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号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就此专题向我们投稿，以引发讨论，推进思考。来稿请发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长期有效。
今天推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沙垚老师的文章《向往的生活，是谁的向往?》。沙垚老师从自己的成长背景与思考历程出发，围绕以下命题展开了讨论：城里人向往乡村，农民却向往城市，究竟是谁向往谁?农村衰败，是否真的衰败?又如何在衰败中寻找新生?知识分子和农民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时代的命题，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沙垚老师毕业于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助理研究员，著有《土门日记》、《新农村：一部历史》等著作。感谢沙垚老师赐稿并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推送!
城里人向往乡村，农民却向往城市，究竟是谁向往谁?农村衰败，是否真的衰败?又如何在衰败中寻找新生?知识分子和农民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性?这是时代的命题，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其中。
向往的生活，是谁向往谁?
田园将芜胡不归?你家中尚有两亩薄田，何必在北京活得那么累?妻子不断提醒我。
她说，你看湖南卫视热播《向往的生活》，不就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城里人希望远离喧嚣，避开拥挤，向往着从城市搬到农村，向往着呼吸自然的空气，寻找内心的声音。
我想告诉她，农村的生活，不是掰几个玉米就能过日子的。我是在农村长大的，我深深地知道这一点。认为一分耕耘就一定会换来一分收获，那仅仅是千百年来农民的美好愿景。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油菜长势喜人，颗粒饱满，可是正待收获，一场过早到来的暴风雨把油菜籽全部打落在地里……一家人坐在田边哭了很久。在我幼小的记忆中，面对天灾、人祸的无奈与无力，才是农村生活的真实。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春节成为返乡的同义词。一大群城里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回到农村。我和妻子也加入了这场大迁徙。
大年初一清早四点半就起床，照顾爷爷奶奶，接受各方亲戚来家中拜年，很多我们都不认识。累了一天，晚上好不容易把刚满一岁的女儿哄睡了。妻子开始拿着手机刷论坛，看到很多与我们景况相近的人在网上“吐槽”，这俨然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在这些叙述中，农村人总被描述成很神奇的存在，是“文化的他者”，他们大声讲话，随地吐痰，不守规矩，人情太重，观念愚昧……似乎这些返乡者，有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农村划清界限的心理。有人说，这叫“精神圈地”，一代又一代农村人的心被圈走了，他们向往城市的生活，觉得那就叫现代化。
多么有意思!究竟是谁向往谁?
人类学者张小军曾说“这些有文化的民族村寨的‘文化人’被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经济人’界定为落后，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的GDP”。可是，“我们这些‘经济人’在‘经济’之余却又向往和消费着‘落后的’民族村寨文化，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从彼此拒绝到彼此向往，哪怕仅仅是一种想象的向往，这都是值得珍惜的，是一种人心所向，至少这里面包含着深刻的对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反思，以及建设的可能性。
似乎城市中产们已经达成一个共识：城市生活压力这么大，还有空气污染、食品安全、交通拥堵等各种问题，虽然农村落后愚昧，但如果我们可以改造它，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不是很好吗?所以，一本记录日本耄耋夫妇村居生活的书《明天也是小春日和》迅速畅销;也才会有了湖南卫视《向往的生活》。
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如何安置数以亿计的中国农民，如何让中国农民感到幸福和认可，而不是我们自己安放现代性的焦虑，这才是应该思考的问题。
所以，建设是共识，如何建设存在分歧。
在农村内部发现文化的力道
2005年，我从农村考上了清华。就在前一年的2004年，李昌平写下了那句著名的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有感于此，并结合自己的专业，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农村文化传播的研究。走过全国上百个村庄，驻村时间接近1000天。
我认为，如何建设农村，还需要发掘农村内生的群众力量和文化力量。因为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
在当下返乡的种种叙述中，听不到农民的声音。农民文化向何处去，全社会都在参与和讨论，包括政府、市场和知识分子，可是唯独我们很少见到农民的身影，仿佛他们没有能力探索自己的未来。
然而对农村衰落的体会，没有谁比农民更深切;对重建农村美好家园的欲望，没有谁比农民更为强烈;至于农村文化复兴的途径，也没有谁比农民更了解农村的历史、当下与未来的各种资源。农民才是农村的主人和文化的主体。只是在精英主导的时代，农民无法和知识分子、政界要员和商业大腕在公共媒体平台上平等的分享话语权。
但是，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幽微暗淡”的角落，我听到了农民“史诗般的表达”。他们用自己的行为和实践，告诉世界另一种可能性。我们听不到，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表达，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倾听。
