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在群里偶尔有人讨论南街村与青年工人维权的冲突，有群友建议我写出来，由于没有实地考察过，我一直犹豫不决。最后决定在严格限定的意义上讨论，把自己粗浅的想法写成短文，供左翼朋友参考。
一
最近南街村因为外聘青年工人维权而闹得沸沸扬扬。南街村的社会性质和青年工人维权的社会性质引起中国左翼内部大讨论。这里做一点粗浅考察，供左翼朋友参考。由于并未考察过南街村，因此论述都限定在其具体论述的意义上，而不能多一点。
南街村，是一个经济社会组织，而不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考察一个社会经济组织的社会性质，应不同于考察一个社会或国家的社会性质。一个社会经济组织不可避免地打上其所处社会主要矛盾的烙印，但其自身的运动方向和基本诉求又不必然完全与其所处社会的社会性质完全一致。我们必须在这种一致与不一致的统一中考察南街村的具体性质。
二
现代全民公有制，即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公有制，可以等同于社会主义。这里的公有制是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不能将其混同于法权意义上的公有产权，后者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在现有生产力条件下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社会主义全民公有制，这两者是同一事物的不同面向。无产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全民公有制的政治形式，社会主义全民公有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生产关系形式。
现代集体经济，即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集体经济，作为现代公有制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事物，但如果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之内，它就缺乏现代全民公有制的总前提，其具体的社会属性不可避免地是资本主义的。说它是社会主义事物，是在社会运动意义上讲，而不是在具体的社会属性上讲。它的具体社会属性是根据社会总性质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有点类似于中共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南街村这种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经济组织，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资本主义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社会主义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南街村必然演变成“集体资本家”，属于集体资本主义。这就像很多人鼓吹的美国的“五月花号”公约一样，公约内容只适用于内部人。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仅要学会把握一般资本主义，而且应学会把握具体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中把握它们的具体意义，而不应停留在一般资本主义层面上。南街村这种集体资本主义，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界定为资本主义的一种具体形式，但不能就此将两者混同，而要分析集体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及其具体意义。
简单地说南街村村民是股东是错误的。南街村村民成为所谓“股东”，其根本原因是村集体成员身份。他们首先拥有集体成员身份权，然后在股份化市场中同时获得“股东”身份。这不能等同于私有产权的股份化。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是没问题的。马克思当年分析的股份资本，是指私有产权的股份化，而未涉及集体成员权的股份化形式。私有产权基础上的资本股份化，具有资本社会化的性质，但依然是排斥社会主义的。有特色党御用文人将资本的社会化说成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但如果把集体成员身份权的股份化停留在一般资本主义意义上，也是错误的。
我们还不能将南街村的集体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经济、资本主义共有经济混同。资本主义合作经济和资本主义共有经济，都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和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对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排斥性。
总之，这种集体资本主义，是一种对内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资本主义，这会使得它比一般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更加具有低成本性。因为它对外部的社会主义条件有着直接而强烈的需求，而具体的私人资本主义形式是完全反对外部社会主义条件的。从运动方向和基本诉求来看，这是最根本的两点。抓不住这两点，就会被它对外的资本主义形式所迷惑。
三
外聘青年工人维权的内容似乎主要是两点：一是工作时间长，每天12小时。二是加班没工资。这两项直接违反劳动合同法。但维权工人也写到管理人员说本地工厂都是工作12小时。假如这是真的，作为“集体资本家”的南街村对待雇佣工人（主要是指外聘工人）的剥削方式，只是符合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即由其竞争范围、竞争方式和竞争水平所决定。
人们争论南街村到底好还是不好，这就要看把它放到哪个范围里比较。如果放到村民经济范围比较，它就值得所有村庄学习；凡是了解村民外出打工所经历的屈辱和艰辛的人，都应支持这一说法。如果放到雇工待遇中比较，就看其竞争范围内其他企业是不是雇工待遇更好。
