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为浙江十八勇士鼓与呼
大河涛声
2016年11月5日，浙江十八名基层农村干部向全国发出关于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公开倡议书，要求强化集体所有权，创新土地经营制度，提出走华西村、南街村、周家庄乡农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头等集体化村开创的道路。这无疑在中国大地上空响起了一声炸雷，在我国复辟道路上发出了一声刺耳的呐喊，在当前面临严峻的“三农”问题的境况下，唤起了人们对诸多问题的反思和探讨，引起了亿万农民和有识之士的共鸣。正如一位网友的回应说：“当年安微小岗村十八农民的血手印在全国掀起了分田单干、瓜分人民公社社会主义集体十八勇士致敬!”浙江十八勇士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课题：我国“三农”问题的出路到底在哪里?
一、“三农”问题和倡议书是我国农业农民农村严峻现实的反省和呼唤
请先看一个记者关于小岗村的报道：1978年的冬夜，第一刀砍向了农村集体经济，编一个“十八个红手印”的“小岗勇士”故事。这股黑风刮起，全国名为“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是分田单干的大幕拉开了，地分了，队撤了，人民公社解散了。集体的农具分，农机卖，眨眼间又回到了几千年中国的小农生产，一盘散沙。据说这是“解放生产力”。成果如何呢?村民们告诉记者自1979年农村经济改革至今37年的小岗村，小岗仍很穷、很乱。2003年全村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低于全县平均水平，村集体欠债3万元，人心涣散，村里连续多年没有选出“两委”班子，村里乱建房、乱倒垃圾普遍，环境很差。这与“中国改革第一村”的名气相比十分不相称，靠国家十几年的输血过日子。
小岗村只是一个缩影，事实上，我国在复辟倒退的路上行走几十年来，绝大部分农村是衰败的，农业是倒退的，农民是贫困的，当然除了城市近郊地区靠城镇发展卖地而使当地农民富裕(市郊村组干部和黑恶势力暴富)和少数坚持走集体化经济道路的农村使集体经济强大、农民富裕以外。总体说来，我国现在广大农村农业的现状是：耕地大面积减少，现有可耕地面积估计在十八亿亩以下;土壤严重退化板结，有很多地方沙化荒漠化，土壤污染严重;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老化损坏严重，带病带伤作业，已不堪重负;农田基本建设流于形式，多年来在啃老本;种子很多已经被美国转基因种子所取代，都是一代种子，农民不能自留种子，且75%的种子被美国垄断公司所操控;肥料全是化学肥料，多年都不使用绿肥和农家肥了;病虫害严重，大量使用农药，庄稼遭污染和毒害严重;农业自然灾害频发，已经多年缺乏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农资价格高，种粮食赔钱，农业效益低，农民破产;农村青壮年劳力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留守农村的都是老弱病残和儿童，青壮年无人种地，老弱病残无力种地，导致很多土地撂荒，仅种一些好田好地也是田间粗放管理，靠天收;绝大多数集体经济消失。与此同时，广大农村现在农民的社会状态是：大多数农村“两委”瘫痪，有很多是被当地黑恶势力所把持，农村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已完全失去了共产党的性质和战斗力，一些村支书、村委主任沦为欺男霸女、欺压村民的“南霸天”;农村赌博成风，封建迷信盛行，黑恶势力猖獗;农村两极分化严重，少部分强人、能人和黑恶势力富起来了，大部分留守的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出于自生自灭状态，基本是贫困交加，很多老人怕有病，无钱医治，小病扛着，一旦得了大病就自我了断;国家给的低保款基本都被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家人亲属朋友霸占，真正的贫困家庭吃不到低保，很多儿童因贫困或疾病死亡或自杀，最典型的是贵州发生的一家留守的四名少年儿童喝农药自杀案、四名留守儿童因饥寒在垃圾箱取暖被闷死案和甘肃杨改兰因极度贫困自己亲手毒死四个孩子而两口子又喝农药自杀案。这些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就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也不曾发生所有这些已经敲响了破坏农村集体经济走私有化路的丧钟!