我想在这里讲述三个田野中遇到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完全由村民自发组织的民俗活动“耍歪官”。
南村动了耍社火的心思，就会把锣鼓打到北村去，一是拜年，二是挑战。如果北村不应战，南村便会三番五次的去打鼓，阵容越来越大，甚至配上铜号喇叭，扛上“三眼铳”、“抬枪”去轰，此为第一个回合。
第二个回合是“贴对联”，双方尽量贴对联挖苦讽刺，比如北村恰好有个不负责任的水电工，或者拖欠农民工资的包工头，常常成为被攻击的重点。尤其要在爱耍热闹也有威信的人家门前和庭院轰闹，锣鼓惊得人家鸡飞狗叫、屋檐刷刷落土。主家虽然笑脸相见，敬烟敬酒，闹事者仍不依不饶，直至主人答应一起耍社火方才罢休，到此就算把社火烧成了。
故事讲到这里，已经足够引起热爱安静的城市中产的反感。但更热闹、红火的还在后面，2010年南村和北村的“耍歪官”中体现的社区自治和文化自觉让我感到震惊。
“歪官”在方言中是很厉害的官，很有威信。所以村民们会落款“人民政府”发表一个告示，写到“乙丑岁初北寇进犯，烽烟再起，奉昭承运，备良车万乘以御敌……温友林文治武功、德高望重、运筹帷幄、决战千里，特荐为征北讨虏大元帅……”这位选出来的“歪官”骑在牛背上，有专人牵牛，有人扮演衙役，有人高举帅旗，在南村的锣鼓队簇拥下，尽然直奔乡政府而去，因为乡长出自北村。据说这位乡长平时做过一些让人民不太满意的事情，所以大元帅在政府门口高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的道理，并要求乡长出来“给个交代”，同时教育乡官要主持公道，不要盛气凌人，注重“德治”“仁政”。可谓表演幽默而切中时弊。
第二个故事是关于皮影戏的。
华县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在国家强调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摇身一变成为文化产业集团，并做成了中国皮影产业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将华县全部皮影艺人签约为企业员工，支付月工资，但非经企业同意，艺人不得私自演出。由于企业战略目标在于都市舞台和国际舞台，比如北京奥运会的皮影展厅、世博会的皮影表演和《白鹿原》里的老腔都是该企业的项目。但是摊子铺得太大，尤其是作为企业却主要依靠政府扶持项目和政策贷款作为主要盈利方式，而不是走向市场，最终资金链断裂，因非法集资董事长2014年被捕。
其实，该公司2012年5月之后，就没有再给皮影老艺人发过工资。艺人如刘华、吕自强、雷全印等坚持到了10月，看到实在发不出工资，就各自回家了。只有吕崇德一个人坚持到了2013年2月。
他说：“去年，雷总让我坚持坚持，别人都走了，我一直坚持到最后，年底了才回家了。回家后，我跟雷总打电话，雷总不接。我想他忙，我就找个人给他发短信(按，吕崇德不会写字，不会发短信)，说我要这10个月的工资，你要是实在没钱，给我写个条子，盖上章，等有钱了再给也行。我在雨田干了这么多年，也不能眼睁睁的看着公司破产了我还要钱啊。……最后几个月在西安，租房的钱和电费，一个月500块，加起来好几千，都是我自己垫的。”
2014年，刘华、刘兴文、刘进瑞、史蝴蝶、刘东耀等一批艺人又重新回到了少华山脚下最初电脑培训学校的空房子里居住，他们只能断断续续领到一点政府补贴的生活费，没有薪水。他们觉得或许自己的坚持能带来意义，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在家冷清得很，在学校人多热闹，还有戏演，不图钱。并且把他们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建成一个文化社区，自发地形成合作社：既能跑订单，唱戏，最低限度地维持生计;也能在生活上、感情上相互陪伴，自助合作，拉弦唱戏，文化养老;还能扛起华县皮影的大旗，至少外面来人了，会知道在这里可以看到正宗的华县皮影。
这种戏里戏外的情义，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熙熙攘攘的年代所体现出的文化担当让人感动。
第三个故事：
2016年，我到西安市高陵区文化馆参加了一次活动。后来，我在网上写道“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的最为感动的一次活动”。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前往1000多个自然村，动员村里的识字的老人做志愿者，记录自己的村庄史、生活史、文化史，记录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变迁。老人们热情高涨，最终出现了100多个志愿者，大多为60至80岁。这些老人经过简单的培训，将带着录音笔回到自己的村庄，进行口述史工作。
这次活动，内含着群众动员群众的群众精神，老人采访老人，把历史还给人民。我问几个老人，为什么当志愿者。他们说，因为现在社会发展得太快了，很多村庄都拆迁没有了。现在文化馆发动他们把这些村里的传说、历史、文化记录下来，他们觉得很有意义。培训那天，早上7点多，他们就让自己的孩子把他们送到文化馆，一直坐到下午四点，还不愿散去。
我们在一起
如果给这个时代一幅素描，我们会看到两个如候鸟一般，匆匆擦肩而过的人群，一是逃离北上广的白领青年，一是进城寻梦的打工者。
为什么我们不彼此停驻?抽根烟，握个手，喝杯酒?
其实，这幅素描的初稿在100年前李大钊的时代就已被起草，他说，拥堵在城市的道路上，蝇营狗苟，为了谋“一个劳少报多的饭碗，晃晃数年，青年气质消磨净尽，穷愁嗟叹，成为失路之人”，何必呢?
既然，我们同在一片雾霾之下，在压迫型的社会结构中，不知风在哪一个方向吹;既然，我们曾经有过团结的历史，在延安，高唱南泥湾，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什么我们要彼此隔离呢?
汪晖老师在看完话剧《世界工厂》后，说“我们当然要让底层来说话”，但是“更要超越这个底层能不能说话的框架，去探讨新的‘我们’有没有可能产生。”……“精英”与“庶民”之间有机且良性的互动，既区别于旧的工与农的简单联结，又区别于知识分子对“三农”和工人的学术研究，而是一种“介入”，在共同的运动过程中，生产出全新的“我们”。
“我们在一起”，这是一个多么淳朴、简单和美好的诉求。
我想起1995年11月法国一个小镇上的一场示威活动，在罗昂内这样宁静的小镇上，超过一半的人口有一天偶然地聚集起来，他们只是在那里简单地喊着“所有人一起，所有人一起，噢!噢!”
这是人类的天性。
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剪不断理还乱，曾因携手创造过伟大的时代，也曾因破裂而易子相食。但无论是“耕读传家”，还是“群众路线”“有机知识分子”，“在一起”的追求从未停息，尤其是在城乡矛盾日益突出，社会危机日益加剧的今天，更需要这种跨越式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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