然而，韩德强及其信徒过于强调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正义性，一不小心把维护工人具体的经济利益变成维护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无视现有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的本质是资本主义的。由此可见，利用合法机会维护工人的具体经济利益，其背后可能有相反的两种逻辑。一种是维护工人出卖劳动力的自由及其体制即资本主义体制。这基本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运动范畴。一种是仅仅限于维护具体的经济利益，而绝不把这种维护行为上升为一般行为；如果向维护工人的一般利益和根本利益转化，就会转向批判使工人出卖劳动力的制度前提，为摧毁这种制度前提而积蓄力量，无论理论的、舆论的和实践的。
在这个意义，维权左翼维护具体工人具体的经济利益，可以适当运用法律起诉南街村，但只能仅仅限于此。维权左翼在批判南街村对外的资本主义时，不必伤及其对内的社会主义，要明白自己的维权行为只是一种经济利益斗争，最终是在捍卫自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不必因此全面否定南街村，造成将南街村村民推向出卖劳动力境地的势头。
这种行为同时必须向维护工人的根本利益转化。这就必须在政治层面有条件地保卫南街村，为南街村辩护。所谓“有条件地”，主要是指南街村在集体成员参与民主管理、提高集体成员教育水平、提高集体经济科技水平和对外聘工人提供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甚至严重的瑕疵。单论民主管理一项，我们虽然不能像托派那样，由于南街村集体成员参与民主管理相对缺乏就完全否定它对内的社会主义性质，因为我们认为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集体成员身份就是最基础的也是最大的民主，但我们也不能因为批判托派而不对南街村在民主管理方面提出进一步的要求。
换言之，左翼在维护南街村对内的社会主义时，不必袒护其对外的资本主义，不必打击雇佣工人的维权行为，应督促南街村在外聘工人方面探索可行的社会主义方案。
四
有人说南街村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也有人说一万个南街村也不可能走向共产主义。这种说法既正确又不正确。说它正确，是因为即使有了一万个南街村，也不等同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说它不正确，是因为有了一万个南街村，甚至更多的南街村，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力量对比，直接有利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正如前述，南街村对外部社会主义条件有着直接而强烈的需求。
有人将南街村类比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社会主义实验。这种说法同样既正确又不正确。说它正确，是因为即使有了一万个南街村，也不等同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说它不正确，是因为南街村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集体所有制是得到国家法律保障的，具有一定的国家意志。
尽管中国已经整体进入资本主义，但由于它是采取渐进式的和平演变方式，无法采用休克疗法，一次性地颠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由于它是处于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产物的普遍化民族独立国家的世界格局中，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殖民主义手段和帝国主义手段很多已经无法采用，从而不能直截了当地将农村人口转化为完全的雇佣工人；由于庞大的执政党已经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特别是维护自身的执政地位这一巨大利益，在资产阶级和工农阶级之间不得不适当地采取一定的中立立场。因此，在全民公有制蜕化为为资本再生产存在条件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的同时，农村集体所有制依然保持相当刚性的国家意志，虽然一直存在严重的统分矛盾。这种相当刚性的国家意志，不只是上层建筑意义上的，而是同时具备经济基础意义的。这种国家意志的存在，并不足以把当代中国定性为特色社会主义，因为它不足以成为当代中国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但足以把当代中国定性为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特色”就在于这种国家意志的存在。只要这种国家意志一直存在，南街村式的集体资本主义，就有可能不断地少量地被再生产出来。
由此可知，这种集体资本主义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也是土地所有制即使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产物。可惜的是，马克思生前来不及撰写“土地所有制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又无寸进之功，从而只能在单一的资本逻辑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
五
在高科技控制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通过非法斗争积蓄力量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何通过合法斗争积蓄共产主义力量，为最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打下坚实基础，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议题。
所谓合法斗争，并不构成一条社会主义道路。在科学马克思主义看来，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是不可能通过合法斗争直接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合法斗争只适用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和积蓄共产主义力量，为最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创造必要的条件。“科学马克思主义”这一提法，是为了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