现在我国农村发生的种种严重问题，正如毛主席几十年前告诫的那样。1965年5月25日，在井冈山和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的谈话今天读来，发人深省:“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毛主席还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区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上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等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利用。”毛主席早在1953年到1962年期间，就一直与刘少奇、邓小平、陈云、邓子恢刮“单干风”、取消人民公社的倒退行为坚持斗争。他认为：农村个体小农经济，同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不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与农村合作化集体化同步，否则，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将面临巨大困难;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短时间内不是不能增产，但增产有限，从长期看后劲不足，不能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生产力，调动社会主义新型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是经济组织和生产方式上的倒退，而且势必引发农村的两极分化。毛主席的这些话真是穿透时空，高瞻远瞩，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客观要求
我国在建立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之后，紧接着在1953年就开始以“一化三改”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标志着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一个最显著的标志是对几千年小农经济组织形式和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把土地收归全体农民集体所有，组织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集体化和合作化的道路，建立起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没有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政权，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像一家人的新型社会形态。毛主席在1955年说：“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如果要用社会主义精神和社会主义制度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便只有依靠过去是半无产阶级的广大的贫农群众，才能比较顺利地办到，否则将是困难的。”(《长沙县高山乡武塘农业生产合作社是怎样从中农占优势转变为贫农占优势的》一文按语)。这段话不但说明要实现农业合作化需要靠亿万广大的贫农，而且说明了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树立社会主义精神，必须彻底地改造整个农村的小农私有生产资料的制度，使之改造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制度，搞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毛主席于1963年5月20日和1964年7月14日又分别说道：“在农村中，无产阶级专政只有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实现，才能形成巩固的工农联盟，才能很好地管理国家，才能办好农业集体经济，才能有效地镇压和改造一切敌对分子，才能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否则，这些就都办不到。”《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农村中，在农业集体化以后，也必须依靠贫农、下中农，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不断地巩固和扩大社会主义阵地。”这两段话充分地说明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工农联盟政权，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的人民当家作主的互为因果、互为依靠的辩证关系。也就是说，充分依靠了贫下中农，即人民当家作主，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工农联盟，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击败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而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也反过来能够巩固工农联盟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以工人和贫下中农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就更加能够当家做主，做国家的主人。因此，就能击败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就能消灭剥削和阶级，那么，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就能达到平等、互助、像一家人的新型社会形态。
(二)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亿万农民的呼唤。
新中国成立后，推翻了压在人民群众头上的“三座大山”，亿万农民翻身得解放，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是仍然是靠一家一户小农生产方式，农业的根本问题解决不了，都在积极寻找新的生产方式。河北饶阳县早在共产党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为了多打粮食支持抗日和解放，就兴起了一个“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1951年初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定》，1951年4月13日，常德专区常德县河伏区聚宝乡农民李寿光率先响应党的号召，带头建立起继“耿长锁农业生产合作社”又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当时入社农户11户，土地131亩，在他的领导下，农民们组织起来，改进生产技术，改革耕作制度，推广双季稻，改用良种，采用机耕，大胆进行科学种田的试验，对几千年来的农民种田的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他的这一创举，得到了全国亿万农民的积极跟进，全国农民呼唤集体合作组织。很短的时间内，广大农民纷纷加入到各类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当中。1951年底的300个，1953年达到15000个，1954年则达到11万个，1955年底参加初级社的农户已达全国农户总数的60%，几个月后，1956年4月全国有90%的农户参加了初级社，合作社总数则达到100万以上。1955年，毛主席把《人民日报》《河南日报》报道崔南庄王国藩农业社的事迹收入到他正在编辑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这部书内。并将标题改名为《谁说鸡毛不能上天?!》。1959年4月3日，《河北日报》详细地介绍了遵化县王国藩“穷棒子社”勤俭办社的事迹。4月4日，《河北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刊登社论和文章，在了“两报”的报道中，都特别刊载了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有关王国藩合作社的按语和论述。
