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暑时节，“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正在浙江省缙云县如火如荼地进行。
2017年7月2日，中国传媒大学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浙江省“千人计划”专家赵月枝教授在暑期班上做了题为《乡村作为方法？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的主题演讲。
在引言中，赵月枝讲到自己思考“乡村作为方法”过程中的一次学术碰撞：2015年，在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召开的“口述历史在中国”学术会议上，听到国内权威学者引用人类学家格尔茨名言讲“人类学家不研究村庄，他们在村庄里做研究”时，她感到认同，但是她很快“苏醒”并“找回自己的北了”，不仅对西方中心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反思，而且还认识到，“我不是人类学家”，做的不是人类学研究，而是“跨学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术模式”。赵月枝从来不隐瞒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她希望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随后，赵月枝从五个方面展开“乡村作为方法”的探讨：
一、研究问题的缘起
赵月枝通过最近拍摄的三张照片切入她所思考的问题。
第一张是她在上海高铁站出口拍摄的刚抵上海的一位缙云妇女。在某大学的讲座上，有同学说看到这张照片的感觉是格格不入，可是为什么会感觉格格不入？赵月枝解释，因为这是城里人特定的关于现代化的眼光，认为城市是时尚的而乡村是土气的，这张照片就是当下城乡关系的隐喻。赵月枝问道：如果没有进城的农民看孩子、卖早点、打扫卫生、没有城乡交换的不平等，哪来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她非常赞同王晓明教授反转世博会的口号所说的，不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而是“乡村让城市更美好”。
第二张照片是赵月枝家乡村庄里一位老人加工塑料制品的场景。在缙云偏僻的小山村里，老人和妇女做的塑料制品卖到国外，“世界工厂”不止于富士康以及各地的工厂装配线，而已经把触角延伸到她家乡村庄的各个角落。“世界工厂”的末端不仅仅有在工厂里打工的青年，还有年过七旬依然从事来料加工的农村老人。不仅如此，赵月枝指出，中国还有电子垃圾村，受到严重的环境污染。赵月枝也提醒学员不要带着找“原生态”村庄的预期参加暑期班，所谓的原生态大都是媒体建构的，带有媒体的城市中心主义偏颇。
赵月枝展示的第三张照片反映了秋收时节一个妇女收割庄稼的情景。她指出，现在有些村庄虽然很现代化，很多设施也是新修的，但是空心化问题很严重，村里留下的大多都是老人和孩子，像这张照片所展示的，一位妇女单身一人在收割稻子。
让赵月枝念念不忘的还有多年前自己在温哥华的一份报纸上看到家乡的一位小青年利用网络与一位云南的青年相约自杀的故事，在震惊之余，这让她从学术角度去重新理解新媒体与整个农业发展和乡村未来的关系。赵月枝引用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中的一段话来诠释自己的学术追求：“社会学家的政治任务就是在具体情境中将个人困扰升华为公共议题，并不断提升在微观经验材料和宏观的社会历史之间进行穿梭的能力”。
二、“乡村作为方法”的理论资源
赵月枝指出，思考“乡村作为方法”是因为受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和台湾地区学者陈光兴《去帝国——亚洲作为方法》等论著的启发。赵月枝指出，把乡村作为方法，不是把农民的需要捧到最高，而是要有城乡关系的视角，阐明国家发展和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尤其是农民为国家工业化做出的巨大牺牲。
加拿大原住民学者也给赵月枝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赵月枝指出，加拿大当下的学术思想前沿不在白种男性学者那里，而在原住民那里。在殖民时期，原住民基本上被赶尽杀绝，遭受同样待遇的还有原住民代表的农业社区和农业文明。赵月枝以美国史为例指出，美国史不仅有代表“主流”的《光荣与梦想》，还有记录美国中下层人民反抗史的《美国人民的历史》以及她最近读过的《原住民的美国史》。虽然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摧毁了原住民社区，甚至使其到了文化灭绝的边缘，但是原住民社区最终还是产生了自己的一代思想家和历史学家。
赵月枝指出，马克思理论主要聚焦劳资关系、工人阶级如何被剥削等问题。马克思虽然对印度被殖民、亚细亚生产方式有评论，但是在殖民地、在欧洲之外发生了什么，他并没有完全展开。从原住民的角度思考，他们有土地，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不想成为无产阶级，不认为那是好的出路。在加拿大的一些激进原住民群体看来，他们的民族解放仍没有完成，现在还在争主权，正因为如此，依然把所在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定义为垦殖主义国家。原住民理论家提醒我们，殖民关系和劳资关系同样重要，而殖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引申过来理解城乡关系。英美资本主义崛起把对原住民的屠杀和对殖民地的掠夺作为后盾。今天，中国既不能对外掠夺，也不能走内部殖民的路径，必须构建更平等的城乡关系。
三、“乡村作为方法”的内涵
赵月枝指出，“乡村作为方法”起码有五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基于rural一词，指的是与城市相对应的乡村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城乡关系。它直接指涉乡村与革命、乡村与国家、乡村与城市等一系列问题。作为rural的乡村还有两项间接的含义：第一，它提示我们不要忘记与乡村相关的“农民工”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原住民问题以及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边缘与中心关系等问题。第二，它针对城乡之间生态断裂的问题和城市人的“乡愁”问题，也即在“无根的现代性”中城市人如何慰藉乡愁的问题。
