是他只好把这些牛都卖了，直接亏损十几万元。
邢志永抱怨，因为乳企讲的技术都是脱离实际的理论，所以奶农只能自己摸索，“实际上他们(企业)这几年就没怎么帮助奶农。”
对于这些还在坚持的奶农而言，最大的担忧就是难以坚持。这些年来，他们投入少则几万元，多则几十万元，其中不少人还有贷款。如今乳企要求升级改造，奶农只能无条件适应，否则“不配合就走人”。
一些奶农想卖牛，又正好赶上今年奶牛价格暴跌，不少奶农无奈地说自己是“骑牛难下”，“乳企在前头领路，也应该带着奶农共同富裕，不能企业赚得盆满钵满，而奶农却受苦受累、承担风险、减少收入、自生自灭。”
奶牛合作社“自力更生”陷困境
“看不到前景，去年只能把奶牛都卖掉了。”3月底，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村)春寒料峭，牧民额日很白乙拉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自己养了一辈子牛，也曾满怀希望地加入奶牛合作社，但如今已对养牛失去了信心。这位曾经的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奶牛养殖协会的会长，今年却已经转行养马。
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屡次试图通过自身努力发展奶业，但屡屡失败。该嘎查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养牛，2002年被评为全市乳肉兼用型西门塔尔牛的繁育基地，牛奶曾经是全嘎查580多位农牧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行情最好的2004年，全年一头牛光卖奶的纯收入就有6000元以上。
嘎查长刘金山回忆说，2004年，一直在嘎查收奶的科尔沁乳业公司被一家外来的大型乳品加工企业收购了。新企业不从嘎查收奶。奶农们突然没了交奶的地方，牛奶只能喂牛犊、自食、倒掉，养殖户的收入开始下降。2011年，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决心重振旗鼓，成立了养牛合作社，施行集中饲养，扩建养殖场，建设挤奶站，改良奶牛品种，将牛奶做成具有民族特色的奶豆腐、奶皮子、手工酸奶等奶食品出售……但纯手工制作的民族奶食品没有国家标准，合作社拿不到相关的生产和销售许可证。
目前，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有1000头泌乳牛，每头牛平均日产奶20公斤左右，但许多牛都没有挤奶，因为奶挤了也卖不出去。刘金山说，如果牛奶能够有销路，牧民们的收入将增加占30%～40%，可达到每年万元以上，但现在就是苦于得不到支持。
“听说很多地方养奶牛都有政策，就我们这儿没有。”嘎查里的村民反映，这几年在基础母牛、选用冻精等方面也都没有得到支持。但同时，生态逐步退化，牧民们不得不改放养为舍饲，饲养成本又大幅度增加，靠卖牛犊和肉牛的收益越来越薄，如今特别渴望能够在牛奶上找到致富的途径。
陷入困境的乌日都巴嘎布拉格嘎查，只是诸多濒临“消失”或已经“消失”的奶牛村里的一个。记者了解到，为了保证牛奶的质量，近3年来仅内蒙古取消了1000多家日交奶量1吨以下的奶站，但原来向这些奶站交奶的奶农的后续生计问题基本是自行解决。
乳企“霸王条款”压价收奶
采访中，不少奶农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反映，一些乳企存在凭借市场优势地位压价收奶，甚至出现强买强卖的行为。
赤峰市一家奶牛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宋女士说，奶价从去年到现在每公斤降了1元钱，其中公开掉价是几个月一次，“暗”的掉价则是常常发生。合作社生产的牛奶一直是一个标准，但到了乳企那儿检测时质量就有高有低，往往是政府相关部门去乳企检查工作，各项指标就要高些。她说：“我们签的合同是霸王合同，检测是乳企一家说了算，也没有见到第三方检测机构。”
奶农邢志永说，如今只要有一项检测指标稍微不达标乳企就拒收牛奶，问题是企业去年自行增加了很多化验项目，而这些项目都没有在合同上写明。他说：“我感觉，一到6、7月份，公司用不了那么多原奶，就增加检测数量和提高标准，好像在故意刁难。”
内蒙古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乳品企业在生鲜乳收购标准问题上存在“双重标准”。生鲜乳过剩时，乳品加工企业经常是执行相对较高的标准，企业标准中的诸如体细胞问题、最低供奶数量问题等都会成为拒收或压等压价的理由;当生鲜乳供应不足时，乳品企业间相互争抢奶源，此时检测标准相对降低，一切为保障奶源供应服务。
类似于这样的乳企单方面“霸王规定”，奶农就必须遵从的还有不少。比如，在赤峰市一些奶牛小区里，如果奶查出有抗生素，不仅当天的奶乳企都不收了，而且当月结算奶款时，所有奶的价格都要扣除0.2元/公斤。
此外，乳企除了强制奶农使用自己提供的饲草料外，还向奶农兜售纸巾、药浴、奶管、试剂、疫苗等产品。宋女士说，她家的奶牛2014年接种过政府免费提供的三介苗大约1个月后，乳企又非得让奶农再接种一次由乳企提供的同样的疫苗，每瓶2500元，这让她十分心疼与愤怒，“一头牛短时间接种这么频繁，且不说有没有必要，就是牛身体也受不了。但是不接种还不行，否则乳企就不收你的奶。”
赤峰市同心牧场的一位合伙人证实了上述说法。她说，乳企提出高的要求，出发点是好的，但也不能伤害奶农。自家的牧场从去年到现在，按照乳企的要求投入100多万元升级改造，恐怕今年还得投入，“企业怎么要求，我们就怎么做，但我们的困难企业就不管了。”
奶农利益保护机制亟待建立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于光军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在乳业发达的国家，奶业之所以能够保持稳定的主要原因，是奶农、企业和社会之间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利益联结关系。一旦出现供需关系失衡的情况，各方都会站出来共同承担损失、化解风险。
内蒙古农牧业厅相关责任人认为，提高标准倒逼奶业向规模化、现代化发展虽然是一件好事，但是企业也要保护奶农的利益。如果乳品企业过度依赖国外奶粉，国内奶源基地进一步萎缩，一旦国外涨价，还要出现2013年的“抢奶潮”。
有经验的奶农过快流失，或将导致专业劳动力缺失。据行业统计，2008年全国有奶农260多万户，2012年只有不到200万户。因为奶农过快退出，2013年出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奶荒”。据公开数据显示，2014年，内蒙古荷斯坦奶牛总数比2013年减少了9万头，其中规模化增加了32.5万头，但散养户退出了41.6万头。
为了应对“奶荒”再次出现的可能，各大乳企纷纷从国外进口“物美价廉”的大包奶粉，进而又出现了2014年的原料奶过剩，奶农倒奶现象。
全球食品安全倡议董事会主席奕傅睿说，如果中国想提升整个牛奶供应链的质量，必须从培训专业养殖者开始，中国在这方面比其他国家落后很多。保证专业奶农能保证乳制品生产原料的稳定供应，不至于受制于人。
现在，于光军认为，“除了同情奶农，各方还应该更多地探讨如何通过建立合理的风险共担机制，保障奶业的健康发展。”比如，需要政府与乳企在资金、设备、技术等方面为中小奶农提供扶持，通过企业“孵化”家庭牧场、丰富融资渠道、降低中小奶农的准入门槛、多方合作加大对专业奶农的培训等方法，稳定养殖队伍，逐步培养现代化专业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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