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基因修饰技术是转基因吗？——61位独立科学家的联署声明 -

　　地球人跟转基因打交道，掐指一算，竟有几十年了。现在基本都知道：“转基因生物”的英文名叫GMO(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在基因层面上被修饰了的生物。也常举例——把苏云金杆菌(细菌)产生Bt毒素的基因转到作物(植物)里，经历了跨“界”的、不同物种间的基因移植，其产物“Bt抗虫作物”就是典型的转基因生物。

　　然而，没有跨物种的诸多更加微妙的“基因修饰技术”，是属于、还是不属于——“转基因技术”呢?正如近年，陆续听到“分子育种”、“基因重组”、“基因编辑”、“基因敲除”等新说法，并且由于不涉及外源基因，它们被判断为“非转基因的传统育种技术”，其作物亦非GMO。当然，也有一些声音坚持说，基因编辑等技术毫不例外就属于转基因技术，这是生物学常识。那么到底该如何判断、划归和监管呢?有没有一个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机会?

　　有的，西方的独立科学家们一起来科普了。今年9月底，在欧洲的一个名叫“ENSSER”(欧洲社会与环境负责任科学家网络)的网站上，61位具有相关博士学位的专家、学者就“新型基因修饰技术”发布了一份详实的声明，标题为《ENSSER关于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声明：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产品应作为转基因生物而严格监管》。当地时间11月14日，他们又在《声明》下添加了中文版。详情往下翻。

　　机构简介

　　ENSSER，全称为European Network Of Scientists For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欧洲社会与环境负责任科学家网络)，汇集独立的科学专家，对现存的和新兴的技术进行批判性评估，推动有利于公众的科普。官方网站见ensser.org

　　《声明》来源：ENSSER官网;

　　《声明》原文地址：https://ensser.org/news/ngmt-statement/，英文版和中文版PDF的下载地址在链接底端;

　　图片来源：图片来源：封面图来自ENSSER官网，其余图片来自国内网站。

　　正文

　　译者的话

　　自转基因作物问世以来，一直争议不断，其安全性在科学界从未获得共识[1]，相反，大量已经发表的科学研究发现它们会给人类和环境带来危害[2]，而世界各国的反转运动也从未消停，由此，第一代插入外源基因的转基因作物和“转基因”一词已让消费者避之不及。

　　而近年来，以CRISPR/Cas9基因编辑技术为代表的新型基因修饰技术正在登上舞台，其特点是利用各种新型基因修饰技术对作物基因组进行人工修饰，从而向作物中引入所需要的性状，但最终产物大多数并不含有外源基因。也因此，这类新型基因技术作物的开发者极力否认它们是转基因作物，试图撇清它们与“转基因”三个字的关系，并创造出各种新名词，一方面继续忽悠民众，另一方面试图逃避政府对转基因作物的监管。

　　事实上，转基因生物(GMOs)对应的英文是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即基因修饰生物，上述对作物基因组进行人工修饰的新型基因修饰技术仍然属于这一范畴，所得产物当然还是转基因生物。这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对转基因生物（GMOs）的定义：转基因生物可定义为遗传物质(DNA)被以自然交配和/或自然重组之外的方式而改变的生物(包括植物、动物或微生物)[3]。

　　使用新型基因修饰技术获得的作物也与第一代转入外源基因的转基因作物一样存在危害风险。以前，转基因推崇者口口声声告诉我们转基因育种过程是精确可控的，现在为了推销新型基因编辑作物，他们羞羞答答地说了实话：“转基因导入的基因片段在受体基因组中插入的位置是随机的，并不固定”---也就是说不是精确可控的;一转身他们又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基因编辑技术对基因的编辑是可控的、精准的”[4]。以前他们撒了谎，现在的话就可信了么?