在资本主义民主主义和保留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合法斗争的空间是相对比较大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合法斗争，这种合法斗争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一致性。没有这种相当的一致性，就无法成为合法的，也是难以生存的。我们不能因为具有这种一致性，就简单粗暴地否定其所具有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意义。这是教条主义的。关键在于这种合法斗争所具有的与资本主义的不一致性，掌握作为社会主义运动一环的合法斗争所需要的不一致性。并不是所有具有与资本主义不一致性的合法斗争，都属于社会主义运动。这种一致和不一致的辩证法，就成为合法斗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最主要的辩证法。
首先，这种合法斗争必须是在局部的生产关系上着力，而不能堕落到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形形色色的社会运动，几乎全部堕落到分配正义和消费正义中，抛弃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概念中生产的决定性原则，错误地认为现在的斗争中心已经转移到分配领域和消费领域。生态左翼、消费主权左翼、女权主义左翼，等等，几乎都是在客观上加强资本主义的统治。他们自以为是在改良，其实他们的每一次改良都被资本主义改造成利润最大化工具，为资本主义建立更高级更有效的统治提供创新性手段。建立局部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并努力使它成为国家意志的一部分，这至少在保留部分社会主义革命成果的资本主义中国是有一定空间的。
其次，这种合法斗争的运动方向和基本诉求直接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它虽然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法生存，但对外部社会主义条件具有直接而强烈的诉求。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能够勉强生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则能更好生存的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在当代中国，南街村式道路也许可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大的合法空间之一。
南街村和华西村等是在分田到户过程中通过自身努力坚持下来的。其他的集体经济几乎全部被摧毁。但最近的土地流转改革，则可能为马克思主义者提供一个广阔的合法空间。土地流转改革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即将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到集体手中进行集体经营，已经成为合法选项。这应是既要坚持集体所有制，又要发展规模农业的必然选择。由于土地肥力差异，集体成员分别承包，必然是好坏搭配，从而碎块而分散。在这种情形下，仅仅通过土地流转是很难建立普遍化规模农业的。如果将承包土地流转到集体手中进行集体经营，原来的土地确权就可以直接变成集体成员身份确权，使集体成员身份权成为建构新集体经济股东权的根本原则。这也许可以称为“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经济”（下回详解）。它完全不同于私有制股份合作经济。建构私有制股份合作经济的根本原则是私有产权。
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农村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经济不能限于农业，否则其对内的社会主义原则都难以持久。它必须走农工贸综合体道路，这就是南街村道路。这些年，乡建左翼、生态左翼和食物主权左翼，由于极力排斥乡村工业化，极不利于南街村道路的普遍化，从而在客观上不断地在加强乡村对城市资本主义从而一般资本主义的依附性。
目前很热的贵州塘约道路，从各方资料看，似乎是部分村民承包土地经营权流转到11名村干部主导的所谓集体合作经济组织中。这种资源主导权的获得既可能激发村干部的积极性，也可能加强政府对基层的控制。这应该是塘约道路被地方政府热捧的主要原因。热捧是因为看到了这种可能，但又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把这种可能变成现实。即使变成现实，村干部这种被激发出来的单向的积极性，随时都可能发生严重变异，变成事实上的地主，从而有点类似于原始社会氏族组织最初出现统治者和私有者。如果来一次资本主义债务危机，这种事实上的地主就可能成为合法的地主，当年的乡镇企业就是这样转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是必要的。
在建设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经济中，必须时刻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否则一次资本主义债务危机，就足以摧毁所有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经济。
六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重温毛泽东关于社队企业和乡村工业化的论述。
1959年2月，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说：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
1959年12月16日，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
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胀，那就不好。毛泽东提出的解决办法是，“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有了公社，这个问题可能能得到解决。每个公社将来都要有经济中心，要按照统一计划，大办工业，使农民成为工人。公社要有高等学校，培养自己所需要的高级知识分子。做到了这一些，农村人口就不会盲目向城市流动。”
毛泽东其实是提出全新的工业化道路。这条道路也许可以概括为：走以城市为中心的集中型工业化和以农村为中心的分散型工业化相结合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可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基础上，寻找适合乡村的分散型工业产业，打造新的农工贸一体化的集体所有制股份合作经济，并利用现代网络，创办适合乡村工业化的乡村高等学校和乡村研究机构，努力改变各方面的力量对比，为走向共产主义建立因地制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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