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晖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博士，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承担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研究方向为劳工、城乡社会学、中国社会思想等领域，著作有《大工地》、《富士康辉煌背后的连环跳》等，研究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开放时代》、RuralStudies，ModernChina，ChinaJournal等国内外一流学术杂志。他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见解也发表于《社会学家茶座》、《南风窗》、《北大讲座》、《领导者》等极具社会影响力的大众刊物上。
农民工问题的出现，不是说他们缺少知识，也不是说城市容纳能力有问题，根源在哪里?中国的发展模式。中国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模式，我们把它称之为“世界工厂”的发展模式。目前这样一个体制，客观上有利于动员最广大的廉价劳动力推进经济增长。
农民工支撑“世界工厂”
这个“世界工厂”的名号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获得的，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时间也更早，发端于上个世纪的80年代改革开放之初。
资本把劳动力价格压得极低，利润在制造商和背后的品牌商之间进行分配。清华大学的沈原教授提出了“农民工生产体制”的概念。他说农民工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这种生产体制是由廉价的劳动力和资本结合而形成的，它的核心是农民工作为一个劳动主体，它的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辩证统一在社会与空间的意义上被割裂开来。
劳动力的生产就是劳动力被使用，劳动力再生产呢?因为劳动力在人身上，而人需要恢复体力，人不仅要干活，还要吃饭睡觉、恢复体力，第二天还可以同样干活。更重要的是还要繁衍后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力的再生产就是它的恢复和延续。本来这两者应该是统一的。
我们看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面，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分割开的，学术的概念是“拆分型的劳动力生产体制”，使用在城市，再生产在农村。当然，我们知道部分劳动力再生产在城市，可是这个生产是非常简单的再生产，洗一洗睡觉，第二天可以干活。他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需求、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需求，包括物质的需求、精神的需求、情感的需求等，基本上是被现有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排斥和抑制。至于其他的方面，包括组建家庭、繁衍后代等，这些基本上是被抛到农村去的。
世界工厂背后的基本安排，支撑它的体制是农民工生产体制，也可以说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奥秘。
中国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速度确实在提高，从1978年的18%上升到去年的52.57%。2010年的第六次人口普查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当时就已经达到49%以上，第二年就超过了50%。所以今天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不能说是一个农民中国，而是一个城市中国，因为城市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事实上，很多被统计为常住人口的人根本没有过上城市的生活，所以叫做“伪城市化”。根据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陈锡文的计算以及我前不久听到的一个公安部副部长的讲话，他们的数字都很统一。这就是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左右，而常住人口是52%，这中间差了超过17个百分点，所以近2.4亿城市常住人口没有城市户籍。
农民工的存在符合什么样的目标?满足谁的利益?为什么会存在?农民工的存在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本追求最大化利润的内在需要。对于符合国家追求经济增长，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30年里，中国经济保持年均10%的增长，政府财政收入增长速度还要高于G D P的增长速度。它符合国家经济增长的利益，符合政府的利益。与此同时，经济增长也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了最多的富豪。
农民工回乡创业难度高
农民工生产体制给公民本身，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本身造成了负面的后果。他们不满意现实，对于目前的工作现状、收入、生活状况不满意，做出过努力，可是大多数人没有办法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从2004年以来，媒体一到春天就要报道“民工荒”的现象。很多人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解释，根本的问题仍然是农民工的生产体制问题。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使用劳动力?有哪一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生涯这么短暂?中国的产业工人一般是18岁进厂，工作到20多岁。如果工作到30几岁，工厂不愿意要，自己也不愿意做了，因为这样没有前途。以后结婚生孩子了怎么办?所以说工人生涯只有几年或者十几年的时间。这么短暂，哪一个国家会这样?如果工人在工厂中相对比较稳定，他们可以换工作，但是可以工作到三四十岁或者五六十岁，那就不存在“民工荒”的问题。农民工在这种体制下对现状不满意，所以大多数工人春节回家后，再回来就要换工作，这已经是很常见的现象。
