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重推荐《耕者有其田：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
谢小庆
(北京语言大学)
作为插队落户的知青，我曾经当了11年人民公社社员，挣了11年工分。回城后，我一直与曾经插队的生产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迄今，我已经对一个生产队近距离地观察了整整半个世纪。作为一个农村建设问题的关心者，我向关心农村建设的朋友们严重推荐张路雄同志的专著《耕者有其田：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此书2012年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15万字，236页。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张路雄同志就一直在中央机关从事农村政策的研究与制定工作，亲身参与了中国的农业改革。1982年至1990年，他在杜润生同志主持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工作，曾担任二组副组长，参加了1983年至1986年4个关于农村政策的“1号文件”的起草工作。1990年至1998年，在国家体改委工作，曾担任农村司副司长。1998年以后，担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由于工作原因，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来龙去脉有较清楚的了解，了解台前幕后的一些讨论。因此，他对农村问题，尤其是耕地问题，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在书中以亲历者的身份，对30多年来农村政策的历史沿革作了详尽的回顾。他一直关注农业发展的国际比较，书中还介绍了大量国外农业、农村发展的情况和经验教训。
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黄小虎同志为此书作序。在序言中，黄小虎比较全面准确地概括了张路雄同志的主要观点：
1农业生产特点决定，其最适合家庭经营，而不适合公司经营、雇工经营等。但是，中国农户的土地规模太小，发展现代农业，许多生产经营环节，农户难以独自承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可以有效地解决这一矛盾。这是中国独特的组织资源和制度优势，应当充分利用。
2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始终是在大力发展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的同时，强调“统分结合、双层经营”。但实际操作，主要着力于“分”，“统”并未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说，改革只完成了一半。
390年代以后，政策设计的指导思想发生变化。一是把“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改为“以家庭经营为基础”。这一来，其他责任制形式就没有地位了。二是把第二轮承包期延长为30年不变，后又改为长久不变，强调“生不增、死不减”，集体不得对承包地作任何调整，而承包经营权则可以自由转让。这实际上是土地使用权侵犯了所有权，土地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私有化了。尽管双层经营写入宪法，但统一经营已失去经济基础，成了空洞的口号。
4“耕者有其田”符合农业发展的规律，是人类千百年的理想。世界历史的经验表明，土地私有制不能坚守这一理想，最终会导致农业劳动者与土地相分离。这种情况，在当今的中国也正在发生。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农民兼业现象日趋普遍。一兼户即以务农为主的兼业，对农业生产是有利的。而二兼户即以非农为主的兼业，对农业的发展极为不利。现在的问题恰恰是二兼户越来越多，导致相应的农地粗放经营甚至抛荒。为什么二兼户越来越多?因为制度障碍使进城务工农民不能落户城市，加上农地政策片面保护承包经营权(减免税收、各种补贴等)，农民工即使不想种地也不愿放弃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农地流转大多期限短、不稳定，真正耕种者的权益得不到保证。集体经济组织没有了调整土地的权利，也就难以在集体的架构下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现代农业。目前集中土地较多的业主，一是公司，二是雇工经营的大户。公司的主要目标是利润，并不是发展农业。雇工经营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农场，被雇佣者不可能对农业生产有精耕细作的责任心。上述问题如不解决，我国农业将面临危机。
5解决问题的思路，一是重新赋予集体经济组织一定的调整土地的权利。由于大量农村劳动力已转移出去，调整的重点已不是按人或劳平均，考虑公平问题，而是把完全脱离农业者的承包田，特别是撂荒、半撂荒的土地，调整给仍在务农者，发展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集中连片种植，即适度规模经营。由集体组织提供各种产前、产中、产后的生产经营性服务。二是为了切实贯彻“耕者有其田”原则，应制定政策和法律，禁止公司进入农业。也不宜提倡以雇工经营为主的所谓“家庭农场”。三是针对承包权与耕作权相分离的情况，相关政策、制度应重点保护耕的权益。
在概括了张路雄同志的主要观点后，黄小虎写道：“我认为，路雄同志提出的我国农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从长期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他对问题原因的分析及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是有道理的。他的意见，应当引起有关研究界及决策层的重视……对于现在已经大量产生的承包权与耕分离问题、农户兼业问题、土地流转不稳定问题、规模经营的主体问题等等，我基本赞成路雄同志的分析。如果说10年前，这些问题暴露得还不充分，那么现在已经是非常明显了。可能已经到了采取措施，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的时候了……从80年代到现在，路雄同志的观点是一贯的。在多数情况下，他都是少数派。但他从不跟风，也不媚俗，始终坚守自己的立场和观点。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真正做到陈云同志所倡导的‘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一点，尤为可贵。”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也为此书作序。贺雪峰说：“张路雄先生关于农村耕地制度的研究，是我迄今所接触到的分析最深刻，表达最系统、准确，最能体现种地农民情绪，反映种地农民要求的文字。不仅如此，张路雄先生还牢牢抓住了当前农村耕地制度中的主要矛盾，即耕者要有其田。当前中国土地承包30年不变甚至长久不变的政策，会因大量农民进城，而发生土地承包者与耕的分离，耕者无田，所以耕者无种好田的积极性，这样下去，中国农业的前途不堪设想。”
本书中讨论了一系列农村建设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包括：
l “耕者有其田”的理想是否需要追求?
