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3月份特朗普甩出那份500亿美元的贸易清单时，在我国舆论场上掀起的风暴吗?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与农业，一时之间成了热点。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芯片的话题是越来越热，然而对农业的关注却如蜻蜓点水，溅起了一个小小水花就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
是农业不重要吗?并不是，对国计民生来讲，农业远比芯片业更为根本更为重大，牵涉面更为广泛。这是一个战略层面的问题，之所以引不起大众的重视，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农业话题太“土”了，农业在舆论场上简直就是土得掉渣的话题。谈农业，不能展示言谈者的知识素养，更无法显摆其享受的高生活品质。而芯片话题却总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往那里一坐，开口就是什么芯片，多少纳米，闻者肃然起敬，言者飘飘然也。芯片成了时尚，而农业不是。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农业永远不可能是时尚。
二：随着这几十年来国家的经济以市场为主导，重视工业与服务业，大量的人群远离了农业。对农业根本不懂，对农民的疾苦根本不了解。这次美国甩出贸易清单后，才让人恍然大悟，原来美国不仅仅是科技大国，更是农业大国。这个贸易清单让一部分人认识到了农业的重要，然而人们对农业却是那么的陌生，想谈也无从谈起。
三：在中国掌握话语权的人群中，能为农业发声的学者、媒体、网站，同样存在着不知农事的问题。他们更多的是在为资本发声，少数愿意为农民发声的学者，往往写出来的也是八股文。无它，学者群体真正懂农业的也是少之又少，能站在农民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更是凤毛麟角，这一类人往往也成了一个异类。然而近6.5亿的农民却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极为不正常。
粮食安全若是建立在别国供应之上，和平时期或许可行，战时呢?更何况庞大的农民群体如何妥善安置，这是关乎国运能否长久的事。农民也是人，农民要吃，要穿，要生活，要发展，要扶老携幼。6.5亿农民这不是一个小数据，这是两个美国人口或三个日本人口。
巨大的人口总量就决定中国在解决农业问题时只能走自己的路。
上次与美国好不容易达成协定，虽然特朗普反悔了，却可以从这个协定里面看出来，中国农业再一次成了交易筹码。短期成为牺牲品是可以理解的，就目前来说也是必须的。然而从长远来看，如果不重视农业，这个问题必将成为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地雷。
农业如何发展?在目前的学者圈子里不外乎两种，一：以市场为主体，由资本来主导。二：在农村重新建立集体经济。
以市场为主体，由资本主导的思路，演化出来的思路就是三权分置：“三权分置”的核心是在坚持农地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在农户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分解出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进而推动土地流转，以实现农业产业的升级转化。
这种思路对不对，那就要看是站在什么立场来说话了。
如果站在资本的立场上，那为了减少产业化过程中的阻力，就必须这么干。我承包了你的地，你就要给我走开; 原本十个人的土地，我现在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照管，这对有意向的资本来说是大利好。
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如果只考虑农业单纯的粮食供给功能，那这么做也是非常有利的。可以减轻国家在农业投入上的负担，尽可能的让社会资本参与到农业产业化过程中来。何乐而不为呢?
要是站在农民的角度上来说，这就有点五味杂陈了。自己曾经耕种了一辈子的地，就这么长期的租出去了，然而自己并不能获得多少收益，自己还面临失业的窘境。那么农业产业化搞得再好，与农民又有什么关系?资本赚钱再多，与农民又有什么关系?
结果就是多了很多名义上有地的农民而已。如何让这些失地的农民自觉的退出土地，是这个思路的一个大问题。然而资本的代言人早就预见到了这个问题，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力推行城镇化进程，让农民洗脚上楼。三权分置与城镇化同步推进的结果就是在为资本腾地方。
我是一个农民，我认为这种操作思路是值得商榷的。寄望于资本，可能会让粮食的产量更高，产业化程度更高。落实到纸面上，画面中，视野里那确实是好看得多。但这绝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更何况中国之大，情况之复杂，寄望于资本解决农村问题基本上是一个可以预见到结果的笑话。资本只会青睐那些有优势的地区。或土地肥沃、或交通便利、或有资源优势。然而这一部分农村所占的份额并不大，特别是附着在这几类农村土地上的人口总数并不大。我就不认为会有资本进入那种平凡普通的丘陵地区，资本不是慈善者，它是逐利的。
中国的农业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它更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和谐发展的问题。农业，不单单是农业的产量问题，上面更附着众多的人口。在中国进行产业升级的今天，在智能化、人工AI正在大力发展的今天，如果大面积推行土地流转，让农民去哪里求生存?全部国家养着吗?这样一来农民会不会成为其他人群口中的懒汉?更何况国家养得起吗?