　　他们没有告诉我们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普遍存在脱靶效应。今年5月份在《自然》杂志旗下《自然方法》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发现，经过基因编辑的小鼠，出现了超过1500个单核苷酸突变和超过100个较大的基因删除和插入，而用研究人员常用的筛查生物基因组可能发生脱靶效应的位点的计算机算法，未能预测出任何一个这样的突变。这给基因编辑作物的安全性评估带来了新的启示，可参看笔者翻译的文章：《CRISPR诱发的突变---它们对食品安全意味着什么?》[5]。

　　目前世界各国对基因编辑等新型基因修饰技术作物如何监管尚没有明确规定，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迄今为止世界上也还没有任何基因编辑作物进入商业化种植。去年美国农业部放行了一个不会褐变的基因编辑蘑菇，因为农业部认为它不在其监管范围内[6]。消息公布后，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简称FDA)主动介入，要求该蘑菇的华裔开发者提交资料供安全评估，虽然FDA评估是自愿性质的，但是该开发者已经同意提供[7]。对这类产品该如何监管，在美国尚处于讨论之中，中国也没有制定具体法规，政协委员崔永元在今年的政协大会提交的提案，就呼吁尽快立法监管基因编辑作物[8]，国内转基因科学家正在大力开发基因编辑作物，立法管理迫在眉睫。

　　在欧盟，如何监管基因编辑作物也处于讨论之中。9月28日，欧盟委员会组织了一个针对新型基因工程技术(包括基因编辑、生物合成等技术)的利益相关者会议，讨论如何监管新的基因工程产品。与会的国际有机农业联盟欧盟代表说：“有机业界的态度很清楚，所有新基因工程技术毫无疑问都应该被看作为能产生转基因生物的转基因技术，应该纳入现有的转基因相关法规的监管范围。没有任何法律或技术理由将这些新技术排除在当前适用于转基因的风险评估、预先批准、强制溯源和标识之外。对这些新基因工程技术不进行监管，将会危害有机农业确保无转基因的能力，威胁农民和消费者不使用这些新的转基因的自由。欧盟委员会应该保证在拥有检测手段之前，不允许这些新基因工程技术产品上市，欧盟应该拨款资助开发相关检测方法的研究。”[9]

　　由于争议的存在，欧盟监管机构已经多次推迟作出决策，目前只有德国环境部长宣布必须按照欧盟转基因法规严格监管基因编辑作物[10]。而转基因利益集团也利用这一监管空白，大力开发新型基因修饰作物，试图规避政府监管，同时开动宣传机器，否定新型基因修饰技术产品与转基因的关系，并积极游说监管机构，希望后者制定宽松的监管法规、甚至放弃监管。

　　在这一背景下，欧洲社会和环境责任科学家网络（ENSSER）于2017年9月底发表了科学家的联署声明(目前已有61位拥有相关博士学位的专家学者教授签名)，澄清了新型基因修饰技术与第一代转基因技术的概念和关系，敦促监管机构将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产品作为转基因生物而严格监管，同时制定出针对开发过程和最终产品的监管法规。而了解到在中国这一世界最大转基因产品进口国，民众对转基因和包括基因编辑在内的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认识还存在概念模糊的情况，特别邀请译者将其共同声明翻译成中文，放在其网站上供下载，以帮助中国人民提高对新型基因修饰技术产品的认识。

　　事实上，该类产品具有更大隐蔽性、迷惑性，不易检测，利用这类技术更容易迅速开发出数量众多的“基因编辑”作物再通过“杂交”育种隐瞒其“转基因身份”;它带来大量非预期突变，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它们比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更安全;同时由于其便宜且易于操作，极易被有心之人利用来制造生态灾难。因此“基因编辑”等作物具有比第一代转基因作物更大的潜在风险，不仅必须对最终产品进行监管，而且必须对开发过程的每个环节进行监管，以免造成全局失控的危机。

　　译者感谢ENSSER的信任，同时感谢陈一文顾问对译文所作的校对。

　　@jrry86，2017年11月23日

　　声明原文（中文版）[11]

　　ENSSER关于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声明：新型基因修饰技术的产品应作为转基因生物而严格监管[12]

　　2017年9月27日

　　(置于ENSSER官网首页的《声明》摘要)

