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从2015年上海大学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乡笔记》，到2016年春节黄灯教授的《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各种各样的“返乡”写作如同被点燃的春节爆竹，在城乡之间流动的人群的心灵中爆炸开来，引燃这场爆炸的“火药”则是近年来乡村问题的新变化与城乡关系困境的进一步显露，以及由此导致的盘绕在这些心灵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团。大量“返乡”写作中也充斥着不少虚假、恶劣的噱头文章。如果将之称为“返乡体”，那么强调乡村并非“返乡体”所表现的那样凄惨的“反返乡体”也进一步被催生出来。不能否认“反返乡体”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仅仅将讨论局限在“农村到底是不是那样惨”，那么对作为“症候”的“返乡”写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浅层，未能突破表层“症候”来探讨其深层的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根源。关键在于，如何突破“返乡体”与“反返乡体”的二元对立，带入政治—经济—情感的结构性分析，并将对此问题的讨论转化为开拓新的批判性思考与建设性实践的契机?毕竟，在资本主义现代性“赢家通吃”与“多少算够”的逻辑下，在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论述日渐被雾霾、食品危机、垃圾危机等问题撑裂时，“不是乡村需要我们，而是我们需要乡村”!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从1月25日开始，“乡村建设研究”微信公号开辟“乡村与我们”专题，陆续推送相关文章，尝试推进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敬请关注!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读者就此专题向我们投稿，以引发讨论，推进思考。来稿请发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长期有效。
今天推送的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本科生熊成帅的文章《在一场复杂的乡村讨薪事件里观察农村》。他从家乡修路引发的讨薪事件入手，详细叙述了事件过程、背后的诸多问题，从而以小见大，描摹出了故乡村庄的一副面貌。
感谢熊成帅同学授权“乡村建设研究”公号推送!
盼了十多年，村里终于修了一条路。但因为这条路，我的二哥和大哥爆发了激烈争吵，春节都不一块儿过了。
大哥是主管公路修建的政府官员。他口才出众，极为能干，对乡里的各种事情都很热心。做村支书的时候，他就带着村民自力更生修了邻村的第一条公路。做了政府官员之后，他更是干劲十足，常常在政府大楼里办公到深夜。没过几年，大哥就成为了乡里的领导，乡里最重要的几项工程——修公路、修水电站都由他主管，一直是井井有条。一个月前，大哥上任副乡长。
二哥就有些不一样。他上学少，以前也干了几年村支书，但是三心二意，在村里占着职位不干活，名声很不好，后来就干不下去了。前几年买了一张卡车跑运输。但是，他给人拉材料会贪小便宜，量不足，虽然也挣了些钱，但名声更不好了。
村里这条公路的修建带来了就业机会。乡里从十八岁的年轻人到五十多岁的长辈，都抢着去修路。修公路容纳不了那么多劳动力，能参加公路修建便成为了难得的机会。在大哥的介绍下，二哥得到了参与修公路的机会。二哥开着卡车运材料，干了三个月，挣了三万块钱。工程完结后，由于财政部门的资金还未到位，包工头的资金链也断了，民工们便没有拿到工钱。二哥被欠了三万元钱，年末，他加入了当地小规模的讨薪团。
这个讨薪团到了乡政府，可乡政府也没有钱。乡政府处理此事的干部和参与讨薪的民工很熟悉，他们出面说，希望民工和政府能相互体谅，民工能再等一等。民工们也没有为难政府，不久就散了。讨薪无果后，二哥给乡党委书记发短信，希望乡政府能帮忙督促，还委婉地表达了有可能要上访告状的威胁意思。面对二哥的威胁，党委书记很快就找到了主管公路修建的大哥。