“乡村作为方法”第二层含义和village有关，指的是村庄或村落。村落是人类文明的一个载体，也是一个亲密的共同体，承载着农耕文明，有人类很多理想的东西。麦克卢汉的地球村概念用的就是village的隐喻，因为在village里面，人和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乡村作为方法”的第三层含义涉及村庄的有机性和多样性问题。赵月枝指出，仅我们所调研的缙云县就有很多不一样的村庄，应该尊重村庄发展的多样性。同时，村庄多样性还表现在村庄发展道路的选择。
“乡村作为方法”第四层含义关系到三农的主体性问题。以往的发展传播学把农村当成“最后一公里”，但在最新的发展传播学视域中，也有学者提出农村应该是“第一公里”。当下，如何理解影响农村文化的外部力量，如何激活乡村的内生活力，如何协调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乡村作为方法”第五层含义是发现乡村作为人类“希望之源”的地位。在资本主义遇到危机的时候，需要向乡村学习，从乡村共同体中寻找人类发展的另类可能性、寻找幸福生活的坐标、想象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
四、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与民族志、行动研究的结合——“乡村作为方法”的实践
赵月枝指出“乡村作为方法”需要在方法论上把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与民族志、行动研究相结合。她认为对一个有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国家来说，就像当年那场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革命是人类历史上一场前无古人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一样，改革时代是一个几亿农民离开乡土、上百万个村庄在短短几十年内消失的过程，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场世界历史性的“大转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也是发展有全球视野与中国立场的社会科学的关键突破点。
赵月枝还提到，经过革命和改革洗礼的乡村，有过正反经验的乡村，又一次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是走向带着民粹主义色彩/不谈社会主义的“乡建”，还是认定21世纪圈地运动是中国乡村不可避免的命运——(新自由主义与托派在这个问题上合流)，抑或是在新历史条件下重新组织起来，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学者和媒体需要思考的问题。
五、“乡村作为方法”理论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赵月枝谈到“乡村作为方法”的三点学术和现实意义。
第一、历史解释力。赵月枝指出，裴宜理曾谈到，与苏联和东欧不同，当今世界上现存的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这几个共产主义政权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它们都是在经历了相对漫长的民族主义农民动员(nationalistic peasant mobilization)后建立起来的政权，这些政权在如何使自己与社会相关联方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她还特别提到，相对于这几个国家，中国共产党在文化领导权建设或“文化治理”(cultural governance)方面表现更为突出。赵月枝指出，以“乡村作为方法”，对于解释中国革命为什么发生，后来又为什么走了与苏联、东欧不同的道路，以及中国国家是如何嵌入社会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世界意义。在当今世界，乡村的绝对人口数量前所未有之大，农民依然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不管是表现为特朗普的美国小城镇支持者(右翼)还是印度的毛主义者(左翼)。对中国来说，“以乡村为方法”既是继承“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的国际主义理想的应有之义，也是相信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的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表现。
第三、 价值指向。赵月枝还提到，“乡村作为方法”有鲜明的价值指向：其一是反帝的立场：乡土中国的复兴与中国引领可替代全球化必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征程与使命;其二是反资的立场，作为社区共同体的村庄和作为资本积累基本单位的公司存在非常大的区别;农民工和土地是中国“崛起”的秘密;乡村是被资本主义“消灭”、还是在“降伏”资本主义过程中的一个“希望之源”，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农民依然有严重的小农意识，但中国农民中也不乏社会主义的思想遗产。研究乡村不仅有助于建立基于地域/地方/地点的知识(locality-based knowledge)，还有助于建立跨学科的视角、人和土地关系的视角、天人合一的视角、认知与实践“知行合一”的视角、以及对现代性的否定之否定的视角——“乡村作为方法”不是回到前现代或本土主义。
最后，赵月枝指出“乡村作为方法”具有巨大的开放性和想象力，她之所以把未成文的思想分享给暑期班学员，就是希望邀请大家一起思考，做接地气的学术。
(整理：白洪潭;经赵月枝审阅)
原题：乡村作为方法?理论思考与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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