　　新型基因修饰技术(NGMT)得到越来越多的开发和应用，以产生新品种粮食作物和家畜。它们也应用于其他目的，例如开发基因驱动[13]。它们包括但不限于：CRISPR-Cas / Cpf，TALENs，锌指核酸酶，寡核苷酸定向诱变，同源转基因，转基因嫁接，和RNA介导的DNA甲基化。这些技术有时被称为“新(植物)育种技术”(NBTs或NPBTs)[14]，其中一些也被称为“基因组编辑”或“基因编辑”技术(CRISPR-Cas / Cpf，TALENs，锌指核酸酶，寡核苷酸定向突变)。这些基因组改造工具也被用于加速合成生物学的发展，因为这些发展的目标之一是将新的生物化学途径，也就是说新的特性，转入从病毒、细菌、植物到动物的生物体中[15]。在医学上，这些方法被看作是可以带来前所未有的基因修饰的重要工具，而在其他学科上，倡导者们似乎认为它们在应用于其他领域时应该采用不同的标准。我们这里所说的环境应用就是这种情况，包括农业、以及对多种其他生态现状的治理，例如以昆虫为媒介的流行病、杂草控制等等。下面的签名者们认为，NGMT产品应作为转基因生物来严格管理。

　　支持者说

　　NGMT不应被当作转基因生物来监管

　　NGMT在环境应用中的倡导者声称，通过这些技术产生的病毒、微生物、植物或动物实质上不是转基因生物(GMO)，因而不应按此监管。例如他们宣称，通过对一个或多个DNA序列的表观遗传操作而改变较小的[16]碱基单位并由此获得功能改变，不管后果如何，在农业中都不应该被监管，因为突变也会自然发生。NGMT的支持者现在正在大力游说，以阻止对这些技术产品进行监管，或要求至少授予它们“基于产品，轻触式”监管状态。这些努力旨在减少或避免上市之前的安全评估以及上市后的标识或监控，以促进快速营销。 “基于产品”(有时称为“基于性状”)的评估是美国“去监管”政策的支柱，明确让产品免于监管。它只关注理论上对基因组进行干预的预期结果，忽略或否认基因修饰过程中固有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及其释放后的实际状况以及间接的负面影响。

　　支持者希望从预先防范转向“有害证明”

　　接受这种去监管的努力意味着废除基于“预先防范原则”的欧盟监管手段。也意味着采用美国的做法或与之相协调，后者就是放松监管，这里我们称之为“有害证明”原则。这将把证明有害的责任放在被伤害者的肩上。在这种观点下，损害以及它与问题产品或过程之间的因果联系，必须由受害者进行有效和科学高标准地证明。然而，我们建议，为与欧洲环境署完全基于证据的方法[17]保持一致，应该要求这个过程的开发者、推动者或受益人来证明，所有相关的健康和环境可持续性方面进行的严格的独立的科学研究，都显示无害的证据。

　　NGMT支持者

　　提出的证明其立场是合理的论据

　　以下这些关键点被用来争辩为什么对利用NGMT为环境应用所开发的生物体和产品，需要“去监管”、免于监管或“基于产品，轻触式”监管：

　　监管机构应该仅考量NGMT“事件”最终产品中存在的预期性状[18]，而不应关注整个生物体内产生这些“事件”的过程，无论是病毒、微生物、植物还是动物。

　　在大多数NGMT事件中，外源DNA在操作结束时都不存在。

　　通过基因组编辑方法造成较小的DNA碱基单位变化，从而或敲除(消融、失活)某个基因或修改某个基因的蛋白质或RNA产品的功能，这些都仿效了通过随机突变而自然发生(即没有人类干预)的情况。

　　所预期的DNA或RNA的变化是精确和单一的，即在目标生物体中基因组很少或不发生其他改变。

　　NGMT“事件”的结果是可预测的，所预期的变化将不会与其他基因或代谢途径或生物整体相互作用。因此，通过这些过程获得的产品是安全的，无论是食品还是属于农业或环境体系的生物。

　　最后签名者不接受这些说法

　　我们这些签名者，质疑这些说法，认为它们在科学上不成立。我们认为，NGMT确实是遗传修饰技术(因为它们通过表观遗传或其他改变来修饰遗传物质或基因功能调节)，因此这些方法产生的生物体在逻辑上是转基因生物(GMOs)。

　　我们断言，这些技术的应用会带来人类经验中可能前所未有的一系列结果：

　　即使接受这些技术的某些产品可能与无人为干预的生物体无法区分，它们也不必然如此，而且这也与保护公众无关。

　　这些技术可以应用于一系列增量变化，其中某些变化有可能与自然中单独产生的那些变化无法区分，但集合在一起就是地球自然界完全未知的。基因组编辑NGMT正在发展成可同时和/或连续使用，因此可以同时修饰多个遗传序列，或者对单个或不同基因序列进行连续修饰[19]。因此，即使每个改变单独来说都很小，但变化的总和却可能导致产生出与非转基因原体实质不同的生物体。这样的生物体与亲本之间的差异，可能等同于用“常规”转基因遗传修饰技术得到的生物体与亲本的差异，甚至差别更大。