1955年7曰31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说：“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高潮，有些地方已经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有计划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现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或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同年毛主席在《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中又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他们有时简直要闹到颠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程度。这种人难道我们遇见的还少吗?这些只会循着常规走路的人们，老是对于人民的积极性估计过低。一种新事物出现，他们总是不赞成，首先反对一气，随后就是认输，做一点自我批评。第二种新事物出现，他们又按照这两种态度循环一遍。以后各种新事物出现，都按照这个格式处理。这种人老是被动，在紧要的关头老是止步不前，老是需要在他的背上击一猛掌，才肯向前跨一步。”从上述两段话可以看到，毛主席当时对于广大农民主动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积极性给予了极大支持和热情鼓励。从互助组到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不断地发展，但是合作社形式毕竟是低水平，根据客观实际的要求还要向更高级阶段发展。
1958年6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人民公社——嵖岈山人民公社诞生。8月4日、5日，毛主席视察了河北和河南的新乡，在听了当地负责人关于嵖岈山卫星人民公社(位于河南省驻马经济的黑风，造成了历史大倒退。而今天的浙江十八勇士关于走农村集体化道路的倡议书能否在全国掀起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回归的正风，推动历史车轮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先向你们店市遂平县，当时属于信阳专区)情况的书面汇报后，高兴地说：“这(指汇报材料)是个好东西，给我!”毛主席说：“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他指出：“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之后，人民公社化运动得到全国农民的积极响应，其发展速度和广度都异常惊人：短短数月时间，全国74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农户达1.2亿户，占总农户的99%以上。最初的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的，但在1961年之后，毛主席根据人民公社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时提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人民公社体制进一步焕发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更好地解放了生产力。该体制一直延续到1984年邓小平强行下令解体。随着人民公社解体的三十多年来倒退造成的“三农”问题，广大农民群众一直在呼唤社会主义农业集体经济的回归。从全国妇联获悉，到2015年我国新增农村留守妇女互助组3.3万多个，全国农村留守妇女互助组总数已超30万个。加上浙江十八名基层干部关于农村走集体化道路的倡议书，这些足以说明目前广大农民急盼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再回来。
(三)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农民合作化的唯一保障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一种经济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由农民共同使用、管理和共享生产成果的一种新型的经济制度，它又是与计划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生产相伴随的。所以，农村集体经济制度的实质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管理权、调配权、分配权和享用权都归农民集体所掌握，这种高度的集体民主集权有力地保障了农民农业合作化的健康进行。因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只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它若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就徒有虚名，不堪一击，是短暂的，不能对大多数农民有利;而它如果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二者就是有机地结合，这种合作化生产形式才是对所有农民有利的、有力的，才能够稳固地、有序地、长远地、健康地发展，它能够根据广大农民生活的需要和国家建设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生产，不至于因盲目地、恶性竞争或无力抗击自然灾害而导致破产，才能保障所有农民不管是劳力壮的还是老弱病残的都能够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互助照顾”的原则共享生产成果，不至于贫富两极分化，达到农民的共同富裕，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人与人之间的本质要求—平等、民主、互助和共享生产成果。
这次《 浙江18位乡村干部联名呼吁全国恢复公有制的倡议书》要求恢复公有制、反对“三权分离”的土地流转政策的意义也在于此。他们在倡议书中说：“牢牢把握创新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正确方向。习总书记在第七次中央深改领导小组会上，提出“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不变，农民利益不受损”的“三条底线”;在考察小岗村时强调：“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农村集体所有制改垮了”;在黑龙江考察指出：“农业合作社是发展方向”。这些讲话精神，为我们指明了创新农村土地经营制度的正确方向，要求我们始终把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坚持走合作化和集体化道路，放在突出位置。”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发[2010]1号，以下简称中央1号文件)和国家四部委2011年5月6日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的要求不但与习总书记的上述讲话精神相违背，更与我国《宪法》规定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度相违背。这次全面开展的农村土地使用权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离”的土地流转只突出土地的承包权(即管理权)和经营权(即使用权)，实际上是把土地集体所有权给虚化、空置了，其实质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我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制度，彻底地搞起了土地私有化。在土地私有化的基础上，即使把土地流转到经营大户或资本家手里(还不说土地有可能通过流转被外国的金融资本或变相的外国资本所垄断)，搞起美国的农场式经营，也不符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农业合作化原则，也是私有化的，甚至是殖民化的，将来会加速地导致农村两极分化，农民失地失业后出现大量流民。所以，对这种反向的通过土地使用权确权后的土地流转的合作化黑风要坚决制止并纠正，使之沿着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经济方向上进行。时隔 63年的今天，让我们再听听毛主席于1953年12月16日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再一次警示全党：“单干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单干不能够克服灾害和各种困难，没有能力经常扩大再生产，即使能够增产也是有限的。这种单干制度长久下去，就要使农民的大多数成为富农、高利贷主和商业资本家进行剥削和投机事业的牺牲品，重新失掉自己的土地。”
