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开的两会，与三农相关的改革内容丰富，信息量大，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比如撤销了农业部，集中了多个部门涉农财政资源形成大部制改革，避免部门利益条块分割，各自为政。自十九大提出振兴乡村战略以来，现在终于有了相应的执行部门的大调整。但是，如果光有上层的动作，没有下层老百姓有组织的积极行动，那么前景也不容乐观。
两会期间，也有不少专家就此献言献策，比如有讲要长期维持小农经济的，认识农村要以科学的统计数据说话，等等。仅仅只是从数量上进行的表面的描述和分析，我们的小农经济究竟有什么本质的变化，则语焉不详。认识不清楚这些，又怎么能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呢？古有王安石变法功败垂成，殷鉴不远。
那今天，我们就来说说你所不知道的真实农村!数据说话，有图有真相，2003年前后，可以说是中国小农经济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土地产权边界的突破
有数据显示，中国目前约有5000万农户失去土地或者完全离开乡村抛弃土地，而土地流转占总耕地面积的比例超过了三分之一。很多村庄的土地被外地人或者企业长期流转，在农民眼里这种长期出租等同于卖地，有些时候租金都是一次性给付。也就是说，本村的土地不再由本村的农民来使用和支配，这种现象越来越普遍。
在此背景下，国家关于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的法律和政策也是一再与时俱进，颇具中国特色。比如，农村耕地的三权分置改革，农民土地确权颁证，土地经营权流转抵押，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农村宅基地有偿使用和退出，等等。尽管，我们国家的宪法还规定着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性质，但目前这种土地产权制度的内涵与毛时代以及传统小农经济社会的土地制度，都有着根本性的区别。
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非常稳定，因为它的基础是一个个具有相当独立性、自给自足的乡村村落。每个村落都可能历史悠久，多代传承，村内家族相对稳固定，土地只在村落内部流转。村社内土地的租佃，本村人具有无可置疑的优先权，这就是某种天然或者自然形成的成员权。村与村之间，则存在明显的地缘血缘边界，经常为了土地和水源发生争执甚至械斗。
正是因为土地产权以村社为边界的这个独特性——在过去的阶级话语中可能被叫做“小封建堡垒”——以致每一个村社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村社内的学田、河田、庙田、族田等则在性质上属于不同类型的村社‘公地’，主要对社区内部成员出租、用其地租收益来维持农村的基本公共品供给。乡村治理基本上皇权不下县，由村社内具有文化、道德、伦理权威的地主乡绅或族长主导。
新中国的土改运动和集体化运动，曾经试图跨越村社之间调整土地，实行更大范围土地的人均分配，结果遭遇了农民的抵制。说明这种历史形成的土地权利习惯，即使是法令也难以更改。人民公社稳定后，确定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到了改革开放实行大包干搞家庭承包制，农村土地都主要是在村内使用和调整。
直到2003年以后，农村土地流转加速，土地的使用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结合起来，在地化的劳动力不再被土地所束缚，选择放弃土地。维持了上千年的乡村土地产权边界被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所改变，国家相关法律政策也不得不适应这种变化。从而乡村经济基础的改变，也意味着传统农村的内在稳定性或者超稳态结构不复存在。
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
农民家庭的劳动力不再被束缚于土地，土地的村社产权边界也被突破。这是中国小农经济社会的千年变局。工业化之前，农村的劳动力没有选择，每家每户就那么点土地，又没有外出打工的机会，只能过密化的投入到农业中。农村家庭的劳动力都不讲市场价格，也没有核算劳动力成本的习惯，或者以货币衡量是一个很低的价格。也就是说，传统的小农经济社会劳动力是非市场化或者非商品化的，当然也难以自由流动。
中国现在有将近3亿的农民工，农村常住人口还有5.7亿，在农村有房子居住的农户超过2亿。很多农民工家庭因为在城市买不起房，不得不两地分居，把家安在农村。但这样的农民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费都货币化了，并且主要依靠打工挣钱。这部分进入到城市工商业的商品化雇佣劳动力，其市场价格也在2003年之后明显连续上涨。而在此之前，因为农村劳动力未完全市场化，农民工最低工资几十年没有上涨。
继续留在农村和农业中的劳动力数量依然巨大，看起来是过剩的。但事实上，从2003年以来其市场价格也是连续多年上涨，而不是围绕某个平均值波动。这正好说明，农业劳动力的市场化定价机制逐步形成。
比如，过去请人帮忙插秧，邻里互帮互助，只需要管饭就行。现在，必须按照市场价格付工钱。因此，农民家庭尽量减少对农业的劳动投入，比如养猪养鸡的农户越来越少，南方种植玉米小麦也越来越多，以方便将劳动投入到收入更高的打工领域。
这个变化是传统小农经济与资本主义农村经济的根本差别之一。马克思分析劳动力成为市场商品，是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社会形态的本质特点。虽然中国表面上看起来是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所谓的小资农民本质上转变为雇佣劳动阶级。无论从变化趋势来看，还是具体价格来看，城乡农民劳动力价格未来也将趋向于统一。
专业农户取代兼业小农
传统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生产单位的兼业化农业，人多地少，资源紧张，为了生存，每个家庭都要发展多种经营，尽可能高效的利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农民家庭同时也是一个消费单位，其生产的产品主要是满足自己成员的生活需要，只有很少部分产品进入市场交换。所以，在古代社会农业的商品化率一般只有30%左右。小农村社的这种生存方式，一直延续到世纪之交。
可是，如果现在去农村，会发现大部分农户都不养猪，甚至也不养鸡了。一个农户家庭像过去那样什么都种点什么都养点，已经无法养活自身。但同时，我们会发现市场上的农产品严重过剩，无论是蔬菜、水果，还是水产、肉蛋奶等等，中国的人均产量都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倍以上，甚至粮食也是过剩的。那究竟是谁在提供这些商品呢?