当我们讲新生代农民工的出路的时候，首先要排除的一点是农村，这个出路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在理论上存在，在现实中已经不存在了。和老一辈农民工相比较，他们基本都出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生活水平相对比较丰裕，大多数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大多数人没有农业生产经验，他们接受的都是一套城市的价值观念。更何况现在回到农村变得越来越难，很多农村的耕地在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中大批失去，所以这个出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另外一个出路，回乡创业。现在外出的农民工数量是1.5亿-1.6亿，是2008年左右的数据，有1.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这里的“外出”是指到县及以上的地区，回乡创业的人数大约是500万，占到2.4%。农村的创业空间是非常狭窄的，城市当然更加狭窄。因为大量的重要资源都被大资本所垄断。我们可以鼓励农民工回去创业，但是要想解决大多数农民工的问题，也是不现实的。
还有一个出路，这是最近几年比较热的词———城镇化。现在我观察到的城镇化现实是怎样的?多数是县级以下的乡镇、城关镇的城镇化，主导力量基本是政府和资本联合，就是房地产运动。这种城镇化充满风险，如果在一些地区的城镇有工业的基础和产业的支撑，那么它来进行生活的配套，扩大城市的边界，吸纳更多的人进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但是实际上这样的地区并不多，例如沿海工业向内地转移。可是还有很多地方是很难转移的，那种情况下的城镇化就是大量地盖房，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了空心化的城镇化。农民工在外面打工买不起城市的房子，回去看到这里的房子比城市的房子便宜很多，所以就买房了。
这可以延续吗?对于很多地区来说是有风险的，一旦整个经济形势稍有风吹草动，一旦农民工在外面打工的生计受到冲击，马上就出现危机。在小县城买了房子的农民工也没有办法回去住，这就造成了分离的城镇化。
自我市民化，这是什么意思?老一代农民工中也有很多人顽强地留在城市。有些人在工厂找一份工作，又慢慢退出工厂，因为那份薪水没办法支撑他的生活。然后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城市做一些小生意，这就是“自我市民化”。我们在调研的时候，也遇到过一些在北京生活的时间比我都长的人，可是问他对于未来的想法，他仍然是没有信心。这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也是一个出路，但是也没有提供真正的市民化的方向。例如子女教育的问题，这种“自我市民化”的人实际上是付出了很多的牺牲。
农民工出路在自身努力
对于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出路在哪里?我认为这个答案很简单，对我们来说也很明确，就是要打破农民工生产体制，走市民化之路。
怎么做到这一点?最重要的两个主体很清楚，一个是城市政府，一个是企业。作为城市政府来说，农民工要想市民化，首先是住房问题，然后是子女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问题。城市政府应该在它的城市规划、财政支出中做更大的调整。要把更多的土地用于民生，而不是建设商品房，我们要建设廉租房和经适房，这很重要。
企业作为一个雇主，应该为员工提供合理的薪酬。今天的现状是极不合理的，今天的企业给农民的工资是生存工资，而不是生活工资。所谓“生存工资”，就是让他一个人勉强生活在城市，很多需求没办法满足。尽管这几年是在上升，尽管舆论不断说工资上涨太快，中国的制造业面临危机了。我们看宏观现象就很清楚，国民收入有几方面去向，刚才提到财政收入占G D P的比重不断提高，企业的利润占G D P的比重不断提高，这个趋势到现在也没有改变。下降的是什么?工资性收入、劳动收入。
制造业成本到底是上升还是下降呢?前两年，厦门大学一位经济学家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他对1999-2009年中国制造业的成本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的制造业成本是在下降的，也就是单位劳动力成本下降。当然，绝对的工资水平是上升的。这是什么意思?劳动生产率在提高，由于技术的革新，单位的成本是下降的。例如生产一部手机，它需要花的劳动量、工资报酬的成本是下降的。在很大程度上，媒体在宣传劳动力成本增高了，制造业要外移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博弈，是企业、资本和政府、劳工在博弈。
说了这么多如何做?无论是政府的责任还是企业的责任，它们都不会自动做，需要各个公民组织、N G O组织不断倡导，需要各式各样的理性、建设性的公民行动。这里面最关键的因素是新生代农民工，他们的出路在于自己的努力。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中国长期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公民社会的不发育和意识问题，农民工今天针对自己的现状的不满，有很多行动还没有提升到公民行动的层次上来。我希望看到的是一种更加理性化、制度化的维护自己权益、改变自己命运的努力。我最希望看到的是一种制度上的努力，我们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渠道是组织起来。所谓“团结力”是什么?法律能提供什么?工会。当然，大家说你太天真了。这是现状，可是这种现状应该改变，它背后的法理基础也很清楚，这就是《工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章程》中对此有明确规定，基层工会应该进行民主选举。工人在工会的旗帜之下，可以用团结的力量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对于工资、工作时间、劳动条件，甚至是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自己的要求。
新生代农民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充满了变数。新生代农民工向何处去和中国向何处去是联系在一起的。未来的中国是什么样的?今天我们考虑宏观中国时，有很多问题困扰着我们，例如经济转型的问题。内需的问题和农民工也直接联系在一起，广大的新生代农民工能否有市民的生活状态?工资能否有显著的提升?当然，还包括其他的劳动阶层。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消费者这一方，对于购买方来讲也是一个大幅度的提振。
而经济转型更是这样。另外，中国这么多年来一直讲和谐稳定，可是这能否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问题?能否解决贫富分化的问题?最后的显现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一贫如洗和超级富豪的两端。解决这个问题不是靠出台一个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根本是在工厂、企业调整劳资关系，地方政府要从过去的单纯的招商引资，站在资方这个角色，转化为一个更公正、平衡的角色，或者在眼下的状态下更多地站在劳动利益方，来支持他们合理的诉求。
所以，新生代农民工向何处去与中国向何处去是联系在一起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就是中国的未来。
卢晖临(本文为嘉宾2013年3月24日演讲稿，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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