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恩/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农历新年，城市里不同阶层的新移民带着乡愁或乡怨，离开都市，回到了家乡。继2015年的春节，王光磊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春节黄灯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掀起了无数反思与讨论。与此同时，每年春节必然出现的类似于不久前彩虹合唱团《春节自救指南》的爆款话题则暴露出了另一种精神结构：以“七大姑八大姨”作为能指，所抒发的城市中产阶层(或预备中产)对家乡的鄙弃。然而，我们如何不驻足于悲情与怨恨，让“乡愁”和“乡怨”成为一种能动的力量?2017年春节期间，澎湃新闻思想市场栏目陆续推出由知识分子、新工人、学生、乡建者等不同主体所构成的城市新移民(或暂居者)的返乡笔记，以期从不同视角激发新的思考，并试图呈现一条从乡怨、乡愁到乡建的艰难道路。
本文的潘家恩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重庆大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自2001年至今参与当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执行创办人之一，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乡村建设中心重庆区域统筹。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中国乡村建设脉络机制研究”等多项课题。
“返乡书写”在近年兴起并广泛传播。但对这一现象的讨论，多在媒体逻辑主导之下，将它们视作以“春节”为时间节点的个体情绪表达，避重就轻地将其所涉及的复杂问题仅仅在“是否客观”和“过于悲情”等标签下轻易打发。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思考这些文本和事件背后的普遍心态与社会状况，看到它们不只是“故乡问题”或“情怀表达”，同时也是反映了城乡困境的某种症候，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常见的悲情逻辑与刻板定见，推动更具建设性的讨论与实践。
乡愁、返乡体与返乡书写
乡愁通常被视为“返乡书写”重要的叙述动力，作为城乡剧变下具有一定普遍性的社会情感，它的发生与“乡衰”有关：大量农村人口流出，乡村“衰败”或“空心”。另一方面，人们却依然需要乡村。这不仅是因为乡村蕴含着我们的情感，有着我们的亲人和记忆;而且，由于当下城市自身的困境及城乡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也促使我们在反思城市的同时回望乡村。
因此，“返乡书写”为探讨城乡困境提供了契机。但与此同时，如果不能被很好地引导，也容易形成新的“陷阱”——乡愁既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也可能成为一种文化包装。同时，“乡愁文化”也迅速引发“乡愁经济”，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既拉动内需，还可以发展乡村文化产业和旅游业。但我们也应看到，当“乡愁经济”与“资本下乡”(特别是那种以资本为杠杆让乡村中包括资金、人才、生态资源等进一步外流的“资本吸金”)相结合，“乡愁经济”很容易变为一种“都市趣味”的下乡。
正是在这样一种既是机遇又是挑战的社会背景与时代氛围中，“返乡书写”得以兴起和传播。“返乡书写”是指在城“农二代”利用假期等契机返回自己家乡，以“非虚构”的形式(如散文、笔记、日记等)对乡村现状进行观察思考，并通过各类传媒手段而引起一定关注的写作实践。基于书写者不同程度的城乡双重背景，“返乡书写”既重新认识乡村，也力图反观都市，其中交错着“从乡村看城市”的审视以及“自城市回望乡村”的焦虑、纠结与自省。
