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央视一套在黄金时段播出了电视剧《焦裕禄》，重新讲述了这位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的生平事迹。两年后，电视上又播了一部带点轻喜剧色彩的电视剧，《马向阳下乡记》，吴秀波主演，是一个市里的干部下乡的故事，目测原型是沈浩。
有意思的是两个干部在到新的工作岗位上，担任新的领导职务之后的工作方式的迥然不同。
焦裕禄到兰考县委之后，除了考察了解当地实际情况，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改组当地领导班子，开会，而且是大量的开会，通过改造党组织来改变当地的整个工作局面。
而马向阳下乡之后，主要的就是考察当地是否有能够进行商业开发和利用的资源，再就是向上级单位要政策、要钱。整个电视剧里，马向阳都是在单枪匹马的干，村主任外出打工去了，村支书全程隐身，他能够依靠的除了一个在村里被人看不起的带点二流子习气的孤儿，再就是一个男人躲债外出打工不回的女人。看的时候老想起那几年流行的一个据说大领导的批示的话，这里的党员都去哪里了，党组织呢?
实际上，之前也有过关于沈浩生平事迹的电视剧，主要反映他在改革第一村小岗村工作时的情况，遇到的困难，以及他坚持不懈的努力的情况。但很遗憾的是，和《马向阳下乡记》一样，沈浩在当地也是单枪匹马的孤家寡人，群众不相信他，找不到可依靠的当地党组织，只有还活着的“红手印”们已经变成了改革的阻力。
焦裕禄为什么能够改变兰考的面貌，沈浩为什么不能改变小岗村?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焦裕禄在兰考担任县委书记是在1962年12月，1964年5月即因肝癌去世，在兰考工作的时间，总共只有一年半。但这一年半，也是他生命中最辉煌的时期。
稍微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焦裕禄赴任兰考的1962年，正是新中国历史上的三年困难时期。这三年的天灾人祸，又以河南、安徽受影响最重。而兰考又处在黄泛区，自然条件极其恶劣，只要黄河涨水，就会引发涝灾，退水之后，黄河水带来的泥沙冲积过的区域，都会成为盐碱地，春夏之交风大的时候，黄沙又漫天飞舞，严重的时候会破坏庄稼。所以，兰考人把水、沙、碱称为“三害”。
就在焦裕禄上任的这一年，1962年，春天的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的涝灾淹坏了三十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被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的最低水平。所以，电影和电视剧中都有这样的景象：初到兰考的焦裕禄看到，在风雪之中，兰考当地群众一家人一家人地外出逃荒。
正是在这样特殊的恶劣条件下，焦裕禄身上迸发出的斗争精神带着那个时代特殊的气质：人定胜天，不向一切困难低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个说法在今天常常被用来证明那个时代的荒诞和反科学，但如果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看，它就是合理的选择，并不荒诞。当时的兰考是当时的中国的缩影，除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没有别的选择。
当时的中国也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处境艰难，兰考要改变现状，光是等靠要是不行的，只有靠自己，自力更生。
所以，焦裕禄到兰考后，并没有向上级和国家要求补贴或特殊政策，而是通过深入调查研究和集体讨论，自己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改变当地的面貌。而要改变当地的面貌，首要的是改善自然环境，也就是治三害，改良土壤。最后终于想到了用广泛种植泡桐来改变当地自然条件的办法。但由于风沙严重，树苗毁损严重，所以电视剧里有县委发动全县老百姓一起保护树苗的情节。
相比之下，近年来发现和宣传的一些模范干部，则很少有这种精神，最典型的莫过于小岗村第一书记沈浩。沈浩为了小岗村的发展，尽忠职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然值得钦佩，也值得许多人学习，也有电视剧和电影宣传其事迹。但在影视剧中都可以看到，沈浩更多的时间用在利用他自身在省财政厅的关系，为小岗村争取资源，帮助小岗村发展，帮助村民致富，而不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沈浩的办法固然也可能取得成绩，但这种办法能否成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更多的是取决于个人资源的积累，与小岗村自身的努力关系较小，因此在小岗村行得通，在其它地方则未必。
党组织、干部与群众
按照史料记载，焦裕禄到兰考后，首先是在县委会议上讲话，作统一思想的工作，也就是焦裕禄的常说的，“干部不领，水牛掉井”。干部思想统一后，就是发动群众。而在发动群众的时候，焦裕禄始终强调的是阶级观点。他一方面强调，干部要有阶级观点，对贫下中农要有感情，要亲自参加劳动;一方面坚持到最基层的村子里去做调查研究，通过大量的实际调查研究，来想办法。确定方案后，在干活的时候，焦裕禄又带头到工地参加劳动，干部们也在他的带领下一起参加劳动。
这种工作方法重视和强调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干部的带头作用和贫下中农的骨干作用，是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探索出来的工作方法。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方法中，也体现了党组织、干部和群众的辩证关系。主要领导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调研，再通过党的组织活动，来发动和组织干部，再由干部来动员群众，按照党确立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开展工作。