大部分农户已经不是以上农产品的市场提供者，而是如城市居民一样成为纯粹的消费者。只有一部分农户，不外出打工，利用农民工看不上的土地，依靠自己的农业技术，成为了专门的农业生产者。他们往往专注于一种经营，比如只种大棚蔬菜，或者只做水产养殖，等等。专业技术，适度规模，是专业小农的特点。
他们每一个虽然都不大，比不得国外的大农场。但根据统计数据估算，中国有3000万以上这样的专业生产者，绝大部分是专业农户，另外还有一些专业合作社以及农业企业。他们积聚起来，就能为市场提供庞大而丰富的商品。他们很快导致市场饱和，生产过剩，恶性竞争。他们都生活在压力和破产的边缘，随时要根据市场供需调整自己的农业种类。
中国去年的GDP将近80万亿，而农业产值只占8%左右，大约6万多亿。其中，养猪产业就超过1万亿。可以估算，专业农户要养活自己，差不多就要达到社会平均年收入。3000万以上的专业农户，一年的总产值，基本上就和6万亿差不多。这意味着，商业化农业占绝对的比重，兼业小农让位于专业农户。他们是典型的资本主义小生产者，为市场和利润而生产。
资本主义农业地租
与此同时，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在逐年提高，而土地生产率则停滞不前。就是说，从2003年开始，中国的农业发展方式开始发生历史转型，它从过去的一直以高劳动投入来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发展模式向以资本投入、机械投入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的模式转型。传统小农经济是过密化劳动投入的，现在则随着农民劳动力市场化，这一转型无可逆转。
很多人担心农村的的留守老人越来越多，靠他们怎么种地?他们是在看地，种地的是服务体系。目前耕种收综合农业管理超过60%，小麦联合收割超过90%的机械化生产。我们国家联合收割机的作业天数大概是美国和加拿大的2—3倍，农业投资效率要比他们高得多。
农户通过购买农机服务来降低自己的劳动强度，来提高农业的效率。农民种地实际上是看着庄稼，什么时候应该翻地了，什么时候可以播种了，什么时候要浇灌了，什么时候要施肥，什么时候要撒药，一个电话就解决了，付点钱就完了。
农业中的专业生产者和生产力的进步，使得农民工可以离开土地，并获得地租收益。目前已经有超过1/3的土地直接流转，还有很多留守老人妇女看管的土地，相当于是由社会服务体系负责生产，他们获得的都是地租收益。由此可见，中国事实上进入了资本主义农业，并提供大量的资本主义农业地租。农业的以小农家庭为生产单位只是一种表象，更不是传统的小农经济了。
传统小农经济社会，一般小农交纳地租后没有剩余，也就很少进入市场。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交易主体的，主要是那些占有乡村剩余的地主乡绅。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地租率的决定不受市场平均利润率的影响，受村落内部道德文化及伦理博弈的影响。而今天的农业经营者，必须进入市场获得利润后才能提供货币地租，受市场价格的影响。很多农民工家庭成了地主，把土地租给资本主义生产者，每个家庭分得微薄的地租。
结语
以上我们从土地产权、农业经营、土地地租、家庭收入、劳动力市场等方面描述了今日中国真实的农村。除此之外，农村的文化生活和公共服务领域也因传统小农经济体系的解体而荒漠化，政府面对一盘散沙、由亿万个体组成的农村市场，无法提供有效公共服务。
城市工业消费品大量下乡，教育、医疗、金融等服务相继撤离农村，导致农民生活成本快速现代化。改革开放以前农村那种半自给自足、非货币化的劳动力再生产模式解体，意味着廉价劳动力、非市场化的劳动力供给将不复存在。如果没有打工收入，绝大部分农民家庭将完全无法承担现在的生活方式。
昔日作为“减压阀”的乡村，在今日更加不稳定和充满风险，如果经济继续萧条下去，农民工失业越来越严重，市场消费萎缩，几千万专业农户生产者将受到致命打击。很可能，会出现大量闲散无业游民，他们没有组织没有社区，流荡在城乡之间。振兴乡村，或许正是国家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我们面对的乡村是千年之变，不是简单的调整土地制度及政策这种百年之策就能应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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