l 是否继续推进土地私有化?
l 是否坚持互助合作、共同富裕的农村发展方向?是否要反对和避免土地兼并、两极分化?
l 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如何体现?是否应赋予集体从实际出发调整承包土地的权力?
l 集体是否有权收回撂荒土地?
l 承包者与耕的分离是否合理?大量出现的二者分离现象是否需要干预?
l 耕地私有会调动佃农的积极性吗?
l “双层经营、统分结合”怎样体现和落实?统一经营如何实现?
l 是否可以鼓励私人资本下乡?是否允许以农业公司方式实现规模化、商品化农业生产?
l 村干部的工资应由集体负担还是由国家负担?
等等。
阅读此书，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一、倡导因地制宜，反对“一刀切”
张路雄并不反对“包产到户”和“土地承包”，他仅仅是反对“一刀切”。中国农村如此之大，从南方到北方，从沿海到内地，从富庶地区到贫瘠地区，从城郊到偏远山区，情况千差万别。在某个地区非常成功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另一些地区。强行推行一些在某些地区确实取得成功经验的做法，在其他地区可能会产生“橘枳效应”，并不适用。因此，农业政策确实不可“一刀切”。
在农村改革的初期，农村政策的制定者头脑是比较清楚的。1981年2月，杜润生陪同时任总理考查了鄂豫鲁三省的宜昌、荆州、南阳、开封和菏泽五个地区后，完成了《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一文。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了这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杜润生建议，大约20%的困难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大约50-60%的中间地区则可以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大约25%的先进社队则可以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这是一种“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议，而不是一种“一刀切”的建议。30多年后回头看，当时这种因地制宜的政策建议是符合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遗憾的是，后来的农村政策制定者，抛弃了这种审辩(critical argument)的问题解决思路，选择了一种“一刀切”的问题解决思路，使中国的农业发展走了很大的一段弯路，被迫在30年后重走合作化的道路，重新开始通过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增加农业生产的抗风险能力。这确实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二、提出了“何为政策评价标准”问题
中国农业发展走了一条“规模经营——碎片化——重启规模经营”的弯路，究其原因，与政策制定者陈旧的思维模式和论证方式有关。长期以来，政策论证者们习惯于一种基于唯物主义哲学基础的论证方式，习惯于一种决定论的思维方式，相信存在“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的“客观规律”，相信独立于人的语言、意识、概念体系的“客观真理”。这种陈旧论证方式的突出表现就是常常忽视政策评价的标准(criterion)问题。于是，在论证中“事实(fact)”与“观点(opinion)”混为一谈，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混为一谈，先验假设与论证结论混为一谈。
在张路雄的论证过程中，一直明确地强调了自己的农村政策的评价标准：发展农业生产。这是他的论证的突出特点，也是难能可贵的。对于农村政策，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例如，有人反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这时，他们的评价标准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红旗不倒”。又如，有人主张进一步土地私有化，他们所主张的评价标准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许多情况下，私有财产保护与发展生产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再如，有人主张“退耕还林”，“退牧还草”，他们所主张的评价标准不是“发展生产”而是“生态保护”。