　　泛泛地说使用NGMT来改变基因组与未经过人为干预而自然发生的情况在分子水平上是等同的，这种说法既没有科学证明，也无科学文献支持。仅仅检视一系列干预过程的一个结果(即预期的核苷酸序列)，作为上述说法的最终证据，这是无效的。

　　即使最终产品中没有外源DNA残留，生物体本身的DNA或RNA的预期遗传或表观遗传改变也是可以检测到的。

　　当这些技术应用于某些生物时，脱靶、非预期改变频繁发生，据我们所知，在任何生物体中都不能排除会发生。已发表的研究中记录了这些，特别是针对基因组编辑NGMT的情况[20]，[21]。近期的研究发现基因组编辑NGMT在靶位点和非靶位点都会诱发突变[22]，[23]，[24]。这些研究结果表明，我们还不了解这些方法引起DNA序列变化的所有机制，也不知道动植物之间或亚群体之间的差异程度。这削弱了我们完整预测这些过程所带来的结果的能力。虽然不同的论文可能使用不同的术语[25]，但目前认知到的脱靶效应包括：

　　- 预期的改变产生了非预期的效应。例如，如果这种改变使得一个酶的活性或特异性产生变化，则可能导致其催化或引发不同于预期的生化反应。

　　- 除目标序列之外，其他DNA或RNA序列出现非预期改变或发生突变。这些脱靶效应已多次被记录在案[9]，[10]，[12]，[13]，而未发现脱靶效应的情况，则往往是没有对基因组DNA进行完整测序以检测其是否存在[26]。

　　在DNA，RNA或蛋白质水平上发生的脱靶效应可能导致生物体出现非预期的生物化学变化。即使在NGMT操作结束时没有外源DNA存在，也是如此。对用这些技术生产的植物食品来说，脱靶效应会导致非预期的毒素或过敏原，或者改变和损害营养价值。为保护自己不受害虫伤害，非转基因植物也会有效地生产毒素。 NGMT会引入非预期改变的这个天性，可能会导致这种毒素达到出乎意料的高水平或者产生新的毒素。生态问题已经产生，向环境释放NGMT产品，给标靶和非标靶野生生物、作物和牲畜带来了非预期效应，而自然生态环境的复杂性使得预测这些效应相当困难，导致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出现不确定性[27]，[28]，[29]，还有相关的伦理问题[30]。

　　基因驱动的概念是NGMT(这里指CRISPR)应用的一个特例，因为它有意识地逆转了防止遗传修饰扩散到更广泛的群体或非标靶生物体的观念。与这观念相反，基因驱动旨在促进遗传修饰传播到整个野生种群中，甚至传播到全球范围内整个物种。这包括蓄意灭绝某个种群或整个物种，目前建议的有小鼠、昆虫(蚊子、苍蝇)、农业害虫和侵掠性物种。不去解决根本原因，例如卫生条件差或不适当的农业或保护措施，却使用这种做法，这反而可能会加剧问题，或引发新的和不同的问题。最好的情况下，症状可能会得到治疗，而起因却保持了原样。此外，造成生态失衡和破坏的风险很大。例如，根除了昆虫，将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复杂的间接影响，改变或扰乱食物链和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以及潜在的生态系统功能(例如授粉昆虫可能受到伤害)。更进一步的，越来越多证据表明这些方法不可持续：例如昆虫对试图消除或减少它们的基因驱动迅速进化出抗性(例如携带病原体的蚊子)[31]，[32]，[33]。最后，众所周知限制遗传物质在种群和物种内流动的边界是有局限性的，这使得在目标种群中种群规模上的基因驱动很可能逃离到非目标种群。在物种层面，旨在摧毁某种不良物种的基因驱动一旦被释放到环境中，也可能会移动到目标物种合适的近亲中。例如，摧毁某种杂草的基因驱动将很可能跨越到相关的作物物种，对人类造成潜在的破坏性后果。

