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篇是人民食物主权“2016·农村新发现”暑期调研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今天，很多人习惯地认为，读大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逃离农业。本文的主人公老宋是当年农村的佼佼者，被选拔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却数次放弃了留在城市获得更好职业的机会，一辈子扎根在农村。是什么促使他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老宋用朴实无华的语言，讲述了自己与土地、与农业的不解之缘。他为我们再现了集体时期农家子弟对农村的深厚情感，回忆了工农兵学员如何被选拔、如何做到学习与劳动并重。他重温了集体时代黄土高原小江南轰轰烈烈的水稻种植，也反思了分田到户之后水稻的没落;痛定思痛之后，他又带领着村民重走合作道路。
正文关心集体，弃医学农
我是1943年生人，今年74岁。我这一生一直没有离开土地，没上小学就到地里干活了。我的父亲是贫农，解放前没有土地。土改后才分了12亩地和3间房。我家里有4口人，我们兄弟2个，哥哥是父亲前任妻子生的。父亲再婚娶了我妈，生我的时候他已经50岁了。
上学的时候家里穷，我就在哥哥家生活。那时隔壁有一个大夫，他的儿子小，我有时间就到他那里去，常和他在一起，还给他担水、喂猪。他很喜欢我，给我买学习用的东西，还和我说，上完中学后就来和他学医。我初中没有读完，父亲身体就不好了。后来我去了内蒙古H镇的煤矿学校。那时学校还在建设中，学生还要搬砖，睡觉睡在稻草上。到了冬天我有些感冒，咳嗽严重，父母亲干脆就让我回家了。回来之后，我就在村子里参加劳动。还和隔壁的大夫学过抓药、打针，想着将来自己做医生。
我爱读报纸，就订了《山西青年报》。认真学习之后，我的思想有了转变，认识到做人不能只想着自己，还要想着集体。1964年国家提倡搞科学试验，派下乡工作组和技术员到农村。下乡的工作组跟现在干部下乡不一样，他们作风好，与村民同吃同住。我关心集体发展，经常向技术员学习，常常会发表一些关于农业的意见。1965年市玉米所培养粮杂技术人才，向我们县要5个人，我们村有一个指标。当时的大队长和书记看到我对农业感兴趣，就选了我去。所以说如果不是因此转而学了农学，后来我可能就成了赤脚医生。
学成返乡，坚决向集体汇报学习成果
1965年3月份我去了市玉米所，一直到收获季节结束才回来，前后共6个月。玉米所里有10-20亩的试验田，里面种了玉米、谷子、水稻。当时我工作细致，也很在行，农活做得比其他同学好，老师就让我来管理试验田和学生。毕业的时候地区专员来给我们讲话，鼓励我们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要啥可以拿啥。我们县的5个人都拿了一些种子，我拿得最多。
回到村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提倡农村青年又红又专，提倡群众性的科学试验。当时派我去学习的书记被斗了下去。老书记干工作很硬，是一就是一，说到就要做到，很有威信。替代老书记的代理书记是从农场来的，一直在搞育种方面的试验与示范。我原来认为这会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于是一回来就向他汇报。可是他并不热心，还说，学了就行了，在村里就好好劳动，我在农村多少年了，在村里搞是不行的。
代理书记支持不支持是一回事，但我认为自己有义务向全体村民汇报，因为我在培训当技术员的时候，村里每天都给我计工分，我有义务向大家汇报学习的成果。代理书记让我等通知，可等了半个多月，还没有通知。想到地区专员的嘱托，玉米所领导、老师的热切期盼，我有点按捺不住。
机会终于来了!20多天之后，公社的工作队来了两个人，给大小队的会计和保管员开会。那时候开会很频繁，两三天就开一次会，抗旱、追肥、病虫害防治都开会，开会才好统一工作。人家没有通知我开会，我就主动要求上去汇报。汇报结束后，反响很好，工作队觉得我的汇报很好，当时的村民和副村长也支持我。
顶住压力，开创大队试验田
1966年大队给我划了12亩地做试验田，其中一块地有七八亩，其余的地块很分散，有些小块地藏在院子里头，但这样正好符合了育种的隔离要求。试验田里种了高粱、玉米、黍子、谷子、小麦等。12亩试验田我一人照顾不过来，需要人协助。村里人不愿意协助我，因为他们担心付出了劳动，却兑不了现(把土地放荒了，交不出粮食)，年底拿不到工分。还好，家里的父母支持我，父亲帮着除草，母亲间苗。有时候看在个人关系上，也有别的人帮忙。我起早摸黑，根本不考虑自己，搭了个棚子，就在地里住。