“返乡书写”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充满细腻情感的文学化表达，这理应与强调严谨调查的社会科学研究(比如社会学家贺雪峰教授团队2014年推出的春节回乡见闻集《回乡记》)互补、互证，为理解与反思“三农问题”提供角度多样且更为丰富的阐释空间。但围绕王磊光和黄灯文章的后续讨论不无遗憾地被窄化为“普遍还是个案”、“真实还是想象”(两篇文章刊出后都有央视或新华社介入调查，并未发现较大偏差)这样的层面，其丰富性常被“农村是否真的如你们所说的那样”之类的争论所遮蔽，并在媒体推动下炮制出“返乡体”这一颇具时代感的命名。
充满争议的“返乡体”一方面对传媒逻辑下某种刻意模仿、无病呻吟、悲情自恋的流行范式(类似“甄嬛体”等)提出了一针见血的尖锐批评;但另一方面，刨除那些带有恶毒偏见并违背职业道德的“假新闻”外，“返乡书写”之所以能够引起广泛关注，恰恰是快速城市化进程所不能被绝对“收割”掉的某种情感的呈现，其直接联系着复杂的城乡变迁，自有其社会基础，不能等同于程式化与标签化了的“返乡体”。
但需警惕的是，返乡书写很容易“返乡体化”。因为对于传媒时代来说，“返乡书写”要想传播，并在信息海洋中避免秒沉，除了契合大众传媒(自媒体)的传播规则和网络语法外，似乎别无选择。在传播互动过程中，“返乡书写”被大众文化所捕获的可能性极大，在标题、语言、趣味和内容等方面，常面对着各种“吸纳”与“转换”，从而让好不容易打开的意识形态裂隙得以自我修复，并在传播过程中重新回到定型化的认识与主流偏见之中，这既与“返乡书写”的初衷背离，同时也错失了反思当前整体性城乡困境的难得机会。
返乡书写的“新”与“旧”
如果做个纵向类比，当下“返乡书写”与新世纪“三农热”时期同样广受关注的“纪实类”书写，如社会学家曹锦清2000年的《黄河边的中国》，作家陈桂棣、春桃2003年的《中国农民调查》等，在视角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呈现出以下新特点：
首先是兼具“内外”视角。相比十多年前“纪实类”写偏重以“三农”为观察或叙述对象的“外部”视角，后者多为在城市工作的“农二代”，在身份、立场和经验(如黄灯在高校任教前有着国营工厂下岗经历，王磊光在读博前曾在基层中学任教)等方面游走于“乡村”和“城市”以及“理论”和“实践”之间，其分析视角兼具“内外”特点。
返乡书写区别于一般的“对象化”处理，常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将的经历经验直接带入，除呈现个体困境外，还尝试追问诸如现代知识和现代教育无法“反哺”乡土社会、“知识分子面对乡村的无力感”等问题，以呈现当下城乡关系的深层困境。这区别于在主流学科框架内，以“客观、中立”的名义，将“三农”问题仅视作研究对象的做法。在这个意义上，“返乡书写”可以理解为对主流“代言论述”与“对象化”处理的反动与挑战。也恰是这种包含着叙述者自身困境、尴尬、伤痛和无奈的现实体验，区别于坚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或高高在上的意识形态批评，让更多人可以从中找到自己或现实的影子，进而引起共鸣。
其次是“微观”视角。书写者并不以讨论大问题为直接诉求，而是结合自己和身边的经验，联系自己的家乡、家庭和亲人，通过故事与情感，让文学的敏感性得以充分发挥，以小见大地折射出时常被主流视野忽视的社会面相。同时这种相对“亲切”的叙述，较易契合当下新的社交媒体高频互动的特点，受众和参与主体更为广泛，观点也更为多元，但基于“中产化”的网络舆论环境，在理解和表达上常以中产或准中产的价值认同为基本导向。
除上述这两个特点外，“返乡书写”同样面对各种老问题。比如，个体化论述如何避免仅仅停留于“个案”的层面?文化反思如何与历史脉络及政治经济学分析相结合?如何将一户一村的微观困境放置于中国百年城乡变迁及世界范围内的整体性危机这一宏观背景下进行思考?