在张路雄的论证中，他的政策评价标准是清晰的，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政策评价的标准是什么?生产标准?红旗标准?私有财产标准?环保标准?患贫?患不均?患生态?患乡土文化?对此，可以讨论。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对于各种标准，人们存在不同的个人偏好（individual preference），并不存在客观的标准，仅仅存在主观的标准。在展开论证之前，需要约定评价标准。约定评价标准之后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讨论。
三、重视逻辑的一贯和自洽
《耕者有其田》一书的副标题是“中国耕地制度的现实与逻辑”。该书第七章的的标题是“一贯的逻辑”。从这两个标题可以看出，在张路雄的论证中，比较重视逻辑的一贯和自洽。
中国人虽然在审辩式思维(critical thinking)和整体思维方面具有自己的优势，但是在形式逻辑方面却存在基因缺陷。中国人用了两千年的时间，才达到了欧几里得几何学和亚里士多德“三段论”的形式逻辑水平。于是，在许多关于政策选择的论证中存在逻辑缺陷，存在逻辑矛盾。一些人在夸耀自己的矛时，就是“无坚不摧”;在夸耀自己的盾时，就是“牢不可破”。他们在论证中完全不顾逻辑上的自相矛盾。
张路雄在书中用许多篇幅讨论了“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基本政策。在中共中央的多个农村政策文件中，曾反复申明“双层经营、统分结合”的基本政策。但是这种政策宣示与“土地承包”、“免除集体提留”等其他农村政策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实际的结果是，在相当比例的中国农村“双层经营”成为一句空话，集体经营一层实际上被取消了，仅仅剩下个体经营。“统”实际上被取消了，仅仅剩下了“分”。这是逻辑不一贯、不自洽导致的消极结果。
张路雄反对“一刀切”的主张，他对自己政策评价标准的清晰阐述，他对逻辑一贯与自洽的重视，确实可以给我们重要的启发。近年来，我曾与一些朋友讨论乡村建设问题，我深感提高论证水平的必要性。我的一些朋友，一方面口口声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方面却对河南刘庄、江苏华西、广东崖口等许许多多通过坚持集体经济实现了共同富裕的成功案例视而不见，对分田单干以后许多乡村的凋敝视而不见，对个体农户低下的生产效率视而不见，对个体农户脆弱的抗击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的能力视而不见。为了在未来做出更好的政策选择，为了避免再走大的弯路，这些同志确实需要提高自己的论证水平。
贺雪峰教授在为此书写的序言中警告说：“普世意识形态高调和黑板经济学教条已经误导了当前中国的三农政策。从事三农研究的学者，制定三农政策的官员，也许都应有一个更加深入的农村调查，甚至需要到农村从事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如此，则农民幸甚，中国幸甚。”贺老师的警告，确实应该引起一些同志的警醒。
《耕者有其田》目录
导论
第一章中国耕地制度存在的问题及不可回避的政策选择
一、户均耕地规模过小是我国种植业的最基本特点
二、承包地的稳定与调整，立场不同结论相反
三、耕地流转比重很低，与政策目标差距很大
四、公司制企业已经成为规模经营的主体
五、农业中兼业经营有利有弊
六、耕地制度的政策选择
七、耕地经营方式的政策选择
第二章完善双层经营体制，还是实行彻底的个体经营？——评析农村联产承包制土地政策的演变
一、联产承包制的实现过程是一场自然发展的改革过程
二、完善双层经营体制阶段的土地政策
三、承包期延长至30年阶段的土地政策
四、一律实行30年承包期阶段的土地政策
第三章耕地流转的情况及需要讨论的问题
一、对耕地流转政策的回顾
二、耕地流转的情况
三、耕地流转中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
第四章实现耕地规模经营的新探索：黑龙江农机合作社评析
一、农机合作社的发展过程
二、农机合作社的组织形式
三、农机合作社的经济优势
四、一些需要讨论的问题
第五章其他国家和地区土地制度中一些值得借鉴的问题
一、市场经济国家中的土地公有制是普遍现象
二、土地所有权与土地使用权的区别何在
三、在私有制下无法坚持“耕者有其田”的原则
四、对公司制农场的限制
五、台湾土地制度的演变会使台湾农业变成休闲型农业吗?
第六章中国历史上农村的公有土地制度
一、农村中的公田是一种普遍现象
二、公田的来源和作用
三、旧社会公田可借鉴之处
第七章一贯的逻辑：历史上的争论——两篇80年代和90年代有关耕地制度的文章
一、是完善联产承包还是进一步私有化——关于土地经营形式的不同选择
二、土地承包期究竟该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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