(四)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
1955年11月1日至20日，毛主席到基层就我国三农发展、提高的全面规划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在杭州和天津形成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共四十条，简称《四十条》。《四十条》的产生，反映了毛主席要急切地带领我党改变我国三农的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心。《四十条》的内容涵盖农业合作化;农业生产;农村卫生、教育、文化设施、道路建设;农村自然和社会环境改造等等。
在毛主席的三农思想理论中，不仅仅关注我国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农村实行并完成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变革生产关系：分步骤的用社会主义劳动农民集体公有制取代私有的农民个体所有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实行并普及农业机械化、现代农业先进技术、先进技术装备、先进物质资料)，关注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现代化机制的构建;而且突出关切的是劳动农民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及身心素质上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同时酝酿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蓝图。1958年4月末，毛主席在广州期间曾与刘少奇、陆定一议论过数十年后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形式的远景。毛主席谈到，那时我国农村将是许多公社。每个公社都有自己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构，有商业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有维持治安的公安等等。若干个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公社。…… (《毛泽东传1949—1976》P.827页)参见《1958年5月19日陆定一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58年8月5日，毛主席在河北定县视察时对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说：“合作社应该是全的，有农业、有工业，也要有商业，有民兵、有武装。”“社里工、农、兵、学、商都有，不只搞农业。”(【1958年8月5日李悦农同志同毛主席谈话回忆录】，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P.36)。1958年8月6日，毛主席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时说:“人民公社名字好。”9日，在与山东领导谈话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
毛主席在1958年到1959年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思索和与各级干部座谈讨论，亲自指导我党形成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1962年9月27日中共八届十次全体会议通过，亦称《人民公社六十条》)。《人民公社六十条》是人民公社运行和发展的章程，是我国农村社会主义制度的范本，是毛主席农业合作化、集体化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我党历次关于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决议的接续发展并与之融会贯通。
从毛主席的上述思想以及后来20多年的人民公社伟大实践所呈现的全国农村崭新面目、日新月异的发展，再与八十年代砍掉人民公社后广大农村又出现大倒退的对比看，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解决“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唯一出路。
(五)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三大差别的有效载体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选择
《宪法》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理，社会主义只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消灭剥削，消灭三大差别、最终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除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上层建筑来保障外，还需要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作为载体。农村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之一，是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必要阶段，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选择。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部分，小农经济意识和封建意识浓厚。毛主席说过：搞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教育农民。”引导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但还不能够马上实行全民所有制经济。1949年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说：“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巩固的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第4卷，P.1477，人民出版社 1991年版)。1949年3月，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是可能和必须谨慎、逐步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 (《毛泽东选集》第4卷 P.1432，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955年10月，毛主席在《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的【总则】中说明：“农业合作化是使劳动农民永远摆脱贫穷和剥削的唯一的光明道路。”1955年11月，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