可以说，“返乡书写”既源于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同形式的“三农”问题与城乡“困境”，也联系着近代中国整体上的“非农化”趋势：这种趋势在文化上将“乡/土”作为需要克服和超越的问题与对象，配合着经济上的“三要素”(土地、资金、劳动力)净流出和政治上的“稳态乡村秩序改变”。因此，返乡书写者个体“回馈”的愿望势必面对着整体性的“外流”格局，看似个人化的遭遇也有着更大的时代背景。比如，黄灯笔下本已过上体面生活的“包工头”四姐夫因躲债而不敢回家，实际上就联系着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中国乡村的影响。遗憾的是，类似问题在各种讨论中较少受到关注。
实际上，“返乡书写”所揭示和面对的问题不限于当下，近百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充满着各种形式和角度的“返乡书写”，它与新世纪以来的“底层文学”也有着内在呼应。正如黄灯文中的当事人之一杨胜刚所说：“从内在精神来看，(返乡书写)与中国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中关注农村、悲悯农民的传统一脉相承。⋯⋯其实延续的正是左翼文学和底层文学的血脉。”
故乡的“问题”，还是“城乡”的困境？
在许多讨论中，常常把“返乡书写”所涉及的问题当作书写者的家务事或他人的悲欢，至多通过其个案折射出当前乡村的共性问题。笔者却认为，“返乡书写”所反映的实际是一种“城乡”困境。
如上所述，无论乡愁还是“返乡书写”都不单涉及个人，其背后有着特定的时代氛围与社会结构，后者构成了前者的动力与土壤。同时，“返乡书写”表面上呈现为乡村问题，但实际上却涉及经济、文化、教育、城乡关系等问题，它既可能勾连起左翼传统理论，也可能“倒逼”当下知识分子直面现实。
因此，对“返乡书写”背后所隐含的“城乡困境”进行解读十分必要。换句话说，“返乡书写”的兴起与广泛传播，折射的是现有城乡结构和发展模式不能有效处理乡村议题。虽然“三农问题”的讨论近年有所降温，问题本身却没有真正解决，没有因城市化的推进而消失，其更深刻的后果正逐步显现。因此，“城乡困境”与其说是新问题，不如说是老问题的滞后与深化。且看当下剧烈的城镇化浪潮和城乡全覆盖的“拆迁运动”，乡村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着根本变化。这些问题不限于农民负担重或致富难等经济层面，而更为深刻和隐蔽，并进一步影响到文化和情感层面，因此也更为复杂。如果说在城市它们以食品危机、城市农二代“蚁族化”等方式间接表现，在乡村以留守化、空心化等形式直接呈现，那么，“乡愁”和“返乡书写”则可以理解为是横亘于城乡之间困境的曲折表达。
实际上，当下乡村不仅在主体上“空心化”，也在论述上被“空洞化”，因此乡愁才成为被不断争夺的情感能指，乡村也很容易被新的趣味和价值所填充，沦为现代人审美疲劳后的某种点缀与调节——这既让我们更心安理得地继续沉湎于那些本该反思和拒绝的东西，同时也以新的刻板印象进一步遮蔽乡土社会的丰富性与可能性。也就是说，“城乡困境”不只是故乡的“问题”或“乡衰”，同时还包括当下以雾霾、拥堵、高房价、食品安全等为表现的“城困”，象征着现代和进步的“城市梦”出现了裂隙。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现代城市形态本身的内在困境。当前的城市发展方式及其生活方式无法持续，也无法满足人的真正需求。比如，当代乡村建设“进城”后新开拓的“社会生态农业”(CSA)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获得较大影响，就与2008年以来此起彼伏的食品安全事件以及农业本身的多种功能和人的多样化需求等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乡村需要我们，是我们需要乡村。
另一方面，“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作为“农二代”们的一种普遍状态，不仅是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现实，也是在高房价碾压下许多“农二代”都市白领或预备中产们的现实，特别是随着阶级固化与全球危机的加剧，各种“屌丝逆袭泡沫化”和“中产梦未成先碎”的残酷后果正逐步显现。这在近年来的各种文学作品中已有所体现(如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石一枫《世间已无陈金芳》、李佩甫《生命册》等)。
这些题材相近的“返乡书写”与“虚构性写作”基于一个共通的现实：即使个体及“小家”(核心家庭)的命运因为主人公的“奋斗”与“进城”而获改变，仍留在土地上的“大家”(传统家庭)和村庄共同体却依然困顿。黄灯文章中引用摩罗《我是农民的儿子》描述“农二代”升学为“你撤退，我掩护”，无疑是令人心酸和无奈的，但今日更大的困境在于这种逃离与掩护的无效性。且不说“知识改变命运”在“拼爹”时代正沦为某种时过境迁的励志神话或空头支票，即使教授博士“还乡”，除了无力、悲情与感伤外，还能带回什么?如果说几年前《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所表现的只是二三线城市普通高校中比例较少的“贫农二代”而不具有代表性，那么2016年下半年微信朋友圈中热转的“985”、“211”名校中家境一般的学生的普遍困境则揭示了问题的广泛性与结构性。