所以我推崇是第二种解决思路：在农村重新建立集体经济，对所存在的农村问题一揽子解决。
通过政府的引导与扶持，把农民重新组织起来，让农民依据本地特色进行集体化的产业发展。按这个思路发展，需要更多的时间与心血，政府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与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个思路可以解决当下农村存在的大量问题。如空巢问题、弃耕问题、赌博问题、乡风民俗问题，甚至还可以解决掉在乡村一级存在的黑恶势力与“乡贤”问题。可以给中国带来一个繁荣稳定的新农村，为中国开拓内需市场提供足够的空间，也可以为中国的大国崛起提供坚实的保障。
用集体化思路解决农村问题好处多多，但也是任重而道远，前路艰难。但这也成为了一部分忧国忧民的学者的共识，虽然他们是少数人，但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向他们致敬!但也要看到现在存在以下几个疑难问题：
一：希望以特例的存在推导出普遍的规律。这本身是对的，然而不少学者陷入了照搬模式，套用框框。
比如南街村，华西村等一批一直以来坚持集体主义道路的典型，很受这类学者的追捧。这些典型的存在有没有意义，有，还很大，它们告诉了人们，集体化是中国解决农村问题的重要方向。然而却很少有人愿意提及这一大批老集体主义典型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机遇现在已不复存在。要从它们身上总结出发展模式，对现在农村问题的解决究竟能有多大益处呢?
它们的存在对现今中国农村的改革来说只能是个灯塔的作用!
还有从代村，塘约村寻找发展模式的。这个相对于上面这种思路来说要好一点。然而容易忽略的是代村与塘约村存在的先天条件。一个有天然的景区资源，一个有政府的大力支持。而且这些村均离城市较近，具有发展的天然优势。中华大地上千千万万的乡村，又有几个具备这些条件呢?
二：这类学者都提到了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让党引领农村改革，并以此解决农村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
这样的思路是对的，但很多学者的文章没有深究的是：基层党组织如何加强?如何吸引有能力的人才?如何解决农村普遍存在的宗族问题与宗教问题?如何保证基层党组织具有先进性?
三：现在倡导集体主义的学者，大多都希望由下而上，在基层产生内生动力以推动农村集体主义的出现。
这或许只能是一种空想。守旧是人的本性，改革需要极大的热情。更何况集体主义道路对有能力的人来说，在个人层面获利并不大。不给出一种激励机制，有能力的人谁会愿意参与到其中来?由下而上，也就意味着政府没有责任与负担，那么又如何解决基层集体经济需要的资金，技术，以及加工与销售?