　　NGMT的现实要求预先防范

　　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有潜在的严重且不可逆转的危害。考虑到存在科学的不确定性，必须紧急采取行动来防止这种损害。这正构成了“预先防范原则”的精义。“预防原则”不仅是欧盟立法的基本要素，也是“生物多样性公约”(CBD)及其“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的基本要素。 “议定书”通过实质性规定来实施“预先防范原则”。

　　重要的是要注意，“预先防范原则”不是产生自风险规避，而是产生自“从早期警示中得到的迟到的教训”的历史[34]。在转基因生物的背景下审视预先防范，我们必须记住，生物体是生物系统，具有自我复制和在深远广阔的范围内传播被修饰的基因的能力[35]。正如最近才被了解到的那样，即便相对精确的基因组干预也可能导致不受控制和不可预测的结果，因此会带来不可预见的行为效应，这是因为被操纵的生物系统具有系统复杂性，它会依据精确的条件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对此我们在科学上根本没能完全了解。因此，这些新技术产生了额外程度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与所宣称的更高精度和掌控能力正好相反。

　　因此所有NGMT的产品必须按照最严格

　　的转基因生物法规进行监管，并且可能

　　需要对特定新技术进行特定的监管

　　以上概述的科学事实使我们认识到，对所有NGMT产品的监管至少应与目前最严格的转基因生物法规(例如欧盟条例)一样严格，并与“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和“食品法典”允许的规定一致。

　　一些NGMT可用来彻底改变生物体，完全改变或消除特定的代谢途径。这些产品需要高度严格的监管。例如，同时或连续进行多重小碱基单位基因组编辑，可以产生显著的改变。对不同基因序列设计一系列这种小的碱基单位改变可以修改整个代谢途径。

　　NGMT产品在某些情况下也可能与“常规”转基因产品非常相似。在此情况下，如果NGMT产生的生物被免受适用于转基因生物的监管，那么前者将逃脱管制，而后者则仍将受到管制。这种监管异常可能威胁到公众对食品安全、环境安全和管理的信任。

　　所有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从种子到走上餐桌，无论是来自“常规”转基因或NGMT，都应加以标识，以确保消费者和农民的选择权，并在商业化后出现任何不良影响的情况下可保证能被追溯、监测和管理。可追溯性和标识也是在出现长期有害影响的情况下，能够查明因果关系和责任归属的最低要求。

　　NGMT提供了快速产生大量转基因生物产品的能力，可能需要新的标准和阈值来规范其放大了的潜在后果(添加到现有欧盟法规之上)。 NGMT的一些方法(例如CRISPR-Cas9)使得大规模的小型化和自动化地产生多种转基因生物成为可能，特别是在微生物中。这种数量的增加，对应着转基因生物的释放可能极大增加，这代表着一个新的临界值，需要有质的改善的更严格的监管标准。

　　DNA测序不应局限于所预测的脱靶位点

　　通过诸如计算机程序按照碱基单位序列与预期标靶位点的相似性，来预测可能的脱靶位点，然后仅仅测定这些预测出来的脱靶位点的DNA序列，依靠这种方法来监管基因编辑类NGMT所产生的生物体是不够的。脱靶位点并不局限于与这些序列相似的位点。已经发现基因组编辑工具会在与预期标靶位点完全不相似的出人意料的位置产生DNA切割，导致碱基单位被替代、插入和删除[36]。

　　此外，直接转化过程[37]和植物组织培养[38]都会在所得到的基因修饰植物中引发大量随机突变[39]。对于利用CRISPR/Cas的植物的转化也是如此，会导致细菌载体骨架DNA非预期地随机地整合到植物基因组中[40],[41]。

　　增加原生质体的使用量，也会增加这种由过程而诱导的突变。所有这些也需要加以考量。宣称新技术更加精确因此更为可控，所以只监管最终产品而不监管过程是合理的，这种说法忽视了上面总结的所有科学证据。

　　生物黑客、生物恐怖和双重用途

　　基因组编辑NGMT比“常规”转基因修饰技术更便宜和易于使用。现在“车库科学家”或生物骇客可以在互联网上获得基因组编辑工具，并产生自己的基因组编辑产品。这已经在发生[42]，[43]，并构成了这些技术的严重后果。只需要一个基因修饰就可以将无害细菌转化为病原体或具抗生素抗性细菌。基因组编辑技术的这样那样的应用变得如此容易实现，它们打开了滥用或无心误用的大门，使其发生的可能性达到惊人程度。