所以，在热议并传播那些“返乡书写”时，最打动我们的与其说是远处揪心的乡村，不如说是近处我们自己的记忆与情感、处境与焦虑;最难改变的与其说是无助的亲人和无望的乡村，不如说是长期以来一直被当做前提与常识的定型化假设：乡村是需要克服的对象和问题，城市才是目标所在，乡村的困境是城市发展不得不付出的必要代价和必经阶段，乡村问题可通过城市的发展得以解决⋯⋯
“返乡”与“书写”的互动
“返乡书写”的讨论空间还可进一步打开，释放出更多可能性，其中一条途径就是通过“返乡”和“书写”的互动，为现实的实践提供思想资源与启示。
此处的“返乡”和“书写”是广义的，前者不限于一般意义上“农二代”的返乡，还包括资金、资源、人才等在内的“回流”，以及在此过程中对主流“城乡关系”和各种“优先逻辑”9的反思与挑战，这实际上也就是乡村建设的真正内涵。“书写”更是一种包括乡村建设实践者和草根民众等各种书写在内的实践。
（一）经“返乡”推动“书写”
“返乡”与“书写”的互动，既提醒我们去重新认识文学与现实的紧密关联，思考文学如何在当前这种微时代和小时代中获得真正有效的现实介入能力，同时也有助于促使知识分子直面现实，收起日益稀薄的优越感，在自省中重新建立与现实的关系，让其与所描述研究的“底层/工农”真正有效地彼此看见。
也正是通过“返乡”，让作为现代教育受益者的“书写者”，有机会跳出书本和理论，一方面，看到现代教育与乡土社会的冲突张力，反思现代知识的“都市中心”导向及对“乡土/草根”的排斥，进而形成新的问题意识与自觉;另一方面，重新发现丰富复杂而又充满张力的城乡社会——其中不仅有悲伤与喜悦，也有坚韧与尊严;不仅有残酷与无奈，也有温暖与淡然⋯⋯在此基础上，鼓励“书写者”去想象或创造一种能扎根乡土，同时积极与草根民众保持互动的知识，并推出更多直面现实且立足经验的新的书写。
现实是开放且动态的，“返乡书写”需要对主流逻辑可能的收编保持充分的自觉，避免成为“乡愁经济”的文化内面或前述“返乡体”的热点消费，从而让“返乡书写”所开启的空间再次封闭。同时，也应有更多形式的“书写”。一般性的意识形态批评或对“中产梦/都市梦”的揭示，无法产生出更多的自觉和有效的实践，而需要进一步与建设性实践结合，走出象牙塔，提高行动力。
（二）以“书写”重思“返乡”
当“返乡书写”引起广泛关注时，也有一线的乡村建设实践者撰文参与讨论，核心意思是：与其哀愁乡村，不如投身建设。此外，多家乡村建设机构自2012年起联合发起的大型公益实践“爱故乡”，也有着很多类似的主张与扎实的案例。然而，这些声音却较少受到关注，常常淹没于话题海洋之中。同样是“返乡书写”，一边是“假期返乡者书写”的火爆，一边是真正投身一线的“返乡实践者书写”难以挤入大众视野。除“问题”比“建设”更易引发关注的传播规律起作用外，这种悖论也提醒我们：“返乡书写”如何在主流逻辑下真正打开论述空间，让公共议题真正进入大众传媒和大众视野，这既是乡村建设或广义“返乡”的应有之义，也是当前乡村建设实践所面对的重要挑战。
一方面，文学的丰富与细腻、敏感与柔软，相对于其他学科自有其优势所在，更容易引发共鸣和传播。当代文学如何在认识“三农”和“返乡”实践的过程中发挥作用?如何进一步重构文学与乡村、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既是文学研究者需要思考的命题，也是乡村建设者需要开拓的新领域。
另一方面，乡村建设需要真正以一种包括文化、政治、经济、生态在内的整体性城乡视野，结合扎实的现实案例与民众经验，既突围于“娱乐至死”和“多少算够”的消费文化，同时警惕于“田园牧歌”式的自我浪漫与悲情自恋，拒绝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视角下对乡村充满优越感的俯视，跳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二元框架，以“城乡良性互动”为思考目标与视野。
总之，实践与“书写”之间需要真正的互动，我们需要更多形式的“返乡书写”，直面“城乡困境”，真正接上“地气”，找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危”中之“机”，并充分利用围绕“返乡书写”的争论所打开的空间，在实践与理论的自觉中真正“有力”起来!
（本文为2014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项目“民国乡村建设与当代农村社区重建比较研究”[编号：2014BS040]和2015年重庆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项目“晏阳初华西实验区乡村自治与组织创新研究”[编号：106112015 CDJSK 47 XK 28]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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