批评总是很容易的，提出一个方案才是最难的。今天笔者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有参考塘约模式，附列于下，欢迎各路人士批评、讨论：
我曾经说过，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要从根子上进行革命，要从国家的高度进行全局部署，中国农业才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要解决中国农业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就要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一：基层组织的构建，优化。
现在的村主任都必须是党员才能出任，都必须是通过村民选举才能产生。现在很多的农村都存在宗族或宗教势力把持选举的问题，部分农村还存在派系斗争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大量的不合格党员，这些党员并没有共产主义信仰，大多只是沦为了投票机器。
要解决这个问题，农村基层党组织整顿是势在必行。但整顿就得先把有能力有信仰的人筛选上来以主持局面，而这些人很有可能并不在党内，就算在党内也很可能是少派数。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合格的人才进入基层组织的领导位置。
中国的政治是讲民主也讲集中，但一个怪事就是，在村一级基层组织的人事任免上基本上是只讲民主，不讲集中。村党员选出来的书记，村民选出来的主任，镇政府并不过问是否合格，一律通过。这也是宗族与宗教势力之所以能把持村支二委的重要因素。
要破解，镇政府就必须担当起人事任免把关的责任，并把这个责任列入到镇领导的考核中去，甚至要在这上面实行一票否决。一个镇长不能让辖区的村里选出合格的领头人，做什么镇领导嘛。
而这还存在一个极大的难题，有能力的很可能不在党内而在党外，如何让这部分人士能快速入党进而进入村支二委主持工作。这是需要国家出台政策的，否则就算基层政府有心，也是无能为力。
这个问题我的解决思路就是，镇政府严把村支二委候选人考核关，考核的对象不限于党内。所有候选人必须能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作出近中远三期规划，并获得县级与镇政府以及村民的认可，并在其任期内定期考核。
对基层党组织的整顿，除了剔除部分不合格党员外，其中就必须有一个要求，就是县里必须每月最少在村里开一次党课，对党员集中进行学习教育，把党性这一课好好补一补。
二：领头人的产生。
上面讲到是的给领头人的产生解决体制上的问题，这还只是打开了通道。如何获得更多更优秀的人选进入这个通道进而形成竞争机制，产生良性循环才是确保集体经济能长盛不衰的保障。
这就需要有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奖励。物质方面，除了适当提高村支书与主任的工资外，应当允许领头人在村集体经济中略多占一定比例的份额。并对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每到一定规模，给予一定的奖励，或物质或精神层面。
三：资金的来源。
村民自筹与政府拨款相结合，县里主持实行定期财务考核，并张榜公布。
村民自筹资金，这是个坎。如何获得村民的支持与认可，除了领头人的方案切实可行能经得起质疑与拷问外，政府明确的态度将是村民自筹资金最大的动力。然而政府这个态度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有困难，这就需要国家出台文件以支持与认可。
至于政府拨款部分，其实只要把国家每年拨到农村的钱换个名目发放下来，再适当加一点就解决了。甚至只要国家引导得好，很多地区并不需要国家增加拨款。
集体经济是公有经济的一种形式，就会存在腐败的质疑，这就需要政府强有力的财务考核。财务考核到位，将进一步促发村民自筹资金的热情。这最少需要县一级进行组织考核，以增加公信力。
四：技术的来源。
不能再简单的发展那种低产值的农业了。中国之大，地域之广，情况复杂而各不相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与口味的繁杂，这就给了中国农村以极大的发展特色种养业的空间。
涉农技术这个问题很可能省市一级都难以解决，这需要调动全国各高校与科研院所的积极性，要让他们的技术及时而高效的转化为农业生产力，这就需要由国家出面进行组织与动员。
要以涉农科技落实到村集体经济上，作为科研人员的硬性指标，要以涉农科技转化为实在的农业效果作为科研人员晋职的条件。同时允许科研人员从他们的科研成果转化的经济果实中提取部分作为报酬。进而形成一种良性互动，既解决基层集体经济的技术来源保障问题，也解决科研人员研究成果睡大觉而不能转化为合法收益的问题。
这样的组织与动员，非国家层面不能操作的。当然如果国家层面不出台相关政策，只要前述问题能解决，地方政府还是有办法想的，只是困难大很多，效果差很多。
五：农产品的深加工与销售。
这个可以由村集体经济主导，也可以由县政府相关部门主导，但不能由资本来主导。资本可以参与其中，但绝不能成为农产品深加工与销售的主导者。
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全由县政府主导深加工，建立一种由县乡村三级共有的经济模式，搞好了搞活了，这也将是政府部门除税收外的一种收入来源。
综上所述，我的观点就是，建立起一种新型的集体经济：由政府号召，从人事安排上予以把关，从财务考核上予以监察，建立起一种村基地，县工厂，高校科研院所深度参与，村民、村集体、县乡二级政府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科研、种养、深加工、销售于一体的新型经济模式。
集体经济搞好了，当下的一切农村问题或将迎刃而解。中国农村发展起来了，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将就此彻底打开，进而形成城乡共同繁荣，工农业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大国崛起。
中美贸易问题让芯片发展备受关注。但放在中国崛起的大目标下来看，它与农业问题不在一个量级，也不在一个层级。农业是战略性的，芯片是局部性的。励精图治发展芯片业的同时，更不能忽视农业领域存在的问题。
这次的中美贸易问题，给中国最大的警示就是中国的农业还处于落后地位。于纷纭复杂之间看到事物的本质，看到了就争取不要解错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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