这件事引起了县里的重视，技术推广站推荐给了农委，县里的领导也来看，试验田的工作就开始好搞了。苗长大以后，山西农大、中国农科院和南开大学也过来看。第一次种的试验田成功，队里专门准备了3间房开现场会，玉米还没有收割就连根拔起用来展示。试验田的成果还拿到本地的小学展示给大家看。收割之后，又拿到县文化馆展示了半个月，给全县看，我还当了解说员。当年，我的试验田各种作物平均增产10%-30%。杂交玉米产量翻番，高粱增产最为明显。当时一般高粱品种亩产700、800斤，我试验田里亩产1500斤，有的地块甚至达到1700、1800斤。村里人也改变原来的看法，认为要相信科学。以前不太支持的代理书记也说事在人为，非常认可试验成果。我的育种试验为全县第2年推广杂交育种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北种南育，细心发现不育系
海南的气候温暖，一年可以种2次或者3次，加快种苗繁殖速度。那时各省市都去海南岛育种，称作“北种南育”。1966年冬天，省种子公司组织了20多人的育种队，到海南岛搞杂交玉米、杂交高粱的育种试验，我是其中的一员。
在海南育种期间，我总在地里。一天，我在埃及205的品种中发现没有花粉的雄蕊，后来又发现了10、20株表现不育性的玉米株。我知道各种作物里都有不育系，就用其他植株的花粉和我找到的10-20株授粉，保持这种性状。第二年我把这些拿回了县里。我发现不育系的事情引起上面重视，弄了三年保持了作物的性状。
从海南回来后，大队的试验田扩张到150亩(大队一共是3000来亩土地)，都用来育种。试验田的育种成果先满足本大队的需要，也给公社的其他大队，有时也给县里，甚至外省也有来的。1968年，试验田的成果开了现场会，山西日报、电台的都来了。会上我发言，讲了不育系的育种过程，起了很大的宣传作用，试验田的成果开始在全省范围内推广。
1966年-1972年我到公社兼技术员，当时是半脱产状态，就是在大队拿工分(每天10分)，公社提供一个月15元(当时全职的每个月30-40元)的补助。那时大一点的公社都要自己搞育种。我们公社已经有了两个骨干，我安排工作后，他们就能干了，所以我还有时间到其他公社看看。
当了工农兵，还要回乡干革命
1972年大队来了3个人，专门让我去山西农大，作首批工农兵学员。那时，我已经结婚了，不想再出去，大队答应帮忙照顾我妻子，我才离开公社，到了山西农大。1972年山西农大还是工宣队驻学校，我在那里待了小3年，学农学专业。学校对工农兵学员很重视，让工农兵学员也参与学校管理。我还兼做老师，其他学生是8个人1间房，我是1个人1间房。当时学校很重视科学实验，特别是我们班的50个人，我们利用楼与楼之间的空地搞实验。
中央对工农兵学员有个政策，哪里来回哪里去。我已经表态要回去。当时教玉米的王老师邀请我去大寨农学院，我拒绝了。学校也要留我，但我肯定还是要回去，说到就要做到。
1974年我从山西农大回来，地区专员到第一招待所来找我，问我想去农业局还是研究所，我说哪儿也不去，我已经表态了，还是回我们村。到地区接我的人一见面就骂“你这个人了，表态是表态了，但在农大不是干革命，地区不是干革命，只有回村里才是干革命?你非咬着要回来，你这个打香灰(当地俚语，是敲打香炉时香灰扑面，寓意自毁前程)!”回来后，乡里的书记还是用同样的话问我，在乡里工作是不是也是干革命。我说不过，只好留在乡里良种场搞育种了。
水稻种植，集体时代最香甜的回忆
1974年冬季，全县准备大搞水稻种植，目标是5万亩。根据当时统计，水稻种植面积已经超过4万亩。当地的大米质量又好又有名，我们县的盐碱地也适宜种植水稻，收成不错，人们也喜欢吃大米。那时候，火车道的两旁都是水稻田，尤其是火车道南边的土地，靠近河流，绿油油的稻田把那片地区变成了一个小江南。
为了把水稻种好，当时花了不少心思。首先就是改善播种方式。以前水稻种植都是采用直播(手撒秧苗)的方式，直播不仅费水，还不能保证禾苗密度适中，因此直播稻秧很难达到高产。后来部队来此驻扎带来了插秧技术。原来采用直播方式的时候，水稻亩产600-800斤;而通过育秧和插秧技术的推广，水稻亩产达到1000斤，最高可达1400~1500斤。当时我们的公社就种了4000多亩水稻。其次，就是改良土壤。稻秧喜欢酸性土，为了调和土壤酸性，我们专门去市里的糠醛[1]厂，把他们的渣料拉回来，施到土壤中调酸。经过调酸后的土壤非常有利于育秧。在此之前，糠醛厂的渣料都是直接倒在河里，现在把它们用来对土壤进行调酸，达到了变废为宝的效果。经过种植技术的改善和土壤的改良后，我们又引进良种——东北的杂交稻。此外，在肥料方面，当时水稻种植以农家肥为主，主要是鸡粪和马粪，那时候大家对农家肥很重视。当时虽然就已经出现了除草剂，但仅仅是小规模范围使用，尚在试验之中，因为除草剂用少了不起作用，用多了又会把稻苗烧死。水稻种植最重要的工作是保水，需要防治的病虫害是稻瘟和稻蝗。