1956年1月25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手工业由个体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1958年1月他在《工作方法(草案)》中说：“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1958年4月15日，毛主席在《介绍一个合作社》说：“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同年8月，他在视察山东农村时指示说：“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1958年8月29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中指出：“把规模较小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和改变成为规模较大的、工农商学兵合一的、乡社合一的、集体化程度更高的人民公社，是目前农村生产飞跃发展、农民觉悟迅速提高的必然趋势。”……“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相互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毛主席在1958年11月对《建设纲要四十条》的初稿作修改和批语时指出：“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主义组织形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1958年12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关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定中指出：公社必须负责办好小学、中学和成人教育。要在全国农村中普及小学教育，办好全日制中学和半日制的农业中学，或者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逐步做到普及中学教育。在成人教育方面，要认真的扫除文盲，组织各种业余学校，进行政治、文化和技术教育。在劳动人民中间实行普及教育，并且逐步提高教育水平，这是缩小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的一个重大步骤，必须认真进行。(《人民日报》58年12月19日)。1959年冬，毛主席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谈到：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中国国史学会主编：《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P.190—220)。毛主席在1962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指出：“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是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P.60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版)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毛主席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中说：“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老人家同时说;“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他还强调地说：“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根据毛主席的上述论述，我们不难认识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是建设社会主义，消灭剥削，消灭城乡之间、脑体劳动之间和工农阶级之间三大差别的有效载体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选择。
(六)是否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 1955年4月11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中说：“情况根本变化了，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对于农民问题的看法却还停留在老阶段上，看不见现在农村中的的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看不见大多数农民群众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他们满足于农民已经从地主手里取得了土地，希望稳定农村的现状，或者认为在农业合作化发展的问题上应该采取特别迟缓的速度，而不了解这样就会放弃党对于农业合作化运动的积极领导，放任农村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结果也就将破坏工农联盟，丧失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作用，因而也就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引向失败。……六中全会认为：党中央政治局对于右倾机会主义所进行的批判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因为只有彻底地批判了这种右倾机会主义，才能促进党的农村工作的根本改变，改变领导落在群众运动后头的局面。这个转变，是保证农业合作化运动继续前进和取得完全胜利的最重要的条件。”
决议认为：“农业合作化发展的可能性，当然首先是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而这个人民民主专政正在我国组织社会主义建设;同时是由于大多数农民为了摆脱剥削和贫困，愿意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里所说的大多数农民，主要的就是现在在经济上还没有上升的贫农，原来是贫农的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还有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这几部分农民的经济情况，在土地改革以后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其中许多农户仍然有困难，或者仍然不富裕;而且有的还因为受到富农和投机商的盘剥和抵抗不了自然灾害，重新失掉了自己分得的土地。如果党不积极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在农村中就必然会发展起来，农村中的两极分化就会加剧起来。实际生活教育了他们：不能按照原来那种个体经营的方式在分散的和细小的土地上耕种而生活下去，出路只有多数人联合起来，采取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方式。这种共同劳动、集体经营的优越性，已经由广大的互助组初步地证明出来，随着又由已经建立起来的大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在更高的程度上证明出来。正是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能够合理地组织劳动力来更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能够有计划地和有成效地利用土地和扩大耕地，有能力抵抗或者减少灾害，有可能在国家援助下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改革，等等，因而能够迅速地发展农业生产力，使农民得到很多利益和很大利益”。
1955年10月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召开。毛主席在11日做了【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结论性讲话，深刻地阐述了农业合作化的重大意义，严肃地揭示了党内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旗帜鲜明地批判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潮，批评了右倾保守思维。将全党的认识统一到：必须贯彻“总路线”的精神、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的革命方向、必须实行“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即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积极创造迅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条件)的科学原则上。他在《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中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地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只要合作化了，全体农村人民会要一年一年地富裕起来，商品粮和工业原料就多了。”;“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去占领。”