大哥回到家里和二哥商量此事，两个人的意见完全不一致，谈着谈着就大吵一架。在大哥的叙述中，二哥这样的做法完全违背了乡村传统礼俗规则。第一，二哥之所以能够得到这个工作机会，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大哥对他的照顾，因此，他去威胁政府这件事情，客观上给大哥施压，甚至影响到了大哥未来的前途，这种行为很不道德;第二，二哥作为弟弟，应该考虑一家人的发展，有事情要先和大哥商量再行动;第三，包工头虽然是大哥的朋友，但是相较于二哥和大哥的关系来说是一个外人。但是二哥去乡政府讨薪这件事情，本质上是在帮助包工头要钱，反而损害了自己的哥哥，这说明了二哥是短视的;第四，这笔欠款是政府欠下的，而政府作为权力机构，享有当地最高的威信，不可能不给任何一个民工工钱。既然政府不可能不给钱，二哥的做法就属于刻意找事，制造矛盾。
在二哥看来，第一，付出了劳动就要支付工钱。虽然政府没有和二哥没有签订合同，但实际上政府和二哥之间已经达成了默认的契约关系，而契约关系是绝对不能违反的;第二，他去讨薪，针对的是相关政府部门，和大哥没有实际上的关系，即使大哥是这个工程的主管人，他也只是针对于这个政府机构，而不是针对于这个政府机构中的个人。假如政府部门要追责，也是这个部门的责任，而不是大哥的责任。第三，欠债还钱是社会基本的底线，而政府部门作为享有当地最高威信的组织，更不能违背这个底线。第四，政府虽然不可能不支付欠款，但是政府是由具体的个人构成的，这些个人有可能导致欠款的拖延，因此不能一味信任政府，应该去督促政府支付欠款。
两个人的理由和论据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价值判断。大哥的叙述，基本上是依赖于乡村社会里“无讼”、“礼治”、“差序格局”、“血缘政治”的传统礼俗。二哥叙述的理由，基本上契合了现代社会的契约精神、公民意识和有限政府观念，甚至还隐隐暗藏着纳税人意识。我感到，我所面临的是一个正在蓄积矛盾并且逐步丧失解决矛盾的规则共识的村庄。
事后，大哥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家里的长辈都开始谴责二哥，甚至连二哥的妻子也表示应该听从大哥的建议。这势必要给二哥带来很大的压力，很可能他不会再继续讨薪了。
但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社会的礼俗规则依旧是解决乡村社会矛盾的主要方法。在这件事发生后，大哥到我们家来游说我父亲，继续完善他的论证。二哥却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和论证方式。如果传统的礼俗规则依旧是乡村的共识，那么大哥根本无需论证，人们自然会认为二哥的做法是错误的，二哥也不敢再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了。
大哥在叙述这件事情时，添加了许许多多对二哥的既往印象的判断。我父母对于大哥的支持，也和以往对于两人的既有判断有关。二哥在整个村庄的形象和大哥差的太远，这很可能是父亲和村里其他人支持大哥的关键原因。但是，这种论证方法不具备普遍性，一旦出现其他的讨薪事件而讨薪者的形象要远远好于政府主管官员，那么村民的态度也可能会发生比较大的反转。
实际上，我爸常常认为讲法律更好，这样能更有效地解决农村生活的纠纷，大哥未必不会这样认为。但在这件事情里，他们都绝口不提法律、契约和政府责任这些概念。
传统社会的礼俗规则和现代社会的规则本身呈现出分裂的状态。由于解释角度的分裂，使得矛盾没有办法按照一个公认的规则被解决，农村社会越来越失去社会共识。但要注意的是，这种分裂并不是两种规则本身的分裂。作为规则本身而言，他们适应于不同社会和不同时代，各自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运行空间。
按照一种先验的社会发展的线性逻辑，似乎现代社会的规则会逐渐自动地取代原有的礼俗传统，树立新的解决矛盾的方式。可我在乡村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在这次讨薪事件中，我意识到新规则的确立是需要一个主体去去推动和巩固的。所谓的礼俗传统“被取代”，一定要在现实社会中，在具体的有能动性的机构或人地推动下才能被取代。但是，这样的具有能动性的人或机构，往往是当地接触现代社会最多和最具有影响力的人或机构，就像大哥这样的人或者当地乡政府。如果传统的礼俗本身，能够被转化为一种新的有利于这样的人或机构的话，传统的礼俗不仅不会被废除，很可能会被长期保留下来，作为一种有力的解释工具而存在。如果愿意推进现代社会规则的人，长期处于弱势，那么，两种解释标准并存的局面很可能长期不会消失。人们只会选取对自己有利的解释工具。这样，要想形成新的社会共识就会变得更加困难。
那么，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的规则之间，有没有谁强谁弱的判断标准呢?会不会仅仅是根据解释者本身权力的大小来判断他所采用的解释方法的强弱?