这种工作方法中，除了过分强调阶级观念，其它的都是可以长期执行的。而且，在当时的条件下，强调依靠贫下中农是因为在当时的政治理论中，贫下中农的革命性最强，是党依靠的对象。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其实也就是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实际上在哪儿都能找到，只不过看以什么理由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当时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可以用阶级观点，在今天，也同样可以用新的理论和方式寻找积极分子，并把他们组织起来。
而在这个工作方法的体系中，党组织处于绝对核心的位置，没有党组织，就没有领导力量。焦裕禄在兰考的所作所为，都是通过党组织进行的，严格按照党的组织生活规则开展。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他所处的党组织能够正常运转，有正常的组织生活，仍然保持着活力。
但在沈浩的事迹中，我们就看不到这种工作方法。这一方面是因为，沈浩在省政府直属的机关里是一个不起眼的工作人员，没有领导党组织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小岗村的特殊环境下，小岗村的村委会已经名存实亡了，如果按照党的组织原则进行讨论再来办事，很显然，沈浩面对的是一个已经习惯了向上级政府和国家伸手要政策、要资金、要政策的村干部集体，他在小岗村将举步维艰，寸步难行。
实际上，这也是沈浩面临的真实处境，因此他虽然在努力工作，但他能做的只有到处找关系、找资金，想方设法帮助小岗村发展，但最后并未取得太多成效。而这也是目前许多基层干部面对的处境，即使想有所作为，也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
焦裕禄在兰考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治理三害的工作也并未在他的任期内完成，但他之所以能够成为“县委书记的榜样”，就是因为他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坚决、认真地贯彻了党中央确立的路线、方针、政策，恪尽职守，努力解决当地群众的问题，造福一方，而他个人则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了那一代从革命年代过来的干部的特有气质。
两个办公室
电视剧中还有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情节。焦裕禄刚到兰考上任的时候，在一个风雪交加之夜，赶上了当地群众大批地外出逃荒，他召集县委委员开会，等人到齐后，并未宣布开会，而是带领大家到火车站去看成千上万的当地群众携家带口地外出逃荒。
在火车站，焦裕禄说：“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为了阻止群众外出逃荒，影响当地形象，还设立了专门的劝阻办公室。焦裕禄走到办公室的门口，摘下了劝阻办公室的牌子，宣布取消了这个机构。在焦裕禄看来，既然当地干部不能领导群众战胜灾荒，保证他们的温饱，还有什么资格不让群众到外面去找活路呢，难道让他们在兰考等死吗?群众外套就说明，他们已经不相信当地的党和政府能够带领他们战胜灾荒，度过难关，继续待在兰考就是死路一条，只能背井离乡去找活路。
因此，要想让群众不再逃荒，不在于劝阻工作是否做好了，而要急群众之所急，想群众之所想，只要解决了群众的问题，重建他们对当地的党和政府的信任，自然不会再逃走。
这既是工作态度问题，也是工作作风问题，即眼里有没有群众、心里有没有群众。兰考的三害并不是突发的，带有一定的规律性，既然有规律，当然就可以采取预防措施。如果当地干部是把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的，就会在灾害发生之前就采取预防措施，灾害发生后积极想办法筹集粮食，帮助群众度过难关，而不是只想着劝阻——这实际上就是现在常说的“捂盖子”。
之后，焦裕禄又组织车辆，奔赴全国各地采购粮食，帮助群众战胜灾荒、度过难关，还成立了治三害办公室，以改变兰考的自然环境，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也是今天许多干部的真实状态。把维稳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平时不想为群众解决问题，害怕承担责任，一旦出了事情，就千方百计捂盖子，这也就是官僚主义的态度。焦裕禄担任的县委书记职务并不算很高级的职务，算是基层干部。所谓基层干部，也就是离群众最近的干部，这些干部的形象直接影响和决定着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印象。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感觉党脱离群众，基层干部腐败，群众就会感觉政府很腐败，基层干部官僚主义，群众就会感觉党和政府官僚主义。所以，要改变群众对党和政府的印象，就必须从改变基层干部的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入手，彻底改变基层干部的作风，来增强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心。
一个是劝阻办公室，一个是治三害办公室，这两个办公室的一撤一立，也就是焦裕禄改变党和政府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的努力，也是向群众表明党和政府的决心：不再回避问题，要直面困难，带领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兰考的面貌。
在今天群众对腐败问题高度关注的时代背景下，在带有国家电视台性质的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的黄金时段播放电视剧《焦裕禄》，也就暗含着对焦裕禄的精神的再次召唤，更是对基层干部的鞭策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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