看看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于广大农民的关注关怀是多么的深切，对于农村工作关切关心是多么的倾注，对于农业的研究思考是多么的透彻深刻，对于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多么的支持，对于党内很多人要走资本主义回头路的斗争是多么坚决和坚定!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是否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是两大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我党历史上一直以来都有激烈的、尖锐的斗争，而走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的惟一出路。
三、我国二十年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经济道路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我国自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到1979年的二十多年所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有力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公有制集体经济道路的正确性和必要性。短短二十年间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此仅就我国农村的农业集体经济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做一简要叙述。在毛泽东时代，我国农业战线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响应毛主席的“农业学大寨”的伟大号召，以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以粮为纲”、“农业八字宪法”为指导，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坚持阶级斗争、政治挂帅和“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利用集体组织和集体力量办大事，取得了各方面的巨大成就，广大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崭新变化，农业出现了质的飞跃，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包括衣食住行文化教育卫生医疗养老等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到了空前大提高。根据国家统计部门的数字，1956年完成合作化以后，全国粮食产量达到了19275万吨，当年62828万人口人均粮食306公斤，比1950年13213万吨，增加了6062万吨，增长了145%，那时就解决了自清末以来粮食不能自给的老大难问题。除了三年自然灾害外，以后每年的粮食产量都是逐年稳步提高。1965年至1979年全国粮食产量由19445万吨(年增长率3.61%)增长到33212万吨(年增长率8.23%)，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十四年间增加了170.8%，年均增长率迖3.5%(到1979年时，在毛主席领导时期解决的水利、农田建设、化肥、种子等因素开始起作用);1965年人口增加到7.2538亿人，增长率是2.81%，年人均占有粮食268.2公斤;到1979年人口增加到9.7542亿人，增长率为1.32%，年人均占有粮食达到了340.5公斤。十四年间人口增加了13.45%，人均占有粮食增加了12.69%。从这里可以看出，这十四年的人口在大幅度增多，而粮食产量也同步在大幅度增产，且在人口大幅度增加的同时，年粮食人均占有量还增加了72.3公斤。粮食产量十几间一直保持稳定增长，且大幅度增长，无一年滑坡，这在迄今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完全称得上是一种奇迹。同时，国家为了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每年还存有够全国人民吃三年的战备粮。这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巨大优势，我国农业天翻地覆的进步。另外， 油料产量增幅达61.6%等，增长速度超过了改革后的90年代。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不能不承认：“文革”时期“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其实，何止是粮食生产保持了稳定的增长，最重要的还是在提高农业生产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大规模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支农工业和农业机械化建设、农业科技发展、广大农村的教育文化广播卫生医疗养老等社会事业也在迅猛发展，基本实现了免费上学、农村合作医疗、“五保户”由集体全养、困难户照顾、平等幸福的社会状态，为中国农业和社会主义信农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历史说明，在“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农业发展就一直十分重视，长期坚持“以农业为基础”“以粮为纲，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和“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方针。尤其是在1958年以后，国家对兴修水利、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改土造田、发展农村电力、推广农业机械化、引进化肥生产线、种子科研改良等方面投入越来越大。那时，全国达到了农田水利化，平原地区已经实现了农业水利化、电力化、机械化。至70年代后期基本上完成了包括海河治理、淮河治理、黄河治理、辽河治理等在内的许多大江大河的治理工程，并建了八万多座大中型水库，另外还有无数的灌渠和星罗棋布的塘堰坝，基本达到了自流灌溉和旱能浇涝能排。不仅消除了水患灾害，而且建立了许多具有综合利用功能的水利枢纽工程，产生了兴利除弊的巨大效益。同时，到七十年代，很多地区利用富余劳力和集体化的优势，“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大兴副业，大办小型工业(因篇幅有限，其它卓越成就不再一一列举。)。用当时的对联可以充分说明时代的进步和亿万农民的心声：“毛主席挥手指方向，集体化道路宽又广。” “集体汇聚千人力，公社饱暖万人心。” “社队企业是摇钱树，不出三年都变富。”
可是，这美好的一切到1984年嘎然而止，全国农村陡然刮起了小岗村分田到户单干的黑风，修正主义在全国强行解散人民公社和农村集体经济，分田单干。造成粮食产量长期徘徊，1984年到2003年，十九年全国粮食产量才增加了2338万吨，即由40732万吨增加到43070万吨，年均增长率只有0.4%，这相当于“文革”期间的十分之一，到2003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才335公斤，这比1979年的人均占有量还低5.5公斤。2003年以后情况更糟，粮食产量只是报表的数字，并不反映实际大量减产的实际情况，进口粮食占了很大部分。据新闻11月14日报道，中国粮食产量连续12年增收，但是农业部门的的进口也创历史新高。2015年，中国粮食超量进口1亿吨，粮食安全排名仅为世界第42名。中国粮食供应的总量已不成问题，但同时粮食供应的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我国农村的现状是农民破产，背井离乡，导致我国“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一直到今天无法解决的地步。但是，尽管如此，少数坚持走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的地方如刘庄村、南街村、大寨村、华西村、航民村、滕头村和现在唯一保留的人民公社——周家庄人民公社等，却与全国的农村呈现鲜明截然不同的景象。那里的农村仍然是道路越走越宽广，集体经济蒸蒸日上，农业工业副业商业和社会事业一齐发展;那里的农民不但没有“几座大山”的重压，反而享受到集体经济的诸多免费福利，成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共产主义小社区。为此，全国农民要热烈响应浙江十八勇士的倡议，不靠天、不靠地，不靠神仙皇帝，靠我们自己，团结起来，积极行动，沿着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康庄大道大步前进把!
二0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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