　　学界和政府的科学家已经指出[44]，[45]，如果不严格管理基因组编辑技术，出现意外伤害以及生物恐怖行为的可能性将会呈指数增长。

　　必须进行基于过程和基于产品的管理

　　鉴于NGMT：

　　使用来自实验室的人造DNA和RNA修饰程序[46]

　　本身不涉及自然杂交

　　导致一个或多个DNA或RNA序列的功能或活性出现预期的改变并可以遗传[47]，

　　引起非预期和/或不可预测的脱靶效应，并且

　　在某些情况下便宜易用，

　　对其产品的监管应基于过程和产品，与目前的欧盟转基因生物法规一致。宣称由于新的转基因技术有更高的精度，它们只会在新的植物产品中产生预期的和可预测的效应，没有不可预测的影响，这是站不住脚的。

　　与基于产品的监管不同，基于过程的监管能够凸显非预期和脱靶基因功能破坏效应的发生机制。因此，基于过程的监管对于这类科学技术最新发展的状况是正确的。试图争辩说这种管理是多余的或过度的，这是虚伪的，将会给公共健康、环境和贸易带来不可接受的风险。不要求进行与食品法典相一致的检测，这可能使欧盟产品在国际市场面临风险，因为要求对此类技术进行全面安全评估的国家可能会拒绝来自不要求此类安全评估的国家的出口。

　　结论

　　总之，从严格的科学和技术角度来看，NGMT显然是能产生转基因生物的基因修饰过程。这种技术应用在农业、环保或生态管理方面时，既会引发可预见的又会引发意外的风险。因此，在(病毒、微生物、植物和动物)这些方面的NGMT产品，至少应与目前使用转基因方法获得的商业化转基因生物受到同样严格的监管。这将使对NGMT在农业和其它方面的应用的监管，与医学研究领域的共识保持相一致，后者毫无疑问地将NGMT归属于基因修饰。这也将与欧盟的“预先防范原则”保持一致。利益集团不断宣称其商业利益受到“预先防范原则”的威胁，与此相反，“预先防范原则”并不要求在监管机构批准之前提供不可能做到的安全证据，而是要求对这些产品的危害性问题进行科学上独立的、严密的和持续的检验，即使存在危害的科学证据还不完整，只要有合理的科学依据可推测相关过程有潜在危害，就可以进行强制干预。首先，这要求所涉及的过程本身得到监管部门的审评，而不仅仅对其产品。其次，如上所述，当证据显示，这些过程不能像其支持者声称的那样掌控非预期的、不可预测的---潜在危害的---后果，那么应当对它们进行彻底的科学独立的风险评估，就是无可争辩的。

　　声明的签署人：

　　Michael Antoniou, Angelika Hilbeck, András Székács, Nicolas Defarge, Ignacio Chapela, Michelle Perro MD, Don M. Huber, Zsuzsa Bardócz, Arpad Pusztai, Allison Wilson, Jonathan Latham, Christian Vélot, Daniel Brèthes, Eva Novotny, Arnaud Apoteker, Eva Sirinathsinghji, Frieder Hofmann, Judy Carman, Martha Mertens, Philip Bereano, Luigi D’Andrea, Peter Saunders, Anthony Samsel, Thomas Bøhn, John Fagan, Ann Clark, Gilles-Eric Séralini, Ulrich Loening, Michael Dittmar, Rosa Binimelis, Rafael C. Lajmanovich, Hartmut Meyer, Dieter K. Hammer, Stephanie Seneff, Patrick Lemaire, Paul Scherer, Arie Bos, Marie Charlotte Anstett, Sophie Gerber, Mena C.M.H. Kiene, Henk Verhoog, Jordi Salmona, Amaury Lambert, François Bonhomme, Michael Hansen, Maria Bosman, Ole Faergeman, Lounès Chikhi, Polyxeni Nicolopoulou Stamati, Alicia Massarini, Dr John Paull, Jan Diek van Mansvelt, Brian Wynne, Eric Goewie, Medardo Avila-Vazquez, Antonio Turrent Fernández, Elena Alvarez Buylla, Alejandro Espinosa Calderón, Alma Piñeyro-Nelson, Full professor, David Gee

　　来来往往

　　最后，找来一些“FanZhuan老司机”的观点，或述往事、或思来者，我们相信国家和人民会拿出正确的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