如果抛去对二哥和大哥既有形象的判断，将二哥从一个具体的个人形象，抽象为一个民工，将大哥从一个负责任热心肠的政府官员，抽象为一个普遍的政府职员，这件事情就显露出它的蹊跷之处。
大哥是现代政府的政府官员，又是经历过高中教育，公务员考试培训和现代政府培训的知识较为丰富的“精英阶层”。他对于现代社会的契约、法治和有限政府一定会更为熟悉。理论上，大哥应该是这些观念的接受者和拥护者。在一些基层政府，政府官员正是用有限政府观念作为理由，拒绝掉农民对他们的一些要求。可是，大哥却选择了与自己的身份不相符合的传统社会的礼俗观念来辩护并指责二哥。二哥是长期生活在乡村社会的农民，对于乡村社会的传统礼俗必然很熟悉，而对于现代社会的观念理论上应该很陌生才对。可是，二哥却能够很好地运用这些观念来为自己的讨薪行为辩护。二哥和大哥的论辩和他们的身份设定，在这次争吵中奇妙地反转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反转?因为他们自身所处的位置和所需要的现实利益需要他们借用不同的说辞。二哥已经等待了很多很多天，他想要在年末拿到钱，甚至不惜惹怒政府里的官员。大哥要处理好自己主管范围内的事情，要顶住上级政府暂时不能发工钱的压力，大哥还要维护自己的权威，不能被弟弟太过份地挑战。
为此，乡村社会中的两种规则只不过是提供给他们自由选取的两种“意识形态工具”。至于选用哪一种工具，要根据现实的利弊来衡量。对于大哥来说，也许他更熟悉的是现代社会的契约观念，但是这套观念对他来说是不利的，因而他的所有论证都建立在传统礼俗秩序基础上。对于二哥来说，即使他知道传统礼俗社会的规则，但是这套规则不能帮助他解决问题，而现代社会的规则却能够成为对他有利的说辞，故而他毫不犹豫地采用了后者。
乡村共识破裂的关键不在于两种既有规则本身的破裂，其根源在于社会利益的分裂。乡村社会存在的两种规则只是给了他们在利益分裂爆发时刻采用的不同工具。这两种工具本身在乡村社会并没有谁强谁弱的区别，最后往往取决于使用工具的人谁更有权力。
但这两种工具并非可有可无。这两种辩护工具有成为弱的一方的“道理武器”的可能，但是在大部分时候，这两种工具的分裂甚至使得弱势的一方找不到为自己辩护的词语和表达方式。既然强势一方的逻辑是能够自洽而且能够被广泛接受的(例如大哥的论证)，那么，人们为什么不选择相信强势一方的论证呢?俗话说，“有理说不清”，现在却是，“各有各的理，说理没人听”。
于是，处在礼俗传统和现代社会规则之间的那些矛盾，既那些符合传统习俗但却不符合现代社会规则的矛盾，和符合现代社会规则但却不符合传统习俗的矛盾，都很可能会按照强势一方的意志被决断。
随着村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逐步增加，这样的矛盾恐怕会越来越多。放眼全国，乡村社会面临的矛盾和冲突未必会减少，而由于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大量像我大哥这样的地方强人正在不断地产生。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这些种种矛盾如何能够不演化为破坏乡村的力量呢?如果真的像一些学者所说的那样，现在要抓紧时间建立新的共识，那么，如何能保证新的共识不是大哥那样的强势人物把自己的意志塑造为整个村庄的共识呢?
这不仅仅是农村的问题，根源于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种种社会阶层矛盾和社会共识破裂，在城市不是更为突出和急迫?农村不是田园牧歌，也不是化外之地。在全国早已连成统一经济体的2017年，一个西南边陲贫穷的小村庄里藏着整个中国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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