经过大家不断的摸索，水稻种植在我们县开展的红红火火。
[1]糠醛渣是生物质类物质如玉米芯、玉米秆、稻壳、棉籽壳以及农副产品加工下脚料中的聚戊糖成分水解生产糠醛( 呋喃甲醛)产生的生物质类废弃物。
为何分田到户后，水稻却没办法再种植了？
分田到户之后，原来集体时代轰轰烈烈的水稻种植渐渐变得萧条。我觉得其中的主要原因是：
一、 销售价格和种植成本的增速并不同步。改革开放后粮食价格增长缓慢，而种植水稻的农资投入却在急剧上涨。
二、 水稻种植十分费工，现在农村的大量年轻劳动力流失，村里大都是老年人，依靠这群老人实在难以维持水稻种植。在我们这个地方，1个劳力能种10亩玉米，但同样的劳力种植水稻的话，却只能经营3亩。
三、 一家一户的水稻种植不适应机械化的时代发展要求。现在种地都要求用工少一些、效益高一些，可是现在人均土地只有1、2亩，多的也不过3、4亩，土地的分散使得机械化难以推广。以喷洒农药为例，分田到户后每家每户都拿得着喷雾剂到稻田打药，既不利于省工，又浪费药剂，同时还浪费了不少时间，这就造成了种植成本的加大。灌溉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要派出一个人去看水，这也是对劳动力的浪费。因为灌溉的时候只需要保证水能够一直流入田中就好，如果是集体经济时期，100亩地浇水只需要1个劳动力就够了。所以说，现在一家一户很不适应现代化，新技术再怎么宣传也是难以推广。此外，一家一户单干也对土壤的肥力造成了严重影响。分田后农家肥的使用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公社时期所有秸秆全部还田，那时候队里安排了15个人，白天黑夜地铡秸秆，机器不停运作，人员轮班替换。当时骡子房多，农家肥也多。沤肥3天之后就能有气体冒出，10天左右就可以沤制好，等到第二年的时候再把这些肥撒到农田里去。那时正在提倡大寨的海绵田，大家执行力也强，大队一开会就推广下去了，但是要搁现在，根本没办法推广，再怎么呼吁也没人听。由于对农家肥的忽视，全县土壤的有机质下降到了只有1%。
四、 水源问题。地下水水位下降，水源严重不足。现在打井取水，越是干旱的地方、干旱的年份抽水越多，抽水越多水没得越快。现在降水量比过去少，原来打井只需要打到地下20、30米，现在却需要100米。我小的时候还能在河内耍水游泳，现在河床都干了。
分田到户之后出现的这些问题，导致我们县水稻销声匿迹。
新时代的反思：重新合作，水稻种植再度兴旺
2008年，我们村里的20户建立起一个水稻种植合作社。合作社里耕种着来自80多户的800多亩土地。合作社种植的水稻产量可达1300斤/亩，每亩地能打900斤大米，而每亩稻田的投入则在500、600元左右，纯收入差不多是1300元左右。
合作社为社员提供统一购买种子、农药、化肥、推广新技术等服务。现在，我们合作社90%的土地都采用效率较高的抛秧技术。一个人一天可以抛7-10亩的秧，但如果是人工插秧，一人一天只能插一亩多的秧。除草这块，合作社主要是用除草剂，而没有人工除草。只有除草剂除不掉的大草，人们才会人工去锄。稻子采用机械收割，用的都是个人的收割机，合作社里共有5部。
我目前在合作社给他们做技术顾问。以前社员们让我做法人代表，我拒绝了。但是，因为我是农业技术专家，合作社的事务都是我在跑，比如替大家统一购买种子、除草剂等。我买的东西质量好，不会上当受骗。而且我的人品大家也信得过，大家知道我并不收费也不贪污。我现在靠自己的退休金过活，帮大家搞合作社只是想给村里人服务。
在销售方面，合作社的水稻市场一般是面向本地。偶尔也会有大城市的收购商来收购，因为我们种出来的大米质量不比东北的差，本地销售的大米价格可以达到2.5元/斤。
种水稻的水源现在主要是靠水井。刚开始的时候还可以用河水灌溉，现在河水水位下降，而且水质也已经受到了污染，所以不能再灌溉稻田。现在能够给合作社稻田提供灌溉的水井共有10口，主要都是国家出钱给打的，配套设施上国家给补一小部分，其余都是村里人自己配套的。合作社里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维护和管理这些水井，不过工作量很小，只是记录一些农户用水量的情况，所以并不领取工资。大家浇水的费用是按照自己入社的亩数分摊。
注：本文主人公老宋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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